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鸣：四十年前靠手工制作飞机的岁月

源济

姜鸣：四十年前靠手工制作飞机的岁月 

原创 2016-04-20 姜鸣 大家

摘要ID：ipress  

从小学一年级的下半学期起，文革开始了。相比起来，技校生活，竟然是我走进大学之前，读书和职业训练相对最为严格规范的时期。

1976年4月20日，我告别了中学时代，提着蓝灰色的人造革旅行袋，沿着冗长的宛平南路一路南行，跨过老旧的髹着黑漆的百步桥，向传达室的卫兵出示了报到通知书，走进5703厂，成为厂技校的一名新生。

记得走进厂门，迎面就是一条林荫道。梧桐树刚刚长出嫩嫩的新绿，风吹过，沙沙的响。沿第一条横马路左手拐弯，是第七食堂、九车间和技校的红砖楼。厂区东面，紧挨着奔流的黄浦江。西面，隔着一望无际的机场跑道，能够眺望龙华古塔瘦长的身影。5703厂从前又叫空军第十三修理厂，此时承担着国家“七〇八工程”，研制我国第一代喷气式民航客机“运十”，后来改换了一个更为让人明了的名字：上海飞机制造厂。

那会儿，中学毕业后的未来生涯，是看家中兄姐的工作情况，分为留城、下乡和参军三途。留城又有工矿、财贸、全民、集体之细分。读技校是一种中间状态，是留城进企业工作的前导。我们班50位同学，来自徐汇、闸北两区，各具不同的家庭背景，共同点在于：从小学一年级的下半学期起，文革开始了，持续整整十年。我们的中小学教育是在动荡、破碎和不正常的岁月中度过的。相比起来，这段技校生活，竟然是我走进大学之前，读书和职业训练相对最为严格规范的时期。这应当归结于航空工厂的严格管理，归结于上海工业系统办学的优良传统。

技校是1973年建校的，采用二年学制，当时开设钣金铆接专业，主要是为本厂培养紧缺的技术工人。学校采用半军事化管理的方式，寄宿制，我们住在靠近厂区大门的简易平房里。校内的称呼，也很军校化。比如不得称呼某老师，而是一律叫某教员。校领导，也不叫革委会主任，而是就叫某校长、某书记。还有类似教务主任的教务员，叫某教务，财务人员，通称某会计。

我对于飞行理论和中外飞机知识的初步启蒙，是航空概论课教员金文好传授的。金教员是个年事颇高的老先生，向后梳着稀疏顺溜的白发。他告诉我们，是伯努利定理，即空气通过机翼的曲面产生流速的上下压力差，产生升力，将庞大的飞机托举升空和飞行。这对我们这些在中学里没有学过物理学，只读过“工基”课（工业基础知识）的学生来说，很是新奇。当时，我还从金教员处借看了《国外飞机手册》和影印的《简氏飞机年鉴》，大开眼界。我关于F15、F16、苏27战斗机、“猎兔狗”（后来改叫“鹞式”）垂直起落机、图22M轰炸机、波音747、C5A大型客机和运输机的最初知识，都来自这些宝贵的阅读。

数学教员凌林欣也是个有趣的人，他原是60年代复旦大学数学系学生，因参加某项国家保密项目提前毕业离校，后来却说他没有正式的大学学历，属于肄业。凌教员老家在上海县三林公社，讲一口带有浓郁本地口音的普通话：“同学们，迪只国是直国，迪条逼是霞逼，迪是只直国三国型！”（这只角是直角，这条边是斜边，这是个直角三角形！）

教力学的黄韵珍教员，哈军工毕业，戴一副透明塑料框眼镜。她走进教室上课时，同学们常常还在埋头做上一堂制图课的作业，班长喊“起立”，仍有不少人不肯放下手中的鸭嘴笔。这时，黄教员就会喊一嗓子北方话：“上什么课？”大家一起回答：“力学课！”黄教员会再悠扬地跟上一句：“力～学，是一门科～学。”后来这变成了习惯，每次力学课的开头，这三句问答，成为一种默契，一种开心的吆喝，整整持续了一个学期。

