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舒：那些捐给戊戌六君子的钱，都被康有为拿去喝啤酒了

源济

那些捐给戊戌六君子的钱，都被康有为拿去喝啤酒了 

原创 2016-09-09 李舒 山河小岁月

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杨锐、林旭、杨深秀、刘光第、康广仁等人被五花大绑，囚车缓缓前行。

康广仁觉得大约是要就义了，大哭了起来，在刑部任官多年的刘光第深明刑部典故，安慰他说：“这是提审，不是去刑场，别哭！（此乃提审，非就刑，毋哭）”。根据清代法律，所有重案判罪者，须经刑部审理，三法司议结，最后由皇帝勾决。

这一制度，即使连最为峻烈的雍正都严格遵守。

然而当囚车从西门而出时，刘光第神色大变。按照刑部惯例，犯人自东门出则赦罪，出西门则杀头——他开始大骂：“未提审，未定罪，即杀头耶？何昏聩乃尔！”

负责监斩的是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刚毅，谭嗣同大叫刚毅的名字说“有话说”，刚毅故意走开。刘光第诘问“按照祖制，即使是盗贼，临刑呼冤，便应该复审”，刚毅回答：“我只不过奉命监刑，其他不知道。”刘光第始终不肯跪，直到杨锐说：“斐村跪跪，遵旨而已。”这才跪下，慷慨就义。

当“六君子”经历着人生最悲壮的最后一日时，“戊戌政变”中最为慈禧太后痛恨的康有为却在外国使馆的帮助下逃出生天。

他人生的分岔路口，乃在9月19日夜晚。

△康有为的密信

那时，康有为策划的政变已经完全失败，但他还是不愿意离开北京。因为他知道，这一离开，意味着完全出局了。翰林院侍读学士黄绍箕建议康有为改穿西装，直奔山东，不要经过天津，那里是荣禄的地盘。如果这个办法还不可靠，黄绍箕建议康有为改穿僧装，反向操作，直奔蒙古，然后再从那儿想办法。弟子们纷纷相劝康有为尽快离开，谭嗣同拔刀相逼，梁启超、康广仁等下跪恳求，康有为最后同意连夜逃出北京，留下诸位弟子在北京继续谋求怎样救皇上。

这一别，乃是他们的最后一面。

六君子在菜市口受难的情况，康有为当时并不得知，他出逃时，心情居然还不错，居然在烟台还玩了玩本地风光，在海边捡了贝壳，买了六篓烟台苹果准备路上吃。在英国人的帮助下，康有为流亡日本。他伪造了光绪皇帝的密诏，成立了保皇会，收获了许多不明真相群众的捐款，目的是保卫光绪皇帝，光复大清王朝。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光绪皇帝指望不上康有为，连康有为自己也没指望自己。拿着群众捐款，康有为公私不分，他开公司、办实业、炒股、炒房，甚至还在墨西哥炒过一段时间地皮。1898年到1913年，康有为还开始了一场颇为奢侈的“豪华列国游”。

△流亡中的康有为

说豪华，一点不为过。住的是高级酒店，出行是马车和汽车，还经常雇佣译员（导游）、仆人和厨师。

他对德国可谓情有独钟，“九至柏林，四极其联邦，频贯穿其数十都邑”，游览莱茵河，称其风景妙丽，罕有其匹；访问参观克虏伯制造厂，赞德国工业制造精益求精，冠绝欧美；访问联邦议院，颇感政治清肃，秩序井然；他甚至觉得德国男人都“英武雄壮”，女人则“秀倩可嘉”……正所谓“一切以德为冠。德政治第一，武备第一，文学第一，警察第一，工商第一，道路、都邑、宫室第一。乃至相好第一，音乐第一。乃至全国山水之秀绿亦第一。”

一切都是德国好，所以德国啤酒也是世界第一。

在康有为的眼里，德国人简直把啤酒当成了饮料，“德国人人无有不饮啤酒者”，喝啤酒的杯子大得吓人，“其饮啤之玻杯奇大如碗，圆径三四寸，有高八寸而圆径二寸，初视骇人”。在到德国之前，康有为从不喝酒，说也奇怪，到了德国尝了啤酒，康有为从此“开戒”，每日必饮，连续半月后，再难释怀。“康圣人”最青眼有加的，是产自德国Kaiserdom（凯撒）酒厂的MUNCHENAL（慕尼黑）啤酒。

△我保证这不是啤酒的广告

这种被康有为翻译为“免恨”和“猫匿”的啤酒现在还能买到，我慕名喝过一次，确实是巴伐利亚风味的黑啤，颜色不算深，香倒很香，味道却不太好，是很单薄的那种味道。康有为却对此大为推崇，说：

