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一个六十年代小学生的回忆

源济

叶兆言：一个六十年代小学生的回忆 

原创 2016-11-07 叶兆言 大家

文 | 叶兆言

1964年夏天，我已经七岁，就要上学了。此前的记忆一片模糊，像陈旧的黑白老影片，基本上别人怎么说，隐隐地便觉得好像有这样的镜头。都是些不完整的碎片，断断续续，连不成故事。我属于那种比较迟钝的孩子，个子很小，人很瘦。祖父嫌父亲母亲不会照顾孩子，营养不良，把我接到北京去养了一阵。为这事父亲很得意，说在帝都这么长时间，也没见长个子，还是那么小，还是那么瘦。

记忆中，在北京睡过小沙发，把两张小沙发拼起来，结果就尿床了。这个印象非常模糊，多年后，堂姐笑着说起此事，说祖父单位有个医生会针灸，老人家去上班，把我带去，让那医生为我扎针，说是可以治尿床。这印象也完全是别人说了，才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真正能记住的场景，是看见很多人在一本正经地做广播体操。那时候，祖父在教育部上班，已经是个七十岁的老人，小孩子印象中，是个很老的老头了。我看见很多人在做广播体操，一个个木偶似的，这很好玩。

▲ 资料图：文革时期的北京

记得在北京过年，伯母给压岁钱，还给了我一个漂亮的小铁盒子，里面装着很多糖果。下雪了，堂哥在四合院雪地上写字，用树棍写我的名字，我追出去，跟着他在地上乱画。也许是人小的缘故，觉得院子很大，雪很深，回廊很长，无聊的时候可以一圈圈地跑着玩。好像也燃放了爆竹，我胆子小，只是看别人放。有一台电子管的黑白电视，正对着吃饭桌子，机身很大，屏幕很小，很少打开，好像只是在吃饭的时候看几眼。

从北京回南京，坐火车还要摆渡。有很多年，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人坐在火车上，一会儿往前一会儿往后，就渡过长江了。其实我对滚滚长江也没什么印象，感觉自己是看到了，又好像什么也没看到。乱哄哄的，周围人都下车了，大约是怕小孩子乱跑，我被留在车厢里。已记不清是谁把我带回南京，甚至连我父母也想不起来，后来追问他们，他们也没有任何印象，反正朦朦胧胧去了北京，又朦朦胧胧回来了。

回南京是为了要上小学，我父母当时正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四清。按照父亲的解释，这已经可以算是文化大革命开始。所谓四清，是“在农村和少数城市工矿企业、学校等单位开展的一次社会主义性质的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教育运动”。父亲说，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人与人之间关系，基本上是我批判你，你批判他，他又批判另外一个人，没完没了地循环。谁都是批判者，谁又都是受害者。

▲ 资料图：文革宣传画

因为父母都下乡四清，我由保姆照应。可是报考学校，却由邻居的一位老大爷领去。为什么会是他，会是一个这么糟老头子带我去，始终是个谜。我父母也想不明白，我们家的保姆很漂亮，据说还有一个相好是大学生，为什么不是她带我去报考。那时候也没什么学区概念，已经有好坏之分，想读哪一所小学，必须要象征性地考一下。记得是问了几道算术题，问了几个方块字，便被录取了。在我们家附近有三所小学，从距离远近看，我读的那所小学居中，以现在的流行说法，属于南京最好小学之一，周边房子一定可以卖大价钱。

那所小学叫游府西街小学，有着一百多年的历史。我读书时，正式名字叫“白下区第一中心小学”，一所五年制实验小学，其他小学都要读六年，这所学校的最大好处是可以占一年便宜。我所居住的家属大院，许多孩子年龄相仿，与我同校同级一个也没有，天天上学放学都一个人，感觉上很孤独。路面有树，一边走，每遇到一棵树，就用手去拍打一下。当时马路上不要说汽车，连自行车都很少看见，小孩子上学都是自己去自己回，谁要是有人接送，绝对会让同学笑掉大牙。像我这样在家靠保姆照应的小孩，绝对不能让人家知道你们家有保姆，否则就是资产阶级，就是剥削阶级。

小学一二年级学过什么，一点印象也没有。父亲和母亲各忙各的，父亲总是在写英雄人物，他是一名编剧，总是在不停地塑造高大全英雄。母亲是剧团的头牌花旦，总是在不停地扮演英雄人物，那种几乎不食人间烟火的女一号。他们很少有心思过问我，那是暴风雨开始前的一种平静，火山即将爆发，我的父母内心深处都非常紧张。父亲是右派，写剧本是戴罪立功，对就要到来的文化大革命已有预感。母亲出身贫苦，时时被提醒不要骄傲，不要脱离群众，不要有资产阶级的名利思想，要斗私批修，要不断革命，她的紧张是一种困惑，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样才对，才跟得上形势。

