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说，波兰克拉科夫是欧洲文学城，更是诗歌的中心，因为米沃什，因为扎加耶夫斯基，也因为被誉为“诗界莫扎特”的199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辛波斯卡。
克拉科夫是我在波兰旅途中的最重要一站，第一站则是波兹南。后者对二战后的波兰有着重要意义，1956年的波兹南事件是波兰摆脱苏联控制的开始。
直到我开车驶离波兹南市区时，我才后知后觉，发现按自己规划的路线，行前笑言的“追寻米沃什的脚步”，理应改成“追寻辛波斯卡的脚步”才是——辛波斯卡生于波兹南附近小镇布宁的一栋新哥特式建筑里，3岁时随家人移居托伦，8岁时又举家移居克拉科夫，2012年2月1日，88岁的她因肺癌于克拉科夫去世。托伦与克拉科夫恰恰是我在波兰最重要的目的地，甚至比华沙更重要。
严格来说，辛波斯卡仅仅曾经是波兹南人，因为她出生的小镇布宁，当时属波兹南，如今则属于波兹南东南方的库尔尼克市。
从波兹南前往托伦，应该向东北方向走，但为了辛波斯卡的家乡，我选择绕路，先往东南方向行驶。
我自知不懂波兰语的自己不可能找到辛波斯卡的儿时居所，尽管有资料称那栋两层房子至今留存，我只是想跟随导航去那个小镇看看。这里与其他波兰小镇无异，沿河而建，老建筑比邻而立。
相比以抗争者面貌出现的米沃什，辛波斯卡显得安静。你可以在她的诗中读到苦难，读到受损的尊严，但爱与人性才是真正的主题，即使是以自嘲、反讽的手段呈现。
▲ 辛波斯卡
▍一见钟情
在中国谈论辛波斯卡，并非小众。2012年，辛波斯卡去世后，其诗集《万物静默如谜》中译本出版，十分畅销，几成出版奇迹，许多作品亦脍炙人口。
这甚至不是辛波斯卡在中国的第一次流行，再向上追溯到2003年，电影版《向左走向右走》上映，女主角梁咏琪在影片开头一手撑伞，一手捧着诗集，读着辛波斯卡诗作《一见钟情》，甚至沉迷至错过绿灯。许多人就是因为这个片段初识辛波斯卡，其中也包括我——其实，几米原著的《向左走向右走》里便引用了这首诗，只是我当时还没读过几米的绘本。
《一见钟情》与原著和电影的情节相得益彰，辛波斯卡在这首诗中写道——
他们两人都相信
是瞬间迸发的热情让他俩交会
这样的笃定是美丽的
但变化无常更是美丽
既然从未见过面，所以他们确定
彼此并无任何瓜葛
但是听听自街道、楼梯、走廊传出的话语
他俩或许擦肩而过一百万次了吧？
……
他们会感到诧异，倘若得知
缘分已玩弄他们多年。
尚未完全做好
成为他们命运的准备，
缘分将他们推近，驱离，
憋住笑声
阻挡他们的去路
然后闪到一边
……
这首诗的另一个故事也与电影有关，波兰籍大导演基斯洛夫斯基曾这样记录：“一九九三年，我在华沙过圣诞。天气烂透了，不过卖书的摊贩已摆出摊子做生意。我在其中一个书摊上发现了一小本辛波斯卡的诗集。她是罗曼·格林最喜欢的诗人——罗曼·格林是《三颜色》的译者。我买下这本书，打算送给他。辛波斯卡和我从未碰过面；我不知道我们是否有共通的朋友。就在我胡乱翻阅这本书的时候，我看到了《一见钟情》。这首诗所表达的意念和《红》这部电影十分相近。于是我决定自己留下这本诗集。”
《一见钟情》也代表着最典型的辛波斯卡，她不玄奥不晦涩，仅以平实语言诠释诗意。她去世后，时任波兰总统科莫洛夫斯基在悼词中表示：“几十年来，她用乐观、对美和文字力量的信仰，鼓舞着波兰人”，她是“波兰精神的守护者”。
安静的布宁并未让我一见钟情，但托伦和克拉科夫却做到了。1926年，三岁的辛波斯卡随家人来到托伦，五年后离开，前往克拉科夫。小学毕业后，辛波斯卡入读一所修道院学校，并开始尝试写作。不久后二战爆发，辛波斯卡只能在一所地下学校获取毕业文凭。1943年，为躲避进入劳动营，她进入一家铁路公司工作，1945年，她入读欧洲最古老大学之一——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