“猫匿之啤酒名天下，吾饮欧美各国之啤酒矣，皆略有苦味，不宜于喉胃，惟猫匿之啤酒入喉如甘露，沁人心脾，别有趣味。”

他每到饭店，点的都是猫匿啤酒，“不一饮之则喉格格索然”。

从德国啤酒开始，这一喝，康有为对酒的喜爱开了头。于是，英国“尾士竭”（威士忌）、法国葡萄酒都进入了康有为的酒单。

有酒无肉可不行。他在斯德哥尔摩品尝海鲜，“多鱼虾异物，咸酸皆备，其价贱而品多，味亦新异，盖欧土所未见也”；在匈牙利吃生牛肉配酱；惊讶于比利时人“好食马猫狗肉”；对于法国美食也没有盲从，康有为抱怨法国菜虽然好吃，但是太贵，“一般饭店，三人一餐，一蒸双鱼，一白笋条，一鸡汤，一鸡与茶及红菩提酒，竟花费近百法郎”；他吃得最满意的国家是土耳其，“食品甚能调味，又能切碎，远过欧人，法、班、葡且不及，其他国无论也。其一切肉品并切粒片，且先下味，极类中国”。康有为在土耳其，每饭必加咖喱，牛羊鸡鸭、点心面食皆可口，看来，康南海的胃口确实很好，对咖喱都能够接受并喜欢，实在算得上是当时的美食家了。

△印度咖喱是最丰腴的那一种

虽然喜欢咖喱，康有为却十分讨厌在印度的游历生活，最痛苦就是找不到好吃的，“惟无酒楼食店，仅鸡卵羊肉，盖其王及士夫皆不出，惟市井首陀之贱族就食焉，故无美食也”。按照康有为的解释，印度的王公富人们极少在外就餐，而一般市井贱民又无力享乐，故遍游印度，难觅美食踪迹：“印人食无可取，惟糖物甚多。”

不过，这段在印度的痛苦岁月，却成就了一首文明海外的诗。这首诗出自康有为的女公子康同璧。1901年，康同壁18岁，在外文报纸上发现，父亲逗留在印度，于是决心去印度找爸爸。1902年春，她女扮男装，只一人出德胜门，经居庸关、大同，下潼关、兰州，入疆，翻葱岭、帕米尔，南下印度，惊动了英印报纸。梁启超赞曰“以19岁之妙龄弱质，凌数千里之苍涛瘴雾，真可谓虎父无犬子也。”康同璧终于见到了父亲，并陪着父亲游历印度，赋诗曰：

“舍卫山河历劫尘，历金环殿数三巡，若论女士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

这首诗的知名度，举一个例子便可证明。康同璧解放后接受了国家领导人接见，她一走进房间，就听见周恩来说：“‘第一人’来了！”毛、周等人趋步上前与她握手，态度十分恭敬。毛泽东一边握手，一边对老人翘起大拇指，朗诵道：“若论女士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

值得讨论的是“支那”这个词。在今天，许多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对中国的侮辱词语，其实，“支那”最早出现在汉译的印度佛经里面。《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里说：“王又问曰：‘师从支那来，弟子闻彼国有《秦王破阵乐》歌舞之曲，未知秦王是何人？复有何功德，致此称扬？’”

到了清末民初，受东学西渐的影响，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认为，“中”“华”等称呼体现出了一种汉民族的傲慢与自大，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现代的先进思想有太多龃龉。故以开放和欢迎的态度使用“支那”作为中国的代称。

民国3年，孙中山写给时任日本首相大隈伯爵的密函中孙中山自称支那29次,对支政策1次，支那革命1次，支那国民2次，支那人1次，总计34次。梁启超也曾自称支那少年。

“支那”由中性词转向贬义，还是从日本开始。因为日本对于中国的态度转变，敏感的中国留学生渐渐从“支那”这两个词里读出了别样的情绪，所以郁达夫在《沉沦》里说：

”日本人都叫中国人作‘支那人’，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们骂人的‘贱贼’还更难听，如今在一个如花的少女前头，他不得不自认说：‘我是支那人了。’”

毛泽东对于康同璧的好印象，和康有为大有关系。他在东山学堂念书时，就接触到了康有为的著作，后来他对斯诺谈到这一段往事时说，《新民丛报》“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1949年，在他撰写《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时，谈到“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时候，还把康有为称作“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中的一个代表者。

△康有为在流亡中

康有为在西方找到真理了吗？

我们不知道，在他津津乐道于“猫匿啤酒”时，他最钟爱的弟子梁启超已经开始重新思考新的救国方案，他写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这是梁启超第一次公开反对康有为，从此，师徒渐行渐远。这大概是“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戊戌六君子”们做梦也没想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