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棺定论！战斗机黑手党

源济

盖棺定论！战斗机黑手党 

2016-09-07 李昭辉 空军之翼

　　注：本文原作者为美国《空军》杂志（AIR FORCE Magazine）总编辑约翰•T•科雷尔（John T. Correll）。科雷尔从1990年起即开始担任《空军》杂志总编辑一职，现在其身份为《空军》杂志的特约编辑。本文最初发表在2008年2月出版的《空军》杂志上，译文所配图片有改动。

　　1980年代初，一群来自美国空军的军事改革先驱者开始在国家级军事机构的舞台上崭露头角。当然，此时的他们还只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群体。他们总共只有十几个人，绝大多数是来自五角大楼和国防工业界的退役军官和中层系统分析员。在此之前，外界对他们几乎一无所知。而且，直到他们以“战斗机黑手党”变得众所周知之前，也不曾有人用“改革者”这一称谓来称呼他们。

　　他们秉持的基本理念是：美国武装部队已经沉溺在“高技术”和“极度复杂的武器系统”中而不能自拔了。这些武器装备是如此地昂贵以至于美军只能购买相对较少的数量。“过于复杂”则使得这些武器难以使用和维护，这导致了战备完好率下降的问题，并减少了战机的出动架次。更糟糕的是，这群“黑手党”认为，这些复杂的武器装备在实战中还不如那些简单、便宜的武器有战斗力。

　　这群“黑手党”抨击的对象包括坦克、导弹和舰艇，但他们主要的批评目标是战术飞机。1980年，他们的大本营是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下辖的项目分析与评估办公室战术空中力量分部。在这场军事改革运动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以下三位人物：

　　约翰•R•伯伊德（John R. Boyd），美国空军退役上校，空战理论家，项目分析与评估（Program Analysis & Evaluation，PA＆E）办公室顾问，同时他也是这群“黑手党”的精神领袖。

　　皮埃尔•M•斯普瑞（Pierre M. Sprey），工程师，同时也是项目分析与评估办公室的一名系统分析员。在20世纪70年代，他和伯伊德两人一直是“轻型战斗机”计划最主要的倡议者。

　　富兰克林•C•“查克”•史宾尼（Franklin C. “Chuck” Spinney），当年还是一位空军上尉的他在伯伊德手底下工作，并追随着伯伊德来到了项目分析与评估（PA＆E）办公室。他的名言“Defense Facts of Life”成为了这场改革运动的宣言。（译者注：Defense Facts of Life这句英文译者实在是想不出如何用合适、恰当的中文来表达。这句话出自史宾尼上尉的一篇名为“Defense Facts of Life: The Plans-Reality Mismatch”的演讲，在这篇演讲中史宾尼上尉对美国国防预算的使用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认为国防部官僚是在用不切实际的假设购买一些不可持续的设计方案，并认为美军是在追求用复杂的技术生产的价格昂贵、数量稀少的和低效的武器，The Plans-Reality Mismatch就表达了这样一种“计划与现实不符”的意思。至于前面的Defense Facts of Life如何翻译理解就请各位读者见仁见智吧。）

大名鼎鼎的约翰•R•伯伊德上校

PA＆E工程师、系统分析员皮埃尔•M•斯普瑞（Pierre M. Sprey）

富兰克林•C•“查克”•史宾尼（Franklin C. “Chuck”Spinney）上尉

　　这三个人得到了时任项目分析与评估办公室战术空中力量分部主管的托马斯•P•克里斯蒂（Thomas P. Christie）的保护与支持。在早先的岁月中，托马斯•P•克里斯蒂就是伯伊德的一位坚定的好朋友，也正是克里斯蒂引荐的伯伊德来项目分析与评估（PA＆E）办公室工作。

托马斯•P•克里斯蒂（Thomas P. Christie）

　　这群“黑手党”很善于向国会和大众“推销”自己的军事思想理念。他们那种“横扫一切”“格杀勿论”的风格对新闻媒体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译者注：原文用的词是“take-no-prisoners”，直译为“不要俘虏”，引申为“格杀勿论”。在英文中，形容某人“格杀勿论”是说他在企图获得某种东西时就会非常坚定，丝毫不在乎其他人的感情）。他们对美国空军装备的F-15战斗机的攻击尤为“狠毒”——他们说，F-15要逊于价钱更便宜的F-16战斗机。事实上，这群“黑手党”中的某些人甚至认为，美国空军真正需要的是F-5——这是一款在T-38教练机的设计基础上衍生出来的、结构简单的昼间战斗机。当然了，前提是要装备足够多的数量。

