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云飞：文言文这头“怪兽”把我们玩残了

源济

冉云飞：文言文这头“怪兽”把我们玩残了 

原创 2016-11-02 冉云飞 大家

文 | 冉云飞

▍ 一

百多年前，没有人要写这样的文章，其因在于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文言是想读书的人，在做童子时就必过的关。且几岁就能背诵“四书五经”乃至稍长能背诵“十三经”的人，也并不鲜见。而当下人们都知道在学生中流行一个顺口溜：一怕周树人，二怕写作文，三怕文言文。怕周树人与怕写作文，不属于这次要议论的话题，先按下不表。

怕文言文，其因何在？大家都看得到的结果是，古时哪怕浅近的蒙学读物，都是文言的，稍长其文言要求就更高。换言之，教材全是文言的，根本没有后来的“白话文”什么事，毫无选择余地，也没有多选项带来的烦恼。那时的人说话，自然多是本乡本土的口音，待进京考试，为了交流之便，凑合着说点官话。但一旦写作诸种文章，连日常书信、对联等，都必须具备相应的文言知识。要言之，不学文言，别说科举考试自然无望，进身之阶被堵死了。就是日常的交流，也受到诸多窒碍。

现在的问题在于，文言的使用土壤被抽空了。自从白话文成为说写语言的主流以来，一般说来，文言固然早就不是日常交流语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连书写功能也大大地丧失和缩小了。当学校教材换成白话文为主的时候，那就相当于等那批能使用文言文写作的人去世后，很多人就将不会再用文言来作为书写工具。因为童子功一旦废了，要想捡起来，学得像模像样，其可能性微乎其微。现在除了墓碑、族谱、赋文等方面偶用古文外，其他地方早都退出了。文言不能在实际写作中运用，能看能读的功能，自然会有某种意义上的同步退化，这是你再惋惜也挡不住的现实。

说起来，推展文化之努力，无非是在普及与提高两方面着眼。提高与创造，固不容易，这得有环境。但即便有这样的环境，也不能直接推出能解决学习文言文障碍的问题。因为这属于普及问题，用搞得深奥的提高办法，来加诸初学者，恐属南辕北辙。普及的土壤没了，要想能快速普及就很难，提高看来也没有多少可能——对古诗文特别是古代社会，倘还只停留于传统文史研究方法上，要想出彩推新，那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反而是海外汉学研究者的方法与深度，往往能给读者眼前一亮的感觉。

一件事情抽空其实用性，其传播就会大打折扣。因为从日常生活来看，人是逐利的动物，没有利可逐，就丧失了投入与产出的巨大动力。现在一些所谓的书法家，其字写得差到不如过去的账房先生。不是他们没有过去的人聪明，而是因为写毛笔字，没有实用的土壤了——更不用说如今连钢（圆珠）笔都很少用，而电脑键盘打字看不出人的笔迹与情绪——不要小看没有实用土壤的事，没实用土壤，就会使普及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普及自然就很难有提高，所以从人口所占百分比来看，能读懂文言的自然将会越来越少。

▍ 二

有人或许会说，不能说学文言完全丧失了投入与产出的巨大动力，比如官方号召学生学中国传统文化，增加语文教材中的文言与古诗词，民间也有人在办像“复读机”一样的读经班，不能说这里面就没有巨大的逐利机会，更不能说人们在其间没有疯狂的逐利动机。

我曾说夸大传统文化的魅力，并且在考试中增加它的权重，是提高知识门槛、便于掌控青年一代的一种方式。互联网使知识的下移呈加速度趋势，让包括老师、父母在内的成年人，在知识上对孩子的天然优势逐渐丧失。如此一来，对孩子的控制就不那么容易。从心理学常识来看，喜欢控制他人，是人为自己的不安全感寻求固船之锚。

“学海无涯苦作舟”式的学习理念，使得老师、家长都不放心轻松学习会学得知识，轻视松学习为获得知识的“天敌”，而喜欢把学习玩得苦大仇深，甚至有些二吊子教授还出来赞赏这样的认知——这里所谓的“轻松”并非不努力，而是说最大限度地让学生对此感兴趣，哪怕要做的题与学的东西也有一定的量——这样一来，不节制的题海战术、尽量加重学习负担，无尽的考试，打击学生的学习兴趣，就成了官方（因为绝大多数学校都是公立学校）的有意做为。在这一点上，作为官方派驻机构的学校，老师与家长形成了毫无争议的合谋。

我们不难看到如今某些教材里，有不少令人唾弃的垃圾。学生如果被这些东西恶心倒了，不愿意学而又不得不学，还不得不考，等他长大了，可以自己思考一下问题的时候，却不愿意或者无能力动脑子了，更遑论为争取进步而不懈尽力。著名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早已为中国学生与成人这样的态状，用“习得性无助”这一术语做了标配性注释。