站在雅盖隆大学的美丽中庭，我想到的不仅仅是辛波斯卡，还有她的校友——哥白尼和若望·保禄二世。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改变了世界、改变了历史，但有一点是共通的：他们都有着坚韧不拔的精神和舍我其谁的勇气。
▲ 读诗会上朗读辛波斯卡
相比之下，辛波斯卡显得柔弱，经历也没有前二者那般坎坷。尽管，她与同时代人一样，刚从二战的恐惧中走出，便陷入新的泥潭。
她迅速感知了大时代对她的侵袭。她在雅盖隆大学的最初专业是波兰语言文学，随即转入社会学，但战后波兰被苏联所控制，马克思主义成为唯一合法思想，社会学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学科而遭取消。因此，辛波斯卡只学了一年社会学，便被迫改变专业。在中国50年代初的院系改革中，社会学同样遭到取消命运，同样有许多学者再无用武之地，许多学生被迫改变专业。
此时，诗歌也已走入她的生命。1945年3月14日，她在《波兰日报》）副刊“战斗”发表了诗歌处女作《我搜寻词语》。诗作引起关注的同时，也让她与“战斗”的编辑、出版过十几本诗集的诗人亚当·符沃德克结缘。二人于1948年结婚，但六年后离婚。
相比之下，第二任丈夫科尔内尔·费利波维奇对辛波斯卡影响更大。他是一位作家，二战期间曾参加地下抵抗运动，曾被关进德国集中营，战后回到波兰，从事小说创作，1990年去世。
在1993年的诗集《结束与开始》中，辛波斯卡抒发着对亡夫的思念，对过往岁月的沉思，还有对生命的澄澈领悟，《一见钟情》就出自这本诗集，一如他们的相遇。在《事件的版本》中，她写道——
爱吸引着我们
是的，但必须是
兑现承诺的爱。
对于辛波斯卡来说，诗歌也是一种承诺，年轻时代的偶得，最终成为了一生的事业。这份事业除了固有的寂寞之外，还有种种大时代的波折。它并非只有光彩，但辛波斯卡坚持了下来。
▍艰巨的任务总是找上诗人
1949年，当辛波斯卡试图出版诗集时，因审查制度而流产，因为她的诗作并不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1952年，她出版了首部诗集《我们为此而活着》，主动与意识形态“接轨”，诗集中遍布各种宏大主题，如苏波友谊、战后重建、打倒帝国主义等，语言空洞虚假，连诗作的名字都如口号，如《欢呼建设社会主义城市》、《我们的工人谈帝国主义》等，只有几首情诗隐约有着未来的影子。
这当然是一个虚假的、不讨人喜欢的辛波斯卡，但她也因为这部诗集得到了关注，并于同年加入波兰作协和统一工人党——她的党员生涯持续了14年，1966年，因为不满统一工人党开除哲学莱谢克·柯瓦柯夫斯基，她公开宣布脱党。
1954年的第二部诗集《向自己提问》，仍然以假大空的政治主题为主打，但情绪上有所弱化，“向自己提问”这一书名也带有某种质疑意味。显然，她发现了现实中的种种困惑。所以，她在《被激怒的缪斯》一诗中写道：
如果我甚至不敢
去触及带刺的玫瑰，
我又怎能容忍
雄壮的诗句向我尖叫？
▲ 克拉科夫
即使有这样的质疑，头两部诗集仍然是辛波斯卡无法接受的过去，在日后的各种选集中，她很少选择这两部诗集中的作品。如果联想起她曾签署迫害天主教教士的吁请书的经历，也可以将她对前两部诗集的抛弃视为一种道德反思。
就连米沃什都说：“我不喜欢她的早期作品，她经历了斯大林主义阶段……但（她的）每一部诗集都在变得更好。”那时，米沃什也在克拉科夫。二战后，波兰人并未迎来光明，已被炸成废墟的华沙又遭劫掠，只不过劫掠者从德军变成了苏军。米沃什躲到克拉科夫，早早发现了极权的恐怖。1951年，米沃什选择流亡，前往巴黎，辛波斯卡则仍身处祖国，被迫写着应景诗作。
1957年的《呼唤雪人》显然比前两部诗集要出色得多，进入了她日后最为擅长的领域：爱情、人性和存在等主题。1962年的诗集《盐》，则展示了真正的辛波斯卡，那种质疑的眼光、促狭的反讽。
米沃什曾说，辛波斯卡“在自己的诗里面静默，她不会把自己的生活写进诗里”。这是她的习惯。但她的静默有着巨大的力量，正如诺贝尔文学奖对她的官方评价：在旧的意识形态乌托邦破灭之后，在未来新千年的临界点上，作为一朵“从废墟上开出的花”，她可以为人类带来信心、力量和希望。