美国空军装备的T-38教练机

　　这场“改革运动”的中间人是威廉•S•林德（William S. Lind），此人是科罗拉多州民主党人参议员加里•W•哈特（Gary W. Hart）手下的一位“幕僚”。林德将这群“黑手党”介绍给了华盛顿的詹姆斯•M•法洛斯先生（James M. Fallows），后者当时是《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的编辑。从此之后，法洛斯就成了这场军事改革运动最重要的“鼓吹手”和“啦啦队长”。林德还帮助哈特参议员组织了国会军事改革核心小组。

威廉•林德（左）和参议员加里•哈特（右）正在并肩工作，推动军事改革议程

时任《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编辑的詹姆斯•M•法洛斯先生（James M. Fallows）

　　很快，这场军事改革就在美国政界和新闻媒体中产生了轰动效应。1983年，史宾尼上尉甚至还成了《时代》（Time）杂志的封面人物。一段时间以来，这群“黑手党”看上去仿佛是要彻底击垮美国民众对他们国家的高技术武器系统的信心。从1980至1990年的这十年间，这群“黑手党”把大部分时间花在跟踪美国空军的飞机现代化计划上。但是，进入1990年代后，这场改革运动开始陷入低谷并日渐式微。

登上了《时代》杂志封面的史宾尼上尉及他的一句演讲词——“数十亿的军费被浪费了吗？”

　　这群“黑手党”之间彼此相互都很熟识。截止到1980年，他们已经在幕后默默相互合作了多年，也取得了若干次胜利，并奠定了人们对他们的信任。这场改革运动的中心人物是伯伊德上校——此人吸引了一批非常忠诚的追随者，但其桀骜不驯的性格也让他在军界树敌众多。

　　朝鲜战争期间，伯伊德是一名F-86战斗机的驾驶员，后来去位于内华达州內利斯空军基地（Nellis AFB）中的战斗机武器学校（Fighter Weapons School）当了一名教官。在內利斯，他被人称作“40秒钟伯伊德”（40-Second Boyd），因为他能够让对手在他的6点钟先咬住他，然后在40秒钟内反客为主，把对手打下来。他把他作为战斗机飞行员的经验与物理学和计算机分析相结合，以对如何设计出最有战斗力的战斗机进行研究，并最终得出了结论。

　　在20世纪60年代，伯伊德进入佐治亚理工学院深造，毕业后被调到美国空军主要的武器测试场——位于佛罗里达州的空军系统司令部下辖的埃格林空军基地（Eglin AFB）任职。在深造和在埃格林基地期间，伯伊德提出了他著名的关于空战的“能量机动理论”。也正是在埃格林基地期间，伯伊德遇见了托马斯•P•克里斯蒂——那时的克里斯蒂还是一位在埃格林基地空军装备实验室（AirForce Armament Laboratory）任职的文职武器分析专家。

　　在朝鲜战争和之后在內利斯基地期间，伯伊德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发现。根据伯伊德的好朋友、后来成为F-16战斗机总设计师的哈里•希拉克尔（Harry Hillaker）的说法，伯伊德“发现他可能获得在某一机动条件下的优势，而他的对手可能获得在另一种机动条件下的优势”，而且，伯伊德还发现，“当他的飞机的能量衰减到低于他的对手的飞机的能量时，他就会失去优势”。据希拉克尔说，伯伊德的能量机动理论得出的结论是：“从根本上来讲，空战中机动占位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能量问题。”

伯伊德的重大贡献：用于量化战斗机能量状态的公式，单位剩余功率（specific excess power，SEP）=（推力-阻力）*速度/重量

　　毫无疑问，伯伊德是一位相当有能力的人，而且博学多才。但是，他也从他的敌人那里得到了如下评价：“刻薄”“自大”“不宽容”和“顶撞上司”。史宾尼上尉曾经为美国海军学院院刊《历程》（Proceedings）写过一篇名为《成吉思汗约翰》（Genghis John）的文章。在文中，史宾尼这样描述伯伊德：“疯狂地指手划脚，大喊大叫，冲动，是个能和你脸贴着脸争论的家伙，他抽着细长的廉价雪茄烟，烟灰一不小心就会吹到你的脸上，而同时他却在离着你鼻尖不到两英寸的地方高谈阔论，唾沫四溅地与你进行唇枪舌剑的谈话。”

　　1966年，伯伊德来到了位于五角大楼下属的空军部，其任务是负责挽救遇到麻烦的F-X 计划——也就是未来的F-15战斗机。美国空军想要一种能够代替F-4“鬼怪”的空中优势战斗机，因为后者是一款由海军研发的多用途战斗机，而不是一款真正的空中优势战斗机。按照最初的设想，F-X应该是一种采用可变后掠翼的重型战斗机。但在伯伊德看来，F-X太大、太笨拙、太复杂。伯伊德的批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因此F-X不得不进行重新设计。最终，真正投入量产的F-15战机更轻、机动性也更佳——尽管伯伊德希望她能更轻一些，机动性更好一些。

美国空军的F-15“鹰”式战斗机。如果没有伯伊德，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F-15很有可能就是一架美国版的米格-25

