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矿记忆》征文选登

源济

王文东：矿柱 | 《厂矿记忆》征文选登 

原创 2016-12-16 王文东 大家

编者按：12月2日，我们发布了征文启事：《如果你也是厂矿子弟，请告诉我们你的故事》。启事发出后，收到大量读者投稿。从今天起，我们会将收到的优秀文章不定期发出，同时对文章作者有微薄礼品奉上，请投稿者留意回信。又：征文仍在继续，请点击《征文启事》了解参与方式。

文 | 王文东

一个人不能永生，我父亲也不能。我父亲曾经被矿柱塌断了一只胳膊，反反复复在医院里治疗了一年，时间长了，人们以为他是矿工医院里的男护士。胳膊治好了，食指不能伸直，六级残废，端碗的时候食指勾在碗底,像端不了碗一样，可笑的很。山上常有人偷了洋槐树去卖，小腿粗的洋槐树，十五块钱一根，说是当矿柱用。我的父亲又高又大，很魁梧，很结实。我指着门外的洋槐树问我父亲：这都能把你胳膊塌断？他不理我。终于有一天问急了，他才瞪眼说：是铁的！是铁的！他说塌断他胳膊的那个矿柱是个铁的。于是，在我与我父亲相处的过程中，或许是他吃饭端碗的姿势，或许是不断贩卖的洋槐树，又或者是他说的“铁的、铁的”，我总能感觉到一根被煤浸染的乌黑油亮的、支撑着煤层与煤层的、在可能骨折或者死亡中屹立着的铁的家伙。我迷恋这种力量，过去、现在、将来。

祖父三十岁才有的我父亲，我父亲满月的那一天，天上下的大咣咣冰雹，一村人都在我家里喝醉了，认干亲认了好几个。七十年代时，在公社里参加工作的父亲将自己满月时佩戴的长命锁等拿到蒲城县兜售，不知有多少小物件儿，竟也卖了五块钱，给祖父称了二斤茶叶，给自己买了一条裤子，还剩一块多。二十四岁，父亲指挥全公社一千多名劳力，炸山开石挖土，六个月时间修出一条大道来。他在家里，全村人稀罕。在外，颇有才干。于是，有可能、有机会、有机遇的，作为最优秀的青年人，在二十六岁被选中，到离家三百里、晋陕交界、大禹王斧劈黄河之处，当了一名煤矿工人。值得一提的是，父亲曾经要去当兵，验兵通过了，第二天就要走。父亲的祖父，我的曾祖父，以跳窑背为威胁，阻止他前去当兵。理由是，见不到了，舍不得，怕当兵打仗有危险。父亲没去成，躲在麦秸堆里哭了三天。成为工人，我的曾祖父却没有阻拦，那个时代的工人身份的荣誉、地位可见一斑。

走出村庄的父亲，在煤矿井下一呆数年。我问他：井下黑不黑？他不回答。再问他：爸爸你到井下害怕不害怕？他说：我都背过死人我怕什么？他说，有一天井下就剩他一个人，只听轰隆一声，塌方了。他刚要跑，听到有人喊叫救命。他忙跑去把人从煤里刨出来，背着向井口跑。跑到地面上，发现人早死了。

1982年的一天，父亲在井下劳作，同在的工友抡大锤砸矿柱，砸半天没反应，一身力气的父亲说，让我来。一锤抡下去，矿柱倒了，把他压在下面，压断了一只胳膊。工友们为了抢救他，立了功，他自己受了伤，受到了处分。原本马上要当带班班长的父亲被调离了井下，在矿工医院治疗一年多后，被调到职工浴池看澡堂。我是1982年出生的，我的能称为矿工子弟的生活，正是从父亲开始看澡堂开始的。而我有记忆的，对父亲的矿有认识的时候，已经是1988年。

1987年秋天种玉米的时候，我在玉米地里摔断了我的胳膊。我母亲带我四处就医，到铜川的医院里治疗，到富平县治疗，到阎良治疗，恢复是恢复了，但母亲怕留下后遗症，1988年的春季，她带我到了父亲的煤矿。父亲的煤矿真大啊，职工食堂有四五家，卖包子、卖葱油饼、卖油茶、卖刀削面。矿工俱乐部前有卖凉粉的，卖凉皮的，还有卖被矿工们叫做“冰淇淋”实际上是汽水的——一个塑料桶，用压力使汽水在桶里反复循环，有红艳艳的，有绿莹莹的。父母亲带我出门玩，出门前问我：喝不喝水？我说：不喝。一旦到了“冰淇淋”摊前，我便按捺不住的喊：渴啊！渴啊！渴死了！父亲说：渴了到旁边给你舀一碗面汤？我说：不喝面汤！父母就嘿嘿嘿的笑。要给我看胳膊的，他们是不会花五毛钱冤枉钱买“冰淇淋”的。

父亲那时工作的澡堂叫做：来宾浴池。区别于矿上别的浴池，到父亲的澡堂洗澡的人，均是矿上的领导及矿上对外交流时的来宾。来宾浴池里装着拨号电话、摆放着绿色的盆景、有彩色电视机，还有专门的更衣柜。父亲带我到他的澡堂，用电热杯煮公家的咖啡，等他打扫完卫生，摆放好拖鞋，锁好门后，他给我们倒上咖啡，加上糖，我们俩坐在沙发上边看电视边喝咖啡。咖啡并不好喝，很苦，一股子烧烂木头的味道。但父亲命令我把咖啡喝下去，父亲说：他谁就是有钱，他谁都买不到这东西！父亲还会放一池子清水，让我去洗，池子水深，我只站在池子边沿的一圈台阶上，往往一不小心，就掉到了大池子里。我父亲一手就可以把我拉起来，让我跳，把耳朵里的水跳出来，然后他摁住我，给我打洗头膏洗头，给我搓背。玩水是高兴的，搓背是痛苦的。和父亲在一起的感觉，有高兴有痛苦，高兴的得高兴，痛苦的你反抗也没有用。

父亲的朋友们来自陕西各个地方，我记得的有铜川的老杨伯伯、富平县的胡子伯、蒲城县的雷鸣叔、耀县的国荣叔叔、宜君县的仓全叔叔。老杨伯伯是烧锅炉的，他们常在老杨伯伯的锅炉房里，把茄子丢到炉子里烧，等烧软了以后撕开，调上蒜水，就成为一盘很好的下酒菜，他们在一起边喝酒边聊矿上的事、家里的事。仓全叔叔住在山上，我们去山上的时候，时常会在沙石砾里发现壁虎，有的壁虎尾巴是蓝绿色的，那是断了的尾巴再长出来的样子。为了给我在医院里就近看胳膊，我们也曾在医院的山上住了一些日子，母亲用煤油炉子在山上下面条，父亲下班了会回来吃饭，他带回来象棋和跳棋，不会下棋的我，把那些当了积木和弹子。矿上也经常来外面的马戏团来表演，父亲也带我和母亲去看，有表演马术的、有表演胸口碎大石的，还有耍猴的，上刀山下火海的。他们买了一块印有小马图案的花布，请裁缝给我做了一件衬衣，并亲切的称它做：“马马衫子”。有一次看马戏时，父亲从裁缝店里取回“马马衫子”让我穿上，我的一只胳膊戴着夹板，穿不上去，父亲就让我披着，他说：快了，快了，穿上新衣服就好的快了。

噫吁！时光啊！

我在铜川长大，我没有在父亲的煤矿上生活过太长时间，之后三年级去过一次，五年级去过一次。我对他的煤矿的记忆是不完整的，我只能通过我祖父说，这个铁锨是你爸爸从矿上捎回来的。我祖母说，这双雨靴是你爸爸从矿上带回来的。我姑父说，你爸爸在矿上，和他的大哥贤弟们关系处的非常好。矿上回来的人说，你爸爸在糖瓶子上做个记号，下班回来就能看到谁偷吃了他的糖。等等等等。他们的只言片语，让我拼凑我父亲的矿工形象。然后我觉得我感受到了，忠厚、善良、略有狡猾的父亲的样子。又联想我父亲的遭遇，嗅出了柱子的淡淡的血腥的味道。黝黑黝黑的冰凉。

