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每天都要为五斗米折腰的苏东坡

源济

祝勇：每天都要为五斗米折腰的苏东坡 

原创 2016-06-01 祝勇 大家

文 | 祝勇

他不是“不为五斗米折腰”，而是天天要为五斗米折腰。

▍一

公元1082年，被称为“天下行书第三”的《寒食帖》，在黄州，等着苏东坡书写。

“天下行书第一”，是王羲之的《兰亭序》（图1），写于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

▲图1：[唐]冯承素摹《兰亭序》，故宫博物院藏

四百年后，唐乾元元年（公元758年），颜真卿写下“天下行书第二”——《祭侄稿》（图2）。

▲图2：颜真卿《祭侄稿》，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在我看来，被称作“天下行书第二”的，应该是李白《上阳台帖》（图3）。当然，这只是出于个人偏好。艺术没有第一名，《兰亭序》的榜首位置，想必与唐太宗李世民的推崇有关，但假如它永远第一，后来的艺术史就没有价值了，后来的艺术家就都可以洗洗睡了。

▲图3：李白《上阳台帖》，故宫博物院藏

当然我们也不必那么较真，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第一。

无论怎样，《寒食帖》，这“天下行书第三”，要等到《祭侄稿》三百多年之后，才在苏东坡的笔下，恣性挥洒。

王羲之《兰亭序》，原稿已失，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是唐代虞世南、褚遂良的临本和冯承素的摹本，台北故宫博物院亦藏有褚遂良临绢本和定武本。

颜真卿《祭侄稿》和苏东坡《寒食帖》，则都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在《祭侄稿》和《寒食帖》之间，有五代杨凝式，以超逸的书美境界获得了显著的历史地位；有梅妻鹤子的林逋，书法如秋水明月，干净透澈，一尘不染；有范仲淹，“落笔痛快沉着”。他们的作品，故宫博物院都有收存。其中范仲淹的楷书《道服赞》（图4），笔法瘦硬方正，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先生说它：“行笔瘦劲，风骨峭拔如其人”，《远行帖》（图5）和《边事帖》（图6），一律粉花笺本，亦在清劲中见法度，一如他的人格，“庄严清澈，信如其品”。

▲图4：范仲淹《道服赞》，故宫博物院藏

▲图5：范仲淹《远行帖》，故宫博物院藏

▲图6：范仲淹《边事帖》，故宫博物院藏

但宋代书法的真正代表，却是苏黄米蔡。苏东坡《寒食帖》，则被认为是宋人美学的最佳范例。

这幅字，是在一个原本与苏东坡毫无干系的地方——黄州完成的。也是在这一年，苏东坡写下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

这字，这词，这文，无不成为中国艺术史上的不朽经典。

将近一千年后，我在书房里临写《寒食帖》，心里想着，公元1082年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年份；在这一年，苏东坡的生命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二

11世纪，那个慷慨收留了苏东坡的黄州，实际上还是一片萧索之地。这座位于大江之湄的小城，距武汉市仅需一个小时车程，如今早已是满眼繁华，而在当时，却十分的寥落荒凉。

苏东坡在儿子苏迈的陪伴下，一路风尘、踉踉跄跄地到了黄州——一个原本与他八竿子打不着的荒僻之地。那时的他，一身鲜血，遍体鳞伤。乌台诗狱，让他领教了那个朝代的黑暗。所幸，他没有被推上断头台。黄州虽远，毕竟给了他一个喘息的机会，让他慢慢适应眼前的黑暗。他的入狱，固然是小人们精诚合作的结果，但不能说与他自己没有干系。那时的他，年轻气盛，对劣行从不妥协，在他的心里，一切都是黑白分明，但对于对方，他无可奈何，自己，却落了一堆把柄，所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他喜欢写诗，喜欢在诗里发牢骚，他不懂“墙里秋千墙外道”的道理，说到底，是他的生命没有成熟。那成熟不是圆滑，而是接纳。黑暗与苦难，不是在旦夕之间可以扫除的，在消失之前，他要接纳它们，承认它们的存在，甚至学会与它们共处。

那段时间，苏东坡开始整理自己复杂的心绪。蒋勋说：“这段时间是苏东坡最难过、最辛苦、最悲剧的时候，同时也是他生命最领悟、最超越、最升华的时候。”

人是有适应性的，他开始适应、而且必须适应这里的生活。

从苏东坡写给王庆源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黄州最初的形迹：

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客至，多辞以不在，往来书疏如山，不复答也。此味甚佳，生来无此适。

在给毕仲举的信中，又说：

黄州滨江带山，既适耳目之好，而生事百须，亦不难致，早寝晚起，又不知所谓祸福安在哉？

到了黄州，苏东坡父子一时无处落脚，只好在一处寺院里暂居。那座寺院，叫定慧院，坐落在城中，东50步就是城墙的东门，虽有几度兴废，但至今仍在。院中有花木修竹，园池风景，一切都宛如苏东坡诗中所言。只是增加了后世仰慕者的题字匾额，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是晚清名臣林则徐写下的一副对联：

岭海答传书，七百年佛地因缘，不仅高楼邻白傅；岷峨回远梦，四千里仙踪游戏，尚留名刹配黄州。

苏东坡寓居定惠院之东，抬眼，见杂花满山，竟有海棠一株。海棠是苏东坡故乡的名贵花卉，别地向无此花，像黄州这样偏远之地，没有人知道它的名贵。看见那株海棠，让苏东坡突然生出一种奇幻的感觉。他抬首望天，心想一定是天上的鸿鹄把花种带到了黄州。那株茂盛而孤独的繁华，让他瞬间看到了自己。他惨然一笑，吟出一首诗：

