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菲访谈丨看，阿城这个人

源济

吴菲访谈丨看，阿城这个人 

原创 2016-05-21 吴菲 北青天天副刊

《阿城文集》终于又出，而且是卷帙浩繁的七卷本。

上一次还是1998年，作家出版社那套《阿城文集》，五卷，封面青蓝画意，轻逸峻秀。就是卖卖就没影儿了，像一滴落入人海的雨。那年不小心被借丢了《遍地风流》，之后怎么找都补不齐，怅憾至今。

时隔18年。新版装帧多了追求，比如封面字体，网上查得到设计者阐述；重了分量，物理那种重，捧读不易，卧姿不宜；原来的《棋王》、《树王》、《孩子王》、《遍地风流》、《威尼斯日记》、《常识与通识》、《闲话闲说：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之外，内容增了两卷，《文化不是味精》和《脱腔》，辑录这些年的讲座、各种与人对谈、给杂志写的卷首语、为人操刀的书序……

想约访阿城被告“不可能”。那找个人来谈他？第一个就想到杨葵。

杨葵1968年生人，1998年时身份是作家出版社编辑室主任，“作家版”五卷本《阿城文集》就是他当“责编”；此番“汉唐阳光版”七卷本，他是“特约审校”。

杨葵20多岁就跟阿城相熟，曾经往来频密。两下里差着19岁年纪，那么出了名不好相与的阿城，外人只能猜是命中缘定。其实他们的父辈交集更早，1957年起两个父亲都是右派，都在唐山柏各庄农场劳改，阿城父亲日记里记着一起拔鸭毛。

反正1998年，最终是他成了第一个说动阿城出文集的人。18年后，这又二度躬逢其盛。

“挺感慨的。1998年编那套稿子时我30岁，那时跟阿城已经相处很久了，大部分跟他相处是我20多岁时候。今天我都快50了，人活到这个岁数，也可以讲讲人生这些东西了。人这一生啊，跟有些人、有些书就是解不开，比如阿城。”4月5日下午在丽都广场边上一家咖啡厅，坐户外，有风，慢慢听杨葵说。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发表过小说，好像很重要。其实对我不重要。对我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六十年代，去旧书店淘书那个时代。小时候见到的新中国淘汰的书真是多。后来与人聊天，逐渐意识到我与我同龄人的文化构成不一样了。

（阿城 《脱腔》之“与查建英对谈”）

他最重要的价值不在文学

“写《棋王》那个人”。即便到今天，最方便用来标志阿城的，依然是这篇1984年4月首发于《上海文学》的小说。

“那个时代他绝对是一个明星。1985年作家出版社策划‘文学新星丛书’，出的第一本就是他。”杨葵的回忆。“确实写得好，他那几个小说，即便现在来看。”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三王”——《棋王》、《树王》、《孩子王》的突然出现，于当日的小说视界完全是破空之势。阿城自此作为一个小说家被广为称颂和铭记。

然而阿城自己，其实并不把自己当一个作家看待。这是杨葵的观察。“我个人看法，他从一开始就对小说没有那么大的热情。”

“他跟我聊过，他在公开场合也都是这么说的——知青的时候没事儿干，大家精神生活太空虚，他就自己写点东西。那时候也没杂志发表这种事，完全没有想过要去当小说家这些。就只是大家知道你能写，写完大家看看过瘾，当一样儿特别好的精神生活。”杨葵这样说。

阿城对自己的小说嘴下并不留情，尤其“三王”之前那些，“‘遍地风流’系列，现在再看，不忍卒读。我觉得比较文艺腔，做作。”这他在不同访谈说过不止一次，或许听者只当他是客气。大家对他赞誉、各种解读，他说过那是“别人自说自话”，比如说他“寻根文学”、“道家气息”，他并不以为然。