2012年，退休的父亲回矿上办理社保手续，我开车，我们一起去。从铜川出发，过蒲城、白水、合阳、韩城、不到三个小时就到了父亲工作过的煤矿。以往，父亲是要坐一天一夜倒两趟火车才能到的。那一年，父亲的煤矿遭遇渗水事件，几乎处于破产的前夕。多年未回矿的父亲一直东瞅瞅，西瞅瞅，这看看，哪儿看看。我们在吃早点的摊位上，摊主正是一位老相识，父亲看了半天不敢相认，后来大喊一声那人名字，果然应承。我原以为他们会很亲切的诉说。然后摊主只是小声叫了一声：王师！然后默默的，该干什么干什么，父亲也默默的低头。父亲也去看了两位他的留在矿上的兄弟，他们都住在昏暗的家属楼里，见面即诉说着他们的孩子现在干什么，谁成器谁不老实，谁在开汽车修理铺，谁在开煤场，又有谁进了牢房。又说这辈子也回不了家了，也没有家了，就这么过吧。那一天，天气不是很好，矿上也到处是煤的粉尘，以往的大楼全都破旧不堪。我父亲在他工作过的浴池门前望了一眼，即转身钻进了车里。我问我父亲：你想说什么吗？他没说话！那一刻，我猜测，全世界一定无比愤懑，一根黝黑黝黑的铁矿柱，正在腐朽，开裂。时光一去不再，热血青年的战场，已然荒芜。

2016年年初，父亲因心脏病去世。2016年10月，我指着家里的摩托车问母亲：这摩托车现在谁骑？母亲说：现在除了你骑，还有谁骑！我默然，咬唇。深深怀念一根铁的矿柱！怀念，是永生的一种。

【作者简介】

王文东 | 1982年出生，陕西铜川郊区人，现居上海。

源济

欧阳光宇：厂矿宿舍的邻居们 | 《厂矿记忆》征文选登 

原创 2016-12-19 欧阳光宇 大家

编者按：12月2日，我们发布了征文启事：《如果你也是厂矿子弟，请告诉我们你的故事》。启事发出后，收到大量读者投稿。从今天起，我们会将收到的优秀文章不定期发出，同时对文章作者有微薄礼品奉上，请投稿者留意回信。又：征文仍在继续，请点击《征文启事》了解参与方式。

文 | 欧阳光宇

前进村十八栋，正面朝南，人字瓦顶，两层，走廊东西相通，约五十米，二楼有一米多高的绿色木质栏杆。东边外墙上隐约可见斗大一个的字，美术体，是“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标语，经风吹日晒，原先鲜亮的颜色褪成浅色。西南面，有一个公共厕所。楼栋内，住着十几户人家，二楼靠东的两间屋是我家。水由楼下两个公用水龙头集中供应，旁边是一个水泥砌的、乒乓球桌大小的洗衣台。各家备有水缸，家家烧藕煤。我六岁起，随父母住在这里，我家有两样家用电器，分别是电灯和手电筒。

▍肖厂长

肖厂长是烂漫的爸爸，个头不高，长得白白胖胖，右腮帮上长着颗显眼的痣，痣上又长出几根“根须”。

我未见过肖厂长抽烟，他与邻居下象棋，下到危机时，马便走成田，车便走斜线，别人指出来，他也不以为然。他说话显得很有主见，话里面含有一种对某人某事盖棺定论般的自负。他不乏幽默，将十八栋喜欢拉开嗓门大喊大叫的女主人，悉数梳理一遍，总结出“四大高音喇叭”，而我妈，就是其中一个。

刘伯伯是肖厂长的老婆，不知从何时起，刘伯伯脸上的皮肤开始黑化，我见到刘伯伯时，她脸上的皮肤已有大半变得乌黑。说是有小孩不经意撞见刘伯伯的脸，被吓了一跳，但肖厂长从未嫌弃过刘伯伯，家内家外，他对老婆都是尊敬的。

肖厂长家里与我家最大的不同，是单位给他家装了电话，大家有什么事要用电话，肖厂长都乐意提供。他从四川出差回来，带回一个石磨，可以将糯米磨成粉子，做元宵或粉蒸肉吃。这石磨很受邻居欢迎，大家轮流借着用。

吃饭时，家家都开着门，偶然，红曼会来到我家门口，声音清脆地问我妈：李姨，要不要买红辣椒？我妈知晓价钱后，稍作思量，然后把筷子往桌上一放，说：好咯，要得。我不知道肖厂长与我家合买红辣椒，是真的想两家一起买得实惠呢、还是他这一部分食物过多，要退给我家一些。

肖厂长与我爸的矛盾，始于一批废品。

厂里由肖厂长牵头，从日本引进加工钨钼丝的生产线，由于投产时技术未过关，加上管理混乱，拉出来的丝多是废品，混合的废钨钼丝堆积如山。我爸是新中国第一代从事钨、钼试验的技术人员，当时的技术，很难解决钨钼分离，我爸想做一个难题攻关，得到支部徐书记支持。一个工人告诉我爸，钨钼丝遇高温后会变成不同颜色，这个发现给我爸带来启发，他回实验室日夜实验，研制出一套着色分离法，将那批废品分离成钨和钼，为工厂创十万元效益。

? ??研究所徐书记将我爸出色的业绩报到厂部，以期嘉奖。肖厂长是个爱面子的人，想他一手引进的日本工艺，却出了这么多废品，还要我爸为他“亡羊补牢”，将我爸树为科技人员的典型，会贬低他这个厂长的形象，于是肖厂长就捂着这事，想像翻书一样将这事轻轻翻过。

我爸不是政工干部，不会踹摸领导心思，总想让肖厂长认可他的成绩，最好是让他评上这个年度的市级劳模，以达实至名归；而肖厂长这边，只想捂着这事不声张，以维护他这个厂长的面子。

肖厂长找到研究所的徐书记，授意他不要再宣传我爸，让这事不了了之，而徐书记这位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党员，不知怎么，不愿领会厂长授意。

中午，我在二楼的栏杆前看我爸下班回来，他手里拿着两本书，这与平时没两样，我爸长年四季手里拿着书和资料，所不同的是，他脸上容光焕发，似乎被某种荣誉笼罩，难道肖厂长改变心思，让他当劳模了？

回到家，我总算弄清楚，原来是我爸将他的“着色分离法”写成论文，为国家级期刊选用发表。这消息在一个仅有八百人的市属企业中，造成不小的振撼。接下来有一个全国难熔金属会议在北京开，我爸想就这个会议与同行作一些交流，但肖厂长不同意他去。僵持中，有管工业的李市长到厂里蹲点，听了我爸汇报，实地看到分离好的几吨钨钼产品。

市长的格局比厂长大，李市长当即肯定我爸的成绩，他用惯常的领导语言问道：“你有什么要求？”我爸心里本堵得慌，被李市长这一问，便如竹筒倒豆子一般，说自己想去参加难熔金属会议，说还想带着徒弟，到全国相关企业去考察，作一个完整的技术比对。李市长点头同意，肖厂长不好反对，但这事在肖厂长心里留了个疙瘩。

由于引进的是日本技术，肖厂长有机会去日本访问，他是我们前进村十八栋第一个出国的人，从日本回来算是载誉归来。当一辆小卡车将肖厂长的大小皮箱拉到楼下时，我爸也被喜气感染，兴冲冲地用肩膀去给肖厂长扛皮箱。晚上有一大帮人围坐在肖厂长家里，我爸也是其中一个，肖厂长开始给每人发纪念品——一支日本产的圆珠笔，轮到发给我爸时，他有意绕过我爸，将笔发给我爸旁边的人。肖厂长的举动意在让我爸当众蒙羞，我爸回家与我妈说起这事时，鼻子都气歪了。

这以后，我爸在家会发泄对肖厂长的不满，臭他是土改干部出身，不学无术，五毒俱全。然而我爸作为尊重客观事实的科技人员，又会回过头来补充一句，说肖头头的“五毒”里面，只怕是没有“嫖”了。因为肖厂长跟刘伯伯互敬互爱，我爸觉得说他?“五毒俱全”太没事实依据。其实肖厂长那会儿的领导，顶多吃喝多一点，嫖赌毒跟他们扯不上关系。

