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德做自媒体是什么样的体验

源济

在东德做自媒体是什么样的体验 

2016-09-03 徐和谦 世界说

世  界  说

徐  和 谦

发自 德国 柏林

一

 

新闻工作者会经历一些难得的对话：你坐在他跟前，就像面对一台老式打字机；他一字一字地说，你就仿佛看到一张张印着黑色油墨的白纸徐徐吐出，写满了历史故事。你甚至不忍多瞄自己的笔记几眼，只想专心盯着他的眼睛，试图从表情的变化中，捕捉更多从另一个时空残留下来的气息。

 

前些天，在德国一家基金会的安排下，和曾在东德时期做过“自媒体”的Siegbert Schefke先生的互动，就让我很有这样的感觉。

△Siegbert Schefke 来源：http://www.siegbert-schefke.de/

这里说“自媒体”，主要因为东德时期，他从来没有在体制内的新闻机构就职过，没有单位归属；他当年所做的，就是自己拿着摄影机，和小伙伴一起偷偷记录东德社会、政治、环保、市民生活的真实影像，包括随地燃烧的废品、修缮工作废弛的居民区，以及群众自发的游行、抗议等等，然后偷偷递到柏林墙西侧，将之在西德电视台上播出。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Schefke说，他最大的目的，是希望把这些影片“出口转内销”─让生活在东德的同胞们，也能有机会看到自己所生活之体制的真实样貌─而西德的电视台恰好能够帮他实现这个梦想。虽然东德体制的意识形态钳制虽严，但由于东西柏林紧密邻接，在百姓能收到的五个电视频道中，居然有三个是西德的电视台。

 

当然，Schefke在境内私自拍摄各种影片传给西边，东德的政府当局和秘密警察也知道，他们却惮于和西德媒体界夙有连系的Schefke一旦被捕可能引起轩然大波，而没有对他下狠手。

 

Schefke有点感叹地说，他承认，虽然他对东德政府有这样那样的不满，“但至少他们在我政治立场最激进的时候，大约就是80年代之后，就没有对政治异议份子下杀手了。在东德时其，最后一个因为持不同政见而死的人，是在1983年，那发生在维也纳。”

 

他回忆，当年他由于行为举止激进，大概每六个月就要被秘密警察机构─史塔西的人叫去问一次话，每次长达12个小时。而且从1984年到1989年，他连和其他东德公民一样，出境去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旅游的自由都没有。

 

有一回，史塔西的特工问话问到一半，干脆就把他拎到审讯室的大玻璃窗边告诉他：只要你配合工作，“我们20分钟就可以开车把你送到西德去，连你的护照我们都准备好了”。但他不依。他说，在东德，虽然平均“每天、每个人都大概想过一次要走”；但是，当这个机会真正来临的时候，他却不愿意走，“我如果想走，我自己有渠道可以出去；才不需要被他们给扭送出去”。

 

在东德体制下，虽然当局严防死守，意图防止人们的大规模逃离；但对于一些活跃的持不同政见者，官方偶尔也使出扭送出境的方式，“眼不见为净”，防止他们继续留在境内“毒害”人民群众。

 

但对Schefke来说，国家的分断和隔绝令他根深蒂固地无法忍受─不论他是待在墙的这一边，还是那一边。

 

二

 

Schefke说，1961年柏林墙开始建的时候，他才两岁。墙把柏林这座四国占领的城市割成两半，把他的家人也割成了两半。在墙的东边，有他、他的爸妈、和妈妈这一边的亲族；而墙的西边，则住着爸爸那一边的亲族。从小他就很困惑，为什么自己的两个祖母，一个可以常常见到；一个只能每两年见一次？按照东德当年规定，公民得到65岁退休之后才能够到西方旅游。他在15岁那年掐指一算，等到他要能自由地去西柏林拜访奶奶，岂不是要再等50年？到那时，奶奶又怎会安在？