江城地瘴蕃草木，
唯有名花苦幽独。
嫣然一笑竹篱间，
桃李漫山恶粗俗。
也知造物有深意，
故遣佳人在空谷。
自然富贵出天姿，
不待金盘荐华屋。
朱唇得酒晕生脸，
翠袖卷纱红映肉。
林深雾暗晓光迟，
日暖风轻春睡足。
雨中有泪亦凄怆，
月下无人更清淑。
先生食饱无一事，
散步逍遥自扪腹。
不问人家与僧舍，
拄杖敲门看修竹。
忽逢绝艳照衰朽，
叹息无言揩病目。
陋邦何处得此花，
无乃好事移西蜀。
寸根千里不易致，
衔子飞来定鸿鹄。
天涯流落俱可念，
为饮一樽歌此曲。
明朝酒醒还独来，
雪落纷纷那忍触。

当年唐玄宗李隆基在沉香亭召见杨贵妃，贵妃宿醉未醒，玄宗见她“朱唇酒晕”，笑曰：“岂是妃子醉耶？海棠睡未足耳。”唐玄宗以人比花，苏东坡则是以花自寓了。

初到黄州的日子里，他没事就抄写这首诗，不知不觉之间，竟然抄写了几十本。

独自走路，在这无人问候的小城，没有朋友，没有人知道他的来历，只有一株远远的花树，与他相依为伴。这个仓皇疲惫的旅者，愿意像杨贵妃那样，宿醉不醒。竹叶在定惠院绵密的风声中晃动着，苏东坡沉沉地睡去，像他诗里写的：

“畏蛇不下榻，睡足吾无求”。

醒来时，窗外依旧是绵密的风声，还夹杂着竹子的清香。他于是觉得，这巢穴虽小，却是那样的温暖。萧萧的风声中，他再次睡去，“昏昏觉还卧，辗转无由足。”但没有做梦。即使做梦，也不会梦到朝廷上的岁月，那岁月已经太远，已被他甩在身后、丢在千里外的皇城中。

但有时也有梦。他会梦见故人，梦见自己的父亲、弟弟，梦见司马光、张方平，甚至梦见王安石。这让他在梦醒时分感到一种彻骨的孤寂。这里远离朝阙，朋友都远在他乡，找不出一个可以交谈的人，连敌人都没有。

寂寞中的孤独者，是他此时唯一确定的身份。

在定惠院寓居，他写下一首《卜算子》：

缺月挂疏桐，
漏断人初静。
时见幽人独往来，
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
有恨无人省。
拣尽寒枝不肯栖，
寂寞沙洲冷。

他会在万籁俱寂时刻，漫步于修竹古木之间，谛听风声雨声虫鸣声，也有时去江边，捡上一堆石子，独自在江面上打水漂。还有时，他干脆跑到田间、水畔、山野、集市，追着农民、渔父、樵夫、商贩谈天说笑，偶尔碰上不善言辞的人，无话可说，他就央告人家给他讲个鬼故事，那人或许还要推辞，摇头说：“没有鬼故事。”苏东坡则说：“瞎编一个也行！”

话落处，扬起一片笑声。

▍三

花开花落，风月无边，可以抚慰脑子，却不能安抚肚子。苏东坡的俸禄，此时已微薄得可怜。身为谪放官员，朝廷只提供一点微薄的实物配给，正常的俸禄都停止了。而苏东坡虽然为官已二十多年，但如他自己所说，“俸入所得，随手辄尽”，是名副其实的“月光族”，并无多少积蓄。按照黄州当时的物价水平，一斗米大约二十文钱，一匹绢大约一千二百文钱，再加上各种杂七杂八的花销，一个月下来也得四千多文钱。对于苏东坡来说，无疑是一笔巨款。更何况，他的家眷也来到黄州相聚，全家团圆的兴奋过后，一个无比简单的现实横在他们面前：这么多张嘴，拿什么糊口？

为了把日子过下去，苏东坡决定实行计划经济：月初，他拿出四千五百钱分作三十份，一份份地悬挂在房梁上。每天早晨，他用叉子挑一份下来，然后藏起叉子，即便一百五十钱不够用，也不再取。一旦有节余，便放进一只竹筒。等到竹筒里的钱足够多时，他就邀约朋友，或是和夫人王闺之以及侍妾王朝云沽酒共饮。

即使维持着这种最低标准的生活，苏东坡带到黄州的钱款，大概也只能支撑一年。一年以后该怎么办？妻子忧心忡忡，朋友也跟着着急，只有苏东坡淡定如常，说：“至时，别作经画，水到渠成，不须预虑。”意思是，等钱用光了再做筹划，正所谓水到渠成，无须提前发愁，更不需要提前预支烦恼。

等到第二年，家中的银子即将用尽的时候，生计的问题真的有了解决的办法。那时，已经是春暖时节，山谷里的杜鹃花一簇一簇开得耀眼，苏东坡穿着单薄的春衫，一眼看见了黄州城东那片荒芜的坡地。

马梦得最先发现了那片荒芜的山坡。他是苏东坡在汴京时最好的朋友之一，曾在太学里做官，只因苏东坡在他书斋的墙壁上题了一首杜甫的诗《秋雨叹》，受到围攻，一气之下辞了官，铁心追随苏东坡。苏东坡到黄州，他也千里迢迢赶来，与苏东坡同甘共苦。

马梦得向官府请领了这块地，苏东坡从此像鲁滨逊一样，开始荒野求生。

那是一片被荒置的野地，大约百余步长短，很久以前，这里曾经做过营地。几十年后，曾经拜相（参知政事）的南宋诗人范成大来黄州拜谒东坡，后来在《吴船录》里，他描述了东坡的景象：

