祝勇：善于发现快乐，是苏东坡一生最大的功力

源济

祝勇：善于发现快乐，是苏东坡一生最大的功力 

原创 2017-01-21 祝勇 大家

文 | 祝勇

▍一

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苏东坡在58岁上被罢礼部尚书，出知定州，临行前遣散家臣，把家中一位名叫高俅的小史（书僮）送给曾布，曾布未收，苏东坡又送给王诜。七年之后，公元1100年，王诜派高俅给自己的好友、时为端王的赵佶送篦刀，正巧赶上赵佶正在花园里蹴鞠，类似于今天的踢足球（这一点可以北京故宫藏《明宣宗行乐图》卷蹴鞠的场面中得到证明），不想那高俅原来球技很高，赵佶与他对踢，他毫不含糊，赵佶一喜之下，不仅收下了篦刀，连送篦刀的人也一起收下了，宋人王明清《挥尘后录》记载过此事。

▲ 明宣宗行乐图

几个月后，宋哲宗死，赵佶继位，史称宋徽宗，高俅由殿前都指挥使一路官拜太尉，从此贪功好名、恃宠营私，成了白话小说《水浒传》里的那个大反派。靠踢球当上国家领导人的，古今无二。很少有人知道，最初扶高俅上战马的人，正是苏东坡和他的挚友王诜。所谓播下龙种，收获跳蚤，历史上恐难找出比这更经典的例证了吧，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还有一个严重后果，就是自从高俅退役，中国足球九百多年没缓过来。

第二年，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高太后去世的那一年，14岁的宋哲宗真正执掌朝政的那一年，这位青春叛逆的少年天子突然感到与朝廷上失意多年的新政派（王安石那一派）那么地情投意合——前者被太后压制、被元祐大臣们漠视了很多年，仿佛他是空气，在朝廷上根本不存在；后者则多年来一直被排斥在外，正等着机会报仇雪恨。北宋政治又面临着一场一百八十度的翻转，他的亲友，如弟弟苏辙，学生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也都受到牵连。李一冰说：“仇恨与政治权力一旦相结合，则其必将发展为种种非理性的恐怖行为，几乎可以认定为未来的必然。”

尽管苏东坡此时已贬至定州，天高皇帝远，但他在元祐年间得到重用，本身就是“罪过”，他必须为自己的“罪过”付出代价。

对苏东坡的各种投诉，又汇聚在皇帝身边。罪名，依旧是“讥斥先朝”，“以快怨愤之私”，没有一点创意。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政治不讲理。

那就随他们加吧。

总之，哲宗王朝开张，第一个就要拿苏东坡开刀祭旗。

既然命运无可逃遁，那段时间，苏东坡索性与定州的同好不停地饮酒、做诗、听歌、言笑。他对之仪说：“自今以后，要如现在这样大家同在一起的日子，恐怕很难期望的了，不如与你们尽情游戏于文词翰墨之间，以寓其乐的好。”

浩大的宿命缓缓降临，他竟没有一丝怨愤与哀伤。

▍二

闰四月初三，苏东坡终于接到朝廷的诏告，撤销他的端明殿学士和翰林侍读学士两大职务，出知英州。

从河北的定州前往广东的英州，如此漫长的道路，没有飞机，没有高铁，必须徒步行走，中间要跨过无数的山脉与大河，对于一位六旬老人，能活着走过来就不容易，连苏东坡都认为自己必将死于道途。但这一路，苏东坡不仅走过来了，而且还玩得挺高兴，全当公款旅游了。

除了都会大城，那时的水陆交通，并不像今天这样繁忙。若非书生赶考、公务羁旅，或逢饥馑战争，古代的中国人更喜欢作“宅男宅女”，而不喜欢四处游荡。中国人家园的观念根深蒂固，他们像植物一样固定在大地上，而国土面积之巨大、古时交通之不便，更在客观上压缩了人们的生活区域，像许多平原地区，并没有高山大川相隔，但那里依旧是闭塞的，究其原因，不是地理上的，而是文化上的。除了像谢灵运这样既有闲钱又有闲情的人，才把“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视为一场美梦，一般的中国人，都会对长途行旅的困顿艰辛心存畏惧。

宋代不杀文官，却形成了一种奇特的贬官文化。官场放逐，反而使许多文人官僚寄情山水，在文化上完全了自我。柳宗元写《永州八记》，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欧阳修写《醉翁亭记》，苏东坡写《前后赤壁赋》，都是在他们受贬之后。但很少有人比苏东坡走得更远。他的道路始于西部的眉州，向东到汴京，向北到定州，此次又要向南，折往英州，不久，他还要渡海，抵达更加荒远的琼州。大宋帝国的地图上，留下他无数的折返线。

这些线路，就像他在政治上的颠簸曲线一样，撕扯着他，也成全着他，让他的生命获得了别人所没有的空间感。这要拜朝廷上那班小人所赐，让苏东坡一次次地开始了“说走就走”的旅行。

▲ 金灭辽与北宋形势图，源自维基百科

那时的苏东坡不会想到，仅仅过了几十年，他经过的土地将会大面积地丧失，不要说北方的定州，纵然是都城汴京，都被金国的铁骑疯狂地踏过，然后一把火，把它从地图上抹掉了。

他带着家人从帝国北方的定州出发，钻入茫茫的太行山时，正逢梅雨时节，凄风苦雨打得他们睁不开眼。风雨晦暗，道路流离，他心里的家国忧患丝毫不比杜甫少，但他脸上，见不到杜甫的愁苦表情。到赵州时，雨突然住了，无数条光线从云层背后散射下来，苏东坡“西望太行，草木可数，冈峦北走，崖谷秀杰”。山川悠远，犹如摊开的古画，或者一曲轻歌，无限制地延长。他的心一下子变得无比的透澈与明净，写下一首《临城道中作》：