“神童”

　　1967年，伯伊德遇见了皮埃尔•斯普瑞。斯普瑞当时在国防部长下属的系统分析办公室（这个办公室是由时任国防部长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召集的一群“神童”在运作着）工作。该办公室后来演变成了项目分析与评估（PA＆E）办公室。此时，斯普瑞在这个办公室激起了一阵波澜：他争辩说，驻扎在欧洲的美国空军部队很重要的一个任务是为地面部队提供近距空中支援，而纵深遮断打击则属于“次要”的任务。斯普瑞还插手了A-X攻击机（后来的A-10“雷电”攻击机的“鼻祖”）的设计工作。伯伊德对近距空中支援并不是特别感兴趣，但他和斯普瑞相处得很好。

　　伯伊德和斯普瑞还找到了一位志同道合的思想家——美国空军上校埃弗里斯特•E•里西奥尼（Everest E. Riccioni）。里西奥尼上校于1969年来到五角大楼，在空军研究与发展办公室（Air Force R&D）负责领导开发、计划和分析工作。伯伊德当时正打电话让斯普瑞帮他规划一款轻型战斗机，该机要比F-15更便宜、更小，而且结构也要更简单。里西奥尼上校把他们这群轻型战斗机的鼓吹者戏称为“战斗机黑手党”，而这个诨号随后也伴随了伯伊德他们一生。

　　从许多方面来看，伯伊德的轻型战斗机理念很类似一种“先进昼间战斗机”——这一概念曾被美国空军在1960年代中期论证思考过，但最终被抛弃。空军并不欢迎这样一个与F-15相竞争的项目，但“F-XX”战斗机（这也是轻型战斗机项目被指定的代号）得到了军方高层的支持。1971年，美国空军向航空工业界发出了一份招标要求书；1974年，在竞标的两种原型机——通用动力公司的YF-16和诺斯罗普公司的YF-17——之间举行了对比试飞，最终YF-16获胜。

　　尽管如此，空军方面还是要求为批量生产型的F-16增加地面测绘雷达和多任务能力（当然也会导致重量的增加），而这一点却让伯伊德和斯普瑞极为恼怒。因为F-16属于这种“高低搭配”中的“低档”战斗机，美国空军平均每购买1架F-15就应搭配2架F-16。

　　1971年，伯伊德被擢升为上校；1975年，伯伊德退役。与此同时，克里斯蒂从埃格林空军基地来到五角大楼，负责领导项目分析与评估办公室战术空中力量分部。他雇用了伯伊德担任顾问。由于受到与伯伊德再次进行合作的机会的吸引，斯普瑞也在此期间加入了项目分析与评估办公室。

　　这群改革者早期的改革“议程”包括以下三点：

　　伯伊德的“冲突模式”。这是一篇长达4个小时，共分160个章节的演讲。伯伊德首次做《冲突模式》演讲是在1976年。在这个演讲中，伯伊德试图解释他的经验和观察，包括F-86如何在朝鲜空战中针对米格-15取得了成功——尽管在飞行包线的绝大部分区间内，米格-15的转弯和爬升性能均要优于F-86。对此，部分的解释是F-86采用的是液压飞行控制系统，这让其从一种机动动作转到另一种机动动作时比米格-15更迅速，因为米格-15采用的是机械式的飞行控制系统。以这些思想和他的“能量机动理论”为基础，伯伊德发展出了他最著名的构想——“OODA循环”。这个怪异的词是“观察、判断、决策、行动”（observe, orient, decide, act）的首字母缩写。“时间是占主导地位的参数”，希拉克尔这样说道。“能够用最短的时间完成OODA循环的飞行员将赢得空战，因为他的对手正在对之做出反应的态势已经发生了改变。”

伯伊德的OODA循环现在被广泛应用于企业管理中，这也就是他现在的名气远大于其他黑手党成员的原因

　　斯普瑞的“追求更有效但却不那么昂贵的武器系统”。这是要求研制部署“便宜的赢家”，而不做“昂贵的输家”。“便宜的赢家”包括F-16战斗机和热寻的制导的AIM-9“响尾蛇”空空导弹。而在那些“昂贵的输家”中，最重要的就是F-15战斗机和雷达导引的AIM-7“麻雀”空空导弹。“并不是所有的简单、廉价的武器都是有效的，但是，赢得战争的武器却几乎都是简单廉价的。”斯普瑞这样说道。

　　史宾尼的“Defense Facts of Life”。这句口号最早是在1979年提出来的，后来还得到了定期的修订和更新。史宾尼上尉争辩说，那些“复杂、高技术堆砌”的武器装备正在让国防项目变得越来越难以负担得起。“空军战术航空部队的案例表明，预算限制并不是问题的根源。”史宾尼上尉说道。问题是采用了“毫无必要”的复杂技术，史宾尼上尉称之为“一种有害于武器装备项目的‘癌症’”。他还说，“我们追求日益增加的技术复杂性和精密性的战略导致了这样一种后果，即在获得高技术解决方案的同时却只能维持较低的战备完好率。”

