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重：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皇帝流亡事件

源济

李伯重：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皇帝流亡事件 

原创 2016-05-03 李伯重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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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人的心目中，永历就如同日本战国时代的天皇一样，虽然没有多少实力，但仍然被公认为国家或者正统王朝的代表。

▍永历政权历史：一个微不足道的话题？

南明永历帝朱由榔（1623-1662年）是明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他是明神宗（万历帝）朱翊钧之孙，桂王朱常瀛之子，崇祯年间受封为永明王。1646年11月，受明朝大臣丁楚魁、吕大器、陈子壮等人拥戴为监国，接着称帝于广东肇庆，年号永历。依照习惯，本文也将其简称为永历。他在位15年，后被清兵追逼，逃入缅甸，为吴三桂索回，绞杀于昆明。在中国古代，因为有“为尊者讳”的传统，皇帝流亡不说是逃亡，而说是“巡狩”。因此永历及其小朝廷向西流亡，也就是“永历西狩”了。

在中国历史上，皇帝“巡狩”之事屡见不鲜。有些“巡狩”是皇帝为避“外”敌而流亡，像唐玄宗避安禄山、史思明而“西狩”四川，南宋恭帝避蒙古人而“南狩”岭南，清德宗（光绪帝）避八国联军而“西狩”陕西，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有些则是中国皇帝去到外“国”，不过不是被邀请去做“国事访问”，而是作为阶下之囚而被押解去的。宋徽宗、宋钦宗父子，南宋帝昺、明英宗之“北狩”，都是众所周知的例子。不过，像永历这样从华南“西狩”到贵州，再到云南，最后到了真正的外国缅甸，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

为什么永历政权会做出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西狩”？学界似乎从未做过认真的思考。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不成其问题的问题，因为永历政权自始至终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空头小朝廷，在清军强大的武力面前，这个小朝廷除了逃亡，别无选择。到了1647年，清军夺取广东、湖南后，永历政权更是山穷水尽，走投无路，只有西南的贵州、云南地区尚可逃亡，因此当然只能“西狩”了。然而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吗？

中国人向来以成败论英雄，永历政权因为未能统治全国，又是失败者，因此在大众的眼中，也是一个没有什么意义的空头小朝廷。永历政权的历史，也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话题。

从一个方面来看，情况确实如此。1652年（南明永历六年，清顺治九年）正月初一，永历帝和他手下为数不多的臣子、眷属在云南省最东边一个名叫皈朝的村子里度过了新年。在孙可望的安排下，搬到了安隆千户所，为了使名字好听一些，改为安龙府。据江之春记载，“壬辰（1652年，永历六年，顺治九年）二月初六日，上自广西南宁府移跸贵州安龙府，……时廷臣扈随者，文武止五十余人”，加上少数兵丁、随从人员和家属眷口也不过二千九百余人。《残明纪事》中说：“王自入黔，无尺土一民。”处于如此可怜的境地，说它是一个空头小朝廷也不为过。

▲ 南明控制地区

然而，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大一些来看，情况又不同了。在1646年永历政权建立之时，在明朝旗号下的各种势力还控制着中国西南的广大地域，并且在中国东南沿海的一些地方（特别是台海地区）也处于强势地位。虽然这些势力并无统一指挥，甚至彼此争斗不已，但是它们中的大多数至少在口头上是拥护永历政权的。早在前一年（1645年），就已在浙东自称监国的鲁王朱以海也宣布臣服于永历政权。鲁王于1653年死后，该政权的礼部议谥号时说：“今圣天子远在滇云，道路阻梗，末繇上请，姑同岛上诸文武叙王本末及生薨年月，勒石藏诸圹中，指日中兴，特旨赐諡改葬也。”（《监国鲁王圹志》）

在明朝残余势力在永历的旗号下整合的时候，一些原来与明朝敌对的力量也纷纷加入以永历为旗帜的抗清事业。张献忠的大西军本是明朝的死敌。到了1647年正月，张献忠被清军击毙，大西军余部在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的率领下急速南撤，进入贵州，占领贵阳。豪格统率清军追至遵义，因地方残破荒芜，粮草不济，只得由四川撤回，清军只在川北据有保宁一隅之地。该年九月，大西军余部与明朝在云南的残余势力沐天波达成协议，决定“共扶明后，恢复江山”。在此时，一些投降清朝的明朝将领也纷纷倒戈，归顺明朝。

1648年正月，清朝的江西总兵金声桓在南昌宣布反清复明， 除广信﹑赣州二城外， 江西全省皆反清归明。四月，清朝的两广提督李成栋也在广东宣布反清归明，领兵北攻赣州。在湖南，清军得知江西反叛退保岳阳，明军趁机反攻，先后收复常德、辰州、靖州、黎平﹑武冈﹑宝庆等地；督师阁部何腾蛟则收复了全州，进攻永州。十一月，攻下永州，重占宝庆，清军不敌，弃衡州而走。长沙府属十二州县已被明军攻陷九座。至此，明军已收复湖南大部，清兵仅保据长沙﹑岳阳两城而已。十二月，清朝的大同总兵姜瓖也在山西反清，莅年四五月，山西除省会太原及平阳外，都被复明义军占据，反清起义扩展到北方。在东南沿海，郑成功军也于四月攻占福建同安。

其次，永历政权建立后，得到广泛的“国际承认”。清朝定鼎北京后，中国各主要邻邦都表示继续承认明朝，不承认清朝。

南明隆武帝自立于福建后，遣指挥闵邦基诏谕琉球，琉球继续遣使向明朝朝贡。隆武政权为清朝所灭后，琉球仍然向监国鲁王朝贡，并且同支持鲁王的建国公郑彩关系密切。鲁王政权和郑彩通过琉球的朝贡贸易获得抗击清军所需的硫黄，并希望通过琉球从日本购买武器。琉球一直拒绝同清朝建立关系，直到1653年（南明永历七年），琉球中山王尚质才遣使前往清朝，同清朝建立朝贡关系。

朝鲜是明朝最亲密的邻国。清朝兴起后，通过两次对朝鲜半岛的征伐，确立了朝鲜与清朝之间的宗藩关系。虽然朝鲜屈服于清朝，但朝鲜人对清朝非常反感，称之为“胡虏”。这种敌对的称呼和态度在朝鲜的《李朝实录》中比比皆是。朝鲜方面仅仅在外交上使用清朝年号，在国内仍使用“崇祯”年号，致使“崇祯”这个年号被朝鲜士人沿用数百年。

南明诸政权作为明朝的延续，受到朝鲜朝野的强烈关注。由于山海阻隔，朝鲜对于南明消息的直接获得十分艰难。李朝君臣通过各种渠道收集相关信息，以此了解了南明抗清的概况，并希望寻求与南方南明政权建立联系。朝鲜君臣认为：

“我朝三百年来，服事大明，其情其义，固不暇言。而神宗皇帝再造之恩（即万历时期明朝出兵朝鲜，将征服了朝鲜全国的日本军队赶出朝鲜），自开辟以来，亦未闻于载籍者。宣祖大王所谓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实是真诚痛切语也。”

