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叶克飞
谈昨日去世的庄奴之前,请容我先聊聊另一个人。
前些日子读过一本极好的台版书——《不枉此生——潘垒回忆录》,为潘垒口述、左桂芳撰写。如今说起潘垒,声名不彰,可在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他可是港台两地最能“折腾”的人之一。
1949年,潘垒在台湾创办《宝岛文艺》,是当时台湾唯一大型文艺刊物,给无数初至台湾的名家提供了抒怀之地。也正因潘垒仗义疏财,有此义举(《宝岛文艺》由潘垒自掏腰包,无发行收入也无广告),才有次年《野风》《半月文艺》和《文艺创作》等文艺杂志的相继兴起。潘垒自己也是台湾最好的作家之一,《红河三部曲》堪称史诗,于1955、1956、1957连续三年获中华文艺奖。
后来,他进入电影圈,成为台湾最知名的文艺片编导。如今赴台旅行者常去的野柳,就是其导演处女作《情人石》的取景地,此片也成为揭开野柳面纱的风光推广片,使之受益至今。他也曾为邵氏拍片,港台两地跑,佳作甚多,如《台风》《落花时节》《天下第一剑》《毒玫瑰》和《兰屿之歌》等,具有独特的美学意味,1968年由胡燕妮和凌云担纲的旧版《新不了情》也由其导演。
▲ 潘垒导演的《情人石》剧照
说他爱“折腾”,不仅因他能写能拍。他还曾创办“现代电影电视实验中心制片厂”,自行设计连邵逸夫都深感兴趣的片场,业余时间还酷爱电器发明。
也是读这本《不枉此生》,我才知道潘垒人生的前半段更为传奇。他本是在越南出生的华侨,家境富裕,抗战时回国。虽然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却毅然参军,赴印度接受美式特训,成为那个年代相当稀罕的机械技师,最擅长装卸车辆,对发动机十分熟悉(这也是他一生着迷发明电器的因由)。曾在滇缅公路流血流汗,是绝对的抗日英雄。抗战后辗转上海、香港,颇多奇遇,后来送某大人物家眷前往台湾,却因时局之变而无法回到大陆。
▲ 潘垒头像
书中有不少潘垒旧照,年少从军时是如假包换的“小鲜肉”,有一张21岁时的照片尤其帅气俊美,但怎么看都还是个孩子。如此模样,竟已从军数年,屡屡乘机飞越喜马拉雅山脉这一死亡航线,在滇缅公路上驾车艰难前行,实在令人无法置信。但也正因为这样,我才能理解潘垒的一生为何如此传奇——曾经历过这么多次生死洗礼的人,又怎会浪费自己的艺术天分?
每一代人的人生都不可复制,潘垒这代人似乎尤其如此。他们生逢民国,经历抗战,其后,山河变色之际的选择几乎决定了未来人生走向。留在大陆的,要历经政治运动和随后的改革开放;前往台湾的,则要经历多年戒严和80年代后期的解严。但不管如何选择,人生都不免跌宕。这样的大时代,这样的颠沛流离却又不失波澜壮阔,为历史所仅有。
所以,每个从这大时代中走过的人,都能将自己活成一部活字典。哪怕只将些许人生跌宕与自身才气相融,都可呈现为动魄惊心的作品。
▲ 词坛泰斗庄奴
庄奴也是如此,而且,他的一生与潘垒颇多相似之处。他1922年出生于北京,毕业于北平中华新闻学院。1949年前往台湾,做过记者、编辑,演过话剧,但以歌词创作享誉台湾。他填词五十年,作品超过三千首,以他自己的诗作来形容,便是“行云流水五十年,吟风弄月歌三千”。
邓丽君的《小城故事》《甜蜜蜜》和《又见炊烟》都是他的作品,据统计,邓丽君的503首歌曲中,庄奴填词的曲目占比80%!此外,如齐秦的《又见溜溜的她》,千百惠的《走过咖啡屋》,还有高凌风原唱、被费翔翻唱的那首《冬天里的一把火》等,亦出自其手。
庄奴原名王景羲,小时候在北京灯市口长大。这一带名人故居本多,如老舍故居便在灯市口丰富胡同,可惜庄奴早已记不清自己的确切住址。倒是他曾就读的育英学校,实在是大名鼎鼎。有人曾把民国时代的育英学校与如今的北京育英中学混淆,其实二者大大不同。
