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辉：赶走难民，你们就会更安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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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文辉：赶走难民，你们就会更安全吗？ 

原创 2016-10-08 胡文辉 大家

文 | 胡文辉

大约一年前，中东难民问题乍起的时候，尤其是叙利亚小艾兰惨死的图像散布的时候，从国际到国内，舆论一片支持接纳难民的呼声；曾几何时，ISIS 如异形般猝然出世，恐怖袭击彼伏此起，人肉炸弹依然防不胜防，舆论的风向为之一变，有关难民的负面报道迅即增多，穆斯林移民威胁欧洲文明的言论也开始出笼。

是的，由左转右的法拉奇早就阴郁地说过：“穆斯林移民正在把欧洲变成‘伊斯兰的殖民地’……这将会终结欧洲文明——尖塔将代替钟楼，长袍将取代迷你裙。”这种论调，让我想起冷战时代有谁说过：只要法国共产党打一通电话，苏联就能占领巴黎了。

在微博上，我偶尔注意到，有位加拿大人马克·斯坦恩的视频，题目是《西方眼睁睁看着末日降临》（在网上检索，原来其畅销书《美国独行：西方世界的末日》已有中文版，核心见解是欧洲即将伊斯兰化）；针对其主题，一位大陆的少壮史学家做出大历史式的回应：“我们这一代人有可能亲眼目睹‘永嘉之乱’或‘罗马帝国的崩溃’的重演。”“欧洲已经发展到西晋永嘉之乱前夜，却还在追捧各种政治正确，忸怩作态、娘娘腔显摆格调，不知死之将至。”

在“南海仲裁案”公布那一阵，我亲闻一位前辈史家表示：菲佣群体已由港澳蔓延到内地，包括北京，富贵人家的子女赖其服侍，受其影响，将有害于中国下一代精英的心智，应将她们遣返菲律宾，这在经济上也是对菲的一个打击。至于其他对右翼立场鲜明的美国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的褒扬，私底下更是不一而足。虽然这些都非正式言论，但一叶知秋，似可代表大陆（包括知识界）也有一股种族情结的抬头。

已经是四海奔腾的永嘉之世了吗，新的“五胡乱华”时代来临了吗？那么，“徙戎论”的幽灵重现于世，也没什么可惊诧的了。

▲ 资料图：五胡内徙与分布图

据《晋书·江统传》载，在西晋后期惠帝时，鉴于“关陇屡为氐羌所扰”，尤其发生了氐人齐万年之乱，江统忧心边疆民族的渗透，谓其“弱则畏服，强则侵叛。虽有贤圣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通化率导，而以恩德柔怀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乃建议应“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羁旅怀土之思，释我华夏纤介之忧。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是为中国史上有名的“徙戎论”。

需要说明，早在晋朝初年，类似的论调其实即已出现。据《晋书·四夷·匈奴传》，晋武帝时，郭钦上书称：“戎狄强犷，历古为患。……渐徙平阳、弘农、魏郡、京兆、上党杂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万世之长策也。”（参陈登原《国史旧闻》第一分册卷第贰拾“徙戎”条）

对于这个“徙戎论”，唐初编纂的《晋书》是认同的，故作了这样的结语：“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乱华，时服其深识。”后来司马光主纂的《资治通鉴》似乎也倾向于认同，故以一句话作结：“朝廷不能用。”

但后世则似多不以为然。江统当时承认：“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这还怎么“徙”呢？明代张燧《千百年眼》就反驳：“欲驱之去，而未必去；既驱之去，而未必不来也。我知其为害，必不止侵镐方、犯泾原、围白登、入甘泉如周汉之事而遂已也。况夫中国先乱，彼有可乘之隙者哉！”

王夫之《读通鉴论》也质疑：“藉令晋果用之，因而下徙戎之令，群胡知其畏己，而晋有可乘之势，于方徙之际，溃烂以逞，又将奚以制之、使之弭耳以听耶？”（此据陈登原《国史旧闻》“徙戎”条）说到底，实际上并非没有“徙戎”才导致了“五胡乱华”；倒不如说，“徙戎”意图的产生，正反映了夷夏矛盾开始激化，预示着“五胡”时代将席卷而至。

就当时形势来说，胡人族群入华，已如水银泻地，不可阻遏，若硬要施行“徙戎”，徒然即刻激起其反叛，只会促使“五胡乱华”更早发生而已。退一步说，即便我们不考虑实际的历史情势，假设汉人的武力足以弹压外族，“徙戎”可以强制而行，“徙戎”的后果又会怎么样呢？