　　很快，这群“黑手党”便声名远扬了。克里斯蒂将史宾尼上尉的简报做了一份拷贝，然后在国会里把它披露了出来。尽管如此，真正让这群改革者和他们的思想变得为世人所知的关键人物是林德。林德把他们介绍给了法洛斯。法洛斯先生当时已经是吉米•卡特总统的演讲稿撰写人之一了。在1979年10月发表的一篇题为《肌肉发达的超级大国》（Muscle Bound Superpower）及一系列后续文章中，法洛斯满怀真诚地将这群“无畏的改革者”展现在了公众面前。1981年1月，法洛斯先生出版了他那本具有巨大影响力的著作《国家防务》（National Defense）。据此，这群改革者们零零散散的故事才逐渐变得完整了起来。

　　1980年12月，林德先生将史宾尼上尉的简报展示给了国会议员和美军作战指挥高层的参谋们。林德还把这场运动称作是一场“军事改革”。在1981年1月的某期《华尔街日报》专栏中，哈特参议员首次公开使用了“改革者”（the Reformers）一词。同年夏天，哈特参议员组织了国会军事改革核心小组。很快，该小组就拥有了45名成员。在这45人中，几乎毫无保留地接受了那些“黑手党”的思想的人是众议员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佐治亚州共和党人）和众议员理查德•切尼（Richard Cheney，怀俄明州共和党人）。

1981年詹姆斯•法洛斯先生出版的《国家防务》一书。正是此书才让这群“黑手党”为更多的人所知晓

　　在这场改革运动变得广为人知之后，伯伊德却退居幕后了。虽然伯伊德还是会时常被人们所提起，但史宾尼、斯普瑞和其他的改革者却成了这场军事改革运动主要的宣传员。

　　在《国家防务》一书中，法洛斯介绍了里西奥尼上校（里西奥尼上校此时已从美国空军退役，并受雇于诺斯罗普公司）最新的理念。里西奥尼说，现在有这么两个概念：1.“幽灵机队”——这是说一支仅存在于纸面上的机队；2.“真正的机队”——这是说一支可以在任何时刻都能够实实在在地飞上天投入战斗的机队。他说，在同样的一笔预算下，美国空军可以购买1000架F-5战斗机，或者是250架F-15战斗机。但是，区别并不仅限于此，因为“复杂的飞机可靠性低，经常需要修理维护”，里西奥尼说道，“一天之内F-5可以飞2.5个架次，而相比之下F-15一天只能飞1个架次。”也就是说，一天之内“真正可用的力量”是2500个F-5战斗机的飞行架次，或者是250个F-15战斗机的飞行架次。

蓝军，红军

　　很显然，里西奥尼的“新理念”有一个致命的软肋：F-5与F-15之间在质量上存在巨大的差距：F-5可以看作是T-38教练机的衍生改进型，且主要是被当作“军援”销售给发展中国家；而F-15则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端的空中优势战斗机。

　　面对这一挑战，这群“黑手党”采取的反应是建议进行一系列的测试飞行——即后来为人们所知的“空战评估/空中截击导弹评估（AIMVAL/ACEVAL）”——这也是这场军事改革运动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这些测试飞行是在1977至1978年间进行的，地点是在內利斯基地以北的一处空战机动训练靶场，且该靶场拥有大量先进的测试仪器设备。最终的结果评分也实现了电子化。

AIMVAL/ACEVAL测试飞行中“蓝军”飞行员的臂章

　　空战评估/空中截击导弹评估（AIMVAL/ACEVAL）测试飞行的特点是，有一支由F-15和海军的F-14组成的“蓝军”部队，“蓝军”的战机均装备有航炮和导弹；此外还有一支“红军”部队，“红军”的战机装备的是F-5E战斗机（这些飞机来自內利斯基地的“入侵者”中队），F-5E装备有航炮和AIM-9L导弹。AIMVAL/ACEVAL测试飞行有多个目的：评估已有的和计划中的5种红外线制导的空空导弹的实际使用效能，并确定敌机和我机在不同数量对比（1v1，2v2，4v4等）下的空战效果。

　　我们或许隐约能猜到，如果故意进行“曲解”式的解读的话，那么测试结果也许会是复杂的武器装备（例如F-15）在对抗简单的武器（例如F-5）时表现得很“劣势”——的确是这样。跟据《芝加哥论坛报》的报道，F-15在与F-5的空战对抗中“除了一场平局之外，满盘皆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则称F-15像一只“火鸡”。这实际上是不正确的，是在撒谎，但记者们对听到这样的消息乐此不疲。