朝鲜国王孝宗以光复大明天下为己任，倡议北伐，对大臣说：

“群臣皆欲予勿治兵，而予固不听者，天时人事，不知何日是好机会来时。故欲养精兵十万，爱恤如子，皆为敢死之卒，然后待其有衅，出其不意，直抵关外，则中原义士豪杰，岂无回应者！”

为了北伐，孝宗采取措施，扩军备战。驻汉城的都城御营厅军由7000人增加到21000人。禁军由600名增加到1000名，全部改编为骑兵。御营厅增加了大炮攻坚部队，还计划将守卫汉城的训练都监军增加10000人，御营厅军增加20000人。但因财政困难，他的计划未能实现。

▲ 安南：连续多个世纪的持续扩张

安南（今越南）和明朝的关系颇为复杂，但是总体而言，还是好的时候居多。明朝灭亡后，安南与南明政权保持较好的关系。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二月，安南后黎朝遣正使阮仁政，副使范永锦、陈概、阮滚等，同明朝都督林参航海往福建求封于隆武政权。时值清兵攻占福建，部分安南使者被俘至北京。永历政权建立后，安南使臣阮仁政往广西，拜见新即位的永历帝。永历遣翰林潘琦赍敕书、诰命、涂金银印与安南使臣同行，前往安南册封后黎政权的太上皇为安南国王。永历元年（1647年）五月潘琦至镇南关，后黎朝派礼部尚书阮宜、户部侍郎阮寿春等接至升龙（今河内），明使行颁封礼。永历二年（1648年）三月，永历驻跸南宁，安南至南宁入贡。永历四年（1650年）十一月，清兵陷广州，永历自肇庆逃至南宁。永历五年（1651年）二月永历从南宁遣使敕谕后黎朝，令其资矢、象、粮、铳，以助恢剿。该年十月，永历使臣再至册封后黎实权派郑氏清王为安南副国王。

▲ 永历西迁路线

日本是明朝最重要的邻国。万历时期的朝鲜战争后，中日两国之间基本上没有了官方往来。不过，由于文化上的亲缘关系，中日朝野依然怀有亲近感。明朝灭亡后，浙东沿海抗清力量曾8次派人到日本，请求日本派兵帮助抗击清军（即“乞师”）。大儒黄宗羲力主“乞师”，当然鲁监国政权内部在向日“乞师”问题上出现了大争论，兵部尚书余煌指责此乃“为吴三桂乞师之续”。但黄宗羲等则斥余之见为“书生之见”。黄宗羲说：“尽忠义士，苦思穷计，俱出于万不得已，若徒以利害相权如余煌者，真书生之见也。”（《行朝录》卷八《日本乞师记》）全祖望认为黄氏参与其中一次“乞师”之行：“是年（顺治六年），监国由健逃至翁洲，复召公（黄宗羲）副冯公京第乞师日本，抵长崎，不得请，公为赋《式微》之章以感将士。”（《鲒埼亭集》卷十一《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其中最后一次，是1659年（清顺治十六年，南明永历十三年，日本万治二年）爱国志士、大儒朱舜水（即朱之瑜）东渡“乞师”。在此之前，他曾7次渡海到日本“乞师”。

郑芝龙向日本“乞师”始于隆武元年（1645年），他曾派部下崔芝到日本求援，但未得到日本响应。次年，他又派部下黄征明、康永宁带去自己的亲笔信件8封，请求日本派兵3000人、铠甲200领，并允许让其次子七左卫门回到中国故乡，但均未能实现。郑芝龙降清后，郑成功继续向日本求援，他先后曾5次派使臣郑彩（郑成功的堂兄）、张光启等人，到日本“乞师”，但除了得到一些物资上的援助外，日本并未直接派兵援助。郑成功去世后，由其子郑经继承他未竟的事业，坚持抗清复明活动。他也如其父、祖一样，继续派使臣赴日本，要求日本给予军事援助。康熙二年（1663年）郑经派遣蔡政、洪未舍等人带着《致长崎王殿下书》去长崎，取回郑氏家族在日本的存款，以供应军用。在此之后，郑经又先后于康熙六年（1667年）和康熙十三年（1674年）派人到日本“乞师”。对于郑氏的求援，日本当局没有积极响应。

朱舜水六十岁时，子死军破，他也留居日本长崎不返。之后，据说郑成功曾有信给他，托他代向日本乞师求援。那封有名的《郑成功赠归化舜水书》（先被收辑在日本的《通航一览》中，原板保藏在板仓氏家中）中一段话说：

“今欲远凭日本诸国侯假多少之兵，恭望台下代森（成功名）乞之诸国侯……台下今效采薇之客，莫忘国恩，恳恳。若托诸庇得复运之势，森之功均出于台下手里者。黄泉朽骨，不敢空忘。”

南明政权也得到葡萄牙澳门当局的承认和支持。后者通过耶稣会士，与南明政权展开了相当密切的军事政治合作关系。南明隆武政权建立后，向澳葡当局求援。葡澳当局命尼古拉·费雷拉（Nicolau Ferreiria）率领300葡萄牙士兵北上援明抗清。1646年十二月，清将佟养甲、李成栋攻占广州，隆武政权覆亡，清军继而转攻肇庆，威胁永历政权。永历出逃广西，被瞿式耜接到桂林安顿，清军随即攻击桂林。明清两军在桂林展开战斗，明军大胜，从而稳定了初建的永历政权，并使得金声桓、李成栋等明朝叛将也都见势反正，从而大大加强了永历政权的声势。而南明军在桂林守卫战中取得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得到了费雷拉率领的300名葡萄牙士兵的帮助。

因此，永历政权并非一个无足轻重的空头小朝廷。相反，在一段时期内，它是争取明朝复兴的旗帜，在国内外拥有众多的拥护者。在众多人的心目中，永历就如同日本战国时代的天皇一样，虽然没有多少实力，但仍然被公认为国家或者正统王朝的代表。因此，永历政权的命运在中国乃至东亚历史上，并非微不足道的话题。

【注】未完待续，本文原标题为《全球史视野中的“永历西狩”之一》

作者：李伯重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中国经济史学家。

源济

李伯重：明朝最后一个皇帝的逃亡方案 

原创 2016-05-15 李伯重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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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永历政权受到广泛的承认和支持（尽管实际的支持有限），因此在它流亡时对于播迁方向进行选择时，也有多种选项，并非只能向西“逃窜”。

首先，永历政权可以向东迁移，投靠控制台海地区的郑氏集团。

经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的经营，到了永历时期，郑氏集团成为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这是一支堪与当时世界海上霸主荷兰海上武装相媲美的新式武装，在明亡之后成为东亚世界唯一能够对清朝构成重大威胁的力量。1658年（清顺治十五年，南明永历十二年），郑成功统率17万大军与浙东张煌言部会师，大举北伐。大军进入长江之前，于洋山海域遭遇飓风，损失惨重，只得退回厦门。次年郑成功再次率领大军北伐，会同张煌言部队顺利进入长江，势如破竹，接连取得定海关战役、瓜州战役、镇江战役的胜利，包围南京，一时江南震动。后因郑成功中了清军缓兵之计，意外遭到清军突袭，致使郑军大败。郑成功兵败后，试图攻取崇明作为再次进入长江的阵地，却久攻不克，只好全军退回厦门。随后击败17世纪海上霸主荷兰，收复台湾，以之作为抗清根据地。郑氏集团在明亡后能够抗衡清朝达二三十年之久，可见其实力。

