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中国文化中“人”的独特地位

源济

许倬云：中国文化中“人”的独特地位 

原创 2016-11-18 许倬云 大家

文 | 许倬云

今日世界的现代文明，承袭了犹太/基督教的传统，总是将人的起源，联系于上帝造亚当夏娃的故事。而且紧接着，就是人犯了违背上帝的原罪，人若是要赎罪，只有坚定地信仰上帝一途。其实，世界上各处的民族，都有各自的神话系统，也因此有不同的人类起源的传说。

这篇文章里，我将从中国古代传说中人的起源说起，以说明中国文化传统中对于人的认识，与上述西方上帝造人的取径完全不同。

中国疆域广阔，各处造人的传说也并不完全一致。不过，至少在战国时代，盘古开天与女娲造人，已经是大家都接受的一个说法。这一个盘古、女娲传说，应当是起源于华中长江流域，蛮苗系统的古代民族。可是，在战国时代，屈原的《天问》就以这个传说，作为开天辟地和人类起源的说法。

在没有开天地以前，宇宙是一团混沌。混沌的形状，就如一个巨大的圆卵。圆卵忽然裂开，其中坐了一个盘古，他举手将清轻的空气往上推，成为天空；将重浊的资料往下压，就成了地面。盘古的骨骼成为山岭，血脉成为河流，毛发成为草木，这就是世界的出现。

▲ 盘古开天辟地

因此，这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老庄所说的“无为有之母”，以及“混沌”是最原始的形态，颇与这个说法相符合。如此解释宇宙的起源，似乎比先有一个无处着落的上帝，更具有哲学意味。否则，大家还是会问：上帝又从哪里来？今天太空物理学，讨论到宇宙的起源，基本的假设是：宇宙从一个点开始，然后爆炸为宇宙。我们一样会问：那个点在何处？在数学意义上，点不占空间，因此等于零。然而，这零又怎么可以爆炸？

盘古之后，女娲出现了，女娲也就是女性的意思。在道教的神道系统中，女娲就相当于斗姆，在今日的民间宗教中“先天老母”应当就是女性的原始。这一观点，也和老子所说“元妣”的观念相当。女娲用黄泥和水，捏成人形，给予其生命，就成为人类。

女娲这个角色，不仅是人类的创造者，也是宇宙的整顿者。在水神共工发怒，撞倒了天柱不周山后，女娲烧炼地上的五彩石，补上天的缺口。大水泛滥时，女娲又用炼灰，堵上了泛滥各处的洪水。从这个方面看，女娲的力量是地的一面，和天对立而相辅相成的。虽然有如此的神力，然而，女娲并不是统治宇宙的神祇。她不是上帝，她只是代表一个力量——母性和地。与她相对的，应当是天和男性。

战国和汉代的刻石图像中，常见伏羲与女娲。两者都是人面蛇形，二尾交缠象征着交配。他们二人手中，一个手持圆规，一个手持矩尺，可能就是天圆地方的象征。综合上面所说，女娲造人和补天，只是象征着母性的原创力。这一个传说的意味，毋宁指出“人”本身，是自然出现的，并不是屈服于上帝的子民，更不需要背负上帝与人的契约。

▲ 伏羲与女娲

在新石器时代，中国沿着太平洋岸，从辽宁的红山文化，一直到浙江的良渚文化，都有高天的信仰，而且是以太阳作为象征。太阳高高在上，成为中国“昊天”的起源。红山文化的高山上有女神庙，还有酋长或是祭司的坟墓和祭坛。祭坛、坟墓四周，都有中空、无底的陶罐，围绕着基地排列。这一安置，毋宁是象征天地之间的沟通，而以神圣的祭坛，作为相通的管道。墓主是一个尊贵的人物，还有法器陪葬，他也许就是大祭司或者酋长，负责天地之间的交通。