我觉得，可以借用20世纪的“答案”来回应这个南北朝时代的问题。反过来，也可以说，“徙戎”既是中古的问题，也可以是现代的问题，既是中国史的问题，也可以是世界史的问题——它仍是我们时代的活问题。

“徙戎”在西晋时代没有实行，但在去今不远的20世纪，在不同的国家里，却是真正实行过的。

前些时候翻检当代德国史学家汉斯·乌尔里希·韦勒的《21世纪初的冲突》一书（周惠译，漓江出版社2015年版），特别留意到其中的《20世纪的强制迁徙》一篇。

文章指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强制迁徙，也发生在20世纪的总体战时期。一开始是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奥斯曼帝国一手炮制的对亚美尼亚人的种族灭绝性大屠杀：大约150万人成了受害者，幸存的难民试图逃往海外。……战争结束后，在同样的冲动下有150万希腊人被强制迁徙出小亚细亚。与此相应有60万土耳其人被强制迁徙出博斯普鲁斯对岸的欧洲地区。……伴随大屠杀出现的对亚美尼亚人、希腊人以及土耳其人的强制迁徙，乃是新出现的、空前的、闻所未闻的事件。”

接下来的，就是二战时纳粹德国东进后对波兰人的强制迁徙；然后，则是德国战败后，德人或德裔群体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反过来强制迁徙（格拉斯的小说《蟹行》写的就是这一背景下的“古斯特洛夫号”海难）。

作者总结说：“这些行为的行使……在1939年之前被看作是发生在小亚细亚与巴尔干半岛，即欧洲文明中心以外的恐怖行为。自从1939年开始，事实表明在欧洲文明的中心，人们也能够干这样的事。”

▲ 资料图：迁徙中的亚美尼亚难民

不过，韦勒的视野不免西方中心，只举了欧洲的例。这是个大题目，尽有许多他没有提及的事例。

比如，1940年代后期印巴分治，印度境内的穆斯林族群迁至巴基斯坦，而巴基斯坦境内的印度教、锡克教族群则迁至印度，此过程中的冲突和屠杀，至少造成50万人丧生、1000余万人无家可归；1970年代后期越南掀起排华浪潮，造成十万百万计的华人流亡，或向北返回故土，或入海另寻生路——这就是我们最熟悉的“投奔怒海”。这是向外的强制迁徙。

另如纳粹德国之于犹太人（早期），二战时苏联之于德裔及车臣人、卡尔梅克人，美国之于日裔，南非之于非白人群体，则可归为对内的强制迁徙。

很显然的，韦勒所谓“强制迁徙”，作为一种强迫性的种族驱逐行径，正是发生在现代史上的“徙戎”；同样显然的，“徙戎”不论发生在何处，总是如出一辙的悲剧，在政策上是野蛮的，在后果上是血腥的，它属于是现代史上最阴暗的段落。

这样，不论我们面对中古世界，还是面对现代世界，都有理由相信，“五胡”式的历史固然是一场悲剧，但“徙戎”式的历史仍是一场悲剧；甚至可以说，“五胡”式的历史是或然的悲剧，但“徙戎”式的历史更是必然的悲剧。20世纪的血泪记忆犹新，我们还能从伏魔殿里再释放出“徙戎论”的妖星吗？

在去年写的《“救生艇伦理”与华歆的正义》（《腾讯·大家》2015年9月10日）那篇文章里，我曾引据《世说新语》华歆、王朗在乘船逃难时对待求救者的轶事，质疑了欧洲人那种“政治正确”的救济难民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会赞同种族主义的驱逐难民政策。我愿意取其中道。

我以为，从国家内部的利益和安全出发，你可以做华歆，在开始时限制甚至拒绝接收难民/移民；但在难民/移民已经融入共同体之后，就不应又做王朗，把他们驱逐出境。“徙戎”式的策略，既不人道，也不明智，更易激化矛盾，使新的“五胡”时代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我不敢说，“徙戎”的悲剧一定不会重演，但至少，我们不可以做这出悲剧的导演。

▲ 资料图：涌入德国的难民

我们应承认一个现实：不论古代，还是现代，不论中国，还是欧洲，跨国人口流动的浪潮终不可能遏制，因此而触发的局部惨剧也不可能杜绝。事实上，即便没有难民/移民造成的惨剧，人世间也尽有其他原因造成的惨剧的，一个没有异族的世界，就一定更安全吗？挪威独行杀手造成的血腥，较之巴黎恐袭又相去几何呢？