那时，我们的课程安排，一周上文化课，一周上实训课。教手艺，才是技校办学的本源。第一学年，学习钳工基础，第二学年，学习钣金铆接，学校有自己的实训车间。一直记得，第一次上钳工实训课，是学习锯割。带班的钱品发师傅，教我们以丁字步站在台虎钳旁，双手执锯弓，去锯一块圆钢。开始几天，许多同学把握不好角度，稍不留神就将锯条拧断了。钱师傅走过来看看，叹口气，手中递上新锯条，又再次演示持锯的姿态。“好好把握手姿”，他用宁波普通话说，“就像素拉素拉优美的音洛”。“音洛”，其实是“音乐”，“素拉素拉”，则是锯齿切割钢材的声响。

技校训练学生的体系源自苏联模式。也许苏式之中，还蕴藏有德国职业教育模式，严格、精准而有效果。第一个作业，是将一截圆钢锯割两边，用凿子凿切两边，然后用锉刀将材料锉修成一块长方体，每个方位都要达到90度。最后再锯去一条斜边，钻孔，做成一把斩口榔头。第二个作业，是将一截圆钢同样经过锯、凿、锉、钻孔，做成奶嘴榔头。第三个作业，是将圆钢再次经过锯、凿、锉，做成一个六棱柱体。第四个作业，是在一块方钢上锉出一个内六角，然后与六棱柱体进行六角镶配，要求每个方向都能交换进出，间隙达到公差标准，如此循序渐进。许多年后，我在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中，看到董建昌军长向杨廷鹤老先生讲述他自己督练新兵的七步宝典：“一，我做给你看；二，你做给我看；三，讲评；四，我再做给你看；五，你再做给我看；六，还是讲评；七，你再做。”不由会心微笑，训练菜鸟的把戏，其实都是殊途同归的。关键是起步时的正确指导，锲而不舍地用心体验和掌握。

这是十年“文革”的最后半年，无休无止的政治活动，时时伴随着我们的学习生活。这同当时的政治气氛相关，也同建国以来国营企业的传统相连。我翻阅日记，4月21日，到校第二天晚上，组织学习《人民日报》社论《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说明了什么？》和中央电话通知，分两组，与74届同学一起讨论。4月22日下午放学后，学习市委书记马天水在市万人大会上的讲话，池恒文章《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领会毛主席所说：“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那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5月10日下午，开全校大会，童校长、沈副校长讲话，动员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追查“反革命政治谣言”，促工业生产新高潮，如此等等。

完成“运十”研制是那时厂里的中心任务。进厂之后，我们学唱了一首新歌：

我们战斗在航空战线，
革命重担挑在肩，
打翻身仗，
造争气机，
为了革命把青春献。
我们学理论，
我们学大庆，
要把708送上天！
让生命发射出光芒，
一分钟也不能向党交白卷。

研制大型民航机是一个国家科学技术水平和工业水平的综合体现，是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七〇八工程，源自毛泽东主席1970年7月中旬视察上海时对当时市委负责人说：“上海工业基础怎么好，可以搞飞机嘛。”同年8月国家批准立项，决定集全国之力，花大力气将其搞上去。当时，国家的航空工业体系刚刚建立，主要任务是研制和生产军机。由上海领衔（5703厂原属于空军的而非上海地方企业）造民机，是一场突击的政治任务。三机部从全国调集大批设计技术人员来支援并建立飞机设计所，但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其实一直是存在的。这种矛盾，后来称作“受‘四人帮’干扰破坏，方向不对”，是造成“运十”最终下马的原因之一。微妙复杂的关系和上层的路线斗争，连我等学生辈都能隐约感觉，却非这篇短文所能讲得清楚的，打住不赘。

入学第四天，学校组织参观停放在龙华厂区的从巴基斯坦搞来的波音707—C320货机残骸，和按1：1制作的“运十”木样机。当初“运十”研制任务下达的时候，中国设计师都没有接触过大飞机。国内拥有的喷气客机，是作为领导人专机刚刚进口的英国“三叉戟”。