“郡东山垄重复，中有平地，四向皆有小冈环之。”

那片被荒弃的土地，苏东坡却对它一见倾心，就像一个饥饿的人，不会对食物太过挑剔。这本是一块无名高地，因为它位于城东，让苏东坡想起他心仪的诗人白居易当年贬谪到忠州作刺史时，也居住在城东，写了《东坡种花二首》，还写了一首《步东坡》，所以，苏东坡干脆把这块地，称为“东坡”。

他也从此自称“东坡居士”。

中国文学史和艺术史里大名鼎鼎的苏东坡，此时才算正式出场。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祝勇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供职于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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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在〈南华寺〉诗云：「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炼。中间一念失，受此百年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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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有明确的判定，认为苏东坡的前世是禅宗五祖师戒禅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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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東坡的三世佛緣
                 

       元豐七年，蘇轍正好在高安與雲庵、聖壽省聰兩位禅師同游。一日夜間，夢見自己出城迎接五祖戒禅師。次日，兩位禅師也都說做了同樣的夢。

       第二天，就收到蘇東坡來信，說：“已到奉新。”三人大喜，把蘇東坡迎到建山寺，並把夢境說給他聽。蘇東坡若有所思道：“我八九歲時曾夢見自己是個出家人，往來於陝右地區。母親懷孕時，也夢見一個僧人前來托宿。那僧人風采俊朗，但瞎了一只眼。”

       雲庵禅師道：“五祖戒禅師是陝右人，瞎了一只眼。老年游化於高安，圓寂於大愚，算來已有五十年了。東坡先生今年恰好四十九歲，定是五祖戒師後身無疑！”

       原來，五祖戒禅師當年因破戒，羞愧之下，雙腿一盤，坐化而去。

       蘇東坡在杭州時，曾與朋友參寥一起到西湖邊上的壽星寺游歷。蘇東坡環視後對參寥說：“我生平從沒有到這裡來過，但眼前所見好像都曾經親身經歷過似的，從這裡到忏堂，應有九十二級階梯。”叫人數後，果真如他所說。蘇東坡對參寥說道：“我前世是山中的僧人，曾經就在這所寺院中。”此後，蘇東坡便經常到這所佛寺中盤桓小憩。

       蘇東坡總是喜歡穿僧衣。一日，宋哲宗曾經問內侍陳衍：“蘇東坡朝服下面穿的是什麼衣服？”陳衍說：“是僧衣。”哲宗笑之。

       中年後，蘇東坡恬淡無求，後來參禅開悟，為東林常總禅師的法嗣。他亦念佛求往生，每到一處，必隨身攜帶一軸阿彌陀佛聖像，並說：“這是我往生西方的公據。”

       蘇東坡臨終時，呼吸微弱，惟琳長老前來提醒他提起正念。他無奈答道：“我也知道西方極樂，可是用不上勁啊。”友人也鼓勵他：“先生一生都在為此努力，此時更須著力啊！”蘇東坡應聲道：“著力即差。”說完，奄然而逝，世壽六十六歲。

       據說蘇東坡的後身是明朝湖北省公安縣的袁宏道。袁家兄弟三人都中了進士，精於詩文，史稱“三袁”，是晚明文學界“公安派”的開創者和領袖之一。

       袁宏道一生，悟性銳利，才華不凡，修行沉穩，埋頭辦道，少了蘇東坡的鋒芒畢露。因習禅無所獲後，開始由禅入淨。袁宏道著有《西方合論》一書。該書氣勢澎勃，融攝華嚴、天台諸宗妙行，歸趣淨土，受到了蓮池大師的高度贊賞，又被藕益大師收入《淨土十要》之中，成為淨宗的傳世論著。

       袁宏道任吳縣縣令時，在任僅兩年，就使該縣大治，百姓大悅。後來官至郎中。袁宏道四十三歲那年因病歸鄉，數日後，在寺院裡無疾而終。他為官清廉，去世後，連棺材錢和眷屬回鄉的路費都是朋友們捐助和賣盡他的書畫幾硯湊的。

       袁宏道開初只是生到極樂邊地疑城，但因其撰述《西方合論》的功德，很快從邊地出來，居住淨土。

       袁宏道（據說是蘇東坡的後身）往生後，他的弟弟袁中道退休在家，每日精勤地禮拜課誦。

       明萬歷四十二年（1614）的一天，袁中道靜坐入定間，心神隨著兩位童子向上向西飛行。每當飛得低，就感受到娑婆世界臭穢難聞。不久停了下來，看到四周清淨勝妙無比，五色妙香蓮華生於水池中。童子領著中道到了一座樓閣之下，此時下來一個人，貌如美玉，衣如雲霞，身長丈余。見到中道後，他歡喜地說：“弟弟你來了！”

       中道仔細一看，原來是宏道。宏道說：“這是西方極樂世界的邊地，信解尚未成就，持戒尚未圓滿的，大多生於此地。因為此地沒有淫聲美色的惑亂，勝解容易成就，不久之後，就能進升淨土。”  

       中道問：“兄長現在生在何處?”