郑成功始终保持对永历政权的支持。1649年（清顺治六年，南明永历三年），郑成功宣布奉永历年号为正朔。永历帝随即册封郑成功为延平郡王，其子孙也一直保持着这个头衔，而未自立为王。郑成功及其子孙在控制地区铸造和使用“永历通宝”，在铸造的大炮上也表明永历字样，以表示对永历政权的承认。郑成功本人的辞世，也与他听到永历帝殉国的消息后感到极度悲痛有关。简言之，郑氏政权坚定地承认永历为正统君主，是明朝国家的象征。

因此，对于永历政权来说，流亡到台海，投靠郑氏集团，在郑氏集团的强大武力庇护之下生存，应当说是最佳选择。

其次，永历政权也可以向南迁徙，流亡安南或者暹罗。

如前所述，安南和明朝的关系颇为复杂，但是总体而言，还是好的时候居多。明朝灭亡后，安南与南明政权保持较好的关系。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二月，安南后黎朝遣正使阮仁政、副使范永锦、陈概、阮滚等，同明朝都督林参航海往福建求封于隆武政权。时值清兵攻占福建，部分安南使者被俘至北京。永历政权建立后，安南使臣阮仁政往广西，拜见新即位的永历帝。永历遣翰林潘琦赍敕书、诰命、涂金银印与安南使臣同行，前往安南册封后黎政权太上皇为安南国王。永历元年（1647年）五月潘琦至镇南关，后黎朝派礼部尚书阮宜、户部侍郎阮寿春等接至升龙（今河内），明使行颁封礼。永历二年（1648年）三月，永历驻跸南宁，安南至南宁入贡。永历四年（1650年）十一月，清兵陷广州，永历自肇庆逃至南宁。永历五年（1651年）二月，永历从南宁遣使敕谕后黎朝，令其资矢、象、粮、铳，以助恢剿。该年十月，永历使臣再至册封后黎实权派郑氏清王为安南副国王。到了年末，清兵逼近南宁，有大臣议去安南，但未成功。永历十三年（1659年），清兵逼近昆明，永历朝廷出逃，有议往安南。因清兵逼近广南府，路不靖，遂断此议。此后在沐天波建议下入缅甸。永历出逃后，李定国兵南退撤至中、老、越边境，后盘桓于安南境界，直到于1662年忧愤而死。由此可见，虽然永历政权没有“南狩”安南，但是安南确实是流亡的选项之一。

暹罗与明朝关系一直很友好。崇祯十六年（1643年），暹罗最后一次谴使到明朝，已经知晓明朝处境危急。崇祯帝自缢的噩耗传至暹罗后，国王帕拉赛命人取出神宗册封的诰命与金印，面北邀祭。在永历政权建立之初，暹罗方面就做好救援准备，但由于情势复杂未有实质行动。永历十三年（1559年）初，云南失陷、永历出逃的消息传至暹罗，暹罗君臣商议迎永历入泰避难。

因此，永历政权的流亡有向东和向南数个选项，而非只有向西一个选项。不仅如此，从诸多方面来看，向西实际上是永历政权面前的几个选项中最差的一个。

▲ 17世纪初的中南半岛三强国：缅甸、暹罗、安南

向西就是到云南，再进一步到缅甸。那么，明代云南与缅甸的情况如何？对于永历政权来说，流亡云南与缅甸，是否比流亡到台海、安南、暹罗更安全、更保险呢？

流亡异邦风险很大，况且“皇帝”流亡外国，亘古未有，因此永历政权在选择流亡地点时，肯定首先考虑国内，也就是说台海地区和云南。而在这两个地区中，显然是台海地区要好得多。

前面已经说过，台海地区在郑氏武装控制之下，而郑氏武装不仅是东亚唯一能够与清朝长期抗衡的武装力量，而且也是东亚最强大的海上武装力量，并得到遍布东南亚各地华人的支持。为了保护被菲律宾西班牙当局迫害的华人，郑芝龙、郑成功和郑经都曾打算出兵菲律宾。虽然因为各种原因没有付诸行动，但是东南亚可以成为郑氏集团的大后方，应当是没有问题的。因此郑氏控制之下的台海地区，可谓进可攻，退可守，具有较强的生存能力。更重要的是，郑氏集团始终奉永历正朔，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明朝的忠臣。

云南的情况就不同了。云南是一个少数民族为主的地区，明初把内地人口大量前往云南，使得云南的外省人口增加到了三十万左右，从而大大改变了云南人口的族群结构，但是在全省人口中，汉人依然是少数。此后虽然不断有谪戍、仕宦、逃逋、贸迁的汉人陆续迁入云南，但为数不多。因此终明一代。云南境内仍以少数民族人口占绝对多数。到了明代中后期，少数民族依然是云南人口的主体。嘉靖年间，桂粤在《云南图序》中说云南“城郭人民,夷居十七”。同时代人陈全之在《蓬窗日录》中也说“大抵云南一省，夷居十之六七”。稍后，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仍说云南人口中“汉人三之，夷人七之”。这些汉人主要是卫所军人，因此王士性说：云南一省，蛮夷占十之六七，其余所谓的中华之人，“惟各卫所戍夫耳”。

少数民族占云南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和明朝政府的关系也很复杂。明朝在云南的统治，主要的依靠力量是人数有限的卫所军人。到了明代中后期，卫所制度已经衰败，甚至名存实亡，因此明朝在云南的统治基础十分薄弱。南明隆武元年（1645年）十二月，蒙自土司沙定洲掀起叛乱，夺取云南首府昆明，世守云南的黔国公沐天波被迫逃往楚雄。至来年二月，除楚雄以西外的整个云南都归附了沙定洲。永历元年（1647年）正月，沙定洲集中了庞大兵力，分成七十二营，每七营为一大营，将楚雄城层层包围。又环城立栅凿濠，不使一人潜出。围困八十余天，城中弹尽粮绝，几乎失陷。永历二年（1648年）四月初，孙可望令李定国进攻沙定洲。李定国和沙定洲相持数月，不见胜负，沙定洲滋长麻痹轻敌情绪。李定国侦知，率兵围营，环以木栅，断绝水源。几天后，沙定洲支持不住，率众出降。到了八月，沙定洲之乱才平息。