逐客何人著眼看，

太行千里送征鞍。

未应愚谷能留柳，

可独衡山解识韩。

前两句主要是自嘲，身为逐客，在路上连个正眼看的人都没有，唯有绵绵无尽的太行山，目送他远行。后两句主要是自慰——他自比为唐朝柳宗元，因为永贞革新失败，贬居永州，才有了山水忘情之乐；还有韩愈，因为被贬到连州阳山，后来遇到朝廷赦免，改任江陵法曹参军，才能在赴任的途中，一睹衡山的壮丽雄姿。

至滑州后，苏东坡得朝廷恩准，改走水路。到达当涂县慈湖夹时，已是溽热的六月，平地而起的大风阻断了苏东坡的去路。前路迢迢，生死未卜，苏东坡闷坐舟中，望着水浪翻卷，一脸的茫然。突然间，他听到叫卖炊饼的声音，起初还以为是错觉，仔细看时，却见一条小舟在水浪里颠簸而来。小舟为他送来的不只是充饥的炊饼，还有山前墟落人家的消息。空茫的旅途，百里不见一线炊烟，这小小的消息，竟让他感到来自人间的暖意。

只有被苦痛和动荡赐予过丰厚礼物的人，才能够懂得和留住只争朝夕的欢愉，才能够理解感情之中纯朴和深远的所在。

这一时刻，他内心里的细微感动，我们同样可以从他的诗里找到：

此生归路愈茫然，

无数青山水拍天。

犹有小船来卖饼，

喜闻墟落在山前。

苏东坡是一个容易感伤的人，也是一个善于发现快乐的人。当个人命运的悲剧浩大沉重地降临，他就用无数散碎而具体的快乐来把它化于无形。这是苏东坡一生最大的功力所在。他是天生的乐天派，相比之下，他推崇的唐代诗人白乐天（白居易）只能是浪得虚名，白白乐天了。

更不用说，他一路上见到了思念已久的亲人旧友，成为对他旅途劳顿的最大犒赏——在汝州，他见到了被贬到那里的弟弟苏辙；过雍邱，他见到了米芾和马梦得；至汴上，他与晁说之共饮；到扬州，他见到了“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张耒受官法限制，不能迎谒老师，于是派两名兵士随从老师南行，一路安顿照料。

那天晚上，在慈湖夹，苏东坡躺在船上，一直呆到月亮西落，突然间听见艄公喊道：“风转向了！”他们的船，才又悄悄起航，向帝国的深处行进。

▍三

苏东坡是在那一年的九月翻过大庾岭的。

从中原到南方，有一道道山脉遮天蔽日，截断去路，好在还有河流，自高山峡谷之的缝隙穿入，成为连接南北的交通线。那个年代，纵穿帝国南北的道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从大运河入长江，再入赣江，翻南岭，过梅关，入珠江流域；还有一条道路是由长江入湘江，经灵渠，再进入珠江流域。无论哪一条，都凶险异常。

相比之下，由中原到岭南，走赣江距离更短，因而，有不同时代的名人从赣江经过，在这里“狭路相逢”，在宋代就有：欧阳修、苏东坡、辛弃疾、文天祥……我不曾想到过，这条荒蛮中的“道路”，竟然成了许多人的共同记忆，也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化现场。

它像一根绳子，把许多人的命运捆绑在了一起，不是捆绑在一个相同的时间中，而是捆绑在一个相同的空间中。苏东坡从这里经过的时候，想躲过前人是不可能的，就像后来者在这里躲不过苏东坡一样。

几年前，我曾沿着赣江流域进行考察，与许多历史名人擦肩而过。他们的脚印、意志和所有故事的细节，至今仍蚀刻在那里。连来自意大利马切拉塔的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也是从这条路上走过的。舍此，他无路可走。只不过他是与苏东坡逆向而行，苏东坡是自北向南，自中原而沿海，利玛窦则是自南而北，自沿海而中原。假如当年写《纸天堂》这本书，还有《岩中花树》这部纪录片时，我能沿这条路走一遍，对于这个外国人进入中国内地的艰难就有更深的体味。

赣江上有十八滩，是公认的事故多发地段。这里落差大，礁石多。江水在暗礁中奔涌，势同奔马，让人望而生畏。我们都会背文天祥的诗句：“惶恐滩头说惶恐”，但很多年中，我都不知道这惶恐滩在赣江上，是赣江十八滩的最后一滩，也是最凶险的一滩。江水的急速流转中，只有当地的滩师能够洞悉江流的每一处变化，知道江水的纹路所暗示的风险，所以船行至这里，须交给此地的滩师掌舵，行人货物全部上岸，从旱路过了十八滩，再与滩师会师，重新回到船上。到20世纪50年代，赣江上还有滩师，只是换了一个具有时代感的名字：引水员。

再往前，一道山影横在眼前，是南岭。

岭南，因地处“五岭”（也叫“南岭”，即大庾岭、骑田岭、都庞岭、萌渚岭、越城岭）之南而得名。即使到了宋代，也是遥远荒僻之地，用今天话说，叫欠发达地区，只有广州等少数港口城市相对繁荣。五岭磅礴，隔断了中原的滚滚红尘，周围只有望不到头的大山。而那些山，就是用来跋涉的。唐代的诗人宰相张九龄曾经主持开凿过大庾岭驿道，劈山炸石，以打通中原与岭南，算是一条“国道”了吧，但即使“国道”，也是异常艰险。

翻过去，就是岭南了。

苏东坡是被中国历史上被贬谪到大庾岭以南的第一人。

那才是“西出阳关无故人”。

那关，是南岭第一关——梅关。它像一道闸门，分开赣粤两省。梅关隘口的古驿道，同样是张九龄主持开建的，而石壁上两个巨大的“梅关”题字，却是宋代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刻上去的。苏东坡来时，那两个字已赫然在目。