       宏道說：“我往生淨土的願力雖然很深，但情執染著習氣未除，剛開始時化生於此邊地一小段時間，現今已經居住淨土了。但因為以前持戒不夠嚴謹精進，只能在地面居住，還不能和大菩薩們一起飛翔於虛空和七寶樓閣之間，仍需努力。所幸我宿世智慧猛利，又作了《西方合論》，贊歎如來不可思議功德，感得飛行自在，可以暢游於十方諸佛剎土。十方諸佛說法，我皆得前往恭聽，實在是很殊勝啊！”

       接著，宏道牽著中道的手向上飛升，暢游極樂淨土中的依報世界。宏道說：“過了此地之後，就是法身大士居住的地方，其境界之美妙勝過此地千萬倍，其神通變化也千萬倍於此地眾生。我以慧力的緣故，得以游行於其間，但還不能居住於彼地。再經過彼地，則是十地等覺菩薩居住地，其境界我就不得而知了。再經過十地等覺的居住地，則是妙覺如來所居住的地方了，只有佛才能究竟了知。”  

       宏道又說：“我沒想到極樂世界這麼快樂！教理和戒律都精進嚴謹的人，往生的品位最高。其次是持戒嚴謹的人，往生最穩當。只有教理而無持戒之人，大多為業力所牽，流入八部鬼神眾中去了，這種狀況我親眼所見的很多。”

       宏道又對中道說：“弟弟你回五濁惡世後，趁著色身強健，要精進實修實悟，為自他行善積福，發願往生淨土，不久之後我們當再見面。如果不能持戒，龍樹菩薩的六齋法現在仍然存在，應當力行。而殺戒尤其重要，希望你寄語他人，沒有說每天動刀殺生，口中貪食眾生血肉的人，能夠往生極樂世界的！縱使說法如雲如雨，又何益於事呢? 你我生生世世兄弟手足，恐你墮落，便以方便神力，將你攝受至此地，但淨土與穢土相隔，不能久留。”

       說完，宏道突然凌空而去。中道行走在水池上，突然好像墜入水中，一下子就醒了過來，便把此事記述了下來。

.                                                                                                                ——編譯自（清）彭希涑《淨土聖賢錄》

　       

源济

祝勇：做不了官场演技派的苏东坡，能成为一个好农民吗 

原创 2016-06-17 祝勇 大家

文 | 祝勇

“人生如蚁”系列上篇，请点击阅读《每天都要为五斗米折腰的苏东坡》。

▍四

苏东坡不会忘记的那一年——宋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81年），他在那块名叫东坡的土地上开始了尝试作一个农民。

苏东坡开始农业生产的第一个动作，应该是煽风点火，因为那些枯草，枝枝柯柯，弯弯曲曲，缠绕在土地上，拒绝着庄稼生长，让苏东坡觉得既刺手，又棘手。于是，苏东坡在荒原上点了一把火。今天我们想象他当时呼喊与奔跑的样子，内心都会感到畅快。因为他不只烧去了地上的杂草，也烧去了他心里的杂草。自那一刻起，他不再患得患失，开始务实地面对自己生命中的所有困顿，他懂得了无论自己站立在哪里，都应当从脚下的土壤中汲取营养。火在荒原上燃起来，像有一支画笔，涂改了大地上的景物。大火将尽时，露出来的不仅是满目瓦砾，竟然还有一口暗井。那是来自上天的犒赏，帮助他解决了灌溉的问题。这让苏东坡大喜过望，说：“一饱未敢期，瓢饮已可必！”那意思是，吃饱肚子还是奢望，但是至少，用不着为水源发愁了。

苏东坡买来了一头牛，还有锄头、水桶、镰刀之类的农具，那是一个农民的笔墨纸砚，收纳着他的时光与命运。劳作时，苏东坡头戴竹笠，在田间挥汗。第一年种下的麦子在时光中发育，不断抬高他的视线，让他对未来的每一天都怀有乐观的想象。孔孟老庄、四书五经，此时都没了用场。他日复一日地观赏着眼前的天然大书，对它在每个瞬间里的细微变化深感痴迷。

我们没有必要把苏东坡的那段耕作生涯过于审美化，像陶渊明所写，“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因为对于苏东坡本人来说，他的所有努力都不是为了审美，而是为了求生。我从小在城市里长大，不曾体验过稼穑之苦，也没有在广阔天地里练过红心，但我相信，农民是世界上最艰苦的职业之一。对苏东坡而言，这艰辛是具体的，甚至比官场还要牢固地控制着他的身体。他不是“不为五斗米折腰”，而是天天要为五斗米折腰，折得他想直都直不起来。

但他是对土地折腰，不是对官场折腰。相比之下，还是对土地折腰好些——当他从田野里直起身，他的腰身可以站得像树干一样笔直，而在官场上，他的腰每时每刻都是弯的，即使睡觉、做梦，那腰也是弯的。李公麟《孝经图》卷中的这个细节，就是对这一身体命运的生动记录。一个人生下来，原本是健康的，但官场会把他培养成残疾人——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残疾，死无全尸，因为在死后，他的灵魂也是弯曲的。

▲ [北宋]李公麟《孝经图》卷（局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土地是讲理的，它至少会承认一个人的付出，一分耕耘，几分收获。张炜说：“这种简单而淳朴的劳动方式本身即蕴含着无可比拟的道德感。”但官场是没理可讲，道德更是尸骨无存，谁在官场上讲理讲道德，谁就是脑残。

所以，他的劳动生涯再苦再累，他的心是自由的。土地征用了他的身体，却使他的精神得到了自由。在这里，他无须蝇营狗苟、苟且偷安。官场培养表演艺术家，他们脸上可以变换出无数种表情，但没有一种表情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都是演技派，而苏东坡是本色派，他不会装，也装不像——他的表演课永远及不了格。官场上绝大多数官员都会认为，这世界上什么都可以丢，唯独官位不能丢；而对于苏东坡来说则刚好相反，如果这个世界一定要从他身上剥夺什么，那就把官位拿去吧，剩下的一切，他都舍不得丢掉。

