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琦：人类简史，还是人类“贱”史

源济

苏琦：人类简史，还是人类“贱”史 

原创 2016-04-22 苏琦 大家

摘要ID：ipress  

一部人类发展史就是关于人类如何“自甘轻贱”的历史：从浑身是胆技能满满、早上草莓中午蘑菇晚上烤兔的采集者，堕落成蝇营狗苟饮食单调的农民和流水线上的工人。

即使你读过《枪炮、病菌与钢铁》和《人类基因的历史地图》这样令人脑洞大开的书，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也足够让你感到惊艳，因为其中首先充满了让人耳目一新的见解，比如人类历史可能更多是一部歪打误撞将错就错的历史；比如所谓一神教固然由于想打败多神教，想让人们皈依“元始天尊”而特别富于战斗性和侵略性，但其实可能更多是伪装的因地制宜的多神教；农业的出现可能不是因为社会大分工，而是因为人们想“侍奉”天上的神明而大兴土木，而这种大型集体活动的粮食供给问题推动了农业的发展……

▲ 《人类简史》/[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 著/林俊宏 译/中信出版社/2014.11

除了这些俯拾皆是的“洞见”之外，整本书也给人很宏大叙事的感觉。视野固然足够宏观足够全球，视角也足够“俯视”，几乎是从上帝的角度来看待芸芸众生和凡碌尘世的变迁，也因此一部人类简史并不仅仅是关于人类自身的历史，同时还是一部自然史、生态史和地质史等等。

在经过近三十年在新史学指导下对小人物、边缘人物的日常命运和局部的、区域的小历史的“关爱”后，人们渐渐对过多通过森森细细的细节去填补大历史画卷的努力感到不满足，就像素食主义了大半天突然想吃肉一样，迫切希望再次跳出来看人类自身的“大历史”，这也是近年来各种全球史、新全球史、世界史和简史又呈现爆炸性增长的根源所在。

大历史的叙说若要圆满，必得删繁就简明白晓畅地抻出一根历史主线，也就是所谓的历史大脉络，否则历史不可能简明，而以己之昏昏又何以令人昭昭？

当然，“发现”历史的发展规律是一回事，找到一个合适的结构来展现是另一回事。挂一漏万是可以的，但必须让人感到“框得住”整个大历史。这时你对历史片段的截取和历史机枢的聚焦，就真正见功力了：哪些时刻和事件是历史的“奇点”，哪些趋势真正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哪些工具承载着历史的驱动力等等。

这其中最重要是找到串联历史的“关键词”，比如伊恩·莫里斯以“战争”枢纽来串起人类历史，道格拉斯·诺斯则用“暴力”及其控制来展示社会秩序的演化，而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A.罗宾逊两兄弟则以“制度”及其变迁为平台来展现国家兴衰的悲喜剧。

就《人类简史》而言，历史主线的拿捏并没有太出人意表，对于熟稔全球化叙事的我们来说，肯定觉得人类历史就是一部“大合流”的故事的说法，往好了说是题中应有之义和“正确的废话”，往坏了说还有从现状倒推历史之嫌。尤瓦尔·赫拉利的出彩之处在于用“三次革命”即认知革命、农业革命和科学革命的框架来拢住人类发展进程，并用金钱、宗教和帝国这三个承载驱动力和凝聚力的工具，来阐释四海为家的人类是如何走到“天下一家”的。

手握这些颇为新颖的组织性符号之后，尤瓦尔·赫拉利就可以从容不迫地讲述人类的故事了。而给他的故事添彩的是，他把学术通俗化，也即把《三国志》白话为《三国演义》的能力。比如讲到印度的种姓制度是作为入侵者的雅利安人为“说服”被征服者认命而“发明”出的一种秩序，让人想到马克斯·韦伯在《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中的相关论述。再比如汽车生产流水线上的工人虽然挣的比从前一个鞋匠多上许多，但从来享受不到从头到尾完成一个产品的快感，无疑是马克思关于人类“异化”的通俗版表达。

尽管尤瓦尔·赫拉利对人类大历史的把握给人以得心应手之感，《人类简史》的字里行间却充满了惶惑不安之情：人类历史并没有所谓的规律，而是充满了随机的选择，人们更多时候不是在“创造”历史，而是将错就错。人类的来时路固然崎岖泥泞，充满因恐惧而生的暴力和自以为是的偏见，未来的发展也并非全局在握，种种快速演进的科技进步或将给人类带来种种始料未及的风险。

▲ 尤瓦尔·赫拉利

此外，人类的历史也不是一个不断进步的线性的历程，人类整体福利的提高并不会一定量化为个人幸福指数的提升，很难说我们就比先人们更为幸福和强大。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人类发展史就是关于人类如何“自甘轻贱”的历史：从浑身是胆技能满满、早上草莓中午蘑菇晚上烤兔的自由自在的采集者，堕落成蝇营狗苟劳役一生饮食单调的农民和流水线上的工人。更让人瞠目的是，人类不仅自甘轻贱，还欲壑难平，不肯知足而乐，千百年来一直处于栖栖遑遑不可终日的状态。

更有甚者，人类还经常打着文明、科学和进步的旗号“作贱”世间万物，包括改造自然环境、“教化”异乡的“野蛮人”和驯养直至批量生产各种动物，结果给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原住民文化和社群的存续造成了各种或有意为之或始料未及的毁灭性伤害。

眼下人类更变本加厉地“犯贱”，竟试图超越各种伦理禁忌，制造出自己也无法控制的生化人或人工智能，从而将人类置于万劫不复的境地。

尤瓦尔·赫拉利忧心忡忡地指出，现在我们需要的是柏拉图所鼓吹的“哲人王”，能够从哲学的角度来思考人类究竟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未来，从而提前因应由“事故性创新”可能造成的种种不堪的结果。但我们现在面临的各国领袖是一群娴熟于处理当下日常事务的“经理人”团队，所以人类能否预判并处置未来的风险不容乐观。

尽管如此，尤瓦尔·赫拉利并不迂腐，而且不是反发展主义者。他充分承认科技的进步和政治经济制度的演进而给人类整体所带来的福利，这其中包括大规模饥馑的消失、暴力的消退和长期的和平等等。他只不过想打破关于“进步”的迷思，想更多表明所谓的进步可能会带来更多的问题，关于人类的种种困境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

这会让读者变得更为谦卑，如果不是更为悲观，从而能够更清醒地发现我们自以为真理在握的傲慢与偏见，其实不过是虚妄和偏执。尽管这种解构颇让人感到尴尬，但由于他的幽默、通达和某种自嘲，倒并不让人有被冒犯之感。

对尤瓦尔·赫拉利的采访堪称一次愉悦的经历，相对于他的博雅通识，他的谦逊显得相当真诚，甚至不乏羞涩之感。在采访的最后，当被问到为何在以色列这样一个小国长大，面对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组成部分的战争、冲突和恐怖主义，他却能够拥有如此超脱开阔的视野以及悲天悯人的视角，他以特有的幽默感回答道：在以色列，你要么相信世界是非黑即白的，然后择其一端而固执勇敢地生活，要么彻底超越这些。

作者：苏琦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