他写下《过大庾岭》：

一念失垢污，

身心洞清净。

浩然天地间，

惟我独也正。

今日岭上行，

身世永相忘。

仙人拊我顶，

结发授长生。

他的诗里，早已不再有绝望和抱怨，只有宽容和接受。他既乐天，又悯人。乐天，是乐自己；悯人，是悯百姓。李一冰说：“死生祸福，非人所为，人亦执着不得。苏东坡今日行于大庾岭上，孑然一身，宠辱两忘，决心要把自己过往的身世，一齐抛弃在岭北，要把59年身心所受的污染，于此一念之间，洗濯干净，然后以此清净之身，投到那个叫做惠州的陌生地方，去安身立命。”

他的生命里，不再有崎岖和坎坷，只有云起云落，月白风清。

▍四

这个梅关，还真是梅之关。梅关南北遍植梅树，每至寒冬，梅花盛开，香盈雪径。一过梅关，大面积的梅花就闯进了苏东坡的视线，盛开如云。

那时才是十月，苏东坡刚到广东惠州，松风亭下的梅花就开了。苏东坡的心底，情不自禁地涌起一阵感慨。他想起了黄州，在春风岭上见到细雨梅花，后来他在诗中记录了当年的憔悴：“去年今日关山路，细雨梅花正断魂”；或许，他也想起了《寒食帖》，想起自己在宿醉之后醒来，看见庭院里的海棠花飘落满阶，零落成泥，内心曾被一种巨大的孤独感所包围。如今，那黄州已被他抛到万里云山之外，对梅花的冷艳幽独，他已心领神会，他笔下的梅花，也呈现出另外一副模样。

他抬笔，写了一首诗：

春风岭上淮南村，

昔年梅花曾断魂。

岂知流落复相见，

蛮风蜑雨愁黄昏。

长条半落荔支浦，

卧树独秀桄榔园。

岂惟幽光留夜色，

直恐冷艳排冬温。

松风亭下荆棘里，

两株玉蕊明朝暾。

海南仙云娇堕砌，

月下缟衣来扣门。

酒醒梦觉起绕树，

妙意有在终无言。

先生独饮勿叹息，

幸有落月窥清樽。

梅兰竹菊四君子，苏东坡专门画竹，不见他画梅，但他的诗里有梅。苏东坡这首《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是读诗者绕不过去的。因为这诗，把梅花的秀色孤姿描摹到了极致。南宋朱熹，最恨苏东坡，唯有这首诗，他曾不止一次地唱和。清代纪晓岚为此感叹：“天人姿泽，非此笔不称此花。”

苏东坡不画梅，杨无咎替他画了。杨无咎笔下的墨梅，不是近墨者黑，而是在黑白中营造出绚丽耀眼的光芒与色彩。阳性的枝干，挺拔粗砺，阴性的梅花，圆润娟秀，那渊静的黑，与纯净的白，彼此映衬和成就，各有风神与风骨。故宫博物院收着他的《四梅图》卷（图1）和《雪梅图》卷（图2），我几乎是过目不忘的。

▲ 图1：四梅图

▲ 图2：雪梅图

梅花没有变，是人变了。他的身体变老了，他内心却变得雄健了，就像眼前的梅花，不惧夜寒相侵。他早已看透人世沧桑，五毒不侵，死猪不怕开水烫。

就像今天人们常说的，半杯子水，他不看那失去的半杯，只看还剩下的半杯。

最经典的例子，当然是他羊脊骨吃的故事。

那时，惠州城小，物资匮乏。由于经常买不到羊肉，苏东坡就从屠户那里买没人要的羊脊骨。苏东坡发现这些羊脊骨之间有没法剔尽的羊肉，于是把它们煮熟，用热酒淋一下，再撒上盐花，放到火上烧烤，用竹签慢慢地挑着吃，就像吃螃蟹一样。这就是今天流行的羊羯子的吃法。它的祖师爷，依然可以追溯到苏东坡。后来苏东坡给苏辙写信，隆重推出他的羊脊骨私家制法，对自己的创造力沾沾自喜。还说，这样做，会让那些等着啃骨头的狗很不高兴。

苏东坡依旧自己酿酒，就像在黄州那样，给自酿的酒起了桂酒、真一、罗浮春这些名目。酿酒的材料是大米，苏东坡客多，饮酒量也大，有时酒没了，去取米酿酒，才发现米也没了，不禁站在那里发呆，心里步陶渊明《岁暮和张常侍》诗韵，暗自做了一首诗：

米尽初不知，

但怪饥鼠迁。

二子真我客，

不醉亦陶然。

对于苏东坡这样的吃货，遥远、荒僻的惠州并不吝啬，以槟榔、杨梅、荔枝这些风物土产犒劳苏东坡贪婪的味蕾，让苏东坡这个地道的蜀人乐不思蜀。语云：“饥者易为食。”对于一个吃不饱饭的人来说，任何食物都堪称美味。苏东坡与友人夜里聊天，肚子饿了，煮两枚芋头，都是美味。相比之下，朝廷中的高官们，锦衣玉食，还叹无处下箸，倒显得悲哀可怜。

荔枝这种水果，为南国特产，在山重水隔的中原，十分少见，对苏东坡来说，也很新奇。在苏东坡心中，荔枝之味，“果中无比”，它的丰肥细腻，只有长江上的鳐柱、河豚这两种鱼可以毗美。苏东坡为荔枝写过不少诗，最有名的，就是这一首：

罗浮山下四时春，

卢橘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

不辞长作岭南人。

苏东坡在家书中跟儿子开玩笑说，千万别让自己的政敌知道岭南有荔枝，否则他们都会跑到岭南来跟他抢荔枝的。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祝勇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北京电视台大型纪录片《辛亥》总撰稿。

