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人修《宋史》，给宋朝的仁宗皇帝盖棺定论：“《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一个“仁”字，便是历史给予君主的最高评价。何谓“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宋仁宗庙号之“仁”字，当然包含“克己复礼”之义，“克己”是自我克制，“复礼”是尊重与服从制度礼法。经由对“仁”的阐释，我们将对宋仁宗朝的关注点从君主之美德转到制度之安排上。
经过太祖、太宗两代的创制及真宗朝的确认，至仁宗朝，宋代的政制已臻完善。每一项重大政令的出台，必须经过外廷讨论，形成共识，然后由知制诰（或中书舍人）草拟，经给事中审核通过，再以君主的名义下诏，由宰相副署、发布，方能正式生效。御史认为诏令不当，还有权驳正。在这个过程中，君主虽然名义上掌握着最高裁决权，但君主理当无己见，服从公议，尊重宰相的执政权、台谏的监察权。这便是宋代的法度与惯例。宋仁宗的克制，无非是守住人君的本分，尊重既定的制度，此即“克己复礼为仁”之意旨，“克己”加“复礼”，共同成全了宋仁宗的“仁”。
很多时候，宋仁宗对制度的尊重与遵守是自觉的。正史说他“守法度，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宋人评他“知为治之要：任宰辅，用台谏，畏天爱民，守祖宗法度”，说的正是这种自觉性。甚至，由于仁宗过于克制，几乎全无成见，有些大臣还看不惯，提醒他揽权，如嘉祐年间，谏官王陶质问仁宗：
“今政事无大小，皆决于中书、枢密，陛下一无可否，岂为人主之道哉？”另一位谏官韩绛也对宋仁宗说：“天子之柄，不可下移，事当间出睿断。”还有一些近臣贵戚也发牢骚：“万事只由中书，官家岂得自由行一事？”
那么仁宗是如何回答的？据杨时《龟山集》，
“仁宗时，或劝云：‘陛下当收揽权柄，勿令人臣弄威福。’仁宗曰：‘如何收揽权柄？’或曰：‘凡事须当自中出，则福威归陛下矣。’仁宗曰：‘此固是，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自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则可，如有不是，难于更改，不如付之公议，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以为不便，则台谏得言其失，于是改之为易矣。’”
陈亮《中兴论》也提及：
“臣闻之故老言，仁宗朝，有劝仁宗以收揽权柄，凡事皆从中出，勿令人臣弄威福。仁宗曰：‘卿言固善，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专从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则可，有一不然，难以遽改。不若付之公议，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不以为便，则台谏公言其失，改之为易。’”
两则记载的意思都差不多，宋仁宗不欲“收揽权柄”，乃是出于君主权衡利弊之后的理性自觉。
从《曲洧旧闻》记录的一则故事，也可看出仁宗皇帝的理性自觉。有台谏上章疏说，内廷“嫔御太多，宜少裁减。”一名为仁宗梳头的宫女自恃受皇上宠爱，发牢骚说：“两府两制，家内各有歌舞，官职稍如意，往往增置不已。官家根底剩有一二人，则言阴盛须减去，只教渠辈取快活。”仁宗听后，沉默不语。梳头宫女又说：“台谏所言必行乎？”仁宗说：“台谏之言，岂敢不行。”未久，仁宗果然遣散宫女三十人，第一个被遣出宫的便是那名梳头宫女。慈圣皇后问他：“掌梳头者，是官家所爱，奈何作第一名遣之？”仁宗说：“此人劝我拒谏，岂宜置左右。”
今人总以唐太宗为优容谏臣的典范，但李世民被魏征当廷抗议，还会气得生出“杀此田舍汉”的念头，幸亏长孙皇后及时劝解，才消了怒气。而“杀此田舍汉”之类的可怕念头，宋仁宗想都不敢想，他只会近乎谦卑地承认，“台谏之言，岂敢不行。”与其说这是因为宋仁宗生性懦弱，倒不如说在宋仁宗的时代，制度与政体已经对皇权构成了硬性的约束，皇权既不是至高无上（宋人认为，天底下，惟道理最大），也有其限度，君臣“各有职业，不可相侵”。
▲ 故宫南薰殿旧藏宋仁宗皇后画像