苏东坡站在烈日下的麦田里，成了麦田里的守望者，日复一日地经受着风吹和日晒，人变得又黑又瘦。他的臂膀和双腿，从来也没有像这样酸胀转为了肿痛，又从肿痛转为了麻木。而他的情绪，也由屈辱、悲愤，转化为平淡，甚至喜悦。那喜悦是麦田带给他的——那一年，湖北大旱，幸运的是，苏东坡种的麦子，长势旺盛，芒种一过，麦子就已成熟。

这是田野上最动人的时刻，苏东坡一家在风起云涌的麦田里，抢收麦子。他让妻子用小麦与小米掺杂，将生米做成熟饭。他吃得香，只是孩子们觉得难以下咽，说是在“嚼虱子”，夫人王闰之则把它称作“新鲜二红饭”。

但苏东坡心中的自我满足是无法形容的，因为他经历了一次神奇的萃取，用他艰辛而诚实的劳动，把大自然的精华萃取出来。

一个黄昏里，他从田里返回住处。吱呀一声，沉重的门被推开了。朴素的农舍里没有太多的东西，一般的，有简易的床榻，有吃饭和读书兼顾的桌子，有长长的木柜放在地上，上面或许摆放着一面女人用来梳妆的镜子——那是唯一可以美化他们的事物。太阳的余光从屋檐的齿边斜射进窗格，一些灰尘的微粒在方形的光中飘动，证明屋子里的空气不是绝对静止。生活是那样自然而然，他好像与生俱来，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场景中。繁华的汴京、皇宫、朝廷，好像都是不切实际的梦。这里似乎只有季节，却看不见具体的日子。但他并不失望，因为季节的轮回里，就蕴藏着未来的希望，这是至关重要的。

独自啜饮几杯薄酒，晃动的灯影，映照出一张瘦长的脸。苏东坡提起笔，将笔尖在砚台上添得越来越细，然后神态安然地，给朋友们写信。这段时间，为他留下最多文字的就是书信尺牍。他说：“我现在在东坡种稻，虽然劳苦，却也有快乐。我有屋五间，果树和蔬菜十余畦，桑树一百余棵，我耕田妻养蚕，靠自己的劳动过日子。”

▲ [元]佚名《苏轼像》

后来，老友李常任淮南西路提刑，居官安徽霍山，听说苏东坡在耕田糊口，就给他带来了一批柑橘树苗。这让他沉醉在《楚辞》里“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的灿烂辞句里。他在诗里自嘲：“饥寒未知免，已作太饱计。”

假如我们能够于公元1082年在黄州与苏东坡相遇，这个男人的面容一定会让我们吃惊——他不再是二十年前初入汴京的那个单纯俊美的少年，也不像三年前离开御史台监狱时那样面色憔悴苍白，此时的苏东坡，瘦硬如雕塑，面色如铜，两鬓皆白，以至于假若他在梦里还乡，从前的发妻都会认不出他来，因此此时的他，早已“尘满面，鬓如霜”。

有一天夜晚，苏东坡坐在灯下，看见墙壁上的瘦影，自己竟怵然一惊。他没有想到自己已经瘦成这个样子。他赶忙叫人来画，只要他画轮廓，不要画五官。画稿完时，每个人都说像，只看轮廓，就知道这是苏东坡。

▍六

似乎一切都回到了原点。苏东坡原本就出身于农家，假如他不曾离家，不曾入朝，不曾少年得志，在官场与文场两条战线上尽得风流，他或许会在故乡眉州继承祖业，去经营自家的土地，最多成为一个有文化的劳动者。此时，他在官场上转了一圆，结局还是回到土地上，作一介农夫。

好像一切都不曾开始，就已结束。

但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农夫。对于一个农夫来说，田野家园，构成了他全部的精神世界，而对苏东坡来说，即使田野大面积地控制了他的视线，在他的心里也只占了一个角落。他的心里还有诗，有梦，有一个更加浓厚和广大的精神空间等待他去完成。他的精神半径是无限的。

我想那时，不安和痛苦仍然会时时袭来。那是文墨荒疏带来的荒凉感，对于苏东坡这样的文人，“会引起一种特殊的饥饿感”。每当夜里，苏东坡一个人静下来，他的心底便会幽幽地想起一个人。他从来没有见过那个人，但在苏东坡的案头，那人的诗集翻开着，苏东坡偶尔闲暇，便会读上几句。读诗与写诗，其实都是一个选定自我的过程。一个人，喜欢什么样的诗，他自己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公元4世纪的东晋，有一个诗人，曾经当过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但这一串威赫的名声拴不住他的心，终于，他当彭泽县令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归隐在鄱阳湖边一个名叫斜川的地方，写下《归园田居》这些诗歌，和《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这些不朽的散文。

陶渊明的名字，对中国人来说早就如雷贯耳，在苏东坡的时代亦不例外。那段时光里，陶渊明成了苏东坡最好的对话者。他说：“渊明诗初视若散缓，熟读有奇趣。如‘嗳嗳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又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大率才高意远，则所寓得奇妙，遂能如此，如大匠运斤，无斧凿痕，不知者则疲精力，至死不悟。”

时间把这两位不同时代的诗人越推越远，但在苏东坡的心里，他们越来越近。或许，只有在黄州，在此际，苏东坡才能如此深入地进入那个人的内心。苏东坡喜欢陶渊明，是因为他并不纯然为了避世才遁入山林，而是抱着一种审美的态度，来重塑自己的人生。他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他也不是避世，而是入世，只不过这个“世”，不同于那个“世”。在陶渊明心里，这个“世”更加真实、丰沛和生动，风日流丽、鱼跃鸢飞、一窗梅影、一棹扁舟，都蕴含着人生中不能错过的美。生命就像树枝上一枚已熟软的杏子，剥开果皮，果肉流动的汁液鲜活芳香，散发着阳光的热度。陶渊明要把它吃下去，而不是永远看着它，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位田野里质朴无华的农民，不仅开辟了中国山水文学之美，也成就了中国士大夫人生与人格之美，让自然、生活与人，彼此相合。