源济

祝勇：颠沛半生，苏东坡从来不失浪漫与尊严 

原创 2017-02-03 祝勇 大家

文 | 祝勇

南渡北归（下）

▍四

然而，帝国的官场，比赣江十八滩更凶险。

就在苏东坡过赣江十八滩时，收到了朝廷把他贬往惠州的新旨意。

苏东坡翻山越岭奔赴岭南的时候，他的老朋友章惇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成为帝国的新宰相。

▲明代刘俊绘《雪夜访普图》

苏东坡曾戏称，章惇将来会杀人不眨眼，不过那时二人还是朋友。后来的历史，却完全验证了苏东坡的预言。苏东坡到惠州后，章惇一心想搞死他，以免这只死老虎，有朝一日卷土重来。由于宋太祖不得杀文臣的最高指示（故宫博物院藏有明代刘俊绘《雪夜访普图》轴，描绘赵匡胤在风雪之夜探访大臣赵普的场面，可见赵匡胤对文臣的重视），他只能采取借刀杀人的老套路，于是派苏东坡的死敌程训才担任广南提刑，让苏东坡没有好日子过。苏东坡过得好了，他们便过不好。

那时，苏东坡的儿子苏迨等人已经去了宜兴，他的身边，只有儿子苏过、侍妾朝云、碧桃。

苏东坡的家伎本来不多，在汴京时也只有数人而已，与士大夫邸宅里檀歌不息、美女如云的阵势比起来，已称得上寒酸了。此番外放，前往瘴疠之地，苏东坡更是把能遣散都遣散了，唯有朝云，死也不肯在这忧患之际离开苏东坡，尤其在王闰之过世之后，这六十多岁老人的饮食起居，没有人照顾不行，所以她坚决随同苏东坡，万里投荒。

朝云之于苏东坡，并没有妻子的名分，却不失妻子的忠诚与体贴，朝云的存在，让晚年的苏东坡，多了一份安慰。

到达惠州的第二个秋天，苏东坡与朝云在家中闲坐，看窗外落叶萧萧，景色凄迷，苏东坡心生烦闷，便让朝云备酒，一边饮，一边吟出一首《蝶恋花》。

这词是这样的：

花褪残红青杏小。
燕子飞时，
绿水人家绕。
枝上柳绵吹又少，
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
墙外行人，
墙里佳人笑。
笑渐不闻声渐悄，
多情却被无情恼。

“蝶恋花”，是五代到北宋时代的词人经常使用的一个词牌，是那个年代里最美的流行歌曲曲调。“蝶恋花”，本来就代表着一种依恋，甚至带有几分欲望的成分，晏几道、欧阳修、苏东坡，都曾用这一词牌表述自己的感情，“庭院深深深几许”，就出自欧阳修的“蝶恋花”，20世纪词人毛泽东写给杨开慧的词，也有意使用了这一词牌。因此，这一词牌，可以被视作一种美学形式。

苏东坡的这首《蝶恋花》，本不是为朝云而作的，在词里，他把自己当成一个在暮春时节，站在墙外偷看墙内少女荡秋千的偷窥者，后来那少女发现了有人在偷窥，就从秋千上下来，悄悄跑掉了，她的笑声，也越来越远。所谓“多情却被无情恼”，不是抱怨，而是自嘲，像苏东坡这样坦然在词里写进自己的尴尬，文学史上少见。

朝云抚琴，为唱出这首《蝶恋花》，却一边唱，一边落下眼泪。苏东坡看见朝云泪光闪动，十分惊讶，忙问这是为何，朝云说：“奴所不能歌者，惟‘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二句。”这是因为这二句，看上去朴实无华，却道尽了人世的无常。苏东坡一生坎坷，在严酷的现实之前，他不过是个墙外失意的过客而已。朝云懂得这词里的深意；想到人世无常，一呼一吸之间便有生离死别之虞，她想为苏东坡分担他的痛苦，却又无着力处，每想及此，便泪如泉涌，无法再歌。此后，朝云日诵“枝上柳绵”二句，每一次都为之流泪。后来重病，仍不释口。

后来苏东坡才意识到，这是朝云死亡的不祥之兆。

朝云是在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的七月里死去的，那是她随苏东坡到达惠州的第三个年头，死因是传染上了当地的瘟疫。果然是岭南这瘴疠之地害死了她，或者说，是苏东坡的流放，害死了她。

弥留之际，朝云还在口诵《金刚经》的“六如偈”：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
应作如是观。

念着念着，朝云的声息渐渐低微下去，缓缓而绝。

苏东坡的第一位夫人王弗死时，36岁。

苏东坡的第二位夫人王闰之死时，45岁。

朝云死时，只有34岁。

苏东坡悲苦流离的一生，曾先后得到三位女子的倾心眷顾，她们却又先后华年而逝，对于苏东坡，是幸，还是不幸？

有人说，“‘枝上’二句，断送朝云”。

朝云死后，苏东坡终身不再去听《蝶恋花》。

三个月后，十月的秋风里，惠州西湖边，梅花又放肆地盛开了。西湖的名字，是苏东坡起的；西湖上的长题，同样是苏东坡捐建的。西湖的一切，都与从前一样，只是此时，苏东坡的身边，永远不见朝云的身影。她就葬在湖边的山坡上，离苏东坡并不遥远。墓树寒鸦，令苏东坡肝肠寸断，望着岭上梅花，苏东坡悲从中来，写下一首《西江月》：