　　这些测试飞行的目的就是为了探讨特定的具体问题。参试者模拟的只是所有空战情形中的一小部分，而且测试态势的设定限制了F-15发挥其优势，且“放大”了F-5的战斗力。测试飞行所采用的“剧本”是在昼间条件下的视距内空战，这削弱了F-15在远程雷达制导空空导弹方面的优势。此外，测试还要求开火前必须目视识别目标。超视距空战（Beyond visual range，BVR）则被明令禁止。地面控制塔台——塔台将F-5和F-15引导至预定的交战空域——也不允许被攻击。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晴朗的天气条件下开展的。

参加AIMVAL/ACEVAL测试飞行的F-15和F-5战机

　　即便是在上述种种限制条件之下，F-15也不是“除了一场平局之外，满盘皆输”。模拟空战的真实“战损比”是2.5∶1——一个有利于F-15的结果。而且“蓝军”部队所获得的“击落”战果中，大部分是由“过于复杂”的AIM-7空空导弹包揽的。

　　测试飞行提供了相当有价值的情报。它证明了新式的、具有全向攻击能力的AIM-9L红外制导空空导弹（这款导弹当时尚处于评估阶段）的价值。这被证明是一种“指哪打哪”的武器，很快就被空军和海军所接受。测试飞行的另一项成果是确定要研发所谓的“先进中距空空导弹”（AMRAAM）。

　　针对此，他们的改革计划就基于这样一个有限的观点（关于空中力量的角色和需求的有限观点）而展开的。“黑手党”们认为，未来空战的主要形式将是晴朗天气下视距内的“狗斗”，视距外的空战将不再必要——或者说是需要。他们觉得，涉及超视距空战的航空电子设备会额外增加战机的重量，而雷达则就像是“一盏明灯”一样，会清楚地暴露本机的位置并招徕敌人的攻击。

一架F-14在AIMVAL/ACEVAL的狗斗中战胜了F-15，拍下了这张著名照片

　　在一本于1986年出版的名为《美国能够获胜：军事改革案例》（America Can Win: The Case for Military Reform）的书中，哈特参议员和他的助手林德重申了这群“黑手党”的信念：雷达制导的空空导弹一直在战斗中表现不佳。“在越南”，他们说，“我们装备的主要的雷达制导导弹‘麻雀’命中目标的概率仅为0.08至0.10；为了取得1次命中的战果，我们不得不发射10多枚‘麻雀’导弹。相反，红外制导的‘响尾蛇’导弹的命中概率为0.19，而航炮的命中概率则为0.24。”

　　事实上，越南战争中使用的导弹的精度都不是太高。虽然说“结构简单”的AIM-9“响尾蛇”如何如何好而“结构复杂”的AIM-7“麻雀”如何如何糟，但是，这群“黑手党”并没有把故事完整地讲给人们听——这也是他们行事的一贯风格。

　　美国空军在越南战争中确定的战斗机击落战果中，有50个是由“麻雀”导弹获得的，33个是由“响尾蛇”导弹获得的，还有41个是由航炮获得的。在越南战争中最顶尖的3位美军王牌飞行员所获得的16个击落战果中，有12个是用“麻雀”导弹获得的。“麻雀”导弹，特别是升级后的AIM-7M型在此后又继续服役了许多年。“麻雀”导弹在海湾战争中表现良好——尽管其击落目标的概率仍然低于40%。

　　当美国战机越过边界进入北越上空时，它们立刻就会被北越的地面雷达捕捉到并被持续跟踪。此时这些美军战机很有可能会被地空导弹击落，因此它们几乎没有多少机会使用雷达制导的空空导弹。美军在越战中损失的飞机的绝大多数并不是在与米格机的“狗斗”中被击落，而更多的是丧命于雷达控制的高射炮和“萨姆”导弹之手。

　　“黑手党”们认为，有必要加强美国空军的空战格斗能力。他们所欣赏的空中力量并不是那种为地面部队提供支援的空中力量，而且，他们也不认为远程武力投射有多重要。对哈特参议员来讲，独立展开轰炸的价值是“一个谜”。法洛斯承认在1945年用原子弹核击日本的重大影响。除了这两个实例，他还说：“远离战场的纵深遮断轰炸从未产生过有意义的军事效果，对这一点我们很难展开一场严肃认真的讨论。”

他们所欣赏的空中力量并不是那种为地面部队提供支援的空中力量，而且，他们也不认为远程武力投射有多重要

　　法洛斯还写道，斯普瑞认为，美国空军不应该再额外建造像B-52或B-1这样的重型轰炸机。省下的资金可用于像A-1攻击机这样的项目——小巧，机动灵活，可以沿着河床在低空飞行，也可以沿着峡谷在高空飞行，以躲避雷达的探测。