来看《三朝名臣言行录》收录的一段仁宗自白：“屡有人言朕少断。非不欲处分，盖缘国家动有祖宗故事，苟或出令，未合宪度，便成过失。以此须经大臣论议而行。台谏官见有未便，但言来，不惮追改也。”“祖宗故事”即既定之制度，制度摆在那里，皇帝不能不遵，若不遵成法，便是过失，而且执政大臣与台谏官也会迫着君权在合乎法度与惯例的轨道上运作，不可越雷地一步。由此看来，仁宗即使有专断之心，恐怕也不能如愿。
宋仁宗宠爱张贵妃（即后来的温成皇后），想任命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为宣徽使（一个尊贵而无实权的官职），但因“廷论未谐，遂止”。“久之，上以温成故，欲申前命。一日将御朝，温成送至殿门，抚背曰：‘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上曰：‘得，得。’既降旨，包拯乞对，大陈其不可，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帝卒为罢之。温成遣小黄门次第探伺，知拯犯颜切直，迎拜谢过。帝举袖拭面曰：‘中丞向前说话，直唾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汝岂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这则记录在《曲洧旧闻》的故事，正好可以作为“台谏官见有未便，但言来，不惮追改也”的生动注脚。
争执起来敢将唾沫喷到君主脸上的台谏官，并非只有包拯一人。庆历年间，开封开宝寺灵宝塔发生火灾，仁宗欲重修灵宝塔。“谏官余靖言：‘塔为天火所烧，五行之占，本是灾变，乞更不营造。’时盛暑，面奏，靖素不修饰，帝入内云：‘被一汗臭汉熏杀，喷唾在吾面上。’”仁宗一朝，台谏权力极重，对君权与相君均构成强劲的制约：台谏“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君主如何能够一意孤行？
除了台谏制度，宋仁宗朝还出现“封还词头”的惯例，这也是对皇权的一道有力制衡。庆历元年（1041），宋仁宗欲封刘太后侄媳王氏为遂国夫人，命知制诰富弼起草制书。但富弼封还词头，拒不草诏。封命遂寝。富弼此举，开创了一项很了不起的制度：知制诰（或中书舍人）封还词头之制。皇帝的诏敕，例由知制诰（或中书舍人）起草，如果他们认为诏敕不合理，有权封还，不予草诏。
皇祐初年，有个叫做杨怀敏的宦官因犯下过失，被罢免了“内侍副都知”之职务，但仁宗大概比较宠信他吧，又欲下旨让杨怀敏官复原职，但是皇帝的词头被知制诰胡宿封还。翊日，仁宗问宰相：“知制诰封还词头，前代有此故事否？”文彦博回答说：“近年富弼亦曾封还词头。”仁宗这才释然，但又不死心，“改命舍人草制”。此时台谏也站出来反对杨怀敏复职。皇帝只好让步，“其命遂寝”。封还词头自此成为一个惯例、制度保留下来：“舍人封还词头者自尔相继，盖起于富成于胡也”。
当然，皇帝也可以绕开知制诰，直接下发御笔手诏，但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对于手诏，政府可以不奉行，缴还皇帝。
总而言之，宋代形成的政制是一套不支持君主揽权专制的制度，宋仁宗谦抑的美德，与这套制度是相辅相成的。良制养成了美德，美德也守护了良制。宋人称“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说的其实便是君主自我克制的美德，而“百事不会”的君主能够达成盛治，则有赖于整套制度的良性运行。
在“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宋朝体制下，君主才不需要太能干，只要守住君主的本分，谦抑，克制，选贤与能，垂拱而治。相反，如果君主太爱逞强，往往只会破坏制度的良性运行。宋史评价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正好跟仁宗的为政之道形成强烈对比。
▲ 宋仁宗临《兰亭序》手迹
【注】本文原标题为《良制养成美德，美德守护良制》
狗仔卡
发表于 2016-5-1 02:1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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