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赐香： 日本法西斯创始人亲历的辛亥革命

源济

端木赐香： 日本法西斯创始人亲历的辛亥革命 

原创 2016-06-29 端木赐香 大家

文 | 端木赐香

几年前翻阅台湾著名学者黄自进的著作——《北一辉的革命情结：在中日两国从事革命的历程》之后，我对北一辉本人和他撰写的《支那革命外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北一辉，原名北辉次，1903年易名为北辉次郎，1916年定名北一辉。简历如下：

1883年出生于日本新潟县佐渡郡。

1906年23岁时出版了处女作《国体论与纯正社会主义》，从社会主义的立场批评了以天皇主权说为中心的“国体论”，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崭露头角。同年加入“革命评论社”及“同盟会”，开始了他13年的中国革命历程，并与宋教仁成为革命好基友。

1911年武昌起义后应宋教仁之邀来到中国，亲自参与辛亥革命，尔后居留上海。

1913年宋教仁被刺，悲痛欲绝的他自行组织寻凶调查团，就在他认为马上就要打开“秘密盒子”之“盖子”之际，日本驻上海领事却给他下达了三年离境令。上海领事对政府的汇报文件中对他颇有不堪之词，但他认为这种离境令是政府对他的保护，因为他之破案，让他也进入了凶徒的暗杀计划之列。

1915至1916年撰写了《支那革命外史》，初衷是写给日本总理大隈重信看的，目的则是为中国革命争取日本奥援，所以内容主要是介绍中国革命，并主张日中军事同盟等。

1916年重返中国，再次留居上海，返回中国前正式定名北一辉，以使自己看起来更像一个中国人。另外需要补充一点的是，他无子无女，抱养了他与宋教仁的另一好基友、同盟会元老谭人凤的孙子为养子，名为北大辉——说实话，我对这个北大辉也感兴趣了，可惜找不到资料。

▲ 北一辉（1883－1937）

1917年开始撰写《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上至天皇，下至劳动者及其生活权利，中至所有制问题及疆域问题，都有他的设计，里面处处闪耀着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的光辉。对内，他是“国家资源全民共享论”，社会主义大家庭。对外，无产阶级没祖国，他追求社会正义时，也就打破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界线——他最严重的设计乃是国家权利部分，认为国家除了防卫自国以外，还有为不义之强力压迫的其他国家和民族开战的权利（如为了印度之独立及中国之安全开战，都系日本的国家权利）；对于占有不法之大领土，漠视人类共存天道之国家，亦有开战之权利（如为领有澳洲和远东西伯利亚，与其现领有者开战，亦系日本之国家权利）。他藐视地说：“近代世界列强，在开战以前，都要拿出自欺欺人的旧道德名义，以自己防卫为口实，这是不彻底了解国家生存权利的卑怯行为。彻底了解的国家，尽可正正堂堂地公然宣战。”

他赞扬“列宁是可尊敬的社会主义者”，但从国际角度看，俄国是世界上的大地主，英国是世界上的大富豪，而日本作为国际上的无产阶级，向它们开战是正义的。日本要带领亚洲的小兄弟，特别是中国，通过战争，废除国界，实现世界和平，全人类正义。云云（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法西斯主义吧）。

1919年因中国反日情绪高涨，自思已无再为中国革命效力之处，遂返回日本，回国后即加入了右翼社会主义运动，继续向法西斯主义滑行。

1921年出版《支那革命外史》。

1926年在右翼社会主义阵营运动中自占一格，并且开始接受财阀的巨额政治献金。

1927年其弟子西田税在东京创建“天剑党”，以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为设计蓝图，广罗全国中下级军官企谋革命。

1936年日本中下级军官发动“二·二六”兵变失败，北一辉旋遭逮捕。

1937年被政府以教唆“二·二六”政变的思想主导犯正式起诉并枪决（人虽然死了，但是他倡导的法西斯主义精神却发扬壮大中）。

▲ “二二六”叛军士兵

由于北一辉思想的复杂与流变，对他的评价也歧义纷呈，有人把他比作希特勒，有人把他比作马基雅维利、卢梭甚至韦伯；有人认为他是“大亚洲主义者”的典范，一生的追求就是中日携手共图亚洲解放；有人认为他参加中国革命无非是求生存的一种生活方式，跟他批评的孙中山身边的那些日本浪人一个鸟样；还有人认为，他干脆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典型代表，所谓的中日合力撵走西方势力，无非是让日本自己称霸而已……