过去本土学界有一种普遍倾向，认为中国古典文明独具强大的同化能力，故种族问题不那么严重。这种认识，不能说是错误的，但至少也是孤立的。按照阿拉伯史名宿伯纳德·刘易斯的总结，伊斯兰古典文明“引起我们注意的第一个特征，就是……所具有的独特的同化能力”（《历史上的阿拉伯人》第八章，马肇椿、马贤译）。

这么一对照，可见同化能力这回事，就既不是伊斯兰专有，也不算中国特色了。在我看来，如果说中国社会的种族问题不那么严重，那也是经过了漫长而痛苦的政治消化才臻于此的，未见得就是拜中国特种文化之赐。我们的古人面对种族问题，亦苦于应付，虽有不切实际的高调，但也有理性的观察、务实的态度，对于当今国际政治的困局仍有启示的价值。

这里试举一例：《汉书·匈奴传》载，王莽时欲伐匈奴，名将严尤明确反对：“臣闻匈奴为害，所从来久矣！未闻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后世三家周、秦、汉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汉得下策，秦无策焉。”

《资治通鉴》载，唐太宗时靺鞨入贡，太宗得意地表示：“昔人谓御戎无上策，朕今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岂非上策乎！”但唐太宗一时的乐观主义很快就被打破了，大唐三百年，实际上始终困于内外的种族问题，晚唐罗隐的诗《塞外》“可使御戎无上策，只应忧国是虚声”，才代表了唐人的真正心理。

套用“御戎无上策”这个说辞，今天我们也不妨说：反恐无上策。我们必须承认，在极端主义浪潮还没有消退之时，不论“徙戎”与否，不论对难民/移民群体采取强硬还是温和的政策，都不足以剿灭恐怖活动；强硬可能是一种刺激，温和也可能是一种纵容，强硬或者温和，都不是绝对的善策。

▲ 资料图：古代匈奴人

那么，“五胡乱华”式的悲剧，“徙戎”式的悲剧，我们只能在两者之间选其一吗？

我的看法是：我们必须尽力避免两种悲剧——同时避免两种悲剧。对恐怖主义绥靖是错误的，但对种族主义放任也是错误的，只能选择最难的方式，在反恐的“硬”与包容异族异教的“软”之间保持平衡。消除极端主义，防范恐怖分子，自然是困难的；维系人道主义的底线，善待归化的异己族群，同样是困难的。

但我们别无选择，必得同时克服这两方面的困难。这是文明的挑战，是文明的考验，只有克服了这两方面的困难，文明才能自证其为文明。

确实，文明要比野蛮艰难得多，文明必须承担多得多的责任，既要抵挡野蛮，征服野蛮，同时又不能使自身沦于野蛮。唯其如此，才是文明之为文明，才是文明的荣耀之处。相反，假若只有以驱逐、虐待或隔离穆斯林的方式才能应付伊斯兰恐怖主义，那就不是文明战胜野蛮，只是野蛮战胜野蛮，文明一开始就已失败了。

从中国历史的经验来看，种族间的歧视、仇恨、冲突，终究得交给时间去解决，只有时间，只有长时段的历史，才能逐渐磨平种族的刺。种族间的相亲相爱，往往得经历既流血又混血的阶段。

在我们广东，近代有位旧派学者汪兆镛——他是汪精卫的胞兄，但在政治立场上，却跟汪精卫南辕北辙。汪精卫是革命派，是颠覆清室的功臣；而汪兆镛是遗老，忠于清室，耻食民国之粟，辛亥后避居澳门。

但这样一位抱残守缺的人物，对内保守，对外却不保守。其《澳门杂诗》有《竹枝词四十首》，开篇第一首云：“笑煞江郎论徙戎，种多白黑与棕红。中华民气休轻视，三百年来守土风。”自注：“澳中诸蕃麇集，种族不一。大抵西籍共六七千人，华人无虑五六十万矣。居人多沿旧俗，葡官不加禁制。”

可见他久住澳门，显然颇为习惯这个华洋杂处的社会，才会据今溯古，对传统的“徙戎论”付之一笑。

百年之后，地球小如村，我们不好比这位前清遗老还要退步吧。

(原标题：《作为现代史问题的“徙戎论”》)

【作者简介】

胡文辉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