开头设计组曾讨论过三个设计方案，一是采用“轰六”翼型，机身布局采用“三叉戟”，三台发动机尾吊。但大飞机设定航程在7000公里以上，而“三叉戟”属于中短程飞机，达不到标准。再加执飞“三叉戟”最有经验的空军34师副师长潘景寅提出多点建议，实际上就是否定了该方案。二是四台发动机尾吊，类似英国的VC-10或苏联伊尔62的样子。三是四台发动机翼吊，这是波音707、道格拉斯DC-10的布局。第二、第三方案，无样机参考，无资料可参阅，其实也就是说说而已。恰好1971年12月爆发第三次印巴战争，巴铁兄弟一架来运军火的波音707，因起落架故障滞留在新疆昌吉州的阿维滩机场。设计组立即派遣数百人前去考察，后来还将飞机分解数段，运回上海。机上所有的零部件，都被拆卸一空，这对于“运十”研制起到很大的借鉴作用，各项研制工作由此陆续起步。

“运十”设计组组长熊焰坦率承认，“新疆的三个月使我国跨入研制旅客机的行列”。再后来，随着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关系解冻，中国首次进口了10架波音客机。1974年7月，民航将其第一架707-320B（民航编号“2402号”）移交给工厂，作为研制、搭载和验证各种国产设备所用。

作为菜鸟，我们当然更期待看到真正的“运十”。大飞机的总装，在大场厂区进行。5月25日，我们第一次去大场，参加“七〇八工程誓师大会”。大会在二车间（铆装车间）召开，01架样机停在车间的一侧，黄壳，没有上漆，引人向往。从厂门到会场外，红旗林立，沿途路边，排满五颜六色的大批判黑板报。总装厂房外，悬挂着一条巨大的标语：“定教雄鹰飞蓝天”，听说每个字有4平方米大。大会的口号是“学理论，深批邓，攻下01迎七一，02配套上总装！”。

把生产、科研同政治运动、政治口号连接在一起，其实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反而还会起到干扰和延宕的副作用。国庆前，上海话剧团到龙山大礼堂演出话剧《顶风飞》，剧情是东海之滨某航空工厂建造毛主席亲自下达研制的大飞机，而林彪集团为了拖延、破坏毛的战略部署，也下达改制老式的“天马式”飞机，由此引发出一场惊心动魄的路线斗争，还连接起庐山会议“国家主席”的争论，一直发展到中央航空部长同某市市委书记针锋相对的冲突。最后，林彪死党为谋害毛调动“天马式”紧急出航，女主角丁凤带队拦阻。“教导队”（即“小舰队”）固守顽抗，杀人行凶，终归失败。大飞机顶着逆风，飞上蓝天。这出戏，据说是根据市委领导徐景贤指示，为我们厂特地编排的，但情节居然连上“九一三事件”，显示建造飞机中的路线斗争，则是关公大战秦琼的胡扯。

这年9月，我们经历了毛泽东主席逝世的举国悲痛。国庆之后，学校按厂里要求，抽调几个同学下二车间参加“运十”02架铆装会战，任务是为中央翼和机翼的整体油箱铆钉连接处涂密封橡胶。我也被选中了，这样，我第一次荣幸地登上“运十”的作业线。“运十”燃油系统总载油量达到51吨，除中央翼内有六个软油箱外，中外翼内部均为整体油箱，要用金属刮刀在机翼内侧的铆钉尾部，以及蒙皮和机翼的肋框桁条连接处，全部涂上特制的橡胶，保证航空油料不出现渗漏。这个看来不起眼的环节，对于安全飞行十分重要。后来02架飞行过程证明，飞机的油密性是过关的。

▲ 中国第一架国产喷气式客机“运十”

又越数日，传来消息，“四人帮”被抓起来了。开始这是口耳相传的小道消息，但很快就人人皆知。10月15日，单位正式传达了文件，全上海到处都贴满了“打倒四人帮”的标语漫画和大字报，尤其以外滩、南京路、淮海路为鼎盛，商店的橱窗已然看不到玻璃了。康平路市委办公厅大院的大门也打开了，任人进出。我们几个同学跑进大院，一直可以随意地跑到张春桥的家里。