我们都知道要让蒙童对文言产生兴趣，就不能不尊重儿童的受教心理。虽然古代的人未必懂得1879年才由冯特创立的现代心理学知识，但用起来却不一定就比今人少，因为使用知识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忘记的共识——“百姓日用而不知”。从蒙童教材“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千（字文）”、《幼学琼林》、《龙文鞭影》等，用了千多年来而不衰——当然你可以说这是农业社会下“慢时代”的产物，完全是不思更换的“老古董”——可今人在这方面却做得很差劲，没有新编的东西拿来做适应这个时代学习的蓝本。于是就有很多人偷懒，直接拿以前那些东西让蒙童背诵，与今天社会生活情状之扞格枘凿，却又只有强行硬灌。如此一来，儿童的逆反不喜，不难推知。

当然在编写适应今天生活的教材方面，今人也不是一点功夫都没有下，比如上海的老师丁慈矿兄所编《小学对课》——再版时易名为《小学对课：语文基础训练与情绪培养》，更订时名之曰《语文基础训练与情绪培养》，诸版我都读过，后改之书名似乎对市场有无谓的迎合——就是一本有意思的书。承他赠阅，才知道有这样一本不错的小书。其编辑体例为每一课在解释该课内容后，由几个比较固定的栏目组成：佳联撷英、巧解妙对、晨读对韵、对对乐园、对联小幽默。在我看来这是能够引起孩子们兴致的，若能在每课后面给出“文献链接”（如好的对联写作、欣赏、对联史书籍之推荐等），便于购买的老师、家长、学生能够摸索其间的规律，扩张他们的视野，就更能收到“授人以渔”的效果。

“三百千千”中“千家诗”算是意识形态比较少的选本，而对联中的“声律启蒙”与“笠翁对韵”也算是相对较少意识形态灌输的。但这选本中有的选对，由于时代迁衍、社会变化，毕竟有过于抽象之处，而《小学对课》中有些选对，则使生活在当下的孩子们感到具体而亲切，且也几乎没有什么意识形态的灌输。现录“晨读对韵”之“一麻（a）”以便读者判断：

天对地，室对家，落日对流霞。黄莺对翠鸟，甜菜对苦瓜。狗尾草，鸡冠花，白鹭对乌鸦。门前栽果树，池塘养鱼虾。有时三点两点雨，到处十枝五枝花。

优对劣，丑对佳，肃静对喧哗。光明对黑暗，谨慎对浮夸。苹果脸，葡萄牙，异卉对奇葩。知音存海内，朋友遍天涯。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

读了诸版《小学对课》后，我对丁老师的书总是留心的。今年在黄玉峰主编的“语文太重要”丛书里，得读他的《小学文言启蒙》，现查我今年9月17日的日记：“此教材编得比一般的好，但出彩的地方也不太多，与他编的对联书相比，创意就要少得多，还是读的文言文章太少之故，选择的面并不广。”一个人下的功夫，不说才能，单说花的时间，《小学文言启蒙》就远不如《小学对课》。而且前者是“奉命”编纂，后者则是自己热衷，大约也是有区别的。《小学对课》编纂花了5年时间，“先后收集了150多种对联书籍、200多篇有关对联的论文”（《小学对课》2005年版后记）。事实上，这些年钟叔河先生撰写的“学其短”系列，结集而大卖，其中有一些短小古诗文，实在是可以拿来编进教材的，可惜丁慈矿对此似乎不够关注。

学汉语特别是文言由对课入手，一来这是由汉字之注重对偶、平仄、韵律、节奏的天然特性有关，二来对课十分有游戏色彩，可以从一个字开始，逐渐增加，颇有点教现代孩子如何学古代人写“微博”发“短信”的意味。事实上，学对课，对在不知不觉中学习古诗文，有相当大的好处，也能体现出学习者的学习水平。不然，我们对寿镜吾先生出上联“独角兽”，而他的学生周树人对“比目鱼”，就不会如此印象深刻。同时，我们也就难以理解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为何在1932年出清华大学入学国文考试题，要以“孙行者”，让学生对，而学生所对以“胡适之”为最佳的因由。

▍ 三

这样说，并不是说学了对课，就可以解决文言文的很多问题。但我认为小学及中学阶段之学古诗文，其意不在于完全了解到很高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其意在于不使学生对传统文化意兴阑珊，而丧失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其实学校教育最成功之处，无非是尊重学生的个性，认识他们的特长，发现他们之所是，成就他们之所是。在这点上，无论是老师，还是家长，不少人都不够得法。不得法的原因很多，一来是老师与家长，对古诗文懂的都不多，很多老师在这方面并不称职。当然最要命的是，教学要求上与家长期待的双重急功近利，使得古诗文学习，变成了不折不扣的毁人不倦。

急功近利，别说在文言已经丧失了实用土壤的今天，就是生活在宋代这样的“文言”环境下，也只会带来家毁人亡的后果。中学文言课本里，我们曾经选读过王安石的《伤仲永》，大家都以为这只是个例，其实在宋代江西特别是饶州、赣州一带形成“制造神童”的产业链（见拙文《读经与宋代江西神童产业》）。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二里令人叫绝地记载了一则，可为今人之后车：