如今的育英中学,始建于1948年,前身是中共中央直属机关育英小学校,诞生于西柏坡,1949年迁入北京。庄奴就读的育英学校则是如今的北京二十五中,由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创建于1864年,是北京引进西方科学,开展现代教育最早的学校。
庄奴的父亲是西北军将领,他读中学时,家境窘迫。免收学费的教会学校堪称及时雨,而早已坚持多年的现代教育,也让庄奴得到了极好的启蒙。这所教会学校一向崇尚培养学生的兴趣,重视审美教育,也重视学生体魄。
庄奴直到晚年仍酷爱足球、篮球和排球,便与这段求学经历有关,只是当年热衷打球,晚年热衷看球。庄奴填词时展现出的平平无奇却趣味盎然的审美意味,多少与这段受教育经历有关。
家学渊源也是一大因素,他的母亲是出身名门、琴棋书画无一不通的大家闺秀,常以唐诗宋词为“教材”,为庄奴启蒙,培养了他对文字的敏感和审美。
中学毕业后,庄奴考取多所学校,其中包括北大,但最终选择了并不知名的中华新闻学院,原因也是该校不但免学费和伙食费,还会给每个学生发一袋面,这袋面可用于养家糊口。当时北平已被日军占据,庄奴出身抗日将领家庭,困境可想而知。
从新闻学院毕业后,庄奴先后在《新民报》当过记者、编辑、分社主任,并尝试写作。但他一心参加抗战,打算报考空军,于是悄然离家——潘垒当年也是如此,真不知道当年有多少热血少年,既满腔报国热血,又深恐家人担心阻拦,便悄然离去。
庄奴在参军途中曾感染霍乱,险些不治,又因身体瘦弱未能成为飞行员,但还是考入位于成都的空军机械学校学习地勤,但刚一毕业,抗战便已结束。此后,因他有文艺专长,被调入文工团。1949年,其所在部队受命开赴台湾,临行前他曾匆匆返家,但随即离去,可这一走,便与父母是永别。
这样的故事,在那个时代实在太多。潘垒也一样,在抗战中出生入死的他,战后辗转香港、上海,后来返回越南家乡,本以为可以一家团聚,谁知回家不久,便因越南政局动荡,他作为曾经的国军,为越共所不容,被逼离开越南,就此与父母永诀。
在庄奴与潘垒的经历中,更让我感兴趣的是初至台湾的那段时期。50年代的台湾,人心惶惶,甚至充满末世情结,经济也仍薄弱,人们生活困苦。潘垒有能力创办《宝岛文艺》,是因为他原本家境殷实,又继承了一笔遗产;而庄奴随军来到台湾,尽管担任军报编辑的文职,有上尉军衔,但每月薪水也不过37元台币,充其量只够勉强度日。他写诗写文写歌词,初衷都是为了改善生活。即使比他阔绰得多的潘垒,在将全副身家投入《宝岛文艺》刊物后,也只能靠卖文为生,去电影公司做编剧其实也是卖文的一部分。
但在那个物质贫瘠,精神生活也贫瘠,甚至连卖文都无处可卖的时代里,才华却往往无法被掩盖,机会总会适时而来。庄奴就是在那时,以清新的短诗、散文和小说逐渐改善了生活,也得到了作曲家周蓝萍的注意——而这位周蓝萍,恰恰是潘垒的老搭档,在《不枉此生》一书中着墨甚多。
周蓝萍作曲的作品中,《绿岛小夜曲》《高山青》《月光小夜曲》和《山前山后百花开》等都是名作,他也曾随潘垒前往香港为邵氏工作,邵氏当时盛行的黄梅戏电影(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等)中的插曲多半由其创作。也正是他,请庄奴担任歌舞片《水摆夷之恋》的歌词创作,其中由庄奴作词、周蓝萍作曲、凤飞飞演唱的《愿嫁汉家郎》风靡一时。
这种“简陋年代”里的成功,似乎总是水到渠成,无须喧嚣。即使山河变色,颠沛流离,可他们并不需要担心满腔热血无处安放。
庄奴的词作,文字极其简单,但清新隽永,加上他本人深受唐诗宋词熏陶,语感和韵律感极强,在那个时代受宠实属理所当然。可相比之下,我更愿意探寻的是他以及那代人的人生选择,他们吃过的苦,他们走过的路,他们的理想与荣光,都已无法复制。
原标题:《邓丽君背后的庄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