在我爸这一干技术人员里面，有个叫黄裕的小子，虽是技术员，骨子里却是个当政客的料，他人很活，会讲话处事，颇得肖厂长赏识，哪知黄裕野心大，不安心在肖厂长麾下听令，他活动力强，上级和基层的消息都掌握在手，收集一箩筐对肖厂长不利的材料，联动厂里的科技人员，把材料反映到省里和轻工部。肖厂长没料到后院起火，被自己一手栽培的黄裕算计。

“真是要不得，我爸爸天天扎在厂里，喊不要他搞、就不要他搞哒！”肖厂长的二女儿红曼在家门口为她爸鸣不平。没多久，楼梯口靠东的墙边，用木板搭起了一个大鸡窝，那是肖厂长搭的，约摸有半年时间，被撤职听候调动的肖厂长，为了排遣苦闷，每天会定时定点给鸡窝里的鸡喂食。

▍小脚娭毑

小脚娭毑住我左隔壁，她是黄叔叔的母亲。

如甲骨文一般的皱纹布满小脚娭毑的脸，她的脚约三寸长，象个圆锥体，从平面看，呈三角形。她走路的模样似企鹅，左右探步，两边摇摆。

在十八栋逢到哪家买煤，得是全家总动员，一家老少手脚并用，将一板车的藕煤，风风火火地码到家里或走道角落处，情形有些像打仗。黄叔叔家的一对儿女年幼，他母亲又是小脚又是年老，他不会采用那种打仗似的买煤方式，黄叔叔一向是做煤。他买来散煤，选一个晴朗的星期天，拿着桶子、铁锹和藕煤机子来楼下，用铁锹在煤堆中间挖一个圆窝，然后将桶里的水倒进圆窝里，将一堆煤与水和匀，再提着藕煤机子，用力往煤堆里轧，待煤把模子充满塞紧了，方提到平地上，用脚踩机关，将一砣藕煤完整地踩出来。如此半天功夫，一堆散煤会变成一个藕煤方阵。

黄叔叔做煤时，小脚娭毑或淘米择菜，或抱着小孙子在二楼栏杆前晒太阳，静静地看着黄叔叔。

小脚娭毑的脚，我记得我是碰过的。

有个冬天的晚上，我父母出门去了，我在黄叔叔家里玩，玩到快十点，父母还没回来，黄叔叔便热心安排我在他家住，另几个来串门的邻居也热络地支持。黄叔叔要给我特别待遇，因为他母亲被窝里有个暖壶，睡着暖和，黄叔叔便让我跟小脚娭毑睡。

此时小脚娭毑早已睡下，我这个不速之客钻进她的被窝，她也温和自然地接纳。我睡在她的另一头，我的脚挨着了小脚娭毑的脚，童年的我对小脚没有认知。

几分钟后，我听见热闹的讲话声，原来是我妈回来了，她听黄叔叔一说，连忙道谢，然后将我从小脚娭毑的被窝中唤出，回到自己家。

小脚娭毑高寿，无疾而终，因此烂漫对我说，小脚娭毑是老死的。我和烂漫看过我们这栋一些老人的追悼会，仪式简单，鞠躬、默哀、不跪不拜。小脚娭毑离世后，被儿孙接到乡下土葬，说是遵照习俗，儿孙媳妇全要下跪，这消息传到我们这栋楼，大家觉得吃惊，便问黄叔叔的老婆王姨，你给小脚娭毑下跪了吧？王姨说是的，大家继续问，如果不跪呢？王姨有几分急，无奈地说：在乡里，不下跪，做不到噻！

▍王胖子

王胖子相当于十八栋的土豪，她脸上的表情与别的女主人不同，别的女主人脸上或隐或显地蓄着几分苦，像我妈，一幅生活重担压在肩上的辛苦相；右隔壁的刘伯伯因为脸部皮肤黑化，她显得有点蔫，但脾气和顺；左隔壁的王姨比我妈年轻些，但一天到晚也是行色匆匆，忙不赢的；楼栋中间王学军的妈妈是党员，脸上载着党的嘱托，总有几分紧张。只有王胖子，胖而红润的脸上，闪出几分衣食无忧和养尊处优的虚浮娇气。

我住这儿来的时候，王胖子的老公正关在牢里，听说她老公在“文革”时是个造反派，“文革”结束，便被抓到牢里去了，即使这样，王胖子的脸上也不显得着急。

胡科是王胖子的儿子，是我们这栋唯一的独生子。那时没有个体和民营经济，大家都靠工资，每家都有两到五个小孩，都精打细算过日子，因而王胖子这样的独生子家庭，在经济上显得比别的家庭富足，表情和话语间，会闪出一些土豪气息。

时间过得不是很长，王胖子的老公被放出来了，但是很少与我们小孩子打照面，说是天天猫在家里写材料，为自己申冤。

胡科比我小一点，我们都是小孩，会玩在一起。他有我们都没有的玩具，那是从商店里买来的，一个下午，王胖子向我们展示了胡科洋气的玩具，一架可摇控的直升飞机。只见直升飞机从地上飞了起来，顶上的螺旋桨呼呼旋转，飞机可以飞到与绿色栏杆一般高，这场景真让我饱了眼福。

胡科的玩具是奢侈品，我们可望而不可及。我们便小心收集家里用完的牙膏皮子，那时的牙豪皮子是铝做的，一个可卖两分钱，我们又用卖牙豪皮子的钱买白糖冰棒吃。这都是穷小孩穷开心的做法，不想胡科看着眼热，也想拿家里的牙膏皮子卖钱，而他家的牙膏还未用完，胡科等不及，便把未用完的牙膏全部挤在地板上……王胖子下班回来，踩在溜滑的牙膏上，“嗵”地摔了一跤。

即便这样，王胖子不会像十八栋多数家长一样，对小孩胡打海摔的，王胖子对胡科说话总是带着糖的甜味，疼爱有加。流行玩飞碟那会，我拿着我大哥的飞碟，在楼下与胡科掷来掷去，二、三十个回合飞过，不分胜负。楼上传来王胖子喊胡科的声音，“胡科，回来呷饼干！”胡科正玩在兴头上，不耐烦地回说“我首先呷哒，现在不想呷——”

这话又让我心头掠过一阵轻快的羡慕，想胡科真好命，饼干都能呷到不想呷，而我没有不想呷饼干的时候，换了我，早一扫而光。

源济

上熊彭丹：心底的记忆，需要安静对待 | 《厂矿记忆》征文选登 

原创 2016-12-21 上熊彭丹 大家

编者按：12月2日，我们发布了征文启事：《如果你也是厂矿子弟，请告诉我们你的故事》。启事发出后，收到大量读者投稿。从今天起，我们会将收到的优秀文章不定期发出，同时对文章作者有微薄礼品奉上，请投稿者留意回信。又：征文仍在继续，请点击《征文启事》了解参与方式。

文 | 上熊彭丹

小学四五年级吧，我就敢用手拿着一种叫“春雷”的炮仗点着了再扔出去，其他的同学是绝对不敢的，他们都拿着很长的香，用顶头的那一点火星去点燃引线，然后迅速的跑开。在他们眼里，和我一样这么做是需要极大勇气的，但事实上我胆子很小，这样做也没人教，我是看我爸扔炸药学来的。

我出生在一个很偏僻的山区，那时候我爸还在部队，两岁不到的时候，他从抗美援越的战场上下来，退伍后分配到长江中游的一个城市的一家化工厂做保卫科科长，然后就把我妈和我接了过来。那家化工厂是生产炸药的，每一批炸药做出来以后，都要随机抽几根出来去检验，就是安排人出来去引爆。我爸虽然是保卫科科长，但是也做了质检室的工作，因为据说质检室没有男性职工，女性职工都不敢引爆检验。每次我爸都是在厂子后面的河边，插了雷管什么的，用烟头点了直接往河里扔，我看过几次，也就学会了扔炮仗。

我妈来了之后作为家属被安排到厂幼儿园上班，我自然也进了厂幼儿园里面，那时候的记忆所剩无几，唯独对幼儿园老师给喂的宝塔糖和中药泡枣子念念不忘，可能小孩子都喜欢吃甜食吧，在那个物质不丰富的年代，凡是带甜味的东西都能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哪怕是用来治病的东西，都恨不得多吃几口。