对他小说更热情的其实是我们，读者。他是因为小说名满天下，于是大多数人对他所知也就那么一点儿。

在杨葵看来这是可遗憾的事。“到今天大家一聊阿城，还主要在聊他的文学。其实如果我们来聊阿城这个人，文学在他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上世纪整个中国文化热，就知识分子开始谈文化这件事，最早的发轫点，是阿城。”

1985年7月6日，阿城在《文艺报》上发表《文化制约着人类》。杨葵至今都记着是在哪个版哪个位置，也就三四千字。“这篇文章是真正大家开始在提‘文化’。”

那时杨葵在上大学，正迷哲学、文化这些东西。“读了非常震撼，等于打开一扇巨大的门。周围当时我交往的老老少少们，也都对那篇文章评价巨高。阿城从那个时候就在思考文化是怎么影响我们生活的。后来的文化热，阿城即便不能说他始作俑者，至少他也是一个发轫的特别重要的点。可能大家很少注意到，他其实是这么一个形象出现的。”

“包括他后来出国，他在《常识与通识》、《闲话闲说》里谈的所有内容，包括后来河图洛书、对苗族那些东西感兴趣，他的所有关注，都是在一个大文化的点上。他从一开始就眼界开阔，从更高的角度在看。他最重要的价值根本不在文学。”正是在这一点上，杨葵觉得《阿城文集》出版，是个机会大家可以看到他更多。

常说的学贯中西，其实就是个知识结构。当然还有个习惯雅俗。中外雅俗，思维材料多了，什么事情就好通了。我永远要感谢的是旧书店。我想我的启蒙，是在旧书店完成的。

（阿城 《遍地风流》“自序”）

杂糅的古典文人精英趣味

《文化不是味精》里有一篇，阿城写到那年父亲平反消息传来，阿城对父亲说：“我很感激你在政治上的变故，它使我依靠自己得到了许多对人生的定力。虽然这二十多年对你来说是很残酷的。”

1957年阿城八岁，父亲钟惦棐贵为电影局局长，因为在《文汇报》上写了一篇《电影的锣鼓》，一夕之间成为右派。家庭的困厄瞬间就来了，父亲去了渤海边上的劳改农场，专司厕所管理，留在北京的一家人从中宣部机关宿舍被赶到振兴巷6号一个大杂院里。

在学校被边缘、没有尊严的那些年，还在上小学和初中的阿城常常在琉璃厂一呆就是一天。“琉璃厂的画店、旧书铺、古玩店很集中，几乎是免费的博物馆。店里的伙计对我很好，也不是我有什么特殊，老规矩就是那样。我在那里学了不少东西，乱七八糟看了不少书。”

那些流浪在琉璃厂的日子在阿城笔下沉静安详。“青砖墁地，扫得非常干燥。从窗户看得见后院，日斑散缀，花木清疏。冬天，店里的炉子上永远用铁壶热着开水，呼出一种不间断的微弱啸音。”

“我们小孩子，店员是不管的，可是要看什么，比如书搁得高了，店员也够下来递给你。觉得好玩儿的东西，店员就自得其乐讲故事。我的许多见识，就是这样得来的，玉、瓷器、字画儿、印章。一个小孩子，其实对名家的东西并不当真，而是对喜欢的东西着迷，之后渐悟。”阿城自言“童年震动最大的就是看到了曾经的生活方式”。后来与人聊天，逐渐意识到自己与同龄人的文化构成不一样了。

紧跟着长大就插队去了。跟几个相得的同伴，先是山西、内蒙古，后来主要在云南。这样的经历在杨葵看来，也磨难、也造就。“那时候他们干部子弟，很多很有才的人，可以相互激发很多东西。1978年回城他二十八九岁，挺尴尬的年龄。考大学早就超龄了，工作也不知道在哪儿。后来他去世界图书公司工作了一段时间，再后来就到美国去了。”