七个世纪以后，在黄州，在人间最孤寂的角落，苏东坡真正读懂了陶渊明，就像两片隔了无数个季节的叶子，隔着几百年的风雨，却脉络相通，纹路相合。张炜说：“他们都是出入‘丛林’（指官场丛林）之人，都是身处绝境之人，都是痛不欲生之人，都是矛盾重重之人，都是爱酒、爱诗、爱书、爱友人、爱自然之人。”苏东坡一遍遍地抄写《归去来兮辞》。时至今日，我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打量这件手稿原迹，仍见湿润冲淡之气在往昔书墨之间流动回转。那是他在书写自己的前世——他在词里说：“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写字的时候，他就成了陶渊明，而黄州东坡，就是昔日的斜川。

▲ [北宋]苏轼《归去来兮辞》（右侧三分之一），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 中部三分之一

▲ 左侧三分之一

清末民初大学者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写道：

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文章者，殆未之有也。

天才者，或数十年而一出，或数百年而一出，而又须济之以学问，帅之以德性，始能产生真正之大文学。此屈子、渊明、子美、子瞻等所以旷世而不一遇也。

自夏商周三代以下，浩瀚数千年，王国维只筛选出四个人，分别是：屈原、陶渊明、杜甫、苏东坡。而这四个人，几乎全部集中在上一个一千年，也就是公元前340年（屈原出生）到公元1101年（苏东坡去世），此后近一千年（12世纪到21世纪），一个名额也没占上。

假如从这四者中再选，我独选苏东坡，因为苏东坡身处的宋代，中国历史正处于一场前所未有的变迁中，机遇更多，困境也更多，尤其对于苏东坡这样的人，几乎是冰炭同炉。苏东坡就是宋代这只炉子里冶炼出来的金丹，他在精神世界里创造的奇迹，既空前，也绝后——对此，我后面还要分头阐述。但他不是横空出世的，有人以自己的生命和艺术实践为他做了历史的铺垫，那个人就是陶渊明。

▍六

苏东坡写下一首词，名叫《哨遍》，把《归去来兮辞》的意蕴隐括其中。所谓隐括，与和韵、集句一样，是宋词创作的一个重要方法，是根据前人诗文内容或名句意境进行剪裁、改写来创作新词，而且是宋代词人独创的创作方法。晏几道《临江仙》、刘几《梅花曲》，都是著名的隐括之作。但苏东坡是真正明确使用“隐括”这个概念的词人，因此，历来都把苏东坡视为开宋代隐括词风气之先者。南宋最后一位著名词人张炎在《词源》中写道：“《哨遍》一曲，隐括《归去来辞》，更是精妙，周、秦诸人所不能到。”清代著名诗人冯金伯在《词苑粹编》卷四引《本事纪》说：“东坡隐括《归去来辞》，山谷隐括《醉翁亭记》，两人固是词家好手。”

纸页上的《归去来兮辞》是无声的，苏东坡的《哨遍》，把它转化为词，也就转化为声音，因为宋词是有旋律的。苏东坡在田野间劳作，就让家僮歌唱这首词，他自己累了，就干脆放下犁耙，迎风站立，与他一同吟唱，一边还敲打牛角，叩动节拍。抬眼，他发现头上墨色不定的云，还有顿挫无常的山，愿竟也是有节律，有平仄的。

那时的他才意识到，自己其实并不在原点上。在世上走过这一遭，他就不可能再回到原点了。世事的风雨沧桑，草木的万千变化，都被收纳进他的生命里，变成他的血肉细胞。假若他年少时不曾出川，他今天或许稼穑为生，但那心境是不一样的。不经历那些痛苦与折磨，他不会如此主动地和大自然打成一片，更不会知道无须“摧眉折腰事权贵”竟是那样的自由和快乐。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祝勇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北京电视台大

源济

祝勇：苏东坡的人生也没有近道可抄 

原创 2016-07-15 祝勇 大家

文 | 祝勇

“人生如蚁”系列完整阅读，请读者点击查看上篇《每天都要为五斗米折腰的苏东坡》、中篇《做不了官场演技派的苏东坡，能成为一个好农民吗》，此文为系列末篇。

▍七

在如此单纯的日子里，苏东坡对自己从政的价值产生了深刻的怀疑。自幼饱读诗书，一心报效朝廷，充溢他胸襟的，是对功业的欲望的渴求，就是像诸葛亮那样，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去匡扶社稷，安定天下苍生，而那个被他报效的朝廷，却始终像一块质地均匀的石头，拒绝一切改变。到头来，改变的只有苏东坡自己，在小人堆里穿梭，在文字狱里出生入死，36岁上，就已经白发苍茫。

在黄州，他给李端书写信。他说：

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及进士第，贪得不已，又举制策，其实何所有？而其科号为直言极谏，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譊譊至今，坐此得罪几死。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

那时的他一定会意识到，自己虽与王安石政见相左，骨子里却是一路货色——他们都患上了“圣人病”，觉得自己就是那根可以撬动地球的杠杆，但他看到的，却是一根根的杠杆接连报废，连他的恩师欧阳修，历经忧患之后，头发已经完全白了，终年牙痛，已经脱落了好几个，眼睛也几近失明，自况“弱胫零丁，兀如槁木”，出知亳州、蔡州后，以体弱为由，不止一次地自请退休，从此不再在政坛上露面。而自己，自以为才大无边，最终却几乎连自己都保护不了。