上小学后，厂里统一给到了上学年龄的孩子报名在最近的小学，然后每天上学放学都有厂车接送，车程大概十五分钟，那时候路上车不多，也没什么红绿灯，车总是开的很快，一车小孩子叽叽喳喳打打闹闹的上学放学，很吵。化工厂在郊区，那时候的郊区就真的是郊区，前没村后没店，我爸说怕出事把城区给炸了，所以离城区远，听到这话有一段时间睡觉都怕，怕厂里出事，怕把这一片都炸了。

我读书的班上有三个是化工厂的子女，我，阿九，阿静。论成绩，我的成绩是最好的，一直是班上第一，也一直是父亲的骄傲，但是论玩，阿九是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一个人，他能用各种方法搞来属于那个时代的零食，比如红薯，黄瓜，西红柿，甚至那种长条的泡泡糖。阿静则人如其名，很文静的一个丫头，但是很喜欢和我们一起玩，包括周末的晚上去厂里的洗澡堂洗澡，阿静也总是提着一个装着衣服和毛巾的红色塑料桶，在楼下喊我们一起去。

洗澡堂在灯光球场的旁边，那时候大人们喜欢在球场打打篮球，打出一身臭汗了再去洗澡，小孩子则和妈妈一起先洗，虽然澡堂分男女，但是那时候不太大的孩子进女澡堂，没有人觉得奇怪，也包括我和阿九。现在想起来，关于澡堂的记忆就是放不完的热水，在泡澡池里打水仗，雾气腾腾的更衣室，沾满水汽的绿色油漆更衣柜。

要说澡堂边上的灯光球场，小孩子可能没什么印象，除了那一排排吊在上面有墨绿色灯罩的灯，和一头一尾的两个钢管摸得发亮的篮球架，剩下的记忆就是爸爸叔叔伯伯们穿着各种背心打篮球，打羽毛球，做体操。

那时候的国企更像是一个配套完善的社区，从食堂，洗澡堂，灯光球场，到商店，医务室，图书馆，电影院，幼儿园等等一应俱全，大一点的国企还有自己的子弟学校甚至技工学校。所以我们除了上学，基本就在厂区和宿舍区一带，极少离开。

第一次知道李连杰是厂电影院晚上放少林寺，阿九趁着还没开始，跑到电影院后面山上的田里去刨红薯，阿静则很安静的坐在我旁边，眼睛直愣愣的看着前面的大白布，那时候觉得好傻，现在才知道那叫期盼的眼神。电影开始到结束，大人们都是很认真的看，有嗑瓜子的，有抽烟的，甚至有拿着白酒喝的，小孩子多半则跑来窜去，叽叽喳喳，白布前后的看，看正面，看反面，就觉得很有趣。那天电影看完了阿九还没回来，第二条才知道他把腿摔断了，他刨了三个红薯，听到电影开始的声音，着急赶回来就抄近路从一个高坎上往下跳。我和阿静去他家找他的时候，他右腿上糊着石膏，正在家里用左脚跳来跳去的打猫。

小学毕业后，我和阿九还有阿静都上了同一所中学，但是成绩拉开很大，我在全年级始终在前十，阿静在中间，阿九则在后十，我们三个是很均衡的一个存在，前后中都占全了。初中毕业的时候，阿九决定不读书了，他说要去闯社会，阿静去读一所中专，我则去读高中，拿毕业证的那天晚上，我们三个一起去厂洗澡堂洗澡，我和阿九先洗完了，在灯光球场的篮球架下等阿静，等的时候，阿九说要做万元户，要发财，说的口水横飞，但是我感觉阿九气势很足。阿静出来的时候，脸色红扑扑的，看着我抿着嘴笑，随即就低下了头，额头上的几缕头发顺势垂了下来，她手里依然拎着一个红色的塑料桶，里面放着毛巾，仔细看还有一件白色的小背心一样的东西，后来才知道那叫胸罩。

高中三年，三个人都只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起出来玩，一起去食堂买做馒头的师傅做的面包，一起去图书馆陪我借书，一起去医务室陪阿静看感冒，一起去电影院看街舞表演。但是随着高考的来临，三个人在一起的次数越来越少。

高中毕业后，我考上了大学，阿九买了一个中巴车跑客运，阿静也毕业了，直接回到化工厂工作。我记得我去大学的那天，厂里安排厂车送我去火车站，司机依然是小时候接送我们的司机，只不过他肚子大了，头发也白了，但是依然笑眯眯的。在车上，阿九拎着他给我买的一大包水果，继续神侃胡吹，阿静则是一如既往的很安静的坐我旁边，低着头，我看到她眼里似乎泛着泪光一样，但是我没问，也没动……爸爸妈妈坐在后面和同去送我的同事说着什么，似乎是关于国企改革的事情。

今天厂子已经不在了，全部推平后盖起了商住小区，我在机关里工作，日子平平淡淡但是充实忙碌，阿九做着装饰生意，天天挺着肚子东奔西跑，阿静在化工厂并到市制药厂后嫁给了一个警察，日子过得安宁平和，我们三个人偶尔还在一起聚一聚，只是谁都不开口说回到厂子那里去看一看。

因为心底里的记忆，还是安静对待的好。

源济

小雨&小真：曾有个群体叫做“三线子弟” | 《厂矿记忆》征文选登 

原创 2016-12-23 小雨&小真 大家

编者按：12月2日，我们发布了征文启事：《如果你也是厂矿子弟，请告诉我们你的故事》。启事发出后，收到大量读者投稿。读者小雨也写下了自己的故事：《我的厂矿记忆》。他把文章分享给老同学，打动了很多人，不是三线子弟的朋友小真遂写了第二篇：《我眼中的三线子弟》。感谢两位读者。我们会将收到的优秀文章不定期发出，同时对文章作者有微薄礼品奉上，请投稿者留意回信。

又：征文仍在继续，请点击《征文启事》了解参与方式。

▍我的厂矿记忆

文 | 小雨

我是三线子弟。我70年出生在四川资阳铁道部XX厂，十个月就送回北方老家，再回来五岁，因为要准备上学了。我父亲40年的，北京人，有满族血统，大连铁道学院毕业，分配到青岛四方机车厂，工作六年后响应毛主席建设三线号召，69年他29岁带着我妈去了那个“献了青春献子孙”的四川山沟。我还有个小我快两岁的弟弟，为了他，我被送回北方老家我奶奶那里，因为作为技术骨干的父母只能带一个孩子，弟弟十个月也被送厂里育婴室了，我妈上班时跑过去给他喂奶。

现在，铁道部撤了，XX厂散了，算在中车集团了，父母退休了，我在成都当了地方公务员，弟弟毕业回厂工作15年后辞职了，那些留在厂里我的女同学，大部分都内退了，整个厂没了，留下的领每月微薄的工资等退休领社保，回到厂区，处处是息工的萧条感。我妈现在最爱说，幸亏你们都出来了。忍不住想起小时候，也是妈妈，骄傲地跟北方亲戚说，我们厂76 年就通天然气了，是啊，那时候我们夏天有冰棍，冬天有冻带鱼，发的福利，那几天全厂家属区都是炸带鱼味道。在那个号称万人大厂的“十里车城”，来自五湖四海，有带儿话音北京的，有阿拉上海的，有东北银（人），有湖南湖北的，一车一车的大学生，清华北大上海交大多了去了，总工程师伯伯留美的，唯一的孙子小时候上学赶校车出车祸走了。我家邻居朱叔叔大连的，癌症走了，走时还是想回老家，儿子技校毕业，离婚了，媳妇当地人，当年一心嫁给我们厂子弟，现在人家看不上了，毕竟每个月就几百块。

突然想起来，30年前的初冬此刻，老父亲正志得意满地从德国法兰克福参加铁道部设备考察回来，出发时妈妈专门让北京的亲戚按照尺寸定做了西服，资阳没人会做，妈妈自己裁剪的中山装。爸爸回来，家里用外汇额度买了冰箱和彩电，妈妈有了一块欧米茄的手表。30年后的几天，因为冠心病我才接他回家休息，他和妈妈每月3000多的退休金，装了心脏支架一年半吃排异药每月1500，爸爸说我顶多吃一年，甭听医生的，我威胁说，您敢。各领风骚几十年吧，真是生活如戏也好，如骗局也罢，换的只是道具和台词。那个父母一生的厂，如同泰坦尼克，幸亏我和弟弟都下船了，我因为数学不好，选择了父亲认为没出息的文科，考了公务员，弟弟子承父业，现在用他机械制造工艺的专业功底在一家财产保险公司给车辆定损，精准判断车辆是怎么被撞受损的。我告诉爸爸，城市里没有了工厂。只有一次，带父母从成都到都江堰坐高铁，速度280的时候，爸爸似乎是自言自语地说，这个国家还是需要我们那样的厂的。