其实，我对北一辉本人兴趣不大，或者说，我对他的兴趣，仅在于他的《支那革命外史》。众所周知，长期以来，很多人的一个共识是同时“褒孙贬袁”，孙中山成了“国父”，“伟大的革命先行者”，袁世凯则成了“不学无术大草包”“维新出卖者”“窃国大盗”“复辟元凶”“共和杀手”等。这让现今学界一些人很为袁世凯不平。

相形之下，北一辉的《支那革命外史》则是“褒宋贬孙”（当然也贬袁）。一句话，北一辉是宋教仁的好基友，孙中山他看不上，袁世凯他看不上，他就看好宋教仁，且有自己的思想逻辑与认知经验做支撑。总之，这是一本从哪方面来讲，都让我垂涎三尺的书。

可惜，大陆台湾的学者约好了似的，将近一百年了，居然没有一个人把此书翻译成中文的——听说有民国翻译版，但是上穷碧落下黄泉，神龙首尾皆不见，我从来没有找到片言只字。黄自进现在做研究，几乎都用的日文资料，他写北一辉，前言中一溜儿感谢日本学界及师友对他的各种帮助，绝口不提我们这些不懂日文、且与日本没有渊源的学者的干渴之苦；同时，很多学者假装根本不知道有这本书的样子，这让我猴急。

就这样不知猴急了几年。去年的某月某日，一个微信群友在群里跟我说：看到你采访香港翻译家董炯明的文章了。我一听很纳闷，我什么时候采访过人？还香港翻译家？

根据群友的提示，我搜索到了这样一篇文章：《董炯明：蜇居香港的翻译家》（发帖时间是2013年）。奇了怪了，文末确实署了“端木赐香”之名。难不成香港也有一个“端木赐香”？对此我倒不以为意，放过不表。为意的是，文中一段内容再次勾起我的猴急之心：“最近，董炯明翻译了19世纪初日本人北一辉写的《支那革命外史》，内地一家书商想要出版，给他寄来的合同上如是开价：印数1万册，暂定价20元，8％版税。合计大约能拿到16000元。董炯明从去年11月开始着手翻译该书，到今年6月才翻译完。用7个月时间赚16000，请读者自行判断，多吗？”

不多哉！我是读者，同时也是作者，我知道内地书市就这么一个行情，我自己的书10%版税了，但是历史著作本就小众化，再加上互联网的冲击及中国人本就不喜读书的习性，印数5000册就算不差了。所以我都不算经济账了，只要我写的高兴就成。而且我写一本书不会仅仅只用7个月，可以说一本书的孕育往往需要数年甚至十几年的孕育。7月一本，那都是快生超生了。所以，替董炯明先生抱怨的同时，我把这个消息放到了我的群——群里有几多书商和出版社编辑！拜托，谁对这书感兴趣，能不能赶紧联系董先生，加加价，把这书给出版？你出版方钱可能挣得不多，但是功德无量哪！再说你定价多少我都要买的呵！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前几天，在微信朋友圈里，突然发现“腾讯·大家”的几个作者纷纷在转一个帖子：《一本难译的辛亥革命亲历记》。我打了一个机灵，赶紧点开看，原来是由腾讯大家作者许骥联系、傅国涌作序、董炯明翻译、香港出版的俺朝思暮想的《支那革命外史》——只不过它已改叫《一个日本人的辛亥革命亲历记》了。我理解这种改名，因为我研究过“支那”概念，并且为此专门写过文章。一句话，北一辉成书的时候，“支那”对中国人来讲还不是一个屈辱性的指称，否则梁启超不会起个“支那少年”的笔名，黄兴也不会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的杂志。但是慢慢的，日本人说它的时候有了意味，中国人也听出了滋味，它就贬了下去。但对我来讲，不管你改啥名，都是我的菜。

我迅速在许骥帖下，转钱，留址，购买！

两三天的时间我就收到了书，一半天，我就看完了。真是精神上的盛宴！

没想到还有余波。微信朋友圈又看到了许骥的一个帖子，说：找到了《一个日本人的辛亥革命亲历记》民国版本，译者竟然可能是胡兰成！

我看了帖子，《支那革命外史》的民国翻译版，在台北的国家图书馆有藏书，题名《中国革命外史》、北一辉著、苦竹社译、出版时间1945年。同时，还有翻译版在张爱玲与胡兰成主办的一期《苦竹》杂志上出现，只不过翻译者显示的是蒋遇圭，时间是民国三十三年也就是1944年。许骥在帖中说：“文学界有个传说，《苦竹》杂志除了张爱玲外，其余所有文字都是胡兰成用各种笔名写的。因此，很有可能《支那革命外史》的第一版中译本是胡兰成翻译的。”

