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发谱名敬贤,又名逸,字季高,号孑黎,乳名金发,1883出生于浙江绍兴府嵊县独乌梓村(今属嵊州市崇仁镇董郎岗村)。他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神秘人物。尽管在辛亥革命前后曾经割据一方,迄今为止却没有一篇切实完整地叙述他的人生经历尤其是黑白两道会党传奇的传记文章。现在能够查阅到的,几乎全部是半真半假的片断文字。
▲ 资料图:王金发
▍袁世凯特赦王金发
2015年12月7日,《经济观察报》刊登韩福东的《袁世凯的特赦权》一文,其中考证发掘了王金发很不光彩的一段人生经历:1912年9月22日凌晨,王金发在位于北京前门外的金台旅馆,与《神州日报》经理汪瘦岑(汪彭年)发生争吵,进而殴伤汪之腿臂,几致汪于死地。
据《申报》报道,9月21日晚上,刚刚组建的国民党在六国饭店宴请共和党理事张謇;从上海追随国民党首领黄兴(克强)、陈其美来到北京的姚勇忱、王金发,应邀出席。宴会结束后,王金发穿着出席宴会的大礼服、头戴高帽来到金台旅馆。这里居住有王金发的革命党朋友100多人,其中包括上海女子进行社的张福贞、北伐女队的林宗雪。王金发与这两位女子十分熟稔,已经连续多天到这里嬉戏打闹,并且时常在张福贞房间内闹出很大动静。
和女眷一起来京的《神州日报》经理汪彭年,恰好就住在张福贞房间的楼下,当天又恰好赶上中央政府撤回省级官制案。心有感触的汪彭年连夜执笔赶写文章,王金发与张福贞等人的吵闹声打断了他的思绪,他因此大声抗议道:“旅馆是公共地,须稍顾公德,夜深扰人清梦,于理未合!”
汪彭年话音刚落,就听到楼上破口大骂:“哪个王八蛋!”
汪彭年大怒,开门出屋高声应战。伴随着“王八蛋”之类的叫骂声,王金发直下扶梯,飞起一脚踢中汪彭年左膝。
王金发的皮靴非常坚硬,一脚便把汪彭年的呢裤和衬裤洞穿踢破,汪彭年扑倒在地,脚上拖鞋随之脱落。王金发上前对着汪彭年的脸部拳掌无数,导致汪彭年皮破血出。汪彭年跑回房间用电话将同乡叶范予叫来,由于叶范予随身带有非常强健的仆从,嘴里夹杂着“大总统请我来”、“黄克强邀我来”之类的炫耀话语的王金发,才有所忌惮,知趣地躲回张福贞的房间。
事件发生后,《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大共和报》、《民生报》、《太平洋报》、《民报》等多家报刊,联合发表致袁世凯大总统、参议院及司法部的公开信,其中明确表示:“京师为法权表率,乃敢妄逞暴行,侵犯人权,蹂躏国宪,蔑视司法,若不按法予惩,必致法权屈而贼民兴,全国望治之心因而瓦解,为此公恳立予伸雪,以尊国纪,不胜待命之至。”
慑于舆论压力,北京地方检察厅直到9月29日中午才函告各国驻华使节,得到允许后派出警员,将王金发从六国饭店拘走,由预审厅先行预审。
1912年10月初,王金发被一审法庭判处五等有期徒刑,监禁8个月。汪彭年认为判决太轻,向北京高等审判厅提起上诉。
在一审宣判之前,王金发就以缴纳300元保证金为条件“暂释候讯”。一审宣判之后,黄兴以王金发在绍兴都督任内尚有未了事件需要料理为由,准备援引刑律以每日一元的赎款共花费240元另加讼费10元,来换取王金发的释放。《申报》为此发表评论说:王金发入监,本来“可为一般自称都督、胡乱殴人者戒。克强何必而必为之保释?呜呼,予欲无言”。
在报刊舆论的广泛关注下,北京高等审判厅很快给出终审结论:维持8个月的原判,但不准赎刑。