▍我眼中的三线子弟

文 | 小真

我不是三线子弟。但我的老家有一个很大的生产火车头的三线厂，三线厂的故事是我的故事之一。

我是69年出生的，父亲是县城的一个区委书记，母亲是个教师。在我的记忆中，他们每月的工资合计只有40几元。我小学的时候，家里经常连续吃一个月的莲花白。少不更事，我追问父母，每个月的工资到底用在哪里去了。母亲当初怎么回答的，我不记得了。我父母从农村考学出来，家里加上外公和妹妹，一共5个人。

上了初中，同学中开始有三线厂子弟了。他们给我的印象，说普通话，家里特别富裕，吃得比我们好，零花钱比我们多，我们就根本没有。他们还穿得比我们地方上的洋气，尤其是他们家里人穿的铁路制服，回头率极高。他们的亲戚好多是大城市的，他们总能有一些新鲜的玩意儿，糖啊、玩具啊、衣服啊、文具盒啊。和他们相比，我们就是土八路。用现在的话说，他们就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我们小县城没有的，三线厂全有。游泳池、大礼堂、小轿车、春节游园。对我们男生来说，我们还发现三线厂的女同学特别漂亮。在那个计划经济时代，在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时代，三线厂就是一个梦工厂。

91年，我大学毕业，我学的是机械专业，那时大学毕业要包分配。女朋友和我是同学，我们约定如果不能同时分到成都，就回老家。她到建委，我到三线厂。后来托了关系，我们都到了成都。这个三线厂对机械专业毕业的大学生是需要的，我没有实现小时候到三线厂吃香的、喝辣的愿望。我的许多高中、初中同学大学毕业分配到这个三线厂，或者通过招工进了这个三线厂。当时给我的印象，三线厂是个大熔炉，什么人都可以要。

后来，三线厂名字改成公司了。再后来，三线厂彻底进入市场了。期间一会儿好，一会儿效益不好，起起伏伏的。同学会经常开，那些在三线厂工作的同学再也没有我小时候才有的光环了。开始是那些在外资企业、在大城市政府机关上班的同学光芒万丈，后来是做房地产的、做买卖开公司的同学得瑟。每次聚会，我发现三线厂的同学都不是很活跃。

40多岁的时候，认识了一个我们家乡三线厂的正牌子弟，北方人，女的，政府公务员，岁数比我小。因为业务关系接触得多，我对三线厂子弟有了更深的理解。他们家完全就是传统革命教育的代表。毛主席一声令下，要防止苏修打击我们的工业基地，所以要在三线城市建厂，生产火车头属于半军事化的产品，他们就从东方的巴黎青岛到了我们老家这种鸟不拉屎的黄泥巴山。为了更好的融入工作，他们活生生把民族从满族改成了汉族；为了帮国家节省钱，他们的厂长父亲可以自学外语，把大本大本的外语技术资料变成中文的操作手册。在她的老父亲心里，男子汉就要报效祖国，就要实业救国。

我无意去评判她父亲。脱离当时的时代背景，任何评价都是无知的。我只知道她的老父亲退下来后，每月工资有3000多。以前他认为不会有出息的女儿，成了他生活的骄傲。他的儿子子承父业，也搞机械。只是早早地离开了三线厂。现在自食其力，工作得很充实。

三线厂出来的子弟，他们见证了父辈的荣光，他们小时候物质生活远远超过了当时的我们。所以当市场经济大潮来临的时候，我们这些地方上的、吃过苦的，对金钱、对物质的渴望和追求远远超过了他们，我们试图用占有金钱的快感来弥补当初的贫苦。与我们相比，三线厂的子弟更恋旧、如他们父辈般淳朴、爱憎分明、善良。他们没有我们浮躁，当然没有我们有反抗精神，他们身上有着鲜明的时代的烙印。

人生如白驹过隙，现在又是一个崭新的时代。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共享经济......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我们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子，如同三线厂的开拓者们、三线厂的子弟们一样，不知道他们的命运会如电影一样曲曲折折，命运如剧情经常翻转。其实对于未来，我们和每一个三线子弟一样，都必须学习，学习，再学习，不然会被这个时代淘汰；我们都必须一直往前冲，再往前冲，因为我们还没有到回首往事的时候。

与我的三线厂子弟朋友共勉。

源济

台文：以后就跟这个破厂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 《厂矿记忆》征文选登 

原创 2016-12-26 台文 大家

 编者按：12月2日，我们发布了征文启事：《如果你也是厂矿子弟，请告诉我们你的故事》。启事发出后，收到大量读者投稿。我们会将收到的优秀文章不定期发出，同时对文章作者有微薄礼品奉上，请投稿者留意回信。又：征文仍在继续，请点击《征文启事》了解参与方式。

文 | 台文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对昆明这个城市的了解，不出位于环城南路的云南纺织厂厂区周围方圆两三公里的范围。云南纺织厂，厂里的工人和家属，以及周边的市民都习惯把它简称为“云纺”。后来厂子经历改制、改名，但在人们提及它的时候，还是说“云纺”。

三岁多的时候，因为爸妈离婚，我跟着妈妈搬到了位于西岳庙的云纺厂区宿舍，和另外一位青年工人合住。楼下的厨房两家共用，我和妈妈住在楼上不到20平米的房间。屋里没有自来水，街道的公用自来水龙头平时被一个铁皮箱锁住，定时开放。妈妈常常在晚饭过后搬出凳子和脸盆，坐在屋门口的水井边，借着月光洗衣服。

到了该上幼儿园的时候，我顺理成章地被送进了位于书林街口的云纺幼儿园。因为是工厂子弟幼儿园，老师和家长、家长和家长都是熟人，相互知根知底，环境单纯而封闭，人与人之间几乎没有什么隐私可言。那个年代，单亲的家庭似乎不多，妈妈花了很大的力气来保护我免遭欺负。

幼儿园的很多活动是和工厂互动的。比如春游，厂里给派车；比如庆祝儿童节，服装和道具是从厂里借来的，而节日汇演的场地就在工厂礼堂。有一年儿童节，我参加了一个集体舞节目表演。上台一看，台下有不少熟面孔，都是妈妈科室的同事。一位阿姨举着相机站在台下，追着我拍照片。实际上在很多时候，子弟幼儿园办活动，既是给子弟办的，也是给工人办的。

早年的云纺，有上万名职工，配备从幼儿园到高中的教育系统，有规模堪比一家小型医院的“医务室”以及图书馆、电视台、礼堂、食堂等等与日常生活有关的机构设施。那是一个庞大的体系，也是一个独立的小社会。

云纺是个老厂子。追溯云纺的历史，可以倒推回民国时期。龙云主政云南期间，缪云台在地方兴办了一系列工矿企业。云纺的前身裕滇纱厂便是由缪先生一手创建的。我的外婆解放前就在裕滇纱厂工作，80年代才从云纺退休。所以严格来说，家里从妈妈一辈开始，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云纺子弟了。妈妈小时候常常和小伙伴们在厂区露天堆放的一人多高的棉纱包之间嬉戏打闹，沾一身棉絮回家，让外婆很不高兴。到了我这一辈，已经见不到这种露天堆放的棉纱包了，我的游戏场，转到了厂房里。

妈妈是知青，下乡8年，于70年代末期通过招工进入云纺工作。她所在的部门，是厂里技术科下属的检验室棉检组，负责检验棉条、棉纱。检验室的工作有一定的技术含量，没有车间里整日不停的嘈杂噪音和棉花粉尘污染，也不需要24小时白班、中班、夜班三班倒，是厂子里很多人都羡慕的地方。

