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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史艺丛] 庄秋水:一张明代旧地图中隐藏的秘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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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6-2 05:40 A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庄秋水:一张明代旧地图中隐藏的秘密中国 

 2016-05-31 庄秋水 大家



文 | 庄秋水





1658年6月8日,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约翰·马绥克(Joan Maetsuycker,1653-1678年在任)从巴达维亚致函郑成功:


阁下来函称,你方一艘帆船由柔佛返回中国时遭受我方船只攻击,并被劫往台湾,在该处逢暴雨而触礁沉没,要求我方赔10万两白银……阁下竟然封闭港口,禁止部署到台贸易,并采用其他办法使我方遭受损失。因此,我方有理由产生疑虑,并指示我方船长如遇到阁下管辖的大小船只一律加以截获,并暂时拘留于台湾或巴达维亚……


在17世纪中叶,郑氏海上王国像铁幕一样,把满清封闭起来,使其无法控制任何靠近沿海的城市和乡镇。同样地,也令与其有贸易往来的欧洲及其殖民地,不得不与之周旋,以维持贸易活动,获取生存必需品和获利。“著名的国姓爷在当时达到了其荣誉和权力的顶峰,众所周知,他是海上的君主和统治者。中国之前还从未有过如此众多和庞大的舰队。”马尼拉主教、多明我会的金提尼神父在他的著作《在华多明我会传教士实录》里说。根据另外一位神父李科罗亲眼所见,仅在厦门水域,郑成功水师就由多达13000艘帆船组成。连同成千上万分布在整个沿海线上的其他船,只听命于这个帝国,并为其水师提供补给。



▲ 郑成功像


这时,南中国海上存在着4股势力: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和郑成功。郑成功,一位忠于明朝的海商集团首领,他通过海外华人居住地,将其触角深入到那些与之竞争的欧洲人的前哨阵地,从而使得他的商业贸易遍及整个东南亚地区。在与新王朝持续的对抗中,郑成功意识到,贸易收入是反抗力量的唯一依靠。他自信,“东西洋饷,我所自生自殖者也;进战退守,绰绰余裕”。郑成功从父亲郑芝龙那里接收的海上王国,一直持续到1683年,他的孙子郑克爽降清。


郑成功驱逐了荷兰人,接着就派使者到吕宋(今菲律宾),向西班牙总督递交国书,谴责他们屠杀华人的罪行。他遍谕华侨,联络各地侨领,断绝同吕宋贸易,同时调动军队,准备攻取吕宋;意图先占台湾,再取吕宋,继而夺取噶罗巴(今爪哇),控制台湾海峡和马六甲海峡,然后联合日本,光复中华。然而,出师未捷,仅仅几个月后,这位高瞻远瞩的首领却猝然死去。


从此,台湾成为郑氏海商网络的主要基地。据当时设在台湾的英国商馆估计,台湾每年平均有14-15艘大船赴日贸易,有5-6艘大船到马尼拉贸易。以台湾为基地的闽南海商与移民互为依托,积极开拓远东海上贸易。


郑成功身后被打上了民族英雄的标记。不过,这可能掩盖了这位富有进取心的首领的复杂性。历史学家萧一山很推崇他,在《清史大纲》中,把他作为中国近代民族革命第一人。他从荷兰人手里夺取台湾,被认为是抗击殖民者的壮举;但当清朝联合荷兰夺取台湾时,郑氏政权却成了延宕统一的罪魁。

如果我们跳出如此简易的思维,便可以发现,在大航海时代的中国,实际上有两个王朝,一个由皇帝和文官领导,另一个由郑氏这样的海商集团统帅。后者的不幸覆亡,实际上是中国海权力量的衰落。


郑成功的这份产业部分继承自父亲郑芝龙,而郑芝龙则是一位名叫李旦的泉州海商的爱徒。李旦和他的弟弟是日本南部华人商贸团体的领袖。卜正民(Timothy Brook)认为年轻的郑芝龙很可能是李旦的同性情人,这在当时的福建人海上网络中极为常见。在《塞尔登的中国地图:重返东方大航海时代》这本书里,卜正民描绘的李旦雄心勃勃,有一个伟大的梦想:他试图将荷兰、明朝和东南亚诸国联系起来,缔造一个合法的商业帝国,形成可持续的贸易网络。