玉骨那愁瘴雾，
冰姿自有仙风。
海仙时遣探芳丛，
倒挂绿毛幺凤。
素面翻嫌粉涴，
洗妆不褪唇红。
高情已逐晓云空，
不与梨花同梦。

▍五

朝云就这样走了，若她是蝴蝶，该有多好，会在每年花开时季，回来寻他。

北回归线的阳光照亮苏东坡苍老的面孔，荡秋千的少女却永远隐匿在黑暗中，永远不再复现。纵然长夜如发，寒凉透骨，梦醒时，却天空深邃，云翳轻远。

无论怎样，生活还要继续。他曾在给友人的信中称，不妨把自己当成一个一生没有考得功名的惠州秀才，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岭南，亦无不可。他依旧作诗，对生命中的残忍照单全收，虽年过六旬，亦从来不曾放弃自己的梦想，更不会听亲友所劝，放弃他最心爱的诗歌。在他看来，丢掉了诗歌，就等于丢掉了自己的灵魂，正是灵魂的力量，才使人具有意志、智性和活力，尽管那些诗歌，曾经给他，并且仍将继续给他带来祸患。

朝云的死，没有让政敌们对苏东坡生出丝毫怜悯之心；苏东坡内心的从容，却令他们大为不爽。那缘由，依旧是苏东坡的一首名叫《纵笔》的诗，诗是这样写的：

白发萧萧满霜风，
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
道人轻打五更钟。

这首诗，苏东坡说自己虽在病中，白发萧然，却在春日里，在藤床上安睡。这般的潇洒从容，让他昔年的朋友，后来的政敌章惇大为光火，说：“苏东坡还过得这般快活吗？”朝廷上的那班政敌，显然是不愿意让苏东坡过得快活的，苏东坡快活了，他们就不快活。他们决定痛打苏东坡这只落水狗，既然不能杀了苏东坡，那就让他生不如死吧。朝云死后的第二年（公元1097年），来自朝廷的一纸诏书，又把苏东坡贬到更加荒远的琼州，昌化军安置，弟弟苏辙，也被谪往雷州。

苏东坡知道，自己终生不能回到中原了。长子苏迈来送别时，苏东坡把后事一一交待清楚，如同永别。那时的他，决定到了海南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自己确定墓地和制作棺材。他哪里知道，在当时的海南，根本没有棺材这东西，只是在长木上凿出臼穴，人活着存稻米，人死了放尸体。

那时的苏东坡，白发苍然，孑然一身，只有最小的儿子苏过，抛妻别子，孤身相随。年轻的苏过，过早地看透了人世的沧桑，也让他的内心格外早熟。他知道，父亲虽一贬再贬，是因为他功高名重，又从来不蝇营狗苟。他知道，人是卑微的，但是自己的父亲不愿因这卑微而放弃尊严，即使自然或命运向他提出苛刻的条件，他仍不愿以妥协而实现交易。这一强硬的姿态是原始的，类似于自然物的仿制。一座山、一块石、一棵树，都是如此。甚至一叶草，虽然弱不禁风，也试图保持自己身上原有的奇迹。这卑微里，暗藏着一种伟大。所以，有这样一个父亲，他不仅没有丝毫责难，相反，他感到无限的荣光。苏过在海南写下《志隐》一文，主张安贫乐道的精神，苏东坡看了以后，心有所感，说：“吾可以安于岛矣”。

在宋代，已经有了“海南”之名。海南岛在大海之中，少数民族众多，语言、风俗皆与大陆迥异，《儋县志》记载：“盖地极炎热，而海风苦寒。山中多雨多雾，林木阴翳，燥湿之气不能远，蒸而为云，停而为水，莫不有毒。”还说：“风之寒者，侵入肌窍；气之浊者，吸人口鼻；水之毒者，灌于胸腹肺腑，其不死者几稀矣。”描述了一副非常可怕的景观。中原人去海南，十去九不还。苏东坡在给皇帝的谢表中，描述了全家人生离死别的场面：

生无还期，死有余责。……而臣孤老无托，瘴疠交攻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外，宁许生还。念报德之何时，悼此心之永已。俯伏流涕，不知所云。

这摧人断肠的景象，将被历史永远记下。

不出苏东坡所料，到达海南后，他看到的是一个“食无肉，出无舆，居无屋，病无医，冬无炭，夏无泉”的“六无”世界。

但对于苏东坡来说，最痛苦的，还不是举目无亲，“百物皆无”，而是没有书籍可读。仓惶渡海，当然不会携带书籍，无书可读的窘境，常令苏东坡失魂落魄。于是，苏东坡父子就开始动手抄书。苏东坡在《与程秀才三首》其三中写道：“儿子到此，抄得《唐书》一部，又借得《前汉》欲抄，若了此二书，便是穷儿暴富也。呵呵！”

元符二年五月，友人郑嘉会从惠州隔海寄来一些书籍，对苏东坡父子，如天大的喜讯，立刻开始把他们在居住的桄榔庵里排放整齐。在《与郑嘉会二首》之一中，苏东坡说：“此中枯寂，殆非人世，然居之甚安。况诸史满前，甚可与语者也。著书则未，日与小儿编排整齐之，以须异日归之左右也。”

那段日子里，父子二人以诗文唱和，情深感厚，情趣相得。《宋史》记载，苏辙曾说过这样的话：“吾兄远居海上，惟成就此儿能文也。”

苏过也很喜爱修习道家养生之术。他每天半夜起来打坐，俨然有世外超尘之志。苏东坡在《游罗浮山一首示儿子过》一诗中，骄傲地称许道：

小儿少年有奇志，
中宵起坐存黄庭。
近者戏作《凌云赋》，
笔势仿佛《离骚经》。

▲苏过《赠远夫诗帖》

与苏东坡一样，苏过在书法和绘画方面也造诣极高，在今天的台北故宫博物院，还收存着他的三件存世书法，分别《赠远夫诗帖》《试后四诗帖》和《疏奉议论帖》（即《贻孙帖》）。他也像父亲一样，痴迷于枯木竹石的绘画主题。今天，我们仍可查到苏东坡在儿子所作《枯木竹石图》上写下的题诗：