在良渚，琮形的玉器——就是一个外方内圆的玉管，有人说其上是一个圆盖，其下是一个方底，这也是象征着天和地之间的沟通管道。有一件琮上，刻着一个飞行的神像，也许他就是天神？亦或是神的使者？还是人间负责与天地沟通的巫师？我们不知道。在另外一些琮器的边上，往往刻着一只飞鸟。在许多地方的传说中，飞鸟常常是天神的使者。这些良渚的鸟形，是不是也是天和地之间沟通的使者？在渤海湾四周的太昊和少昊文化的传统，他们在古代的首领们，太昊系统是以云为号，少昊是以鸟为官：这种安排，也正是象征着天和地之间，经过人，会有一定的沟通机制。

▲ 良渚玉琮

有一件汉代的楚地绢画，虽然时代很晚了，却可能继承了古代的传说。这件马王堆的绢画，分成三个层次：最上一层是天，最下一层是地下的水，中间则又分成人间和死亡的境界。有一棵大树，植根在底下层，枝叶却是在最上一层；枝叶上面有十只鸟，可能就是当年的太阳鸟。

在四川的三星堆遗址，出土一件青铜树，树干上栖息着许多鸟——这一枝神树，可能就是和马王堆绢画上的树一样的天地之树。这是联系天和地之间的管道，人却正在管道的中间，上通天，下达地。宗教史家Mercia Eliad 指出：世界许多地方，都有这种通天树的观念，树到后来，可能演化成高塔，例如《圣经》中的巴别塔。似乎中国古代的这一观念，也并不独特。只是，在人神之间的关系上，中国古代认为，“人”却是沟通天地的中介。

人的身体，在中文里的解释是：圆颅方足，象征着天圆地方——人本身俨然是一个宇宙。战国时代，阴阳家与五行家两个自然哲学学派，各自陈述他们对宇宙的理解。阴阳家认为，宇宙之间有阴和阳两股力量，交缠互动，成为宇宙运行的动力。宇宙之间所有的事物，都有阴的面和阳的面。两者并不只是对立，也能互补。

五行家则将宇宙的构成，归纳成金木水火土五个因素，或是五个成分，五者相配构成万物。每一件事物，都有特定的五行成分，不能过多，也不能过少。阴阳五行家结合在一起，成为秦汉以后，中国自然哲学形而上理论的基础。

阴阳思想的产生，当然是首先认识到两性交合能够创造新的生命，才将生命力归纳成为阴和阳两个因素。这两因素不能独立运作，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因此，女娲和伏羲必须同时存在。阴阳之间，应当调和而不是对抗——在两个因素之中，永远是寻找平衡，任何一面的过强或过弱，都会造成整体的不平衡，而导致灾难。

五行则是古人从日常生活中，引申出来素朴的理论。任何一项因素或者功能，都不能不受到另一方向的反制。这五个因素之间，必须要调和，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生活体系。同样地，每个元素之中，都有强和弱的区隔，过强或是过弱，都会造成灾害。因此，五行观念正同阴阳观念一样，指出人类生活之中各种因素，必须在平衡之中相互调和。失去了平衡，维生的资源不仅不能有助于生存，反而可能妨害了生存的环境。

这样的永远趋衡的动态宇宙，当然会牵扯到时间的观念。时间轴线，在现代科学观念中，是线性前进的。在基督教神学观念中，自从上帝创造天地，时间就永远延续下去，到最后审判的日子，人类的时间终结，但宇宙的时间还会进行。中国式的观念则是循回的，也是在许多条件之中，不断地寻求一个“完足”，而这些条件参差不齐，因此“完足”的境界很难达到。中国人的宇宙中，时间的观念，可以以汉代最后经过形上学思考，发展的年历学作为指标。

经过若干演变，从汉代开始，以至于现代科学进入中国为止，中国人的历法是按照太阳历和太阴月配合：太阳年一年的“岁实”，是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太阴月的“朔策”，是二十八又九分之五日，一年必须要有十二次月圆，每个月圆之时必在月中。单单凑齐这个条件，就需要相当大的公倍数。每一个太阳年，在中国历法上，划分成十二个节、十二个气，每一个关键点，都代表着中国靠近北方的大陆气候转变的关口。因此，这些节气的名称，都是农耕程序必须要注意的天气转换的节点。