平定沙定洲之乱，靠的是李定国率领的大西军。不仅如此，永历政权西迁到贵州后所依靠的武力，也是大西军。大西军本是明朝不共戴天的敌人。崇祯八年（1635年）张献忠部队攻下了明朝的中都凤阳城。张献忠命令四乡百姓砍光明朝皇帝的祖陵的几十万株松柏，拆除了周围的建筑物和朱元璋出家的龙兴寺（又名皇觉寺），并掘了明祖陵。崇祯十六年五月，张献忠军攻占武昌府城，将住在武昌的明楚王朱华奎处死，并与部下分食其肉，同时把楚王宫里的金银珠宝统统拉走。崇祯十七年六月，张献忠占领川北重镇重庆，将从汉中逃来的明瑞王朱常浩、巡抚陈士奇、兵备副使陈纁、知府王行俭等一批明朝宗室和官僚俘获并处死。八月，张献忠又攻克成都，住在成都的明朝成都王朱至澍、太平王朱至渌自杀。到了崇祯十七年十一月，张献忠干脆在成都称帝，建国号“大西”，改元“大顺”。这些所为在中国古代观念中都是大逆不道的逆天大罪，因此张献忠与明朝有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此外，张献忠在四川的所作所为，也使得西南一带官民闻风丧胆。时人顾山贞在《客滇述》中写道：1645年（清顺治二年，南明唐王隆武元年）“十二月十五日，献忠杀进士、举人、贡监、生员一万七千余人于成都东门外。先是，贼以特科，使州县送人应试；自进士至生员，俱不得隐匿。既至，聚于玉局观，以兵卫之。有疑其变者，伪以他事逸去，亦得全一、二人。既而，移入城中大慈寺。至是，照牌点名，出则尽杀之，投尸江中，人谓之泣魂牌。时贼兵皆聚成都，其在外者，或召入潼州，日遣心腹将领劲兵屠各州县。兵到则扬言万岁爷即至，官民皆集操场奉迎；而别遣一队入城，杀妇女婴儿。城内城外，一时俱发，男妇老幼无得脱者。其杀乡居人，则谓塘拨，亦不使一人得脱。所遣诸将，以所杀之多寡为功。首级重，不可携，男子割势，妇人则刓其阴肉及乳头。有不及取者，则但以人手为验。验功之所，手积如山”；“四川之祸，屠城、屠堡、屠山、屠野、屠全省，甚至千里无人，空如沙漠；自亘古以来，未尝有也！”

对于永历来说，张献忠的大西军也是具有深仇大恨的敌人。崇祯十六年（1643年），张献忠率部攻陷衡阳，桂王朱常灜携子安仁王朱由楥、永明王朱由榔从南门奔逃出衡州城，离开了王府封地，往西南方向逃往永州。第二年桂王死于梧州，朱由楥继位桂王，不久朱由楥突然死去，这样就剩下朱由榔，承继桂王之位。因此，可谓是既有国仇，又有家仇。

▲ 南明永历帝朱由榔

因此，对于风雨飘摇的永历政权来说，投靠和明朝有血海深仇的张献忠军余部，无疑是最危险的选择。张献忠义子、大西军余部首领孙可望对永历朝廷的态度也充分表明了这一点。1652年（南明永历六年，清顺治九年），孙可望迎永历帝入贵州安隆所，改安隆所为安龙府。永历帝为摆脱控制，和吴贞毓、李元开、胡士端、蒋干昌等十八位朝臣密谋，企图借助在广西北伐抗清的李定国的势力，翦除孙可望等人的势力。密谋被发现，孙可望杀害了这些大臣，史称“十八先生之狱”。孙可望自己住在贵阳，设立了内阁六部，建立太庙和社稷，制订朝仪，为将来篡位做准备。

在此情况下，永历政权流亡到云南，在宿敌大西军余部的卵翼下苟且偷安，要比流亡到在郑氏控制下的台海地区，在明朝臣子郑成功的庇护下继续存在，所冒的风险要大得多。

云南毗邻缅甸，如果永历政权最后走投无路，可以继续向西，流亡到缅甸。但在中南半岛的三个强国（安南、暹罗和缅甸）中，缅甸与明朝的关系最不好。暹罗和明朝之间，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从未发生冲突。安南与明朝在明初发生过战争，后来也不时有小冲突。嘉靖时明朝曾考虑出兵攻击安南。到了明末，永历朝廷曾经考虑南迁到安南，但此时操持决定永历政权生死存亡大权的孙可望派人把永历朝廷从云南广南府，理由是：“广南邻交趾，夷情叵测，非久留之地。惟安隆府地处滇黔粤三省交，会城池坚固，最宜久居”。不过总体而言，明朝和安南两国关系仍然以和平相处为主，安南也承认明朝的宗主权。但是缅甸就不同了。在明代中后期（嘉靖到万历年间），缅甸不断对明朝发动战争，前后持续了半个世纪。这场战争规模、强度都很大，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三十四年（1606年）缅甸两次大规模入侵，出动的部队每次都达30万人（或者号称30万人）。从兵力投入来说，堪与差不多同时席卷整个欧洲的“三十年战争”中作战一方的兵力总投入相媲美。这场战争的结果，使得明朝丧失了大片国土。因此可以说，在明朝的南方邻国中，缅甸是和明朝关系最不好的国家。

那么，为什么永历政权还要向西流亡呢？

（未完待续）

【注】本文原标题为《“西狩”：永历政权的唯一选择吗？》

作者：李伯重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中国经济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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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重：一个逃难政权为何选择穷乡僻壤作为复兴基地 

原创 2016-05-22 李伯重 大家

永历政权入滇，并非永历小朝廷自身的决定。1647年（南明永历元年，清顺治四年）二月，大西军余部首领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等在贵阳附近的定番开会，对大西军今后的出路和策略进行商讨。孙可望主张继续与明朝作对，到广东南岭一带，建立地盘，密谋自己称帝。如果大事不好，可以向南流亡海外。李定国则力主联明抗清，西进云南，建立根据地，恢复大明江山。李定国的建议得到了多数与会将领的赞成，但孙可望反对。李定国表示孙可望亡命南海是死路一条，那还不如当场死去，旋即拔剑欲自刎。众将夺下剑，撕破一面战旗为其裹伤，并一致表示愿意接受李定国的意见。孙可望见状，只得收回己见。由此可见，永历“西狩”主要是李定国的决定。

李定国是大西军余部中最有才干、而且最也忠于复兴明朝事业的将领，他的部队也是永历政权后来的主要依靠力量。他在永历政权流亡尚有其他地方可以选择时，提出西进云南的方针，是从复兴明朝的大局出发的，符合永历政权的根本利益。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个选择绝非走投无路时的病急乱投医之举。

那么，为什么李定国要为永历政权选择西迁云南呢？这是因为在当时，云南可能是复兴明朝的唯一基地。

在今天，云南是一个比较贫穷的边疆省份，不太为人所重视。但是在历史上，云南的地位却大不相同。

中国历史上的外患主要来自北方。在唐代以前，中国中央王朝从来没有遇到来自南方的威胁。但是到了唐代，这种威胁出现了，即南诏兴起于云南，并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强国。据《新唐书·南蛮传》，南诏的疆域为“东距爨，东南属交趾，西摩伽陀，西北与吐蕃接，南女王，西南骠，北抵益州，东北际黔、巫”。换言之，其疆域东面包括两爨（云南），东南到达安南，西北连接吐蕃，南面和女王国（国都在今泰国的南奔）接界，西南和骠国（政治中心在今缅甸曼德勒一带）接界，北抵大渡河，东北抵黔、巫（今贵州和四川的长江南岸），俨然成为中南半岛上的超级强权。