老可能为竹写真，
小坡今与石传神。
山僧自觉菩提长，
心境都将付卧轮。

而苏东坡自己，则开始整理在黄州时写作的《易传》未定稿，又开始动笔写《书传》。

七百多年后，纪晓岚读到这些书稿，把它们收入《四库全书》。

▍六

在黄州时，苏东坡以为自己堕入了人生的最低点，那时的他并不知道，他的命运，没有最低，只有更低。但是对人生的热情与勇气，仍然是他应对噩运的杀手锏。在儋州，他除了写书、作诗，又开始酿酒。有诗有酒，帮助他从冲突与悲情中解救出来，使他的内心有了一种节日般的喜悦。

还是在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苏东坡谪居黄州，早春的夜里，他骑马山行，前往蕲水，途经一酒家，畅饮甚酣，酒后乘月继续夜行，至浠水县城东架在一溪之上的绿杨桥，便下马解鞍，曲肱醉卧。待杜鹃将他唤醒时，天色已晓。他举目四顾，但见“乱山葱茏”，“众山横拥，流水铿然，疑非尘世”，随手在桥柱上题写一首《西江月》，后段为：

可惜一溪明月，
莫教踏破琼瑶。
解鞍欹枕绿杨桥，
杜宇一声春晓。

这首词，描述苏东坡酒后弄墨的情景，那般的洒脱。他的艺术与人生，因酒而变得盈润饱满。密州时期，苏东坡曾“用土米作酒”，但“皆无味”。他谪居黄州为生计而开垦旧背地种麦种豆时，也曾动手酿酒。他说，“吾方耕于渺莽之野，而汲于清泠之渊，以酿此醪”。他酿成的洒，有的浊有的清，但比在密州时酿的酒好。他说，“酒勿嫌浊，人当取醇”。他将“浊者以饮吾仆，清者以酌吾友”。与苏东坡泛舟赤壁的西蜀武都山道士杨士昌“善作蜜洒，绝醇酽”，苏东坡特作《蜜洒歌》赠他。诗里写了酿制蜜酒的过程：第一天酒液里开始有小气泡，第二天开始清澈光亮，第三天打开酒缸，就闻到了酒香。打量着这甘浓的美酒，就已经让苏东坡唾液生津了。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苏东坡酿出的蜜酒，喝下去似乎并不那么甜蜜，反而会导致严重的腹泻。有人曾问苏东坡的两个儿子苏迈、苏过，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到底是酿酒秘方有问题，还是酿造工艺有问题？两位公子不禁抚掌大笑，说，其实他们的父亲在黄州仅仅酿过一次蜜酒，后来再也投有尝试过，那一次酿出来的味道跟屠苏药酒差不多，不仅不甜蜜，反而有点儿苦苦的。细想起来，秘方恐怕没有问题，只是苏东坡太性急，可能没有完全按照规定的工艺去酿，所以酿出来的不是蜜酒，而是“泻药”。

除了在黄州，苏东坡酿过蜜酒；在颍州，他酿过天门冬酒；在定州，他酿过松子酒；在惠州，为了除去瘴气，他酿过桂酒；此时在海南，为了去三尸虫，轻身益气，他酿天门冬酒。他在《寓居合江楼》末句“三山咫尺不归击，一杯付与罗浮春”后自注云：“予家酿酒，名罗浮春。”他还写过一篇《东坡酒经》，难怪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中称其为“造酒试验家”。

有了酒，却没有肉。那时的海南，连猪肉也没有，在黄州研究出来的“东坡肉”，他只能在饥饿中想一想而已。他只能野菜野果当干粮，但他还写了一篇《菜羹赋》，声称：“煮蔓菁、芦菔、苦荠而食之。其法不用醯酱，而有自然之味。”在饥饿的屈迫下，他像当年在黄州一样，开始寻找新的食物源。很快，他发现了生蚝的妙处。有一年，冬至将至，有海南土著送蚝给他。剖开后，得蚝肉数升。苏东坡将蚝肉放入浆水、酒中炖煮，他又拿其中个儿大的蚝肉，在火上烤熟，“食之甚美，未始有也”。

刚到海南时，苏东坡经常站在海边，看海天茫茫，寂寥感油然而生，不知自己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孤岛。后来一想，方圆九州、中原大地，这世上所有的人，不都在大海的包围之中吗？苏东坡说，自己就像是小蚂蚁不慎跌入一小片水洼，以为落入大海，于是慌慌张张爬上草叶，心慌意乱，不知道会漂向何方。但用不了多久，水洼干涸，小蚂蚁就会生还。从人类的眼光来看，小蚂蚁很可笑，同样，从天地的视角里，他自己的个人悲哀也同样可笑。

在海南，被阳光镀亮的树木花草，动物的脊背，歌声，甚至鬼魂，都同样地可以让他喜悦。这让我想起诗人杨牧在台湾岛上写下的一句话：“正前方最无尽的空间是广阔，开放，渺茫，是一种神魂召唤的永恒。”

苏东坡穿着薄薄的春衫，背着一只喝水的大瓢，在海南的田垅上放歌而行。途中遇到一位老妇，见到苏东坡，走过来说了一句话，让苏东坡一愣。

她说：先生从前一定富贵，不过，都是一场春梦罢了。

他不知那老妇是什么人，就像那位老妇，不会知道眼见这位白发老人，曾写下“明月几时有”和“大江东去”的豪迈诗句。

▍七

公元1100年，宋徽宗即位，大赦天下，下旨将苏东坡徙往廉州，苏辙徙往岳州。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渡海帖》（又称《致梦得秘校尺牍》），就是这个时候书写的。只不过这次渡海，不是从大陆奔赴海南，而是从海南岛渡海北归，返回大陆。

▲苏轼《渡海帖》

那一次，他先去海南岛北端的澄迈寻找好友马梦得，不巧马梦得北行未归，苏东坡满心遗憾，写下一通尺牍，交给马梦得的儿子，盼望能在渡海以后相见，这通《渡海帖》，内容如下：