这种信心、力量和希望，在1967年的《一百个笑声》、1972年的《种种情况》和1976年的《巨大的数目》这三部诗集中得到了集中展示。而从1945年到1976年，她仅仅发表了180首诗，如果除去前两部诗集中那些应景之作，产量更低，可见其自我要求之严。
而在1976年的《巨大的数目》之后，她索性一等便是十年，直到1986年，才出版下一部诗集——《桥上的人们》。这部只有22首诗作的诗集被认为是辛波斯卡的创作高峰，尽管多以日常生活元素为题材，但仍能在冷静的铺陈中展示现实之荒谬、人性之愚昧。
值得留意的是《桥上的人们》的出版时间——1986年，正是波兰巨变前夕，当局统治貌似铁板一块，实则千疮百孔，异见团体逐渐走上前台。能够一次次通过审查制度检验的辛波斯卡，一直都被视为不沾染政治的诗人，但她的政治隐喻其实无处不在。比如80年代的波兰在出版审查制度下，思想著作往往无法出版，色情文学反倒不受约束。辛波斯卡便写下《对色情文学的看法》一诗，虚构了一个拥护政府审查制度的叙述者，由他表达对自由思想的痛恨，甚至认为思想问题比色情问题更危险，这种幽默的嘲讽同样具有无穷的力量。当然，这部诗集中最著名的诗作当属那首《种种可能》。她说：“我偏爱写诗的荒谬，胜于不写诗的荒谬。”
1953年到1981年间，辛波斯卡一直在克拉科夫《文学生活》周刊工作，1966年脱党后，她只能在杂志社里担任一名书评撰稿人，负责一个名为“非强制阅读”的专栏。1981年，《文学生活》停刊，她又为《选举报》撰写书评。对于一个爱书之人来说，写书评堪称美差，就像她所说的那样：“我很老派，我认为阅读是人类迄今发明的最荣耀的事。”
1996年，辛波斯卡获诺贝尔文学奖。在获奖致辞中，辛波斯卡这样说道：“诗歌不是一个需要专业研究、定期考试、附有书目和批注的理论性文章，以及在正式场合授予文凭的行业。这也意味着光看些书——即便是最精致的诗——并不足以成为诗人。其关键因素在于某张盖有官印的纸。我们不妨回想一下：俄国诗坛的骄傲、诺贝尔桂冠诗人布罗茨基就曾经因为这类理由而被判流放。他们称他为‘寄生虫’，因为他未获官方授予当诗人的权利。”
提到布罗茨基，显然与东欧世界曾经的历史有关。布罗茨基一生坎坷，诗歌是他摆脱牢笼的方式。同理，米沃什也是如此。
但辛波斯卡更想表达的是：诗人是一种职业，诗人的所有尝试与尊严，都来自文字与其内心。这一点早已超越了政治，也超越了其他领域。她告诉我们：“在字字斟酌的诗的语言里，没有任何事物是寻常或正常的。”
最后，她说：“看来艰巨的任务总是找上诗人。”
在这艰巨的任务面前，辛波斯卡从未傲慢，也从未故作高深，更没有像许多同时代的东欧诗人那样消费苦难，以宏大命题对抗时代并赢取声名，她只关注那些生活细处，并从中探寻人性。有人将之称为“诗歌的民主”，即留心那些被忽视的事物，给予小题材与大题材相等的地位。小题材并不等于肤浅，正如诺贝尔文学奖官方对其诗作的评价——“通过精确的反讽将生物法则和历史活动展示在人类现实的片段中”。
这个评价或许有些晦涩，但那册在中国销量极高，并使得辛波斯卡为国人所熟知的《万物静默如谜》，书名便已说明了辛波斯卡的诗歌特色。她笔下的万物都如谜题，读到最后方有答案，但这一切并非故弄玄虚，谜题所呈现的是生活本真。她的诗歌语言同样毫不做作，浑然天成，不受固有观念的拘束，也无需刻意的加工。
▲ 克拉科夫
▍以个人自由对抗极权的隐居者
哲学家西奥多·阿多诺曾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也是不可能的。”但波兰诗人们似乎纠正了这一点，米沃什、鲁热维奇、扎加耶夫斯基和辛波斯卡，都以各自不同的风格书写着历史与人性。
作为一个波兰诗人，二战和苏联控制都是无法抹去的痛苦记忆，无论是纳粹大屠杀，还是苏联的残酷控制，都使得他们无法在诗作中避开政治。何况，诗歌本身就源于生活的荒谬与痛苦。辛波斯卡确实极少直接触及现实政治，但如果据此认为她不关心政治，那是大错特错。她所做的，是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描绘来反抗意识形态的侵袭。她早已洞悉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而政治性又基于人性。在那首《时代之子》中，辛波斯卡写道——