南诏的两大邻国朝与吐蕃都是强国，南诏向东、北、西北几个方向发展都遇到困难，因此积极向南、东南和西面发展。南诏在云南的西南地区设置了开南节度和银生节度，统治中南半岛的许多地区。晚清民初时期学者沈曾植说：“开南、安西所部，远皆达于南海。以《地理志》所记通天竺路互证，知非誇辞不实者。盖骠之属国，皆为南诏属国矣。”可见南诏势力范围一直达到南海。南诏军队曾与女王国、昆仑国发生冲突，到过真腊国（今柬埔寨）“苍波汹涌”的大海边。

南诏与唐朝进行过多次战争。唐太和三年（829年），南诏大举进攻西川（亦称益州，中心在成都平原）。南诏军占领了成都外城，虽然未能攻入内城，但退兵的那一天，南诏强迫成都各种技术工匠举家南迁，人数达数万人。两年后，李德裕任西川节度使，要求南诏放回被虏的人，南诏放回了4000人。

咸通十年（869年），南诏军第二次进攻西川，与唐军大战，虽然最后被击败，但战争对益州造成了重大损害。益州是唐代后期中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当时人说天下最富庶的地区为“扬一益二”，即位于东部长江下游的扬州和位于西部成都平原的益州，因此也是中央政府两大最重要赋税来源地之一。南诏几次进攻益州，对唐朝造成严重危害。

不仅如此，唐咸通元年（860年），南诏出兵东下，攻破唐朝的安南都护府首府交趾城（今越南河内市）。唐军不久后收复安南。但三年之后，南诏再次攻破交趾，唐军退守岭南。南诏不断攻击唐朝，两陷安南，迫使唐朝不得不调用重兵镇守在南方的最大要塞桂林，导致“庞勋之乱”，严重削弱了唐朝的根基，使之无力镇压黄巢起义，最终灭亡。这个“唐亡于南诏” 的观点得到陈寅恪先生的肯定，也得到其他史家的认可。向达先生指出：南诏之患，“以懿宗时为最繁，几乎每年都有边警，而以中国的南部如安南、邕管为最甚。咸通时安南为南诏攻陷，于是邕管骚然，乃调东南之兵以戍桂林，卒之庞勋叛变，遂兆唐室灭亡之机。所以南诏的盛衰，安南的得失，关系于唐朝者甚大”。

▲ 唐代的南诏

南诏衰落后，大理国代之而起。大理国也是中南半岛地区的强国，其疆域 “东至普安路之横山，西至缅地之江头城，凡三千九百里而远；南至临安路之鹿沧江，北至罗罗斯之大渡河，凡四千里而近”。大致说来，包括了今云南省和川西南地区，以及今缅甸东北部、老挝北部和越南西北部地区，与南诏国大致相同。除此之外，广西的许多地区也在大理国的势力范围之内。

北宋皇祐年间，广西广源州（今靖西、田东一带）少数民族首领侬智高起兵反宋，率众攻占安德州，建立南天国。后来兵败，遂投奔大理国。在大理国的支持下，准备进攻广西和四川的黎、雅等州。与南诏不同，大理国与宋朝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即便在双方政治关系几乎断绝的时期也未发生过战争。不过这不意味着大理是一个弱小国家。

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大理国出动20万大军进攻安南国。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大理又介入安南国的王位继承之争。安南国王李乾德有一庶子，从小被送入大理国寄养，改名赵智之。绍兴八年安南国王李阳焕死，大理国派军队护送赵智之归国，与嗣子李天祚争夺王位。宋朝支持李天祚，这次争夺安南王位的战争以赵智之的失败而告终。

在公元738年南诏皮逻阁统一六诏至1253年年大理国灭亡的五个世纪中，云南一直是中国西南部和中南半岛上超级强权。元朝灭了大理国后，云南成为中国的一个行政区，从而以往几百年的南方威胁也随之消失。

云南被元朝纳入版图后，依然保持着一种相当特殊的地位，实际统治者是元朝的蒙古贵族梁王和大理国后裔段氏。梁王以昆明为其统治中心，段氏则控制着大理一带。元朝灭亡后，元顺帝逃到漠北，称为北元，与新建立的明朝对抗。梁王把匝剌瓦尔密仍奉元朝正朔，服从北元的命令。段氏虽然也直属北元政府管辖，但处于半独立状态，与梁王政权之间不时发生武装冲突。

明太祖朱元璋欲以和平方式解决云南问题，曾多次派使者前往谈判，均被杀害，遂决定用武力统一云南。洪武十四年（1381年）九月，明太祖命颖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永昌侯蓝玉为左副将军，西平侯沐英为右副将军，率大军三十万征云南，梁王派遣达里麻将兵十万屯曲靖抗拒。经过激战，洪武十五年（1382年）一月六日，梁王兵败自杀。因此云南是明朝统一的最后一个地区。

到了明代，云南依然拥有相当强大的地方武力。云南西南边疆的麓川掸族政权兴起，到了元末明初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地方政权，与明朝和缅甸都发生了多次战争。从洪武十八年（1385年）到正统十三年（1448年），明朝发动了五次大规模的军事征讨（包括有名的“三征麓川”之役），大小战事不计其数，“军费所需，万万不可计”才消灭了麓川政权。

▲ 南诏武力

云南在明代中国，经济上拥有一种其他地方所无的优势：白银。在元代，天历元年（1328）全国银产量为775610 两，其中几乎一半（47.42%）是云南生产的。到了明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的“白银化”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到了万历时期，全国到处都在积极寻找银矿，但是只有在云南取得较好的结果。

明代后期旅行家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说：“采矿事惟滇为善。……他省之矿，所谓‘走兔在野，人竞逐之’。滇中之矿，所谓‘积兔在市，过者不顾’也”。明末大科学家宋应星在《天工开物》对全国的银矿介绍如下：“凡银中国所出，浙江、福建旧有坑场，国初或采或闭。江西饶、信、瑞三郡有坑从未开。湖广则出辰州，贵州则出铜仁，河南则宜阳赵保山、永宁秋树坡、卢氏高嘴儿、嵩县马槽山，与四川会川密勒山、甘肃大黄山等，皆称美矿。，皆称美矿，然生气有限，每逢开釆，数不足，则括派以赔偿；法不严，则窃争而酿乱。故禁戒不得不苟。燕、齐诸道，则地气寒而石骨薄，不产金、银” ；“然合八省所生，不敌云南之半。故开矿煎银，惟滇中可行也。凡云南银矿：楚雄、永昌、大理为最盛，曲靖，姚安次之，镇源又次之”。由于云南是全国最大的白银产地，手里握有大量“硬通货”，当然也拥有相当大的经济实力。除了银矿，云南还拥有全国最大的铜矿，并且是全国林业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不过云南铜矿和林业资源的开发，要到清代才大规模进行，这是后话。

正因如此，明朝宁可放弃在宋代以前一千年中一直是中国中央王朝直接统治的一个行政区、到了明朝又已占领二十多年的安南，也不愿放弃元代以前长期独立的云南，尽管云南的居民绝大多数并非汉人。

云南还具有特殊的地缘战略地位。云南陆路与越南、老挝、缅甸接壤，处于中国通过陆路进入南海——太平洋和孟加拉湾——印度洋的两大重要战略通道上，即是中国与中南半岛陆地贸易的通道。由于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缘优势，早在西汉时期，云南就与南亚、东南亚发生过密切的经济联系。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正在西域进行凿空之旅的大汉使者张骞竟然在大夏国（今阿富汗北部地区）发现了来自我国西南地区的邛竹杖、蜀布，就已感觉到中国的西南必有一条通往印度的道路，于是这条道路就这样发现了。后世学者称之为“南方丝绸之路”。