“饶州自元丰末，朱天锡以神童得官，俚俗争慕之。小儿不问如何，粗能念书，自五六岁即以次教之五经。以竹篮坐之木杪，绝其视听。教者预为价，终一经偿钱若干。昼夜苦之。中间此科久废。政和后稍复，于是亦偶有中者。流俗因言饶州出神童，然儿非其质，苦以至于死者，盖多于中也。”

家长与老师联合起来，为各自的利益苦待孩子，倘只是把大部分人弄得平常，也就罢了，不堪的是“苦以至于死者，盖多于中也”。今天很多所谓的国学班，包括著名的“复读机”读经机构（学校），伤害的孩子不知凡几。家长与老师联合起来“制造神童”，老师希望自己手下出应试人才，可以提高自己补课的身价，而家长则把孩子当成自己家庭乃至家族的“弥赛亚”，其不得体的致命绑架，就成为无可逃避的必然。家长把孩子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自然就会无所不用其极地苦待孩子，从而满足自己的欲望，以及填补自己像无底洞一样的不安全感。

既不要急功近利，又希望能学好古诗文，那也不是没有方法的。只不过这方法由于还没有比较有普适性的教材与教学方法，而使得许多人难以掌握其中的窍门。近来集中看了三本与学文言有关的书，不妨就此做个对比性的介绍，以便能够给老师、家长、学生提供一点有益的线索。

以前我还不曾得知，以研究鲁迅著称（我更看重他写的《1957年的夏季》）的朱正先生写过一本《文言入门》。其实他这书从入门的角度看，是名不副实的。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书有三分之二的篇幅是“文言虚词释例”，近乎字典的样子。看了字典，就能入门的人，恐怕是很少的。因为只看例句，没有条贯性，即使珍珠也散乱而不整全。我猜想朱正先生这书是他研究鲁迅的一个“副产品”，因为他擅用鲁迅所举的例子，还有就是鲁迅所评骘的人物与书籍，甚至这书的构架或许也受此影响。但有一点适切性是不可不提的，就是“文言虚词释例”所用例句，大体都来自中学教材。

另一本是瞿蜕园、周紫宜的《文言浅说》。瞿先生、周女史一般人或许陌生，但对喜欢且了解传统文化的人，应该对他们并不陌生。瞿写过《骈文概论》等，编过不少选本，周则在绘画与诗词上均有功力。《文言浅说》配上他们合著的《学诗浅说》，则更有助于对他们二书呈现出互注性理解。《文言浅说》中给我不错感受的主要是“古文的历史发展”“古文文法的特点”两部分。他们二位特别是瞿先生是擅写文言的人，因此对文言细微之处的体会，深于很多只会读，不会写的人。他们对文言语助词的作用，谈得不少，也比较到点，如“我未之见”其实就是“我未见之”，但前者比后者“劲挺有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这“矣哉”的连用就比单独只有“哉”有更深的感叹意味。等等。

但问题在于，这对初学者来说，未必就真浅，所以这书的实用性与朱正的《文言入门》一样，适切度不够。当然这也不能怪他们，要寻找一本适切现在入门者学习的古文读本，作为古诗文研习者的角度，还真没有看到过。但张中行先生的《文言津逮》，虽是一小册，却值得反复看。他把自己要谈的文言问题分成十个部分，与朱、瞿（周）三人的书相比，其清晰程度与适切性远较他们为高。因为张中行在四九年后，大部分时间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参与编纂教材，对中文课文熟悉，对学古文的难易，也远较他人有深的体会。三本中，张中行的行文最为讲究，看过他《负暄琐话》系列散文的人当不陌生。

当然张中行有时议论，也未必允当，如“舍粗取精”一节，说曹丕的《典论·论文》里的名利思想，在当时未必不可有，而今却要舍去。这大约是他作文时还残留有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官方对成名成家思想批评之阴影。但对《段太尉逸事状》的评论，说焦令谌的转变，一夜之间愧恨而死之不合人情，却是相当通达的看法。写作者即便手高如柳宗元等，有时为了言语上耸动人，不惜伤害其人情物理、逻辑推理上的真实，正所谓以辞害意，也是常见的问题。另外，他在对比之下推荐的选本或注本，如王伯祥的《史记选》《左传读本》、杨伯俊的《孟子泽注》、王先谦的《庄子集解》、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我大抵都翻过，是经得起向人们推荐的。

关于文言入门之讲解与教材，此前还读过朱自清、叶圣陶、吕淑湘合编的《文言读本》、朱自清的《经典常谈》、叶圣陶的《阅读与讲解》、张中行主编的《文言常识》、《周振甫讲怎样学习古文》、吴小如《古文精华举隅》等，都使我受到教益。不过，若要说有特别可以上手的古文教材与解析文本，还真难说有哪一本，能让我做出不打折扣的肯定回答。

题图为：《文选》书影

【作者简介】

冉云飞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