偶尔，妈妈会带没人照管的我一起上班。走进厂房大楼，沿外楼梯上二楼，从楼梯间进入车间的每一个入口都挂着又厚又重的棉帘。掀开棉帘，机器的轰鸣声和棉絮特有的干燥香气扑面而来。女工们戴着圆筒形的白布帽子、白口罩，系着白围腰，在机器之间穿梭。我问妈妈，为什么上班要戴帽子呢？妈妈说，一方面是为了安全考虑，曾经有蓄长发的女工上班时不注意，一把头发被带进机器，险些没命。其次，也是为了产品质量，头发等杂质落到棉纱中，织出来的布就次了。

在噪声中穿过巨大的车间，一座宽敞的玻璃房子坐落在厂房最靠里的位置。房间里灯火通明，摆放着烘箱、天平等设备，这就是检验室的工作间。玻璃墙和弹簧门阻隔了噪音，在这里工作的检验员在穿戴上与其他工人有些不同。她们也戴白帽，但基本不戴口罩，也不系围腰。房间的最里面，用木板隔出了一个小小的衣帽间，每个检验员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柜子，用于摆放自己的个人物品和工作服。

剩下的空间，一侧是各种检测设备，另一侧是一溜七八张办公桌。因为检验工作后期涉及大量的数据计算，办公桌上往往还放置着算盘或者计算器。妈妈就在工作中练出了一手惊人的珠算技艺。

读初中时，我在学校里获得一个“学习委员”的“官衔”，每学期都需配合各科老师统计考试分数。全班每个科目的总分、平均分，每位同学的各科总分、平均分……我按计算器按得眼花手软，妈妈取出算盘，先啪啪甩两下正位，随即噼里啪啦一阵木珠乱响，加减乘除很快搞定，并且从无差错。

妈妈是检验室的生产组长。她的顶头上司，技术科的秦科长，是一位上海老人。听妈妈说，秦科长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纺织专业大学生，正儿八经的行业专家。秦科长身量颀长，头发花白，说话带有软而斯文的江南腔调。他不仅技术过硬，为人也很严谨，在工人们中间威望极高。带着几分敬意，大家都叫他“老秦工”。

早年，厂子里有非常严格的劳动纪律，除了不允许迟到早退、离岗脱岗，也不允许非工作人员进入工作场地。但工人家庭，总会遇到孩子没人照看的时候，因此厂子里总少不了工人子弟的身影。

有一次，我在玻璃房子里玩了一天，下午快下班时，遇到老秦工来查岗。一位阿姨忙忙地跑进来，招呼我：“快点快点，老秦工下来了，快躲起来。千万别让他看见啊，不然要扣妈妈工资了。”我紧张得心扑通扑通直跳，立刻钻到一张中通的办公桌底下，大气也不敢出。不一会儿，老秦工走了进来，转了一圈，又站住简单交代了几句话，便往外走去。我从桌下望出去，看着他从近及远，快到门口了，突然一回身，眼睛正正对上了我的目光。糟了，我想，这回被抓到了。没想到他严肃的脸上微微松动了一下，什么也没有说，背着手走了出去。多年以后，回想起这位严谨的老人在那一瞬间不经意显露出的无言温情，我仍能感受到心口的暖意。

90年代初，我到了上学的年龄。作为云纺子弟的我，应该到子弟学校报名了。不过妈妈好像并不这样想。她开始表现出一种焦虑，四处托人打听普通社区小学的招生信息。“上子校，以后升学怎么办？”妈妈对朋友说。

因为云纺子校的存在，普通的社区小学都不招收云纺的工人子弟。但不只是妈妈，家里有同龄小孩的工人们，也在想尽办法让孩子入读社区小学。那个时候，工厂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企业效益不好，一些非生产性的附设机构，从过去的福利变成了现在的累赘。拿云纺子校来说，它的高中部已经撤销了，剩余的小学部和初中部师资不佳，教学质量也非常不理想。再加上小升初是校内直升，工人们都不愿意把孩子耽误在这里。

在妈妈的努力下，我隐瞒了云纺子弟的身份报名，以“议价生”的身份进入了一所普通社区小学，第一次接触到工厂圈子以外的老师、同学和学生家长。

有意思的是，在开学之后不久，我又陆续在校园里遇到了几个幼儿园时期的小伙伴。我们故作深沉谨慎地相互招呼，好像分享了一个叫“原来你也在这里”的小秘密。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厂里要盖新房了。没有参与过福利分房的人都有资格申请新房，我们家也在分房名单上。这意味着我们即将告别与人合住的日子，妈妈的喜悦表现得很明显。

新房的选址，在工厂背后，紧邻螺蛳湾批发市场。那里原来是一大片农田，叫做“八亩地”。在新房动工的同时，地基附近也盖起了几溜平房，给等待分房的职工们做过渡之用。因为是临时建筑，房子盖得简陋，没有卫生间，要方便只能上公厕去。住户们就地取材，在公厕周围开辟出大大小小的菜地，种上辣椒、白菜、豌豆，甚至还有人种了葵花。葵花成熟时节，很多住户都能获赠大饼大饼的葵花籽。

这一批和妈妈一起等待分房的工人们，大都是30来岁的年轻人，不少家庭中都有和我年纪相仿的小朋友。孩子们常常结伴在农田里疯跑，或者互相串门，玩得忘记时间。炊烟升起，各家父母便在几排平房的通道口大声招呼：“格玩够了，快点回来吃饭啦！”

有时妈妈来不及做饭，就从职工食堂打现成的饭菜回来。食堂的米饭散而硬，不大好吃，但菜做得还算可口，价格也实惠。记得很长一段时间里，云纺职工食堂的饭菜票是可以代替货币在周边流通的。在厂子附近的小卖部买个冰棍，在烧烤摊吃烧豆腐或者烤鱼，都能用饭菜票支付。

小平房条件简陋，人情味却很足。邻里之间相互帮忙接送孩子，照看着吃个饭过个夜，那是很平常的事情。谁家有什么好事，也都会让大家一起沾沾光。

有一次，妈妈的同事小李阿姨在单位参加义务献血，作为鼓励，厂里不仅发了奖金，还发了好些红糖和鸡蛋作为慰问。周末，小李阿姨在家煮红糖鸡蛋，招呼邻居们去吃。我正在附近玩耍，也被她牵进了屋，不一会儿就有两个红糖鸡蛋煮好端给我。我胃口小，小声说一个就够了，小李阿姨却说：“吃得掉吃得掉，才两小个鸡蛋。”转身招呼其他人去了。

吃完一个，我觉得自己已经很饱了，剩下的一个怎么办呢？四处看看，好像没有人注意我，于是我悄悄把剩下一个鸡蛋的碗往桌边一放，扭头就跑回了家。好笑的是，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很忐忑，担心小李阿姨找妈妈告我的状，也很牵挂剩下的鸡蛋最后到哪里去了。

我们在这片小平房里“过渡”了三年，在我小学毕业前夕，终于搬进了楼房。那时候已经是90年代后期。而这也是云纺最后一次为职工集中建房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国有工矿企业改制的风声吹进了云纺，工厂不再是铁饭碗。破产、下岗，这些意味不祥的词语，开始出现在工人们的日常谈话中。

厂里的电视台节目单调，最重要的（似乎也是唯一的）一档原创节目，是傍晚的“云纺新闻”。有一段时间，每天的新闻里都有“某地某厂某时砸锭若干”的消息。看着画面上满地狼藉的砸锭现场，我觉得很不解。纱锭和棉锭，是工人子弟最熟悉不过的东西。在大人的教训中，我们都知道这是工厂的财产，是要用来搞生产的，为什么要破坏掉呢？我那时不知道，作为云纺子弟，我正在经历着全国纺织行业的转型。而云纺，作为一家老牌纺织企业，卷入时代的浪潮，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

转型的第一波，是股份制改革。厂里要搞股份制，动员职工们出资认购股份。那时候股票在国内出现还没有几年，在观念保守的工人中间，有相当一部分人将股票与“投机”联系在一起，认购不大积极。

厂里开了几次职工大会，做了大量宣传。回想妈妈的只言片语，当时说服她掏出6000多元的“巨款”去买厂子股票的，大概有这么几个原因。“厂里宣传说，大家都是工厂的主人翁，买了股票，以后就是股东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还说，这是内部股份，不会在市场上交易，所以没有风险。”一位厂领导的妻子与妈妈相熟，知道她不想买，就说：“莫憨啦，当然要买。不怕得，这是好事。每年拿拿分红，很快也就回本了。”