张骞回国后建议汉武帝打通通往西南地区的西南夷道，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因而使得一条从成都，经过云南，在到达印度的官方南方贸易通道正式开通。由于道路的开辟，沿途的贸易也开始兴盛起来。因此我们可以说，整个古代时期的云南是在用“两条腿”在运转：一条是通往内地的国家向心力和经济发展之路；另一条便是与东南亚和南亚之间充满文化和经济交流的国际通道。同时，云南地处高原，易守难攻，进可攻，退可守，周边有机可乘时则可凭借自身武力，居高临下，向外出击，攻城略地，称霸一方。不仅南诏、大理如此，就是到了近代，滇系军阀犹能以一省之力，称雄于中国南部数十年，以致滇军首领唐继尧自称“东大陆主人”。

此外，虽然汉人在明代云南是“少数民族”，但是在政治、经济方面却居于统治地位。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云南汉人对朝廷表现出罕见的忠诚。当永历朝廷最后从云南逃往缅甸时，出发时竟有数十万人哭泣随行，拖家带口的官兵和士绅日行仅30里。这种忠诚，也是在其他地方难以见到的。

因此，上述情况使得云南成为永历政权流亡的最佳选择。我认为李定国之所以选择云南为永历政权的流亡目的地，正是考虑到了这些情况。

【注】本文原标题为《云南，为什么成为南明政权最后指望的“复兴基地”》

作者：李伯重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中国经济史学家。

源济

李伯重：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人王朝的覆灭 

原创 2016-06-22 李伯重 大家

文 | 李伯重

对于永历政权来说，如果最后不得不流亡外国的话，其选项有安南、暹罗和缅甸。在这三个国家中，缅甸是与明朝关系最坏的。因此与安南、暹罗相比，缅甸无疑是最差的选项。

南诏、大理的相继灭亡，造成了中南半岛地区出现权力真空。原先在南诏、大理威慑之下的安南、缅甸得以乘机发展。到了15—17世纪中期，安南、缅甸以及暹罗兴起，积极向外扩张，成为中南半岛的新兴强权。

1551年，莽应龙继位，灭了阿瓦王朝，征服各掸邦，完成了缅甸的第二次统一。东吁王朝是缅甸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在莽应龙统治时达到鼎盛，国土东到老挝的万象，西到印度的曼尼普尔，南到印度洋，北到现中缅边境的九个掸族土邦，占据了大半个中南半岛。1581年，莽应龙去世。著名缅甸史专家哈威（G. E. Harvey）说：“毫无疑问，在莽应龙统治期间，他的人格影响了整个印度支那半岛，赢得了各种民族集团的敬畏。”

莽应龙死后，内乱不已，阿拉干王朝乘机率葡萄牙雇佣兵于1599年攻占白古，俘获缅王莽应里，东吁王朝危在旦夕。莽应龙幼子良渊王（1600—1605年在位）挽救了这一颓势，占领以阿瓦为中心的“粮仓”地区，保住了上缅甸半壁河山。继其王位的阿那毕隆（1605—1628年在位）又收复了下缅甸的失地，并于1613年收复了被葡萄牙人占领的沙廉，把葡萄牙人驱逐出缅甸，再次完成了缅甸的统一。他隆执政时（1629—1648年），缅甸国富民强。

缅甸东吁王朝强盛起来后，四处征战。1556年，缅甸军队占领今泰国北部的兰那泰王国，将其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流派王室成员带重兵驻守。东吁王朝夺取兰那泰的目的并不是仅此而已，莽应龙的目光早已指向了更远的地方。兰那泰是通往暹罗和老挝的重要跳板，也是进入中国明朝领地的另一条途径。此时暹罗的阿瑜陀耶王朝和老挝都缺乏和缅甸抗争的能力，莽应龙帅军进入老挝本土，夺取明朝封给老挝国王的官印，并在老挝的土地上劫掠。位于老挝北方、在今云南境内的车里国也表示臣服。缅甸的势力渗透到了湄公河流域。

莽应龙率军于1563年大举进攻暹罗。缅军势如破竹，自北方奇袭阿瑜陀耶城，大败暹军，最后摩诃查克腊帕克被迫与莽应龙订立城下之盟，交出主战的王储拉梅萱等人入缅为质，向缅甸进贡，阿瑜陀耶王朝遂沦为缅甸的保护国。然后，莽应龙回师攻打兰那和老挝，前后共征剿了八次之多。

1567年，莽应龙曾向暹罗王摩诃查克腊帕克求婚，但是遭到拒绝。这激怒了莽应龙，向暹罗兴师问罪。他所调动军队的数量，竟然有90万之众的说法。然而，暹罗方面抵抗得很坚决，阿瑜陀耶城内的葡萄牙雇佣军向缅军用火器扫射，造成很大的伤亡。从1568年11月缅军包围阿瑜陀耶城，直到1569年8月方才攻克。阿瑜陀耶城据守了10个月之久，其间一直与缅甸抗争的暹罗王摩诃查克腊帕克去世，新王摩欣继位，莽应龙利用主少国疑之机，施反间计剪除了暹罗的股肱战将披耶蓝摩，又放回了1563年战争中入缅为质的披耶却克里（在缅期间已叛变），佯称从缅甸冒死逃回，请缨守城。摩欣王不知是计，委以重任，在披耶却克里的里应外合之下，莽应龙得以攻入阿瑜陀耶，俘获摩欣王及众臣。莽应龙在盛怒之下将暹罗王处死，在大肆劫掠之后，将阿瑜陀耶的臣民一并携带回缅甸的白古，只留下不到一万的居民。莽应龙将摩诃昙摩罗阇册立为傀儡王。至此缅甸开始了对暹罗长达15年的统治。

缅甸在向东扩展之时，也积极北进。到了万历三年（1575年），原先属于明朝的木邦、蛮莫都已处于在缅甸控制之下。缅甸的扩展，与明朝发生了长期而激烈的冲突。

万历四年（1576年），缅甸大举进攻孟养。孟养土司思个一面积极准备抵抗，一面向云南当局告急。明朝金腾屯田副使罗汝芳要求思个坚守待援，同时发兵前往增援。万历四年底，明军到达腾越（今云南腾冲）。思个得知援军即将赶，命令手下头目乌禄剌率一万多人马深入缅军后方，绝其粮道，他自己则率兵埋伏在戛撒（在今缅甸杰沙）地势险隘之处，引诱缅军深入。缅军果然进攻戛撒，思个坚壁固守，不与之战。缅军欲进不能，粮道又被截断，陷入了困境，“饥甚，以摄金易合米，始屠象马，既剥树皮，掘草根，军中疫作，死者山积”。走投无路的缅军只得向思个求和，遭到拒绝。思个派出使者，要求援兵迅速赶来，歼灭缅军。但是云南巡抚王凝害怕“兵兴祸速”，急忙传罗汝芳，不准他发兵增援思个。思个久等而不见援兵来，大为失望。他得知陷于困境的缅军逃跑，于是“率兵追之，且追且杀，缅兵大败，生还者什不一二”。缅军这次进犯孟养虽然遭到惨败，但是由于明军未能增援思个，全歼入侵的缅军，“一时士民以为大失机会”。