19日，十六所高校的大学生，率先在文化广场召开批判“四人帮”大会，将徐景贤拉来交代问题。徐在交代时不经意地提到“春桥同志”如何说，台下万余听众并无异样反应，他自己倒是意识到了，马上补充说：“我称反党分子张春桥为‘春桥同志’，我该死，我该死，打倒张春桥！”这时全场爆发出“打倒徐景贤！”的怒吼。二十日，上海百万工人、学生在人民广场自发召开批判“四人帮”大会，将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拉上台去批判。当晚，中央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率工作组来上海控制局面，昔日不可一世的造反派，皆成丧家之犬。持续十年的“文革”到此结束了。

这是我们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日子，当时称作“金色的十月”。过了十月，不去车间参加会战，全厂上下，开始批判“四人帮”。上级派来工作组，主持揭批厂党委的问题。本厂曾经出过著名的“造反派”祝家耀，当选十届中央委员并担任公安部负责人，此时自然在北京隔离审查。厂党委书记、革委会负责人，也在大会上多次交代问题。技校有位副校长，历来以“老造反”自居，给我们做入学报告讲厂史时，吹嘘的都是文革中造反和武斗的故事，此时也灰头土脸。记得某次校内开批判会，他还坐在台上。有一位教实训的徐师傅站起来痛斥他：“你这个靠造反起家的人，怎么还有资格当领导？去，把这个痰盂拿出去涮涮！”接着他就站起身来，真的端起会场一角的痰盂，低头弯腰走了出去，后来就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之外，听说是调回车间去劳动了。

天渐渐冷了下来，秋叶飘零。学校也平静下来，继续上课、实训。政治教员施安培在课堂上组织讨论农副产品为什么短缺的问题，常常举例市场上买不到海蜇和海蜇皮，所以大家背后叫他“海蜇头皮子”。钱品发师傅执教的钳工实训开始做攻丝套扣。各种文艺活动多了起来，广播里第一次传出《洪湖水浪打浪》的歌声。我们班四五个爱唱歌的男同学，经常在宿舍、教室和浴室引吭高歌，大家对未来的生活产生了新的憧憬和希望。

四十年的岁月悄然过去了。如今，技校早已停止办学，5703厂归入中国商用飞公机公司。商飞生产的新基地建在浦东，龙华厂区全部拆除，转作房地产建设。最近，我们班同学通过微信，重新恢复起联系。彼此打听，女同学全部退休了，男生还在继续工作，亦是白头鬓满霜。大多数同学，用学校教授的手艺，为国家的航空工业辛勤工作了一辈子。不少人，膝下有了第三代。

我们结伴来到大场厂区，看总装线上的ARJ21，看曾经让我们魂牵梦萦却又命运多舛的“运十”飞机，看安放在“运十”停机坪旁的“永不放弃”雕塑。我们来到徐汇滨江，天已薄暮，万里夕阳垂地，黄浦江依旧日夜流淌。技校的旧址，在“百汇园”住宅小区北面，拆成空地，等待开发。我们当年以民兵身份夜间值班的沿江高炮阵地，如今变成亲水平台和步道。5703厂最后硕存的厂房，从前铆装“运十”01架、02架的许多部件的二车间，现在叫作上海西岸· 丰谷路35号·余德耀美术馆。美术馆外墙刷着耀眼的红漆，成为文化创意产业的新天地，也给我们带来无限的缅怀和感慨。

白云苍狗，物是人非。我用谷歌地图的历史照片，做成几张插图，展示曾经度过青春岁月的5703厂龙华厂区的地理变迁，也留下上海产业升级和城市发展的对比痕迹。

大飞机又重新起步，一代人接着一代人，努力着，要将C919送上蓝天。老伙计重聚首，回想四十年前第一天走进工厂大门的情景，那时，我们多么年轻。

【注】本文原标题为《40年前的春雨秋风和“运十”工程》

作者：姜鸣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近代军事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