“他就是杂着来的。接收的时候就很杂，最后也是杂着出来。”故此杨葵觉得用一个标签来说明阿城的源流是件不可能的事。这也影响到阿城风格的形成。

“学识、修养、文字表达，你很难找到这么完备的一个人来谈这些东西。而且阿城又是那种风格，他不会把它写成一个专著，他用闲话闲说的方式、漫谈的口气。他重点不在得出结论，而是要打通一些东西。真正的批评，一两句要害话，说完就完了。比如都写侯孝贤，你不如读一篇阿城跟侯孝贤的聊天，其实就把侯孝贤说得挺透了。你感觉得到话语背后的视野。”在杨葵看来这就是“趣味”，“杂糅的中国古典文人精英那种趣味”。

“阿城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精英文化的传承者。”气质上，杨葵认为阿城主要接续的是“唐”。阿城自己在《闲话闲说》中语及唐人气象，用的词是“健朗”。《脱腔》中“答客问”一篇，也曾有这样的表达：“有人说我的文字空灵，我则希望我的文字做到的是饱满、响亮”。

各种知识多了，会产生串联，一下子会通一大块。我看杂书是基于一个通识的概念。有了这样的概念，读杂书时所得的各种想法就会进入通识的系统里，找到它自己的位置。

（阿城 《闲话闲说》之“好读闲书和闲读书”）

台湾作家说起阿城都像神一样

“阿城是个难以被化约描述的‘文艺复兴人’。他既能画画、拍照，也擅写小说、随笔、编电影剧本，还有烹调、修护家具、组装汽车等好手艺。称阿城是小说家、文体家或生活家，不妨视他为坐拥世俗却清明谦冲的智人。”这是2003年台湾人介绍阿城时的用语。

“阿城在台湾得到巨大的礼遇。到现在，我碰到好多台湾作家，说起阿城都像神一样。”杨葵对阿城的魅力深有体会。“听阿城聊天绝对是享受。天文地理，他知道得真杂。而且他记忆好，什么都记得。就像一个宝库一样。而且他不当回事就说了。”

阿城跟侯孝贤合作了好几部电影。《海上花》，他是“美术指导”。

杨葵问他：“你这个美术指导都干什么呀？”阿城说“帮侯孝贤买东西”。到各个旧货摊，潘家园什么的，买《海上花》年代用的煤油灯那些，“现在的道具做不出来”。

他给举的例子杨葵听着特别好玩。“有一回他正在房间里自己玩呢，老侯召唤他，他就去现场。棚里在拍一个下雪的场景，自然是那些人造的纸片往下撒。老侯看监视器说‘这个雪不行，不知道为什么不真，太假’。阿城就在前边看，看了一会儿说‘我知道了’。他就到那棚顶上，让人把那些纸都先使劲拽一拽，拽松了然后再撕，那个纸的密度就变化了。再往下扔的时候，飘的速度就慢了。老侯一看，好了，就它了。阿城说‘没事儿了我回去了’，就又回去玩去了。”

还有一次也是《海上花》。有一场戏是透过窗玻璃拍窗户里边。因为现场打光还是电灯光，煤油灯什么的都是道具。侯孝贤就觉得拍出来那个光不对，太硬了。就找阿城。阿城看了看想了想，说拎桶水来。然后他就在那玻璃上刷了一层水，再回监视器看，有那层水那个光就柔了，显得有点儿油乎乎了。老侯一看，“对了”。

“他的‘美术指导’就是干这个。完全是一个杂家。那他这些东西是靠什么？生活经验，和对一件事情的体会能力。他能很快找到症结，更难得的是他有解决办法。他当知青也好、更早当‘狗仔子’也好，总得要自己生存。所以他独立生存的能力是巨强的。他就像海绵吸水一样吸收各方面，还重视动手。”杨葵最服阿城的是这个。

阿城总被人赞是一个通才。阿城给举了个例子，前院老王正弹古琴呢，突然家人跑来说后院炉子灭了，那就拿出办法重新去给点燃。这是一个人应该有的技能，生活就应该是这样——古琴可以弹得特别雅，转身回去又可以通炉子。