△1961年修筑中的柏林墙 来源：维基百科

每思及此，Schefke便痛心疾首。虽然东德政府告诉他，建柏林墙的主要目的，是为防止在西德体制下复燃的法西斯势力对东德的渗透(西德在建政之初，曾大量沿用曾服务于纳粹德国政府的公务员，如西德外交部在建国之初，曾为纳粹党员者的比例高达六成)；但是，当他见到墙上的斜刺并非朝着西边、还是朝着东边自己人这一侧时，他知道，他从政府那儿获得的说法，或许并不是全部的真相。

 

在日益激进反叛的年轻岁月里，他结识了少数有类似情怀的东德年轻人。其中有一人，就被秘密警察突然扭送上列车，驱逐到西柏林去了；那个人连行李都没带，就在非自愿、无准备的情况下，被送出了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

 

通过这个莫名被递解到西柏林的哥们，Schefke建立了和西德电视台的连系。他们通过走私的方式给他运进摄影器材，等他拍好之后，再通过西德驻东柏林、因受豁免权而可不被搜身的西德外交官们，把录像带给运出去。

 

在跟西德外交官们接头时，他们通常会约好下一次碰面的地点和日期。等到当日到来，需要具体定下时间时，双方再以咳嗽声数为号，确定见面的时辰。有时，他会将影带放置在某处，由西德外交官来取；有时，双方则直接约在某个饭店的旋转门碰面，在一进一出间，两人巧妙地将录影带转手，全程不用说一句话。片子被带到西柏林后，不久就能在西德的电视台上播出。

 

当然，这一切的行动都在东德秘密警察机构的监视之下。Schefke也因此在史塔西累积了九大本、每册厚达300多页的档案夹。他不无自豪的说，在1700多万东德人口当中，自己一人就能够独立拥有档案册的持不同政见者，也就不过400多号人。

 

三

 

相对而言，在东德，拥有武器的强力机关的人数大概有400万人，其中还有80万是来自苏联的红军驻军。当时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在这种情况下，自己居然还能够见到两个德国的统一。

 

1989年10月9日，东德刚刚庆祝完10月7日的建国40年大庆过两天，东德的第二大城莱比锡就爆发了以圣尼古拉教堂为串联核心的“周一大游行”。

 

在东德40周年大庆的讲话中，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公开呼吁东德当局，要跟上苏联搞经济和政治自由化路线的脚步；然而，长期在昂纳克领导下的东德执政党统一社会党，自恃国民生活水平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列居矛头。因此，对资望浅薄、年龄尚轻，变革动作却很迅猛的戈尔巴乔夫路线相当不以为然。

 

当苏联领导人与自己国家领导人的分歧公开化了之后，东德百姓怎么办？在柏林的国庆庆典上，大批东德青年团的队员，竟大声呼喊戈尔巴乔夫的名字，胳臂向外弯；这让曾经一手创立先锋队、还担任了近十年青年组织总领导的昂纳克情何以堪，大为光火。

 

而在莱比锡，10月9日爆发的大游行中，群众更手持戈尔巴乔夫的肖像，喊着“戈比”“戈比”的昵称，藉此向东德当局迟滞的政改脚步施压。

 

在游行爆发之际，Schefke和小伙伴一路赶往莱比锡，试图记录这场官媒起初绝不报导的游行。沿途，他看到大量军警车辆也奔向莱比锡，心里不由得暗暗担心。

 

直到他从屋顶上把镜头对准人群之际，他仍不知道这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最后会以什么样的结局收场。

 

事实上，莱比锡的群众们保持了高度的克制。一路上，敢于打出标语、直抒“我们才是人民”的人，其实并不多；幸好也没有人去攻击、挑衅在场的军警，反授予当局强力弹压的把柄。

 

官方估计，这场游行只有5万人参加；而游行群众则号称自己有10万人。站在屋顶拍画面的Schefke于是取了个中间数，称10月9号的莱比锡大游行约有7万人参加─后来，这个他和伙伴站在楼顶臆测的数字，也就成为一种“公说”，被各种历史叙事素材反复引用。而当时，莱比锡全城的人口差不多是50万人。

 

为了甩开监视他们的秘密警察，Schefke和拍片的伙伴边跑边跳，在连绵的房屋屋顶上，连跨了10栋屋子的房顶，才逃离史塔西特务的监控。

 