轼将渡海，宿澄迈，承令子见访，知从者未归。又云，恐已到桂府。若果尔，庶几得于海康相遇；不尔，则未知后会之期也。区区无他祷，惟晚景宜倍万自爱耳。匆匆留此纸令子处，更下重封，不罪不罪。轼顿首，梦得秘校阁下。六月十三日。

封囊：手启，梦得秘校。轼封。

这幅《渡海帖》，被认为是晚年书迹之代表，黄庭坚看到这幅字时，不禁赞叹：“沉著痛快，乃似李北海。”这件珍贵的尺牍历经宋元明清，流入清宫内府，被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现在是台北故宫博物院《宋四家小品》卷之一。

无论对于苏东坡，还是他之后任何一个贬往海南的官员，横渡琼州海峡都将成为记忆中最深刻的一段旅程。宋代不杀文官，那个被放置在大海中的孤岛，对于宋代官员来说，几乎是最接近死亡的地带。因此，南渡与北归，往往成为羁束与自由的折点。但对苏东坡来说，官位与方位的落差，都不能动摇他心里的那根水平线，所谓“吾道无南北，安知不生今”。因为他在自己的诗、画里找到了足够的自由，让他徜徉其中，无端来去、追逐，尽享欢乐，因此，地位和地理的变化已经不那么重要，好像不管在哪里，他都能得到一种不曾体验过的美。这让他在颠沛之间，从来不失希望与尊严；那份动荡中的安静，在今天看来更加迷人。他在澄迈留下的一纸《渡海帖》，没有心率过速的痕迹，相反，这帖里有一种静，难以想象，静如石头的沉思。

他就这样告别了那个岛，告别了台风与海啸，告别了那些朝朝暮暮的烈日与细雨，告别了林木深处的花妖，带上行囊里仅有的书，重返深远的大陆。再过大庾岭时，一位白发老人看到苏东坡，得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苏东坡，便上前作揖说：“我听说有人千方百计要陷害您，而今平安北归，真实老天保佑啊！”

苏东坡听罢，心里已如翻江倒海，挥笔给老人写下一首诗：

鹤骨霜鬓心已灰，
青松合抱手亲栽。
问翁大庾岭头住，
曾见南迁几个回。

再过渡口时，不知他是否会想起当年故乡的渡口见到过的郭纶，那个满眼寂寞的末路英雄。

岁月，正把他自己变成郭纶。

因此，在故乡，他遇到的不是郭纶，而是未来的自己。

在记忆的那端，“是红尘，是黑发”，这端则“是荒原，是孤独的英雄”。

越过南岭，经赣江入长江，船至仪真时，苏东坡跟米芾见了一面。米芾把他珍藏的《太宗草圣帖》和《谢安帖》交给苏东坡，请他写跋，那是六月初一。两天后，苏东坡就瘴毒大作，猛泻不止。到了常州，苏东坡的旅程，就再也不能延续了。

七月里，常州久旱不雨，天气躁热，苏东坡病了几十日，二十六日，已到了弥留之际。

他对自己的三个儿子说：“吾生无恶，死必不坠。”

意思是，我这一生没做亏心事，不会下地狱。

又说：“至时，慎毋哭泣，让我坦然化去。”

如同苏格拉底死前所说：“我要安静地离开人世，请忍耐、镇静。”

苏东坡病中，他在杭州时的旧友、径山寺维琳方丈早已赶到他身边，此时，他在苏东坡耳边大声说：“端明宜勿忘西方！”

苏东坡气若游丝地答道：“西方不无，但个里着力不得！”

钱世雄也凑近他的耳畔大声说：“固先生平时履践至此，更须着力！”

苏东坡又答道：“着力即差！”

苏东坡的回答再次表明了他的人生观念：世间万事，皆应顺其自然；能否度至西方极乐世界，也要看缘分，不可强求。他写文章，主张“随物赋形”，所谓“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他的人生观，也别无二致。西方极乐世界存在于对自然、人生不经意的了悟之中，绝非穷尽全力临时抱佛脚所能到达。死到临头，他仍不改他的任性。

苏迈含泪上前询问后事，苏东坡没有作出任何回应，溘然而逝，

那一年，是公元1101年，12世纪的第一个年头。

▍八

心似已灰之木，
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
黄州惠州儋州。

这是苏东坡在北上途中，在金山寺见到李公麟当年为他所作的画像时即兴写下的一首诗，算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

有人曾用“8341”来总结苏东坡的一生：“8”是他曾任八州知州，分别是密州、徐州、湖州、登州、杭州、颖州、扬州、定州；“3”是他先后担任过朝廷的吏部、兵部和礼部尚书；“4”是指他“四处贬谪”，先后被贬到黄州、汝州、惠州、儋州；“1”是说他曾经“一任皇帝秘书”，在“翰林学士知制诰”的职位上干了两年多，为皇帝起草诏书八百多道。

然而，当苏东坡在行将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他回首自己的一生，他最想夸耀的不是厕身廊庙的辉煌，而是他受贬黄州、惠州和儋州的流离岁月。这里面或许包含着某种自嘲，也包含着他对个人价值特有的认知。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说：“苏东坡诗之伟大，因他一辈子没有在政治上得意过。他一生奔走潦倒，波澜曲折都在诗里见。但苏东坡的儒学境界并不高，但在他处艰难的环境中，他的人格是伟大的，像他在黄州和后来在惠州、琼州的一段。那个时候诗都好，可是一安逸下来，就有些不行，诗境未免有时落俗套。东坡诗之长处，在有豪情，有逸趣。”