被这个梦想所吸引,英国东印度公司平户商馆借给他总共6636两白银。李氏兄弟允诺将帮忙打通对华贸易,为英国人勾勒出一幅美好的前景。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李旦讲了一个很好的故事,吸引到了英国人的2000两白银天使投资,此后投资继续追加,直至1623年东印度公司关闭了平户商馆。李旦在1625年去世,债务缠身。郑芝龙接管了他的烂摊子,通过和荷兰人合作(他曾参与李旦和荷兰人的谈判),他建立了自己从马尼拉到日本的贸易网络。


“两个伟大文明中具有创业精神的一些人在东南亚相聚了,并且由此开始了世界贸易中的联手经营。”孔飞力(Philip A.kuhn)在《他者中的华人》一书中评价李旦、郑芝龙这样的海商:“他们迈出了被证明是走向近现代世界市场的重要一步,即与欧洲殖民者合作。欧洲人的航线将欧洲、非洲、亚洲和新大陆联为一体,而中国移民则成为由此形成的商贸体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也就是说,在16、17世纪,文明互动中心发生了大转移。古老的文明中心转向了大陆以外的新地区 , 偏离了大陆上人们构筑的交通网络,也偏离了几大帝国的中心,在海上形成了一个新的文明互动中心东南亚。孔飞力因此把1567年作为中国近现代的开端之年,因为在那一年,明朝正式下令解除了曾经长期推行但实际效果有限的海禁政策。



连续4个世纪主宰东西方的激情,是通过贸易缩短不可逾越的距离。东方世界以器物的形式进入了西方人的生活。欧洲人用白银购买中国的丝瓷茶等珍贵商品,中国则需要大量白银流通,这个供需结构将中国与世界连在了一起。在马尼拉到南中国沿岸的海上,贸易商、冒险家,移民和海盗,水手和实业家,谱写有血有肉的贸易史。贸易的力量,把原本隶属不同社会的经济体,整合为一个世界。全球化或许是个新名词,但很久以前,贸易便开启了一个新的全球化的世界。


通晓这个大背景对阅读《塞尔登的中国地图》至为关键。2008年2月,卜正民首次见到被命名为“塞尔登地图”的一张古代中国地图。1659年,这幅地图和一位名叫约翰·塞尔登的英国律师捐赠的其他书籍、手稿一道被送入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


他的全部了解止于这些简单材料,接着卜正民像一位真正的侦探,或者说一位考古学家,搜寻蛛丝马迹,一点一点还原,这幅地图从哪里来,如何绘制,由何人绘制。最后,他甚至给出一个具体的绘制年份,1608年。


特里威廉(Trevelyan George Macaulay)认为,最好的历史作家,能够把历史事实同“最大规模的智力活动、最温暖的人类同理心以及最高级的想象力”相结合,卜正民可谓当之无愧。塞尔登的中国地图没有署名,也没有日期,他从这幅地图的所有者塞尔登入手,一位研究海洋法的英国律师,同时也是一位东方学家,(卜正民把东方学家称作那个时代的“黑客”),追索到图书管理员托马斯·海德和第一个到达欧洲的中国人沈福宗。


接着,他回溯到地图关注的海洋贸易时代,中国和欧洲的航海家开始建立贸易网络,东印度公司的雇员和李旦们试图用贿赂的手段,和明王朝建立贸易关系。然后,他以手术刀般的精细,解剖这幅地图所蕴藏的秘密。最后,他得出结论,塞尔登地图并非是一幅普通地图,而是一个航海路线图。这位17世纪初的绘图师,很可能是在南洋的某个地方(万丹或者雅加达)绘制了这幅海图。他能够接触到中国航海图的文献,也熟悉当时的几条贸易航线,而且可能见过当时欧洲的航海地图。在这位无名绘图师的视野里,海洋,而非陆地,是真正重要的。在地图框架里,中国只是更大区域的一部分。


当然,这样概括丧失掉许多细节。正如一部侦探作品,最重要的是如何抽丝剥茧,寻找在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塞尔登的中国地图》有很多这样的细节探寻,读起来不亚于读一本真正的侦探小说。