你的话语中有政治的回声，
你的沉默，也在替它辩护。
那么，无论何种方式，你都在谈论政治。
何况，在极权之下，即使对政治的漠视，也是一种反抗。她的这种反抗也绝非无效，对于这一点，她早有预见，就像她在《乌托邦》里所写道的那样：“唯一的道路是抵达之路。”
以诗歌对抗极权政治，在波兰是一种传统。也正因此，诗人在波兰的身份往往以多样化呈现，成为社会良心，享有极高声誉。因此，在波兰的出版物中，诗歌占据了极大比重，波兰也因此成为当代诗歌的世界中心，克拉科夫更是波兰的中心。
时至今日，克拉科夫仍然有着极为浓烈的诗歌乃至文学氛围。咖啡馆和酒吧里总有正在写作的人，广场上常有诗歌朗诵会。跨越维斯瓦河两岸的犹太区卡米奇日，不仅仅是《辛德拉名单》的真实发生地和取景地，也是文学青年聚集之地。这种喧嚣固然让我这种来自文学没落国度之人心有所感，但辛波斯卡却与这种喧嚣绝缘。她是一个真正的隐士，隐居在这座古城里，不愿提及自己的私生活，不喜欢接受采访，拒绝别人为自己写传记。在她看来，一个诗人的存在感应该仅仅来自于诗歌，人们能读她的诗就好。
她还不喜欢诗歌朗诵，她曾写过一首《怯场》，表达了对朗诵诗歌的反感。显然，即使在克拉科夫这样的古城里，她都是一个异类。或者说，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者，始终坚信个体解放才是真正的救赎，集体的喧嚣只是一种假象。我十分喜欢她的一句诗，因为它似乎可以清晰表达这种个人的自由——“我用一切语言，教人以沉默”。
驾车从克拉科夫老城离开，前往辛波斯卡故居，这是一段由华丽步向简陋的行程。克拉科夫古城与布拉格齐名，并称为东欧最美之城，但位于城西的公寓区则有着浓郁的前苏联时代气息，十几层高的公寓大楼呈现着千篇一律的丑陋，置身其中，你根本分不清每栋楼、每一户、每个窗口之间的区别。辛波斯卡就隐居在一所两室小房子里，直至去世。
这里的内涵绝不像外表那般平庸，除了辛波斯卡，还有许多作家和艺术家居住在这里，作为住客之一的扎加耶夫斯基还称这里是“知识分子区”。
数十年前，辛波斯卡就为自己写下一首名为《墓志铭》的小诗，她这样写道——
这里躺着，像逗点般，一个旧派的人
她写过几首诗，大地赐予她长眠
虽然她生前不曾加入任何文学派系
她的墓上除了这首小诗、牛蒡，和猫头鹰外
别无其他珍物
路人啊，拿出你提包里的计算器
思索一下辛波斯卡的命运。
▲ 辛波斯卡
那时的辛波斯卡，已经习惯冷静自嘲。更为难得的是，她之后的人生确实是这样的。大多数时间里，她都呆在克拉科夫的陋室中。直到晚年，她才会于每年秋天前往另一个城市小住。
沿克拉科夫南下，接近波兰与斯洛伐克边境，便可到达这座辛波斯卡常去的小城——扎科帕内。
这座波兰南部小城背靠塔特拉山，地形与平原居多的波兰其他地方截然不同，建筑风格也十分独特美丽，“扎科帕内别墅”在欧洲极为知名。许多波兰名人都曾在这里居住，大名鼎鼎的塔特拉别墅，曾经吸引作家显克微支、作曲家卡托维茨和钢琴家帕德雷夫斯基等到访，绿地中的阿特马别墅曾是作曲家希曼诺夫斯基的故居，城中地标圣家堂则曾是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到访之地。
这里有一栋楼专门作为作家俱乐部使用，辛波斯卡拥有一个小房间。据说这个房间没有电话，甚至没有浴室，她在这座游客颇多的小城里同样选择避世生活，在这间小屋里写作，偶尔去塔特拉山步行。
她始终安于这样的生活，因为“诗人没有传记，写作才是他们的传记”。
（本文原标题为《我用一切语言，教人以沉默》）
狗仔卡
发表于 2016-5-16 01:3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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