再加上中国人的天象观念，宇宙是个大圆球，日月加上金木水火土五星，每一个星体离我们的距离代表一层天，这七层天相当于同心圆的层次，围绕着地球。历法家理想上的宇宙起源日，是在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在这一天恰好是立春，而立春的时间恰好掉在正月初一日的子夜。将所有这些因素调和起来，取得的最小公倍数，

▲ 古代中国人的天象观

从汉代元始年间，乃是两千七百多年前，历法学的术语称为“上元”。但是，即使到了我们这一个大周期的终结，时间也不会停止；日月和五星的轨道，在中国历法上，也有不断变动的规律。于是，一个大周期之后，只是另外开始一个新周期，时间永远进展。“人”却是观察这些变化的主角，于是，宇宙的永恒进行，就系于“人”之存在。

论其根本，阴阳家的起源应当更早。五行家的出现，必定是需要到铜器和铁器成为日常事物时，才有“金”相的功能。阴阳互动的形而上学，当然是和上述伏羲、女娲之间的相生相克，有历史上的渊源。

到了汉代，董仲舒综合儒家的人间伦理学，和阴阳五行的理论，组织为天人感应的学说。在他的庞大宇宙系统中，大小宇宙层层套迭，人体也是一个自我完足的小宇宙。从天地的大宇宙，到人间秩序的宇宙，以至于到人体之内的小宇宙，彼此间互相感应。不仅是大宇宙会影响小宇宙，小宇宙的变化，一样会回馈于大宇宙，引发相应的变动。在这些宇宙中，任何因素都不能过强，否则会压倒其他的因素；也不能过弱，不然也无法保持各种因素之间的动态均衡。

宇宙内部和宇宙之间的动态平衡，也反映在人和天地的关系上。从汉代以后，人们就认识到“人”在大宇宙中，具有和天地同样重要的地位——天、地、人三才，是大宇宙的三个层面。因此，汉代以后出现的中国传统宗教——道教，在其原始的“三官”，就是天、地、人；到东汉以后，“人官”的部分才被“水官”代替。“人”不是屈服于自然秩序的一类生物，反而是各个层次宇宙的命名者和解释者，是和天地并列的宇宙的一部分。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不仅是说天的变化会影响到人，人的变化依然能影响到天。人的变化——尤其是集体的行为，例如国家的政策或政治体制运转的状况，都会影响到宇宙的均衡。从汉代开始，国家的正史往往会包括一章，称为“灾异”“祥瑞“或者“五行”，记载了气候灾变等现象。并且，著史者常常将其与政府的作为相联系，认为是人间的若干措施有所偏差，才导致了气候和其他的自然变化。举例言之，假如皇帝过分依赖皇亲国戚，或者女主专政，这就是阴气太盛，会导致严重的水灾。又譬如，用刑过度或政府的苛政，会造成肃杀之气，以致秋天有严重的早霜，伤害了农作物的收成。

凡此形上学的玄虚之说，当然都是附会。不过，这些想法也确实影响历史上中国人的行为。谏官往往以灾变的出现为理由，理直气壮地纠举政府的行为失当。当天人感应理论刚刚出现，汉代的知识分子，确实常常借着某些灾变的时机，提出政治改革的要求，甚至于冒着生命的危险，建议皇帝退位。以上只是说明，中国人的宇宙观和人生观是密切相连的。“人”在宇宙之间，不是居于从属地位，而是在天、地、人三才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一直到今天，中医的理论，很大部分是从天人感应之说，以及阴阳五行的形而上学入手，建构了一套人体内部各部分的平衡理论，也建构了人体系统与外在大宇宙系统之间的呼应关系。

冯友兰的“新原人”之说认为，人生所处的境界，可以有原始、功利、知识和天地四个层次。我们生在原始状态，应当是生物性最为突出。然而，我们不当自甘于生物，因此，才有“厚用利生”的需求和行为，这是功利的境界。在功利之上，我们还需要将其提升到理性的知识层面。最高的境界，则是从功利升华为与大宇宙呼吸相通的天地境界。他认为这一个逐步提升的过程，依赖于我们的“觉解”。“觉解”二字，也许正相当于儒家心学中所说的“悟”。当然，这两个字与佛道的觉悟和解脱，也有明显的关系。