妈妈认购了股份，却显然并没有把这次改制当成一件很要紧的事。拿妈妈的话来说，“股份制就是花钱买了一个‘小本本’（股权证）。”

对于工人们来说，他们似乎不习惯也不愿意从宏观上去理解工厂在生产、经营决策层面的事情。大家将厂里发生的所有变迁都简化为自己的生活变动，以此来判断这样的变迁是“好”还是“不好”。

股份制改革之后，纺织厂更名为宏华集团，开始发展“多元生产”，兼并了昆明蓄电池厂等一批企业。纺织生产规模越来越小，工人的去留问题被摆到了台前。

首先是“铁饭碗”真的没有了，工厂与全体职工统一签订劳动合同。很多老职工对此都有看法，私下议论，所谓“合同制”就是为了找到“赶人”的借口。“白苦了那么多年，到时候说是合同到期，不跟你续签咋个办？”抱怨归抱怨，周围也没有听说谁拒签了合同。

为了分流职工，厂里还出了非常宽松的“内退”政策。一些女工参加工作早，人也就40出头，却已经有20几年的工龄。按照厂里的规定，她们可以办理“内退”，由工厂按月发放比正式退休工资要低的“内退”金，直到达到法定的退休年龄。

还有一种是“买断工龄”，由工厂支付一笔钱，“买断”职工与工厂的劳动关系、福利关系，任由职工自谋生计。比起“内退”，“买断”是更为彻底的了断。作为一名工人曾经所固执珍惜一切：身份、工龄、劳动关系，都终结在这几万元的补偿款里。对于一直生活、工作在工厂里的人来说，其实很多都不能想象在外面的世界等待他们的是什么。

很多人就此离开了工厂。妈妈也办理了“内退”。

与工厂生产的逐渐消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墙之隔的螺蛳湾市场的极度繁荣。这个形成于80年代的小商品批发市场，经过近10年的发展，已经形成汇集服装、鞋帽、纺织品、礼品玩具等等品类的综合性市场，成为云南省最大的小商品批发交易区。

螺蛳湾发达的商贸氛围，当然也引起了云纺管理层的注意。他们决定将纺织厂房整体搬迁至市郊。因为路远，厂里还开了一段时间的交通车，专门接送工人上下班。

原厂区经过改造，开辟出建材、袜子、服装、礼品、文化用品、家用电器、小商品等几个交易区。那恐怕是云纺最热闹的几年。厂区里熙熙攘攘，每一个角落里都穿梭着各种满载货物的运输工具和提着巨大购物袋的小商贩。而且，这个以批发为主的市场并不拒绝零售。相对低廉的价格和丰富的品种，吸引了很多市民到这里日常采购。读初中的时候，我有了零花钱就喜欢去市场乱转，买好看的文具或闪亮的小首饰。

似乎也就在那几年间，云纺幼儿园、子弟学校、电视台、医务室陆续消失了。轰鸣的机器、戴着白帽子的纺织工人也消失了。在厂区里，已经完全没有了曾经的纺织企业的影子。

而我作为一个云纺子弟的故事，也接近尾声了。

2009年，我大学毕业回昆明后一年。有消息说螺蛳湾要搬迁了，按照政府规划，迁往市郊新建的大型综合性批发市场。新市场保留了老市场的品牌名称，叫做“新螺蛳湾”。老螺蛳湾市场被要求关闭，云纺市场除建材交易区外，也要关闭。临近限期的那些天，一些商户的情绪激动，他们有组织地集中，向管理方、向政府提出抗议，却在强势的行政手段之下被迫迁出。

在强制搬迁前的一个周末，我穿行在厂区的主路上，一个黑衣的青年男子手里拿着一摞抗议传单，边走边撒，满脸怒意。

那是云纺的又一个转折点。十多年的热闹一朝退去，厂区变得空前萧条。后来的几年间，云纺又陆续开展了几个新的商贸项目，比如东南亚商品城、珠宝交易中心、国际商厦等等。然而受电子商务潮流冲击，这些新开的实体项目一个都没有能够重现过去的兴盛繁忙。

2012年，厂里贴出通知，说是企业引进了一家投资者，要回收职工手中的企业股份。对方给出的收购价远远高出预期，平均每人都可以通过退股拿到数万元现金。熟识的老工人们奔走相告。

当年股改，很多工人都是抱着“不得不”的心态勉强参与，十几年间，似乎也没有体会到多少“股东”的荣誉或者“好处”。消息一出，没有人计较这十几年中货币贬值了多少，大家都对这突如其来的好事充满感激。“云纺的老工人真是可怜，好几个人说这辈子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多钱啊！”从银行回来，妈妈又喜又叹：“以后就真的跟这个破厂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源济

山风：我是二代三线人 | 《厂矿记忆》征文选登 

原创 2016-12-28 山风 大家

 编者按：12月2日，我们发布了征文启事：《如果你也是厂矿子弟，请告诉我们你的故事》。启事发出后，收到大量读者投稿。我们会将收到的优秀文章不定期发出，同时对文章作者有微薄礼品奉上，请投稿者留意回信。又：征文仍在继续，请点击《征文启事》了解参与方式。

文 | 山风

父母盛年支援三线，将我们这些三线子弟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带到这个三线厂子弟学校。

刚入校时，都说家乡话，南腔北调一勺烩谁也听不懂谁。发现普通话好听，于是全用普通话。我的普通话就是上学后和班上一个东北来的同学学会的，到现在还有点东北味，还夹着些京腔，因为，邻居阿姨是北京人。

父亲如今回想当时入川时的情形说：“火车过临江寺，跳车的心都有了。”他从扬州来四川。六十年代的中国还不发达，但有着二千多年历史的古城扬州，一定是比全是群山的资阳好很多。

他看到的当地人，多是头上包着白“帕子”，穿着蓝黑布衫的

——好像穿越了世纪一般。

父亲看着襁褓中的弟弟和刚会走路不久的我，倒底没跳车，但和母亲扎扎实实地大闹一场。

母亲又何尝不委屈？堂堂重本——南京药科大学（现中国药科大学）毕业生，被分配到青岛。与青梅竹马的丈夫天各一方。先后有了我和弟弟也不能解决两地分居。她多次找当时的四方厂医院领导，院领导说：“支援三线吧，那样就能解决两地分居。”于是，报名支援三线，把一家四口落到资阳。

父亲调入时档案混淆，进厂由干部变成工人身份。若干年后清理档案才发现他是大学生应该是干部编制，才得以更正。

他们是一代三线人，那个年代的人没有个人委屈，或是有也不叫屈。展现在外面的全是热情和干劲。

他们投入到三线建设的热情前所未有，不到十年——厂房、学校、医院、幼儿园一座“十里车城”建了起来。为了自己的生活品质更好，他们还自已动手建造了一座像样的游泳池。我们厂子弟去游泳一直有优惠，真是不吹牛，田亮小时候就在我们的游泳池跳过水。

那时，幼儿园就在厂区或家属区，我们这些三线子弟住的全是“学区房”，因为每个大的家属区都有子弟小学、初中。八十年代后中学渐渐合并。

我们的父母不用为孩子上幼儿园、上学择校担心。他们更多的精力都投入到了三线建设中。创造了当时内江地区的名言：“这山望着那山高，两眼望着四三一”。

进了“四三一”，意谓着可以免费坐火车，发的劳保用品茶叶、肥皂……用不完，工作制服是毛呢面料的。那好处不止“铁饭碗”那么简单：七十年代就用上了天然气，八十年代几栋家属楼间就有一台公用电视，有自己的俱乐部工会发票看电影，厂里每周还有公交车进城……

总之，父辈用他们努力和汗水为我们这些三线子弟换来了在当地极有尊严的生活。

我们能吃到家乡寄来的水果，穿老家亲属送的各种布料做的衣服，时不时口袋里就有几块“大白兔”、“百花”奶糖。

我们远离了家乡，远离了亲朋好友，但在一栋楼里或一个单位里有几家人相处得好比一家人。我家是南方人，所住的家属区是青岛四方来的，很小就跟在那些姐姐后面，学包饺子、包包子。过年了，各家孩子串门给各家长辈拜年。其实，更想去别人家看看、尝尝他们老家的年货——地瓜干、猫耳朵、大苹果……