太传奇了，也太——正如许骥所说，抗日结束之际，胡兰成翻译这个，真有些“暧昧”呢！

“暧昧”不“暧昧”，文坛轶事而已。对我来讲，一书在手，黄金难求。黄自进说，自己写北一辉，从酝酿到动笔，用了十四年，主要困难是自信不足，他说：“北一辉富于文采，为文如行云流水，尤喜爱以嘻笑怒骂之笔法借古讽今，嘲弄时政。若对他的文笔没有十分把握，实不敢轻易动笔。”

文风后面说，我想先说下北一辉的“褒宋贬孙”既富有历史依据又富于思想逻辑。他认为孙是个世界主义者，加美式共和主义者。前者决定了孙根本没有国家利益之想，为了他的美式共和，不惜以国家领土、国家利益相让，这是北一辉最鄙视孙中山的地方。后者，北一辉认为所谓的美式共和，对孙中山是空想，对中国革命是灾难。相形之下，他认为自己的好基友宋教仁则是标准的国家主义者爱国主义者。1908年，宋在日本图书馆里发现了朝鲜王室编撰的几本古书，论述中日当时正谈判的中朝边境的间岛根本不是朝鲜领土，也就意味着间岛是我大清国的。当时一些人甚至建议宋教仁把此书卖给日本政府，既能让大清国失去间岛，还能把卖得的资金用于革大清国的命，但宋教仁没干，而是把书邮寄给了清政府，导致日本直接后退，借口有它事要做撤出了间岛之争。宋教仁的这种国家主义、真正的爱国主义，让北一辉赞不绝口（革命激进分子有没有背后称宋教仁是五毛，北一辉没说，这个挨千万的）。

现在可以说下文采了。北一辉确实文采好。比如宋案，他认为背后的大凶当然是孙中山，而孙中山的从犯是上海青帮大佬陈其美。而袁呢，也算从犯。且看他的笔锋：

“宋被刺杀，是天人共愤之恶业。亡灵的不白之冤，是三年来隐藏在鄙人心中的最大块垒。鄙人可以负责任地说：袁不是暗杀宋的主犯，他仅仅是个从犯而已。暗杀计划的主谋者是宋的革命‘战友’陈其美，还有一名惊天从犯，即为世人所尊敬的***——此人权势最盛之际，正是作恶最烈之时。”

“且说故人宋君倒在上海火车站的刺杀现场，他一手捂住象瀑布般喷出的血流，一手抱着于右仁君的头，说出遗言：‘南北统一乃余之素志，诸友若因小故而相争必将误国也。’宋一死，革命党的脑袋就敲碎了。黄兴扶着棺木号淘大哭。谭（人凤）随后赶到，大发雷霆。闻宋被杀，天下骚然——恶逆至此，夫复何言。主谋者忙于治丧，作为从犯之一的袁（世凯）从北京发来唁电，还让人送来最大的花圈。悲伤欲绝的黄（兴）失去了进退，怒发冲冠的谭认为只能武力解决。主谋者觉得与其他大从犯一起举兵，既能瞒天下之耳目，又可以扳倒北方的从犯，岂非一举两得？而北方的从犯对主谋者与其他从犯的背信大感愤怒，为了表示自己的清白，也做出了格外强硬的姿态。革命党的舆论对袁的强硬甚感愤怒，且误认为袁就是主谋，于是和真正的主犯组成不义之军。举兵谋略由上海都督府像无底之瓶似地洩露出来。具体的杀人凶手从租界警察引渡到主谋者的权力范围后，要不是立即被毒死，就是马上逃走了……”

见过这么好的文采没？买这本书，花去98元，我倒觉得，就这两段，价值就不只98元了。好书共享之。感谢翻译者、感谢作序并且联系董先生翻译的傅国涌先生、感谢为此书众筹出版发行的许骥。没有你们，我还要梦想几年呢？

行文至此，听说许骥有心要去台湾探访民国版的翻译本了。祝一切顺利，并期盼最新消息。

最后说下董炯明先生的译后记。他说：“辛亥革命过去一百年了，中国人有长进吗？那个血洒上海沪宁车站的湖南人的宪政理想，实现了没有？”我倒想说的是，甚至一个日本人的薄薄的小书，大陆一个世纪都翻译出版不了，还奢谈啥子长进？

（本文原标题：我和《支那革命外史》的情缘）

【作者简介】

端木赐香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历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