　　平心而论，这些“黑手党”所提出的观点最适合打这样一场空战：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适合特技飞行表演的战斗机在万里无云的天空中进行视距内格斗。然而，这样理想的战场条件是不存在的：在欧洲大陆，西方盟国面对的是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那拥有压倒性数量优势，且准备实施宽正面、大纵深作战的常规地面部队。如果北约方面不具备空中遮断和纵深打击的能力的话，那么华约方面就可以毫无顾忌地在后方集中起庞大的后续梯队并加强一线部队的实力，华约的补给和增援可以通过公路和铁路毫无阻碍地向前线输送，敌人的空军基地也将维持在运转状态而不受威胁。

　　更重要的是，苏联空军是基于“视距外空战”（BVR）的思想而建立的，“昼间视距内空战”的限制将削弱北约盟军的空中力量。在隆冬时节的中欧，光照和气象条件的限制使得在一天之内能见度超过3.5英里（约5.6千米）的飞行时间不多于3个小时。

　　在美国空军参谋部的军官中，沃尔特•克罗斯（Walter Kross）中校对这群改革者们那充满了“惯性思维”的理念做出了回应——克罗斯中校最终官至空军四星上将。他解释说，在北约和其他军事同盟中，居于最优先地位的是“通过低空轰炸极为重要和关键的目标来摧毁敌人的飞机或不让它们起飞”，同时，美军必须有能力“拒止”针对我方的类似的袭击——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黑夜，也不论天气情况如何。克罗斯中校说，如果“我们甘冒让具备数量优势的敌人拥有在视距外‘先敌开火’的优势的风险的话”，那么后果“将会是一场灾难”。克罗斯中校还说：“更糟的是，这会造成一个空子而让苏联方面的战争指导人员可钻：苏联人会把整个空战都维持在视距外进行——不论是在晴天、黑夜还是在坏天气里。”

美国空军参谋部的沃尔特•克罗斯（Walter Kross）中校，此时的他已经官至四星上将了

“好用的武器，能用的武器”

　　由于采用了卡特政府的国防计划为出发点，因此这群“黑手党”错误地把战备和保障程度低下的问题归咎于武器装备的复杂性。他们完全忽视了那个年代臭名昭著的“空心部队”现象，即由于军费不足而导致许多单位无法维持自身的正常运作而徒有个架子。他们也没有考虑到在1973年至1981年间爆发的石油危机这一因素——在这场危机中，喷气式战机燃料的价格增长了十倍！

　　“这群改革者的侧重点放在金钱上了，他们看到，一架F-15是如此地昂贵——单价2000万美元，是一架F-4战机单价的7倍，更是一架F-5战机单价的20倍。”一位老兵，也曾是一位战斗机飞行员的克拉伦斯•R•安德瑞格（Clarence R. Anderegg）这样说道。安德瑞格现在是美国空军的一位历史学家，他的这番话出自他那本名为《Sierra Hotel：在越战十年后再飞空军战机》（Sierra Hotel: Flying Air Force Fighters in the Decade After Vietnam）的书。安德瑞格在书中继续写道：“他们进一步认为，现在的飞机太大了，也太容易被目视发现了，因此驾驶着一架类似F-5这样的轻巧的战机的飞行员能够很容易地‘切入’驾驶F-15战机的飞行员的OODA循环并恣意妄为。讽刺的是，改革者们的这一论点却反过来证明了他们的谬误：F-15‘老鹰’是很庞大，但她的机载雷达和精良的导弹却不仅给了F-15的飞行员先敌发现、先敌判断、先敌决策的机会，还给了其先敌行动的机会。”

　　1982年，史宾尼上尉继他的“Defense Facts of Life”的口号之后，又提出了他的第二个口号——“计划/现实不匹配”（The Plans/Reality Mismatch）。他的新论点是，美国的武器采办政策导致资源与需求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也正是这个口号让史宾尼上尉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同时也为这群“黑手党”带来了新的声誉。《时代》杂志报道称，“这场改革运动正试图把关注焦点放在……好用的武器、能用的武器上。”在登上《时代》杂志的封面几周之后，史宾尼上尉就被召至美国国会，向四个不同的国会委员会阐释他的理念。

　　对这群“黑手党”来讲，这是这场改革运动的高潮。同样是在1983年，加里•哈特参议员试图迫使许多武器项目被取消，包括F-15战斗机、升级版的F-16战斗机、雷达制导的“阿姆拉姆”（AMRAAM）导弹、“蓝丁”（LANTIRN）夜间目标指示系统和一款红外制导的“小牛”（Maverick）对地攻击导弹。加里•哈特参议员的努力失败了，但“改革主义”却通过华盛顿而逐渐传播开来。