苏格拉底说：“未被反省的生活是无意义的生活。”天高地远的黄州，使得在政治绞杀中疲于奔命的苏东坡有了一个喘息和自省的机会。

政治的荒谬，让那些在儒家经典的教唆下成长起来的书生陷入彻底的尴尬：他们想做天大的事，却连屁大的事也做不成。因此，在苏东坡看来，自己一根筋似地为皇帝写谏书，全是扯淡。他以为话多是一个优点，以为话多就可以改变世界，但他所有的词语，要么在人间蒸发了，要么变成利簇，反射到自己身上，让自己遍体鳞伤，体无完肤。

于是，黄州，这座山重水远的小城，意义竟发生了奇特的转型。对于苏东坡来说，它不再是一个困苦的流放之地；对黄州来说，苏东坡也不再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天涯过客。他们相互接纳，彼此成全，成为对方历史和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当一个丰盈的生命与一片博大的土地相遇，必然会演绎出最完美的历史传奇。

▍八

在黄州，由奏折、策论、攻讦、辩解所编织成的语言密度，被大江大河所稀释。在去除语言之后，世界显得格外空旷和透明。留给苏东坡的语言，只有诗词尺牍。这段岁月，是苏东坡文学和艺术创作的黄金期。

词兴起于唐而盛于宋。唐朝的城市保留着古老的坊市制，也就是居民区与商业区用坊墙隔离，街道不准摆摊开店，要做生意，只能到东、西二市。到了宋朝，坊市制瓦解，居民区与商业区混为一体，到处都是繁华而杂乱的商业街，“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商业的繁荣，尤其是茶楼酒肆的兴旺，导致添欢凑趣的词的演唱成为日常行为，并进而升级为都市文娱生活的重要内容。

苏东坡当年初入汴京，就曾被京城坊间的轻吟浅唱所吸引，也多次在尺牍中表达过对柳永的倾慕，但他当时还无意于词的创作，所以，在苏东坡的早期作品中，似乎找不出作词的记录。他的志向，在于那些关乎国家治乱安危的宏文策论，似乎只有它们，才是文章的“正道”，而小词小令，都是文人们遣兴抒怀的游戏笔墨，是流行歌曲，他的《上皇帝书》和《再上皇帝书》，才称得上他那一时期的得意之作。只不过得意之作给他带来的，只有无尽的失意。

当他外放杭州，尤其是被贬黄州后，被压抑的自我才被唤醒，那份“超旷之襟怀”才得以激发，才发现那些游戏笔墨，才更贴近人的生命欲求。他不像主持庆历新政失败的范仲淹那样，处江湖之远还不忘其君，他认为那也是一种谄媚。他不想做理想的人质，把自己逼得无路可走，而是用一个更大的世界来包容自己，那个世界里，有清风明月，有白芷秋兰。叶嘉莹先生说：苏东坡在杭州和密州尝试写词，这种“诗化的词遂进入了一种更纯熟的境界，而终于在他贬官黄州之后，达到了他自己之词作的质量的高峰”。

有一次，苏东坡问一名客人：“我的词作比柳永如何？”那位客人回答说：“这哪里能够相比？”苏东坡吃惊地问：“这怎么说？”那客人不慌不忙地说：“您的词作，必须让关西大汉怀抱铜琵琶、手握大铁板，高唱‘大江东去’！柳永的词作却需要一个二八年华的小女子拈着红牙拍板。细细地唱‘杨柳岸、晓风残月’。”苏东坡听后，不禁抚掌大笑。

在黄州的清风竹林间，苏东坡骤然梦醒。

那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辽阔。

▍九

宋代，在理学诞生的前夜，中国已经出现了文化重心与政治重心分离的现象。于是，在北宋出现了一种对称的情况：一方面，是皇帝不断收紧他的政治权力，强化汴京作为政治中心的意义；另一方面，一批以道德理想相标榜的士大夫却相聚在洛阳，在那里设坛讲学、著书立说、交游饮酒、高谈阔论。

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写了一部《洛阳名园记》，记录了洛阳当时的17座名园，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司马光的独乐园。从朝廷急流勇退的司马光，就在这里编写他的千古名作《资治通鉴》，只不过这部书那里的名字，还叫《通志》，后来宋英宗把它改作了《资治通鉴》。那是一部浩繁的著作，困乏时，司马光有时一个人，有时也唤来三五友人，在园林里游赏消遣。

在今天的中国国家图书馆，依然可以搜寻出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的一纸草稿，后人把它精心裱成手卷，给它起名《通鉴稿》。故宫博物院书画鉴定大师徐邦达先生推断，这页手稿，应作于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之后，正是司马光与王安石闹别扭，隐居洛阳的那段时光。不要说在今天，即使在乾隆的时代，这页纸也被奉为稀世珍宝，被乾隆皇帝庄重地编入了皇家的书画收藏名录——《石渠宝笈初编》。司马光亲笔书写的墨稿，虽只有一页，却足以抵御时代变换给记忆造成的残缺，让我们重温那个年代的血脉精髓和声音色彩。

▲ 《通鉴稿》

于是，11世纪的洛阳，这座牡丹之城，大腕云集，书册琳琅，琴音袅袅，白衣飘飘，实为一座风雅之城，俨然帝国文化上的首都。

知识分子一心要做“帝师”， 让文化的力量影响政治操作，甚至上升为国家伦理，而皇帝则一心要化“师”为“吏”，把知识分子训练成听命于己的技术官僚。这样的暗中角力，余波却传递不到山高水远的黄州。