万历五年（1577年），陈文遂出任云南巡抚，鉴于边境的严重局势，提出“檄诸夷，抚三宣，设将领，筑城垣”等十策，“然与时见相抵悟，事亦寝”。万历六年,明朝遣使将在孟养所俘的缅甸兵象连同礼物送还缅甸，并“好言慰谕之”。但是缅王并不领情，“不称谢”。万历七年，缅军再次进攻孟养，思个以无援败，将走腾越，中途为其下所执，送给缅军，不屈遇害。于是孟密、木邦、孟养等大片土地都沦于缅军之手。尽管如此，明朝还是没有采取积极的反击措施。万历八年（1580年），云南巡抚饶仁侃又派人去招抚缅甸，但是缅王不予理睬。

万历十年（1582年）冬，投靠缅甸的中国商人岳凤带引缅兵及各土司兵共数十万人，分头进攻雷弄（今云南盈江南）、盏达（今盈江）、干崖（盈江东北）、南甸（今云南腾冲西南）、木邦（今缅甸新维）等地，大肆烧杀抢掠，继进逼腾越（今云南腾冲）、永昌（今云南保山）、大理、蒙化（今云南巍山）、景东、镇沅（今云南景谷东北）、元江等地。万历十一年（1583年）正月，缅军焚掠施甸，陷顺宁（今云南风庆）、破盏达。岳凤又令其子曩乌领众6万，突攻孟淋寨（今云南龙陵东北）。明军指挥吴继勋、千户祁维垣等率兵阻击，分别战死。为对付缅军入侵，镇守云南总兵官沐昌柞从昆明移驻洱海，巡抚都御史刘世曾移驻楚雄，调动数万军队，分道出击。同时云南巡抚刘世曾、巡按董裕一起上疏朝廷，请求任命名将刘綎为腾越游击，邓子龙为永昌参将，赶赴前线，全力反击。这时缅王也“西会缅甸、孟养、孟密、蛮莫、陇川兵于孟卯（今云南瑞丽），东会车里及八百、孟良（今缅甸东北部，府治在今缅甸景栋）、木邦兵于孟炎（在今缅甸兴威以北），复并众入犯姚关”。刘綎和邓子龙的部队在当地土司军队的配合下，大破缅军于姚关以南的攀枝花。

攀枝花大捷后，邓子龙军又取得三尖山战役胜利，收复了湾甸、耿马。刘綎军长驱直入，逼近岳凤盘踞的陇川。岳凤走投无路，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正月到刘綎军中投降，后与其子襄乌被押送北京处死。刘綎部队顺利地占领了陇川，“夺获缅书、缅碗、缅银、缅伞、缅服、蟒牙、衣甲、刀枪、鞍马等衣物甚众”。明军占领陇川后乘胜前进，分兵三路进攻蛮莫，蛮莫土司兵败乞降，明军收复了孟养和孟琏（今云南孟连）。刘綎军击败缅军后，“夷缅畏綎，望风内附者踵至”。万历十二年（1584年）二月，刘綎在威运营（今缅甸曼昌瑞亨山）筑坛誓众，受誓的有孟养、木邦、陇川三地的宣慰使和孟密安抚使。至此，明军已收复了被缅军占领的全部领土。刘綎“纠合诸夷，献血剖符，定纵连横，合营进讨”，进兵阿瓦（今缅甸曼德勒附近），缅军守将莽灼投降。缅王莽应里得知后，发兵进攻莽灼。这时明兵已返回，莽灼力不能敌，弃城内奔，途中病死。

缅军攻占孟密，包围五章。明军把总高国春率兵救援，击败数万敌军。

万历十一年到十二年（1583—1584年），明军反击以胜利而告结束，东吁王朝的势力基本上被赶出了木邦、孟养、蛮莫等广大地区，边境地区的土司纷纷重新归顺明朝。万历十二年，明朝政府升孟密安抚司为宣抚司，添设了蛮莫、耿马两安抚司，孟琏、孟养两长官司，姚关、孟淋寨两千户数（都名为镇安），并在蛮莫设立了大将行署，任命刘綎以副总兵署临元参将，移镇蛮莫。为了对付缅军的象阵，刘綎还买了大象，“冲演兵马”。这些措施巩固了云南边防，加强了抵御缅军入侵的力量。

万历十三年（1585年）冬，蛮莫土司思顺因不满刘綎及其部将的贪贿勒索，叛投缅甸。缅王派出大襄长等占据蛮莫，孟养土司也暗中依附缅甸。云南按察使李材派人成功地招抚了蛮莫、孟养两个地方的土司，但孟养境内的密堵、送速两城（都在今缅甸孟养以南）仍为缅军占据。万历十五年（1587年），明军与土司兵配合作战，杀敌千余，斩杀缅将大襄长，收复密堵、送速两城。万历十六年（1588年），孟密土司思忠、蛮莫土司思顺又投缅甸。缅军入侵，占领了孟密。十八年（1590年），缅军进兵孟养，攻破猛拱（今缅甸猛拱），随后又攻破孟密宣抚司管辖的孟广（在今缅甸境内）。缅军继续东进，进攻陇川，被击退。万历十九年（1591年），因缅军频频入侵，“诸夷力不能敌，纷纷求救，永（昌）腾（越）震动”，明朝重新起用邓子龙，统军抗击缅军。万历二十年（1592年），缅军再次入侵蛮莫，邓子龙驻兵等炼，缅军则进抵遮放。邓子龙与缅军大战于控哈，缅军退到沙州。明军因为没有船只，无法进攻。两军相持了一个月，缅军退去。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底，缅军再次大举入犯，号称大军三十万，战象百头，占领蛮莫后，分兵三路，一路进攻腊撒（在今云南陇川县境内），一路进攻遮放、芒市（今云南潞西），一路进攻杉木龙。云南巡抚陈用宾此时正在永昌，率兵直入陇川，收复了蛮莫，但因轻敌，受到缅军伏击，损兵折将。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陈用宾在腾越州西北至西南边界筑神护关等八座关口，以加强边防。这八关址距当时的中缅边界数十里至数百里不等。缅军数扰八关，叛投缅甸的孟卯土司多俺杀天马、汉龙两关工役。明朝广南知府漆文昌派木邦土司罕钦杀了多俺，并在猛卯大兴屯田。在加强边防的同时，陈用宾又派人联络暹罗夹攻缅甸，暹罗方面口头上答应了，但慑于缅甸的强大，未敢出兵。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缅军入侵蛮莫，被明军击退。

从万历二十四年到二十六年（1596—1598年），中缅边境一度趋于平静，原因是莽应里在派兵侵犯中国的同时，从1584年到1593年连续五次发动侵略暹罗的战争，但都遭到失败。1596年，暹罗军队开始反攻。在此后的几年中，缅甸南部的孟族起来反抗莽应里的统治，阿瓦、东吁、卑谬等地的政权也纷纷宣告独立。莽应里的统治陷入危机，无力侵扰云南边境。