即使在以入仕为士人第一价值的宋代，苏东坡也不屑于用世俗的价值规范自己的生命。假若立功不成，他就把立言当作另一种“功”——一种更持久、也更辉煌的功业。他飞越在现实之上，这是一种极其罕见的本领，如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说：他“能把生命从其所依托的事实中解脱出来；寥寥几笔，就点出一副面貌的精魂，而身体倒成了多余之物；一提起荒原，飒飒风声、轰轰霹雳便自笔底而生。”

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说，苏东坡的选择，“是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谈世事而颇作玄思；于是，行云流水，初无定质，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里没有屈原、阮籍的忧愤，没有李白、杜甫的豪诚，不似白居易的明朗，不似柳宗元的孤峭，当然更不像韩愈那样盛气凌人不可一世。苏东坡在美学上追求的是一种朴质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韵味，……并把这一切提到某种透彻了悟的哲理高度。”

李泽厚先生还说：苏东坡“对从元画、元曲到明中叶以来的浪漫主义思潮，起了重要的先驱作用。直到《红楼梦》中的‘悲凉之雾，遍布华林’，更是这一因素在新时代条件下的成果。”

九百年后，2000年，法国《世界报》在全球范围内评选1001—2000年间12位世界级杰出人物，苏东坡成为中国唯一入选者，被授予“千古英雄”称号。

苏东坡在国人未来心中的位置，是蔡京、高俅之辈想象不到的，犹如苏东坡不会料到，蔡京，还有自己曾经的家臣高俅，即将在自己死后登上北宋政治的前台。

▍九

苏东坡辞世后不久，蔡京就被任命为宰相，司马光又成了王朝的负资产，北宋政坛又掀起了暴风骤雨。尽管这个王朝已经折腾不了几年了，但小人们还是完成了逆袭。他们急不可耐地把已去世多年的司马光批倒批臭，司马光曾经的战友苏东坡，也被拉进了这份“黑名单”，被列为待制以上官员的“首恶”，“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也被打为“黑骨干”。他们请宋徽宗亲笔把这批元祐圣贤的“罪行”写下来，刻在石碑上，立于端礼门前，让这些朝廷的精英遗臭万年。这块篡改历史之碑，史称“元祐党人碑”。

为了与中央保持一致，蔡京下令全国复制这块碑，要求每个郡县都要刻立“元祐党人碑”。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石碑翻刻行动，也是规模最大的篡改历史行为，宋徽宗著名的瘦金体，从此遍及郡县村寨。他们一如当年的大禹、秦始皇，再一次征用了石头，要求石头继续履行它们的政治义务，并用这一整齐化一的行动提醒人民，对历史的任何书写都要听命于政治。他们打倒了苏东坡，还不解气，还要踏上亿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但即使如此，还是有人对帝国的语法不屑一顾，宋人王明清《挥尘录》里记录过九江一个名叫李仲宁的刻工，就对上级交办的任务心存不满，说：“小人家旧贫窭，止因开苏内翰、黄学士词翰，遂至饱暖。今日以奸人为名，诚不忍下手。”

《宋史》也记载过类似的故事，比如长安一个名叫安民的刻工，对上级官员说：臣本是一个愚人，不明白为什么要立碑，只是像司马（光）相公这样的人，地球人都知道他是正直之人，如今说他奸邪，小民实在不忍刻下来。府官听后很生气，要收拾他。安民无奈，只能带着哭腔说：让我刻我就刻吧，只是恳请不要在后面刻上我的名字，让我别落个千古骂名。

此时的官场，唯有高俅敢和蔡京分庭抗礼，说苏东坡的好话。在这一点上，他算有良心。史载，他“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恤甚勤”。

那时，苏东坡早已像一个断线的风筝，跌落在离家万里的紫陌红尘中，对宋徽宗和蔡京的举动，他的喉咙和手，都不能再发言了。

苏东坡的一生总让人想起《老人与海》里的老渔夫圣地亚哥，一次次出海都一无所获，最终打回一条大鱼，却被鲨鱼一路追赶，在无边的暗夜里，他没有任何武器，只能孤身博斗，回港时，只剩下鱼头鱼尾和一条脊骨。

但苏东坡的生命里没有失败，就像圣地亚哥说出的一句话：“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给打败。”

▍十

很多年过去了，苏东坡最小的儿子苏过潜入汴京，寄居在景德寺内。权倾一时的宦官梁师成知道了这件事，想验一验他的身份，就把这事报告给了宋徽宗。一日，宫中役吏突然来到景德寺，宣读了一份圣旨，召苏过入宫。抬轿人把他让进了轿子，然后行走如飞。大约走了十里，到达一处长廊，抬轿人把轿子放下来，一位内侍把苏过引入一座小殿，苏过发现殿中那位身披黄色褙子，头戴青玉冠，被一群宫女环绕的人，正是宋徽宗。

当时正值六月，天大热，但那宫殿里却堆冰如山，让苏过感到阵阵寒凉。喷香仿佛轻烟，在宫殿里缭绕不散，一切都有如幻象。苏过行过礼，恍惚间，听见宋徽宗开口了。他说：“听说卿家是苏东坡之子，善画窠石，现有一面素壁，烦你一扫，没有别的事。”

苏过再拜承命，然后走到壁前，在心里度量了一下，便濡毫落笔。

那空白的墙壁，犹如今天的电影银幕，上映着荒野凄迷的景色。

上面有一方石，几株树。

笔力那么的疏淡、简远、清雅、稳重。

那份不动声色，那份磊落之气，几乎与当年的苏东坡别无二致。

在北宋末年落寞迟暮的气氛里，那石头，更凸显几分坚硬与顽强。

只是后来，伴随着金兵南下，那画、那墙、那宫殿，都在大火中消失了。

仿佛突然中断的电影画面。

在这世上，有些美好的事物是可以逆生长的。

当枯树发芽，石头花开，一张纸页成为传奇，人们就会从那张古老的纸上，嗅出旧年的芬芳。

【作者简介】 

祝勇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北京电视台大型纪录片《辛亥》总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