“所谓的通才在他看来，谈不上通不通，就应该是这样。其实中国传统文人很多是这样的，再远了不说，唐宋元明清那些笔记一路看下来，一直到像俞平伯他们家俞曲园，就是这也知道点儿、那也知道点儿，一会儿研究小学，一会儿研究字画，总是博古通今的。”杨葵觉得这是阿城在当今依然有他特别迷人魅力的原因所在。

所以那天在《阿城文集》的发布会上，杨葵说：“阿城和这套书真正的意义，是能开阔人的眼界，让人知道文学、艺术这些东西跟人生之间的关系。它是可以依赖的。如果能像阿城一样‘游于艺’，你就可能把人生过得挺好。”

让我受益的是一个叫来运的高三学生，面容好像关云长，少言。离开山西前请教于他，他说“像你这种出身不硬的人，做人不可八面玲珑，要六面玲珑，还有两面是刺”。这个意思我受用到现在。

(阿城 《遍地风流》“自序”)

学识文字中留下的性情遗产

“我从小被推到边缘，习惯了不在主流。1984年发了小说之后，公共生活围过来感觉像做贼的被撒网网住了，而且网越收越紧。到了美国才知道，边缘是正常的啊，没人理你是正常的啊。所以在外国我反而心里踏实了。”阿城曾在一个对谈中这样说。

杨葵有一个经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有次阿城来北京，送他去酒店路上，杨葵问阿城：“晚上要不要一块儿吃饭，我跟他们说了你来北京，他们都特别想见你？”都是特别好的朋友，也没有什么杂七杂八的人。“他当时在车上眼睛看着窗外，自言自语了一句，大意是一个人想保持点儿个人生活，想自己呆会儿，还真不容易。”这么一句话甩出来，搁谁多少都有点儿尴尬。

阿城怪、不好接触，是出了名的。像是有一股本能。“我探究过他这种本能怎么来的。”杨葵说。

“从知青时候，甚至从小时候，他就不能直抒胸臆，总是要防范一些东西。因为家庭出身。”他印象中，阿城会经常说起“家庭出身”，“都这么大岁数了，这都什么时代了，还聊这些事儿。”杨葵认为阿城这样，是早年一些情绪的延续。

“但是他现在呢，第一是不自觉的；第二，我自己认为，实际上也是一个叫省得麻烦。现在大家都太喜欢交际往还，如果你是一个随和的人，得有多少时间应付这些事。到时候就自然形成一股流，你就陷在里边。所以可能对他来说现在这样挺好，别人觉得你难打交道，干脆不来找你。”杨葵甚至觉得这种个性在现今是种难得的事。

“往更深了说，这其实是一种修养，我给总结叫‘能一个人呆得住’。能不能面对寂寞，说得更直白一点，是能不能面对无聊。”杨葵说他自己现在已经深有体会，“上了岁数以后，无聊会像海浪一样汹涌而来。到那个时候什么能抵御这种东西？靠恋爱、靠工作、靠名利，都抵挡不住。”

杨葵相信阿城也必然要面对人生的无聊，但他自有自得其乐藏身之处。就像杨葵说的，“有一个东西能抵挡得住，就是文学艺术。你看中国人琴棋书画，都是一个人能忙活的事儿。一个人弹琴，棋可以一个人跟自己下，一个人写字画画，读书你能读到忘我。名利不行，名利里边豁大的一个‘我’字在里边撑着。还有这两年特别红所谓‘工匠精神’，日本工匠那些其实就是艺术。它能帮人专注下来。”

《阿城文集》第七卷《脱腔》中有一篇《海上文存》，阿城写道：“陈存仁先生的学识、文字留给我们，更难得的，我倒觉是他在他的文字中，留给我们的性情遗产。”

嗯，性情遗产。阿城他自己也是。

编辑|王勉

插画| 张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