孩子眼中没有贵贱，只有稀罕，那时我们过得很甜，感觉好幸福。

看着这座县城一天天地发展起来，父辈们又放出豪言：“献了青春，献子孙”。

于是，1983年我成了一名“三线人”。呵呵，如果与“富二代”、“星二代”相比，我就是“二代三线人”。

我享受到了福利分房，儿子出生后在厂医院看病，凭“独生子女证”是全免医药费的，连挂号费也不收。上幼儿园十几块钱一个月还有一顿午餐和水果，若是哪天不去还会记下来，下月交钱时退回。上小学也是在就近的子弟校。

我们“二代三线人”从父辈手中接过的厂，在二十一世纪初也创下了“一天一台车”的辉煌。

曾几何时？我们自己培养了无数技术工人的技校没了，接着，子弟校归地方，医院归地方……

前些日子与朋友聊天，说起幼儿园，原属工厂的幼儿园现在自己职工的孩子都上不起，收费太高了。

又是一个接一个的分厂被中车内外的各种企业兼并、合营。不知不觉一个万人大厂分崩离析。

我也年届五十，到资阳是四十多年了。见证这个连公园也没有一个的小县城，变成今天的灯红酒绿……平安夜，站在万达广场的圣诞树下，被耀眼的的灯光闪得头昏眼花。收到一则微信，关于《曾有个群体叫做“三线子弟”》，看着身边涌动的人潮……“三线”？我们还是“三线”么？

现在的资阳人提起“四三一”表情是这样的：嘴角向下撇，眼皮向上翻，满脸的不屑，谁还知道当年的“两眼望着四三一”？我的孩子完成学业后，也离开了这座由县城变成的城市去了省城发展。

我还在坚守，尽管我的职业生涯也到了尽头。

坚守的原因是因为坚信，再难也难不过我们的父辈。多年的积淀，我们的技术 工人延续了父辈的严谨、认真。他们早已不再是“老大粗”，他们不但能干精细的活，还能著书立说。时代的步伐没有让他们松懈，他们学会用更先进的方式学习、生产……

是的，大家知道么？那萌萌的熊猫“空铁”就出自他们的手，不管是否还是“三线”，在这里一定会有“三代”、“四代”三线人延续曾经的辉煌！

所以，我守在这里，在平安夜、在圣诞节。

祈福：

四三一！平安！重生！

源济

华年：回得去故乡，回不去记忆 | 《厂矿记忆》征文选登 

原创 2017-01-06 华年 大家

编者按：腾讯大家的征文《如果你也是厂矿子弟，请告诉我们你的故事》活动已落下帷幕。编辑部收到大量读者投稿。我们会将收到的优秀文章不定期发出，同时对文章作者有微薄礼品奉上，请投稿者留意回信。 

文 | 华年

回得去的是故乡，回不去的是记忆。---题记

生命中最黄金的时代是在长广度过的。从幼儿园大班到考上大学的1992年。长广是一个让人忧愁，无法爱上又难以忘怀的地方。长广煤矿公司曾经有着辉煌的历史。成立于1958年8月，位于浙江省长兴县和安徽省广德县的交界处，各取一字，名为“长广”。长广煤矿公司为地市级机构，隶属煤炭部和浙江省大型企业，是浙江省直属的四大国有企业之一。全国有22个省的人和一大批部队转业复员军人进入长广煤矿公司，参加煤矿建设。

我的父亲是在长广煤矿公司迎来第二次大发展的1970年，响应国家号召---改变北煤南运的夺煤大战，离开部队后来到长广。母亲和哥哥也跟随父亲在长广扎根。我在老家跟随奶奶生活，直到我即将上小学时，父母把我从老家接到长广，就读长广的幼儿园大班。

家附近的学校长广二中从幼儿园、小学、初中直至高中一应具备。当时的我读书不用大人操心，顺利地在家门口读到高中毕业。当时很多同学对高考已经失去希望，因为剃光头多年后的90年和91年分别只有一支独苗考上大学。多数同学只是想混一个毕业文凭，没有花很大力气去学习。我们的学习氛围相当自由宽松，很多老师在相对闭塞的长广看不到未来的前途和方向，也就例行公事而已。应该说我们就是在完全自主学习，自我鞭策，自我激励的状态下度过了逼仄的三年时光。

我的高中生活是结着愁怨的三年。未来没有方向，没有一个前辈能够告诉你需要做什么，老师则有着一颗躁动的心。据一位来访客人---妈妈的高中同学说：长广比自己的家乡远远落后了30年。想起初到长广我的各种不适应：饮食不适应，又吐又泄。长广给人一种萧条的感觉。家乡的集市人头攒动，物品琳琅满目，出门就跟邻居聊天，热情满怀。长广人口稀少，也没有几个同年龄的玩伴，一到傍晚4、5点，天空中飘着比雪片大的煤灰。不过大家已经习惯，不以为意，仍然该做什么就做什么。“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经济和心理的落差多年来一直没有倾吐的通道，我的高中三年就变成了落落寡欢，独来独往，愁肠百结的样子。至今还想起一位同学在某一天课间，同学们在教室外利用有限的十分钟晒着太阳，开心地聊天，而我站在一旁没有笑容，关切的问：“你有什么心事吗？”当时的我只是沉默，不知该怎么回答。有心事吗？肯定有。对未来的迷惘和无助几乎占据了整个高中时光。但是这么抽象的两个词感觉别人是无法理解的，说出来徒增矫情。还是自己默默扛着这种压力和负担。

长广的师生关系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老师和学校却是一种紧张的对立关系。这可能和教师的工资收入水平低有关。“仓廪实而知礼节”。 教师的收入难以满足自己的日常开支，就没有什么礼节了。记得小学时，一个寒冷的下雪天，走到校门口，就听到有同学说：“不用上课，老师罢课了。”校门口的黑板上白粉笔写着八个大字“救救老师，救救学生。”听到这个消息，同学们很开心，纷纷往回走。我走到妈妈的上班地点，告诉妈妈这个好消息，可以在家玩，不用去学校。看到妈妈的工作的地方生起火炉，烤着荸荠，就开心地加入她们的队伍。妈妈并不开心，她说，应该把这几个字改一改：“求求老师，救救学生。”在她想来，孩子的学习是第一位的，罢课的后果是学生遭殃。

长广的同学关系则是相当铁。在漫长的三年中，能记得住的事情很少，有两件事却是难以忘怀。因为我体育素质不错，高三跟着体育老师每天体训，准备参加市里的比赛。阳光明媚的四月一日，我走到教室门口，一位同学说：“体育老师在操场等你，要你赶紧去！”二话没说，我跑到了操场，发现空空荡荡的操场上几株杂草在风中摇曳，鬼影都没一个。丧气地回到教室。“愚人节，你知道吗？”听到如此说法，立马心情大好。毕竟不是每个人有机会被捉弄的，而且无伤大雅。另一件事则是我刚考上大学，一位同学复读后考上了同一所大学。但是他觉得我有点亏，第一年考上这样的大学已经不错了，复读一年可能可以上更好的大学，所以劝说我再读一年。而我主意笃定，不想再经历煎熬的高三，同时想早日离开长广，换一个地方生活。现在想来，他的建议未尝不好，出自真心，为我考虑。不过人生无法重来，每一次决定对自己来说是最佳的决定。

如今长广子弟走出长广，在各行各业发挥自己的力量。有的成了商界老板，有的当上了校长，有的在海外继续深造，更多的则是安安稳稳地经营自己的小家庭。走到哪里，长广人都带着父母辈的烙印，讲义气，有个性，关心朋友，爱憎分明。互不认识的长广人在外地相见都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觉。

我的母亲于12年离开了我们。她的两个孩子还算争气，有着长广人的傲气和不服输的精神。我的父亲更愿意住在长广改造好的小区里。毕竟他奋斗了一辈子的地方有着很多的老友和熟悉的话题。我只愿我的文章除了让我满足回忆和倾述的愿望外，有更多的人去关爱长广人，把青春和热血献给长广的来自五湖四海如今苍老的那一代。关心那些仍然留恋长广，不忍离开的那个群体。宁愿远离子女，形单影只地留在长广，安静地度过余生的那个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