▲ 资料图：文革宣传画

我对文化大革命的原始记忆，就是同学之间喊着玩的顺口溜：

吴晗邓拓廖沫沙，

屁股上面一个疤。

不知道外地小学生是不是也这样，反正我们翻来覆去地念叨，一边有腔有调地念，一边拍手，女孩子跳牛皮筋，也是反复用这么一句。文化大革命对于国家是悲剧，对于我们这些小学生来说，却是地地道道地喜剧开场。很快，就又有了新的顺口溜。

同样是顺口溜，同样是好玩，文化大革命正在走向深入。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来说，越深入越好玩，越乱越有意思。打倒这个打倒那个，看人游街，看人抄家，看宣传队在街头演出。到处都是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也不知道为什么，学校成了外地来串联的红卫兵接待处，我们不得不到另外一所叫“群立小学”的学校去上课。两个学校的学生同时上学，安排不了，只好错开来，都只上半天课。大家觉得很新鲜，换了一个新地方，一切都觉得新奇。过了一阵，大串联的热闹结束，我们又回到自己学校，就跟遭过洗劫一样，四处狼藉，门窗损坏了许多，电灯线都给剪了，说是红卫兵没钱，把电线剪了，剥出里面的铜芯，再拿去收购站卖钱。

▲ 资料图：串联红卫兵

父亲和母亲很快也出现问题，我们家也被抄了，他们双双进了牛棚。保姆走了，我寄居在那个当初领去报考小学的邻居老大爷家里。少年不识愁滋味，在有些文章中，我夸大了父母被批判带来的苦恼，那年头，挨批斗的人很多，一轮接着一轮，有很多狗崽子，今天还在嘲笑别人，很可能明天别人就嘲笑你。因此大家都很朦胧，有时确实会有些歧视，但是也就那样。很多事情仿佛注定，同学中天生有厉害的和没用的，厉害的就算是父母被打倒，他照样还敢欺负那些没用的同学。我从来都是属于没用的学生，枪杆子里出政权，拳头下定是非，厉害的同学在学校里仍然可以嚣张，照样是想打谁打谁，父母有问题没什么太大关系。

人人胸口都别着毛主席像章，人人头上都戴着一顶绿军帽。有一段时期，流行抢像章和军帽，在商场或者街头游荡，突然会有个人窜上来，在你胸口使劲一抓，抢了就抱。有人专抢年轻漂亮的女孩子，现在想起来，不排除是趁机吃豆腐。抢主席像章算不上什么犯罪，真被人逮住了，可以说自己是因为热爱毛主席才这么做。有一天在中央商场，就在我们眼前，一位女孩子的像章被抢了，是一个与她差不多的男孩，应该是个初中生，动作很快，一下子没捞到，紧接着又是一下，很粗鲁地一把抓住，得手以后，一溜烟地消失了。女学生迟疑了一会儿，显然被抓得很疼，也有些害羞，站在那痛哭起来。

▲ 资料图：文革宣传画

我们汲取教训，自以为是地将毛主席像章反过来别，别在衣服里面，要给别人看，就将衣扣解开，掀起一角，有些像地下党对暗号，动作很神秘，也很夸张。当年有一顶真的军帽，有一枚漂亮或特殊点的毛主席像章，绝对是很露脸很有面子。我们家属大院一个小孩，不知从哪弄到一个碗口那么大的像章，用一根细绳子拴住，挂在脖子上。许多孩子一起玩弹子，也就是那种在地上弹着玩的小玻璃球。金光灿烂的大像章晃来晃去，特别碍事，轮到他弹玻璃球，非得用另一个手捧着才行。我就小声嘀咕了一句，说你骚包什么呀，戴这么一个大东西怎么玩，他立刻翻脸，很惊恐地说：

“你你他妈反动，反动，说戴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像章……是骚包，说毛主席像章是东西！”

永远都忘不了当时的恐慌，不仅是我，一起玩的小伙伴不约而同都有些紧张，这确实太反动。当然，过了一小会儿，只是过了一小会儿，就跟没发生过一样，我们又若无其事地玩起来。

2016年9月27日 河西

(原文略有删改)

【作者简介】

叶兆言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著有《花煞》《烛光舞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