我问他，出这么大的事情，你们还在那儿明目张胆地拍，为什么你们没有被当场逮捕？

Schefke说，按照当时的条例，若要逮捕他，在史塔西内部得集满四个人的签字─“等他们集满签字之后，我可能都已经离开莱比锡了”。

 

他拍的片子送到西德电视台播出后，东德绝大多数的人家也看到了。多个城市的百姓纷纷蜂起，仿效莱比锡群众的抗议；而莱比锡则在一周之后的10月16日，又爆发了规模更大、据称达12万人参加的游行。10月18日，昂纳克终于以身体健康理由向党内辞职，被迫放下他执掌了18年的国家权柄。

△Schefke所摄的游行 来源：http://www.siegbert-schefke.de/

问起游行得以成功组织的关键原因为何？Schefke说，其一，人们透过教堂的活动进行串联，虽然没有今日的通信工具可用，但每个教堂每周日都有上千名群众聚会，也足以将动员的信息口耳相传至全城了。而东德的教会，虽然也在当局的领导和监视下活动，但对教堂活动的干预仍比较谨慎克制。另一个原因，则是戈尔巴乔夫的态度；在莫斯科表态不会介入东德内部的政情变化后，东德群众一扫1953年示威时被苏联驻军镇压的阴影，用Schefke的话来说“人民已经过了不再恐惧的临界点”，但如果“不是戈尔巴乔夫命令所有的驻德苏军都待在军营里的话，情况恐怕会完全不同”。

 

在第一场大游行爆发的整整一个月后，11月9日，柏林墙的边界管制开放。高墙倒下，两德之间剧烈而激进的整合之路，跨越了不可折返点。

 

四

 

墙倒的那一晚，31岁的Schefke第一次进入西柏林。一趟西方去来之后，他深知，东德恐怕很难再以一个独立经济体的身分存续下去。

 

多数人东德人和他的想法差不多。两德的整合进程，正比双方的料想都还更快的脚步向前滚动。

 

在旅途中，另一位让我有直面“历史打字机”之感的86岁老报人、《时代报》(Die Zeit)原发行人Theo Sommer告诉我们，当1989年11月柏林墙刚倒塌时，西德总理柯尔在向盟国的英国首相撒切尔、法国总统密特朗通气时还称，要完成两德的完全统一，可能需要至少10年的时间，“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大概也需要5年”。起初，柯尔的想法是在两个德国之上，维持各自的治理体制不变，但再搭建一个类似邦联、但比邦联的架构更虚级化的“Co-Federal”体制。然而，东德马克的迅速贬值和民心思变的波涛，却让大戏换幕的速度不断加快。

 

1990年5月，新选出的东德执政当局迅速和西德签订了建构经济、货币和社会联合体的协议，这促使同年7月1日起，西德马克被正式引入东德，取代原有的东德马克，德意志联邦银行成为整个共同货币区的中央银行，东德向西德让出了货币主权，西德也承接了东德货币的负债。

 

1990年8月31日，东德和西德在东柏林签订两德统一条约，约定东德的五个邦，将循西德基本法的条款加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990年9月20日，第一次以自由方式选出的东德国会以229票赞成、80票反对的比数通过两德统一条约；而在西德联邦议会中，两德统一条约则以442票赞成、47票反对的比数获得通过。自此，两德统一成为定局。10月3日，条约中约定的统一日来临，存在了41年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自此告终。前东德的国会则选出144名人选，加入西德的第11届联邦议会，完成政权机关的联合。

 

五

 

在德国实现统一、史塔西的600多万份档案开始向公民公开之后，曾被特务作为重点盯防对象的Schefke也向另外两百多万个前东德公民一样，到史塔西档案馆调出了自己的档案。

△史塔西档案馆里一排排的资料

有一天，他又接到一名前史塔西特务的电话，告诉他“你的档案就是我做的。如果你要看懂你档案里的所有资讯，在这个世界上，你只能问我”。

于是，他们见面了。

 