现在，我们从哲学的讨论，回到中国民间对“人”的理念。上述中医的人体观念，其实就是代表了民间已经由“人”学入手，形成了一套医疗认知体系。在民俗信仰之中，也从精、气、神的理论往下延伸：南北朝时代，道教的炼丹先是从炼制药品开始，从医疗保健推演到长生之术。

服用丹药可以将生命延长，甚至于永远不老。这个愿望本身，就代表了生命是可贵的，值得延续到无穷尽。从炼丹的观念，又发展出内丹学说——据说，人可以从自己身体之内，通过一套方法，开发出自己的真火和真水，将其重新修炼以改造肉身。

▲ 古人炼丹

最高的境界，可以将精、气、神中“神”的部分，在自身内部“结内胎”，“内胎”可以进一步炼化为纯熟的“元神”。按照道家的神秘学说，“元神”才是真正的自己，可以摆脱肉体永远存在，成为神仙。即使没有进化到神仙的地步，“元神”一样可以短期地离开身体四处活动。所谓“元神”的观念，几乎就是陈述人体本身可能达到的永恒状态。人自己的努力，可以修炼到如此地步，“人”的可贵，显而可知。

中国的民间日常生活中，有许多的妖精古怪，在我们日常经验之内，蛇妖狐仙处处都有。按照中国人一般的观念而言，古老的物体或动物，都可以成“精”；“精”的最高层次，则是进化出来人形，以人的形象，超脱了原来的动物或是对象。人可以成仙，物可以成人，所以说这些妖精，理论上还可以进一步进化成为仙，与天地同寿。由此可知，“人”这道关口，是高于一切事物和一切其他生命的。“人”的地位之可贵，就不是承受神惠的受格而已了。

冯友兰的“觉解”，在民间宗教之中称为“修炼”。中古时期，中亚一带的救赎教派传入中国。最初，这一教派还保留原来的面貌，例如祆教和景教。后来者，除了在中国的伊斯兰教能够保持原貌外，其他救赎宗派都大量吸收了中国道教的一些教义，混合成今天常见的一些民间教派，例如一贯道和过去大家熟悉的各种民间信仰。他们所寻求救赎的途径，不再是依靠一个外在的救主，而是靠内修达到的境界。一贯道的“无生老母”，就是道教从无到有的转换。走到这一步的悟解，一样是从清理人体本身和人心本身的污浊部分入手，渐渐提升直至解脱。“人”本身可以达到的境界和地位，不需要仰望神恩就可以做到。

另外一些不是救赎派的宗教，例如妈祖信仰、王爷信仰等等，这些神祇的法力，可以解除人间的困苦和灾难，也可以在人死后将其引导进入极乐世界。不过，这些神祇也不仅仅是使用外在法力加以救赎，而是还要看看这个人自身的境界，至少是行为品德的修为需要达到一定的水平，神仙才会伸出援手。虽然，庙宇门前有无数的信徒烧香礼拜，也有神坛前的捐献和贡纳。然而，认真的信徒一定会告诉我们，单单靠这些奉献不能获得功德，只有通过内在的修行提高自己的品德，神仙才能将信徒引进极乐世界。

很多不了解的人以为，中国人是靠念佛和施舍购买神恩。有一些愚信之徒，以为做些功德就可以得到神的恩典。从上面所举的例子可知，即使民间宗教，都看重人本身是否具备至善的条件——从至善，才可以提升到解脱，提升到超凡入圣。

总而言之，从中国的造人神话，一直到今天的民间信仰，中国文化中“人”的地位是与天地同等，是三合一的一部分。儒家的人文伦理，将在下一篇文章里讨论。但本文所说而言，“人”不假外求，足以依托自我的不断完善和提升，最终超越生物的境界，也超越物质的限制。这当然是唯心论的论述，只是在中国文化中，这一信念其影响极为深远，也极为普遍。与犹太基督教义中“人”的地位相比，中国文化中的“人文”二字，具有更重的分量。

（本文原标题：《天地人神的世界》）

【作者简介】

许倬云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著名历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