此时的苏东坡，内心一片澄碧。他意识到，在那些虚无高蹈的文章策论之外，这世界上还绝然存在着另外一种文字，它不是为朝廷、为帝王写的，而是为心、为一个人最真实的存在而写的。这是一种拒绝了格式化、远离了宫殿的装饰效果，因而更朴素、更诚实，也更干净的文字，它也因这份透明，而不为时空所阻，在千人万人的心头回旋。

一个人只有敢于面对自己，才能真正面对众人。苏东坡在孤独中与世界对话，他的思念与感伤，他的快乐与凄凉，他生命中所有能够承受和不能承受的轻和重，都化成一池萍碎、二分尘土、雨睛云梦，月明风袅，留在他的词与字里，远隔千载，依旧脉络清晰。

苏东坡所写的每一个字，都与文化权力无关。他是一位纯然的歌者、一位“起舞弄清影”的舞者，一招一式都听从内心的意志。

而宋词，尽管早已由流行乐坛转入高尚文人之手，在苏东坡之前，已有欧阳修、柳永、晏几道这些名家垫底，但从《花间》至柳永，始终不脱“词为艳科”的范围，被视为“小道”、“小技”，与诗文相比，低人一等。王安石作参知政事时，也对词持以鄙薄态度。柳永也以词而落第。到了苏东坡手里，词才真正冲破了“艳科”的藩篱，与诗一样，成为言志与载道的文学形式。北宋胡寅《酒边词序》说他“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元好问《新轩乐府引》云：“自东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叶嘉莹先生说：“一直到了苏氏的出现，才开始用这种合乐而歌的词的形式，来正式抒写自己的怀抱志意，使词之诗化达到了一种高峰的成就。”

真正提升了宋代精神的品质，带动了宋代艺术风气的，不是那些身处华屋高堂的名人大腕，却是置身灯青孤馆、野店鸡号中的苏东坡。

他的诗词、散文、书法，皆可雄视千年，为宋朝代言。

这，或许是命运给他的一种别样的补偿。

不理解苏东坡，我们就无法真正地理解宋代。

苏东坡后来成了北宋文坛三大领袖之一。星光熠熠的北宋文坛，第一任领袖是苏惟演，第二任领袖是苏惟演的学生欧阳修，第三任领袖就是欧阳修的学生苏东坡。但前两个文人集团同时也是政治集团，唯有苏东坡领导的团队是一个最具文艺范儿的团体，苏东坡也因此成为那个时代真正的文坛盟主。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

但无论怎样，我们应当对那些陷害苏东坡的小人们心存感激，因为没有他们，苏东坡就会像他们一样，隐没在朝堂的阴影里，正因有了他们，文学史上的那个苏东坡才能被后人看见。

▍十

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苏东坡已经习惯了自己的农民生活——鸡鸣即起，日落而息。每一天的日子，几乎都在复制着前一天。他臣服于大自然的钟表，而不必再遵从朝廷的作息。但那只是表面现象，在他的心里，很多微妙的变化在时间中发生着，就像酒，在时间中一点点地发酵、演变。

他白天在田间劳作，身边总带着一只酒壶，累了，就咂上一口，困了，就歪倒在地上，晕晕乎乎地进入梦乡。日暮时分，他收拾好农具，穿过田野，走回城里的住处临皋亭，过城门时，守城士卒都知道这位满面尘土的老农是一个大诗人、大学问家，只是对他为何沦落至此心存不解，有时还会拿他开几句玩笑，苏东坡也不解释，只是跟着他们开玩笑。后来，他写下一首《日日出东门》。这诗，后来收进了他的诗集，守城士卒们想必未曾读过：

悬知百年后，

父老说故侯。

古来贤达人，

此路谁不由。

意思是说，他走的这条路，古来圣贤都走过。

没有人可以抄近道。

那时的他，已经从忧怨与激愤中走出来，走进一个更加宽广、温暖、亲切、平坦的人生境界里。一个人的高贵，不是体现为惊世骇俗，而是体现为宠辱不惊、安然自立。他热爱生命，不是爱它的绚丽、耀眼，而是爱它的平静、微渺、坦荡、绵长。

苏东坡诗词里的那份幽默、超拔、豪迈，别人是学不来的。谁想学，得先去御史台坐牢，再去黄州种地。

十个世纪以后，一位名叫顾城的诗人写了一句诗，可以被看作是对这种文化人格的回应。他说：

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

但种地这事，也不太靠谱，因为城外那片东坡，虽然一直无人耕种，但毕竟是官地，不知什么时候，官府就要收回。为了一家人的温饱，苏东坡决定购买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三月里，苏东坡在友人们的陪伴下，脚穿草鞋，手持竹杖，前往黄州东南三十里外的沙湖看田——据说在那里，有着大片的肥田沃土。

那一天，行至半途，突然下起了雨，人们惊呼着躲避，只有苏东坡定在原处，丝毫也没有闪躲。在他看来，这荒郊野外，根本没有躲雨的地方，倒不如干脆让大雨浇个痛快。在这镇定与沉默中，那些四散奔跑的人显得那么滑稽可笑。

没过多久，雨停了，阳光把那些湿透的枝叶照亮，在上面镀上一层桐油似的光，也一点点地晒干他身上的袍子，让他浑身痒滋滋的。就在这急剧变化的阴晴里，刚刚浇成落汤鸡的苏东坡，口中幽幽地吟出一阙《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

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

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

微冷，

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

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晴。

【作者简介】

祝勇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北京电视台大型纪录片《辛亥》总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