在东德政权结束后，庞大史塔西体系下的91000多名工作人员，除了部长级别的极少数人外，其他基本没有受到审判；理由是，史塔西特务的所为，仍属依据前东德法律进行的“依法行政”范畴。

 

在法律不纠过往的原则下，加上两德迅速统一必须伴生的政治妥协，史塔西的所有员工以及曾经为史塔西提供情资的线人，虽然都被剥夺了再担任公共职务的权利，但只要不涉及刑事犯罪，也无须受到审判和追诉。

 

在自己的档案中，Schefke发现，自己的一个同为持不同政见者的好哥们，不但长期受史塔西特工之托监视自己的言行，甚至还曾问特工说“我已经给你们提供这么多料了。你们到底什么时候要抓他？”

Schefke追问主责监视自己的特工说，哥们此言果真属实吗？特工告诉他，我的父亲本是史塔西的高干，我要在体系内平步青云是很自然的事情，不需要夸大、编造线人的表述。

 

在东德政权结束后，做了多年“自媒体”的Schefke终于走入了正式的传媒机构─他加入的，是由前东德国家电视台为主体所改编的中部德国电视台(MDR)。

 

当然，在东德党政体制消亡后，全东德40多家党办纸媒以及电台、电视台，如果不是停业，就是被卖给了西德的报团；转制为公共媒体机构的，也都由来自西德的传媒精英来领导业务。

 

和所有的政府公务部门、教育部门一样，前东德地区的传媒机构，也是统一之后进行政治甄别的重点领域。凡是曾经为史塔西提供过资讯的人，都必须去职；所有的机构单位，都可以向史塔西档案馆，调阅某个职工是否曾经有担任史塔西线人的记录。据史塔西档案馆告诉我们，两德统一以来，由各单位申请针对特定职工进行历史清查的要求达到180多万件，共计数十万前东德公民因此失去了原有的工作。

 

受此影响，前东德的新闻工作者，也被大量逐出了统一后的新闻行业。到底有多少人因为自己的政治污点必须离开？这一数字未曾有官方统计，有的德国媒体观察者指出，在审查后还能够留存下来的，大概只剩三分之一。在统一后，由西德媒体行业转入前东德地区、担任中部德国电视台(MDR)新闻部总编长达20年的Kenntemich推估，在电视台大概还能有一半留下来；但在报社里，平均只有25%─40%之间。

 

不过，史塔西档案馆的人员表示，在接到各单未发来的政治甄别申请后，他们只负责提供材料和记录；至于每个曾与史塔西合作的人，在各单位应该怎么被处置，能否留下来等等，史塔西档案馆并不介入。

 

熟悉德国媒体行业的记者Steffen Grimberg说，“究竟做到什么程度，才叫作‘和史塔西合作呢’？在上学的时候，和青年团组织汇报了一些同学、老师的情况，之后被用到某份史塔西档案里，这样算不算做过史塔西的线人呢？还有一些特务，出于表功的目的，把某些夸大的供词和情节塞到某些线人的嘴里，这种情况又该怎么办呢？”Grimberg坦言，在一定程度上，统一之后的政治甄别工作，也成为许多单位内部人事倾轧斗争的工具。

 

胜负分明的东西竞赛结局、旧体制媒体从业者的大规模下岗、西方式媒体价值观的全盘植入，或许都让对东德政权犹有几分怀旧的人——尤其是在统一后，因大批国营企业被变卖、关停而失业的职工，从90年代起，丧失了其在公共舆论场的话语权。时至今日，又过了25年。在社交媒体勃溪、激进政治力量在纷纷绕过传统媒体的过滤，直接以激情诉求在网上动员群众的年代里，原本号称实行了40年社会主义的前东德地区，现在却因为经济上的长期失落、年轻人口的大幅流失、担心难民涌入而再次带来某种“一夕剧变”的恐慌，成了新右翼力量相对看涨的基地。

 

一路上，不论是来自东德还是来自西德的交流对象都承认，虽然制度上的合并已经过了25年；但前东德地区和西德在很多层面上的融合统一进程，还远未完成。

（本文首发于财新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