　　尽管这群“黑手党”的关注重点是美国空军的战术空中力量，但他们也把眼光瞄准了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的武器系统。被斯普瑞视为“昂贵的输家”的武器之一就是陆军的M1“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斯普瑞说，老式的M60坦克更便宜，也更有效。军事采购项目（Project on Military Procurement）的创始人迪娜•L•雷泽（Dina L. Rasor）按照斯普瑞的思路把这场改革继续推动了下去。1981年，雷泽陪同一个国会代表团来到了德克萨斯州的胡德堡（Ft. Hood），要亲自看一看M1坦克。当雷泽进入坦克之中后，她发现陆军并未给坦克车组乘员提供足够的空间。雷泽说，身高5英尺6英寸（约1.68米）的她凭自己的力量几乎无法挤进驾驶座。“直到我调整座位之前，我一直都感到身体活动不方便”，雷泽说。她把M1坦克里里外外检查了个遍，后来还在《华盛顿邮报》上发了篇文章。

　　在他们1986年出版的《美国能够获胜：军事改革案例》一书中，哈特参议员和林德宣称，大型航空母舰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们说，核潜艇和强大的反舰导弹使得航空母舰成了被时代淘汰的东西，美国海军真正需要的是更多的潜艇和大约40艘“高适应性的水面作战舰艇”——这些舰艇既能当小型航空母舰用，也能胜任其他的角色。

上世纪七十年代由时任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的艾尔默•朱姆沃尔特（Elmo Zumwalt）上将提出的“制海舰”想象图。改革者们提出的“高适应性的水面作战舰艇”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就是“制海舰”的翻版

　　1987年，哈特离开了参议院准备竞选总统，但却被人发现他与一位不是他妻子的女性共同出现在一艘名为Monkey Business的游艇上，因此不得不退出了竞选。此后，哈特继续在外围传播他的改革思想。1989年，他声称B-2轰炸机“在新的政治现实面前已经过时了”，但1999年针对南联盟的空袭活动否决了他的这一论断。

　　1980年代末，这群“黑手党”令人好奇地开始反对F-16，这场“改革运动”也开始进入尾声。他们提出了“联合兵种战斗机”——也被称作是“运泥巴战斗机”（Mud-fighter）的理念。这是一款用于近距离空中支援的飞机，它甚至会比A-10更加结构简单，但安装有一门30至40毫米口径的反坦克加农炮。该计划最终也失败了。

　　在整个1980年代并直到1990年代，伯伊德一直在发展并推广他的思想。他的身影出现在了空军大学、陆军战争学院和其他地方，但最终发现他受到的最大的欢迎和最大的尊重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由于认为国会军事改革核心小组的成员在支持军事改革方面表现得不够积极，因此伯伊德与国会军事改革核心小组分道扬镳了。

这群改革者所提出的“运泥巴战斗机”（Mud-fighter）的想象图之一。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就是一架简化版的A-10“雷电”攻击机

因为伯伊德的偏执，他被人叫做“疯子少校”

　　真正让这场军事改革运动偃旗息鼓的是海湾战争。在海湾战争中，高技术兵器发挥了不容否认的作用：这场战争中的“明星演员”就包括备受指责的F-15战机和其他所有曾被这群改革者抨击过的武器系统。

　　美国空军在海湾战争中取得的40个空战战果中，33个是由F-15战机获得的。至于所用到的武器，有23个战果是用AIM-7M导弹获得的，5个战果是用AIM-9M导弹获得的，只有2个是用航炮获得的，还有3个战果是通过空战机动（即通过空战机动导致敌机坠毁，译注）获得的。此外有1个战果是一架F-15E通过投掷了一枚GBU-10炸弹击中了一架直升机而获得的。F-16同样表现优异，比起其他任何机型来，F-16在“沙漠风暴”战役期间所飞行的架次数是最多的。

　　许多人认为，海湾战争是一场未来冲突模式和军事革命的“预演”，因为它包含了隐身、精确制导弹药以及信息优势等。然而，查克•史宾尼上尉的理念中是没有这些因素的。他说：“这场军事变革的核心是一个激进的假说，这个假说甚至会让孙武、克劳塞维茨和乔治•巴顿翻身从坟墓里跳出来。”

　　F-15的辉煌纪录还远未终结，到目前为止（译注：本文发表于2008年2月），F-15总共取得了104次空战胜利而自身无一被击落。这款战机分别由美国空军、以色列空军和沙特皇家空军的飞行员们驾驶着参加了实战，且从未在实战中被击落过。

　　2004年，美国空军大学的大卫•R•米兹（David R. Mets）记载道，美国空军的F-15已经用空空导弹击落了59个目标。更重要的是，米兹说：“美国空军的F-16也已经击落了7个目标——但没有一个是用精良的M61机炮击落的。”米兹继续说道：“通过加装‘先进中距空空导弹（AMRAAM）’，F-16的战斗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这一改装使得绝大多数F-16首次获得了超视距空战的能力。”F-16同样也在使用升级后的“响尾蛇”导弹。