如卜正民自己在书的第一章里所言,此书讲述的其实并不是一幅地图,而是与地图密切相关的那些人的的故事。阅读地图的人,收藏地图的人,购买地图的人,到制作地图的人,他们的故事呈现出那个时代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全球化程度。新的贸易通道和财富积累方式,都不断更新个人与周围世界的关系。



卜正民复原了塞尔登地图丢失数百年的历史信息,同时,他也复活了一个“非主流中国”,一个在传统叙事之外、被王朝史学遮蔽的中国。


他写了地理学家张燮的故事。事实上,正是在他谈论全球化贸易的著作《维梅尔的帽子》里,我知道了这位“异类”学者。这位迷恋航海冒险的福建人编纂了一本地理学著作《东西洋考》。与之前的学者不同,他希望有第一手的材料,所以会去请教那些驰骋东南亚海域的水手们。他写作这本书,其目标是记下最新的历史情势,让国人可以了解海外世界。他描述商人们驾船离开月港向外海航行的场景:“长年三老鼓木世扬帆,截流横波,独特指南针为导引。或单用,或指两间,凭其所向,荡舟以行。”


月港,即福建南端漳州的港口,因“外通海潮,内接山涧”、“溪水萦萦如月”而得名。自从明初长期实行海禁政策,禁止外国商人随意来华贸易,也禁止中国商人自由出海经商,政府管制比较松弛的漳州月港,成为海上走私的集中地。1567年,月港获得了官方认可,成为唯一合法的民间海外贸易港口,也有了一个新名字“海澄”。于是,兴盛多年的走私贸易被引向合法渠道。


▲ 明代月港地图


这里一度拥有18条往东西洋的航线,与东南亚、南亚和东北亚等47个国家和地区有直接贸易往来。数百万子民从这里离开家乡,加入全球贸易的洪流。幸运者携带大把钱财衣锦还乡,娶妻生子;不幸之人可能葬身鱼腹,只得魂归故里。许多人则可能滞留异国,因为筹不够回乡的钱;还有不少人投身郑氏这样的大集团寻求庇护。1603年马尼拉的大屠杀牺牲品,一半以上的中国人来自这里。


孔飞力视之为“这是中国不可阻挡地与外部世界相接轨的时代”。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他认为海外移民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他认为中国史不能不包括海外华人史,而海外华人史也同样必须结合中国史。(孔飞力:《他者中的华人》)


在大航海时代约3个世纪后,汉学家费正清提出两个中国论:“大陆中国”与“海洋中国”,认为在农耕—官僚体制的核心区域之外,一直有一个臣属的海洋中国,满清入主中原,在他看来是游牧民族强化了大陆核心地区的“反航海传统”。在《维梅尔的帽子》里,卜正民认为是由于权力结构的稳固,外在世界可以进入部分中国人的脑子里,最终却没有进入中国人的生活。他在《塞尔登的中国地图》里迂回地解释了这个问题。书的前三章,他一直叙述塞尔登和他的时代。在长期仰赖的中世纪旧传统下,欧洲飞速产生出一些新制度和新生活方式,身为律师的塞尔登,他所要做的,是建构新的法律架构,来保障新的秩序。而在中国,唯一能与欧洲公司抗衡的郑氏集团覆灭后,华商们在接下来的世纪里,只能担任欧洲人助手的角色。


如果以非结构化的“文化性”和“历史性”因素来看,海洋中国的活力可能时高时低,但从未失去。《塞尔登的中国地图》给我们一个机会,去揭开一个历史时刻,去遥望17世纪一些中国人的激情。在书的最后,卜正民说:“一些人改变了他们所处的时代,一些人改变了后来的时代。”他认为塞尔登同时做到了这两点。事实上,李旦、郑成功、张燮以及那位不知名的绘图师,还有游弋在茫茫大海上的贸易商和水手们,他们也做到了这两点。



▲ 《塞尔登的中国地图》


图书信息:

作者:(加)卜正民著;刘丽洁译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10

ISBN:978-7-5086-5353-2

页数:252页

价格:42.00元



【注】本文原标题为《那个中国不可阻挡地与外部世界相接轨的时代》


【作者简介】

庄秋水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东方历史评论》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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