莽应里统治陷入危机时，其弟良渊趁机在北方扩大自己的势力，并向北扩张。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良渊的军队进攻孟养，被明军击退。万历三十年（1602年），缅军为了夺取孟密等地的开采玉石的矿井，出动十几万军队进攻蛮莫。土司思正力不能敌，逃入腾越求援，缅军追至离腾越只有三十里的黄连关。在缅军兵临城下、城内守军人少无力击退敌军的情况下，云南副使漆文昌、参将孔宪卿只得杀了思正向缅军求和。缅军又占据了蛮莫，随后进攻孟密、孟养，土司思轰兵败身死。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缅军30万进攻木邦，明军救兵不至，木邦失陷，陈用宾也因此下狱被杀。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缅王良渊去世，其子阿那毕隆继位。他在侵占木邦后即挥戈南下，进行再次统一缅甸的战争，无力北上进攻明朝。因此万历三十四年以后，中缅战争基本上停止。

▲明神宗万历

由于明朝在战争中失败，明初设立的孟养、木邦、缅甸、八百、老挝、古喇、底兀刺、底马撒等宣慰司及孟艮御夷府为缅甸控制。这使得明朝丧失了大片领土，而缅甸则由此大大扩大了疆域，成为东南亚的超级强权。明朝人沈德符对这场战争的后果作了深刻的总结，说：“此后缅地转大，几埒天朝，凡滇黔粤西诸边裔谋乱者，相率叛入其地以求援，因得收渔人之利，为西南第一逋逃薮，识者忧之。……云南所统，自府州县外，被声教者，凡有九宣慰司、七宣抚司，其底马撒与大古剌靖安三尉，久为缅所夺，滇中可以调遣者，惟车里等五夷，并缅甸为六慰，与南甸等三宣抚而已。迨至今日，三宣六慰，尽入缅舆图中，他时南中倘有征发，严急不可，姑息不可，蜀汉之张裔被缚送吴，天宝之李宓全军俱覆，非有车耶？”

沈德符说缅甸国土之大几乎与明朝相等，并非故作惊人之语。缅甸东吁王朝盛时，国土东到老挝的林城（即万象）和今天的柬泰东部边疆，西到印度的曼尼普尔，南到印度洋海岸，北到现中缅边境的九个掸族土邦，占据了大半个中南半岛，成为东南亚的超级强权。

因此，在中南半岛三个强国中，缅甸的武力最强，领土最大。如果永历政权要找一个庇护者的话，缅甸无疑比安南、暹罗更有资格入选。

由上可见，“永历西狩”是李定国基于明代人对云南和缅甸历史和现状的了解而做出的明智选择，而不是永历自己和身边那些人懵懵懂懂地做出慌不择路的选择。在当时的局势下，这无疑是最佳选择。

不过这里也要指出：在“永历西狩”的时候，云南和缅甸的情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云南在与缅甸的几十年战争中受到严重破坏。在云南西南部地区，“三宣（宣慰司）素号富庶，实腾越之长垣，有险而不知设，故年来俱被残破，凋敝不振”。万历十一年（1583年）缅军“分道入寇，伤残数郡，蹂躏一方”，留下一片“白骨青磷”，以致数年以后，“人犹切齿”。朱孟震《西南夷风土记》记载了缅军在这些地区进行的屠杀，“凡有罪者，群埋土中，露头于外，以牛耙之，复覆以柴草举火焚之，彼自纵观以为乐。江头城外有大明街，闽、广、江、蜀居货游艺者数万，而三宣六慰被携者亦数万。顷岁闻天兵将南伐，恐其人为内应，举囚于江边，纵火焚死，弃尸蔽野塞江”。随后的沙定洲之乱，更是火上加油，使得云南残破不堪，无力抵抗清军。

而在缅甸方面，由于多年征战，国力消耗，国内矛盾日益尖锐。在他隆死后，平达力（1648—1661年）继位，国力日衰。八十年后，孟族起义，动摇了东吁王朝的统治。1752年孟族军队占领首都阿瓦，结束东吁王朝统治。在这样的情况下，永历政权流亡到云南和缅甸，也肯定不会得到预期的结果的。1661年（南明永历十五年，清顺治十八年），吴三桂率军攻下云南，随后率十万大军进入缅甸，逼缅王交出永历帝。缅甸此时无力抵御清军，只好引渡永历，以换取清军撤兵。次年，吴三桂在昆明缢杀永历帝，南明最终灭亡。此时还在云南西南部抵抗清军的李定国，问讯后悲愤成疾，于该年六月在勐腊病逝。至此，“永历西狩”的故事也划上了句号。

▲绘本中的李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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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本文中从全球史的角度出发，就“永历西狩”这个历史事件进行了新的解读。这个解读以近年来中国史学研究的两大重要突破为背景。这两大突破，一是“中原中心论”的突破，二是 “中国中心论” 的突破。传统的中国史研究有以下缺陷：

第一，主要着眼于“中原”（包括黄河和长江两大江河的中下游地区）的历史。一个政权一旦掌握了这些地区，就成为正统的“中央”，其他地区则是无关紧要的“边缘”，那里发生了什么，似乎对中国历史发展没有多少影响。也出于这个原因，北方的游牧民族由于时常南侵，对中原造成很大影响，而南方少数民族则较少对中原地区进行攻掠，因此以往中国史研究中，对于非汉族的历史的研究也“重北轻南”，即偏重于北方游牧民族，而对南方少数民族则较为忽视，尽管在今天，南方的少数民族占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的大半。

第二，主要着眼于中国本身历史的研究。到了近代，由于西方入侵，所以中国史研究重视西方对中国的影响。但是在近代以前，则本着“中国就是天下”、“中国就是世界”的心态，漠视中国周围的国家对中国的影响，似乎这些邻国仅只是“中华文明”的被动接受者，而他们对中国没有多少影响。这些陈旧的看法，导致了我们对历史认识的偏颇。

本文所说的“永历西狩”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皇帝流亡外国”在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而且也在于这个事件标志着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人王朝的覆灭，导致了东亚世界的整个格局的剧变。因此这是一个世界史上的重大事件。然而在以往研究中，它似乎不值一提。这种对历史的藐视，就是以往研究的缺陷所致。

著名哲学家和史学家克罗齐说：“当生活的发展逐渐需要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变成现在的。罗马人和希腊人躺在墓穴中，直到文艺复兴欧洲精神重新成熟时，才把他们唤醒……因此，现在被我们视为编年史的大部分历史，现在对我们沉默不语的文献，将依次被新生活的光辉照耀，将重新开口说话。”阿里斯则说：“今天的史学家以一种新的眼光、以一种不同于以前的标准，来重新阅读那些已被他们的前辈们使用过的文献资料。”只要眼光改变了，同样的史料就会告诉我们不同的故事。

在今天，当着我们在研究中国历史时，要始终记住：中国由多个地区组成，“中原”只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原”之外的地区的历史也应当受到同样的重视；中国是世界的一个部分，不能孤立地研究中国历史；除了西方，其他地区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也有重大影响。简言之，必须把中国史研究放到全球史研究的框架内，才能更好地看到中国内部的变化。

【作者简介】

李伯重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中国经济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