　　“朝鲜战争中的那种‘狗斗’似乎曾经要主宰一切，但它现在却渐渐从空战中消失了。”米兹总结道。“这两种飞机（F-15和F-16）的灵活性在躲避地对空导弹时仍然是极为有用的，但这并不是伯伊德和他的追随者们原本的意图。”

F-15在海湾战争中的“鹰墙”战术已经充分证明了重型制空战斗机的价值

这群“黑手党”现在在哪里？

　　这群“黑手党”现在把他们蔑视的目光转到了F-15的继任者——F-22“猛禽”身上。F-22引发的争议与多年以前F-15所引发的争议颇为类似。那些在之前的“改革时代”就为人们所熟悉的面孔现在又裹挟着类似的论调跳了出来。

　　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比尔•林德在聚光灯下获得了一段短暂的荣耀：他在2002年3月宣称，“在48小时之内，我们应该用核武器把塔利班控制下的阿富汗地盘在地图上抹掉。”而军事采购项目的创始人、也是M1坦克的反对者的迪娜•L•雷泽则建立了一个新的机构——政府监管项目（Project on Government Oversight），简称POGO。

　　埃弗里斯特•E•里西奥尼常常定期参加POGO举行的活动。在2000年举行的一场简短的新闻发布会上，里西奥尼称F-22战斗机是“为不存在的使命而设想出来的，与现代战争是完全不相干的。”在2005年POGO官方博客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里西奥尼还把F-22战斗机描述为“相比于机龄已有30多岁的F-15C，并不代表技术上的进步。”而且，装备F-22战机的单位的开销是“浪费”。

　　皮埃尔•M•斯普瑞在1986年离开了五角大楼，因为“再打造另一架‘诚实’的战斗机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他成立了一家音乐出版公司，负责发行和录制蓝调、福音、爵士等多种具有他自己的独特风格的音乐。最近几年，斯普瑞一直担任防务信息中心（Center for Defense Information）的顾问——该组织经常反对五角大楼提出的计划。2007年8月，斯普瑞告诉Cybercast新闻社称，“即便是1986年版的F-16战机也可以痛揍今天的F-22。你也许会想当然地认为F-22将会痛揍那些老古董。”

皮埃尔•M•斯普瑞近照，近年来他把批评的目标转向了F-35战斗机

　　笼罩在这群“黑手党”身上的光环已经黯淡了——但伯伊德的没有。自从1997年伯伊德去世时开始，业界针对他的工作的研究兴趣出现了一场“回潮”。两本对伯伊德持高度赞扬态度的传记已经出版，伯伊德生前写就的数十篇文章也出现在了杂志和军事期刊上。同时，Internet上不计其数的网络帖子中洋溢着对他赞不绝口的称道。有关伯伊德的传奇仍在不断增长之中。

　　有两位“黑手党”又继续在五角大楼待了许多年。克里斯蒂在国防部一再得到升迁，他在国防分析研究所以“元老”的身份待了九年，然后回到了空军，在2001至2006年3月期间担任作战试验与评估主任（director of Operational Test and Evaluation）。

　　史宾尼上尉在国会中的朋友们为他提供了足够多的掩护，在这种种的努力下，史宾尼最终没被“赶下台”。他得以继续在项目分析与评估（PA＆E）办公室留任，在此期间，他继续发表他的批评主义言论，他是通过在因特网上公开发表了大约500篇一系列所谓的“电子邮件冲击波”（E-mail Blasters）而做到这一切的。在这当中，他曾对《空军》杂志和杂志编辑们表现出了诸多不友好的言辞——也包括我（译注：指本文原作者，美国《空军》杂志总编辑约翰•T•科雷尔）。在编号为381号的“电子邮件冲击波”中（发表于2000年8月20日），史宾尼出示了一份图表，图表显示目前的国防预算为越南战争期间预算规模的近5倍。《空军》杂志则在一篇社论中指出，史宾尼之所以得出了这一结论是因为他忽略了自1968年以来525％的累计通货膨胀率的影响。

　　对此，史宾尼愤怒地发起了反击：在2000年10月11日公开发表的编号为391号的“电子邮件冲击波”中，他（1）宣布我们的这篇社论“在智商上一塌糊涂”；（2）说编辑是一个“无知者”；（3）说他已经把通货膨胀的因素考虑进去了，只不过是在别的地方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而已，以及（4）不管怎样都无所谓，因为525％的通货膨胀率的影响并没有改变他的结论——将GDP的4%花在国防上“无异于向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进行‘总宣战’。”

史宾尼近照

　　史宾尼上尉于2003年退役，并接受了政府监管项目（POGO）颁发的“杰出政府奖励”（Good Government Award）——因为他所做的一切。今天，除了残留的一些“噪声”之外，这场军事改革运动所留给我们的几乎都随风飘散，所剩无几了。

战斗机黑手党成员在2015年的重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