王金发正式服刑一个月后,案件再一次出现转机。司法总长许世英依据《临时约法》第四十条,提请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特赦王金发,其理由是:殴伤汪彭年的案情,罪本无可原,“惟王逸有功民国,应否量予宽典,出自特权”。
1912年11月23日,袁世凯下发命令:“特赦王逸,免其执行。”
当年与黄兴、陈其美、王金发、姚勇忱等人一同进京的前浙江绍兴军政分府秘书长谢震,在《谢飞麟年谱自序》中回忆说:“取消分府后,季高携眷居沪,予拟入病院,旋为季高邀同赴京,有姚勇忱、裘吉生君同行。季高上书呈请出洋调查军队,考察实业,予亦在京发起慈善会,并与谛闲法师联名呈请,拟办蒙藏佛教联合会,经蒙藏院批准。旅京两月余,回沪已近岁腊,适蒙疆告警,又为季高作文呈请,自愿率所部征蒙,均不果行。”
谢震在北京逗留的两个多月时间里,先是代王金发草拟了第一份向袁世凯投诚效忠的《上大总统条陈根本大计书》,接着又替王金发草拟了第二次上书袁世凯的《呈大总统再请效死蒙疆文》,其中高调表示,要“招集旧部,率领前驱,誓当直捣库伦”。
应该说,袁世凯特赦王金发的主要原因,是他此前刚刚和孙中山、黄兴达成了一系列的政治交易。1912年9月25日,总统府秘书厅正式公布《大总统秘书厅记录大总统与孙中山黄克强两先生暨黎副总统协商订定内政大纲八条》。作为这些“内政大纲”的具体表现,孙中山一再宣称自己10年内不参加总统竞选,中华民国10年内不撤换大总统。袁世凯投桃报李,于9月9日特授孙文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并组织铁路总公司,由交通部每月提供3万元办公经费。还在路途之中的黄兴,也于9月9日与黎元洪、段祺瑞一起被授予陆军上将军衔,随后又被任命为汉粤川铁路督办。
▍王金发横死杭州城
“二次革命”爆发后,时任浙江都督的前光复会成员朱瑞,于1913年7月20日通电宣布浙江自保、不问其他。王金发在上海自任浙江驻沪讨袁军总司令,一面派人回嵊县老家召集旧部,一面亲自到宁波策动绍兴军政分府期间所训练的一标军队。
随着“二次革命”迅速溃败,藏匿在上海租界区的陈其美、王金发等革命党人,由参与缔造中华民国的功勋人士,转变成为遭受悬赏通缉的国事要犯。
1913年10月1日晚上,陈其美应孙中山邀请秘密离开上海,于10月7日抵达日本东京,入住曲町区纪尾井町3号陆惠生处,并于当天随戴季陶、陆惠生、山田纯一郎拜访孙中山,随后在孙中山亲自主持下宣誓加入中华革命党。
按照谢震的说法,“二次革命”失败后,遭受通缉的王金发(季高)“既不愿冒危难,乃匿居他处。然报纸上数数登载南方有暴动案,辄谓由季高委任,且登门索饷者踵相接”。王金发的母亲徐珍梅,为了帮助儿子摆脱来自政府当局及革命党内部的双重困扰,在代表袁世凯中央政府的几名说客诱导下,强迫王金发以“改过投诚”的方式,呈请陆军部取消通缉令。
▲ 资料图:袁世凯
1915年1月11日,陆军部下达批文:“据禀已悉,尔子王逸既未附和乱党,已准免缉。嘱其安分读书,养才待用可也。”
徐珍梅催促王金发前往北京会见陆军总长段祺瑞及陆海军统率办事处官员,王金发请客送礼花费了2万多元,统率办事处却向他提出限期拿捕韩恢、詹大悲、蒋介石、夏之麒、夏尔屿、陆惠生、姚勇忱等人的自赎条件,从而把他置于骑虎难下的被动境地。
1915年5月3日,王金发带着姚勇忱以及爱妾花宝宝,以“购地建房,奉母终养”为借口来到杭州。与王金发既是嵊县同乡又同为前光复会会员的浙江都督朱瑞,一边扣押王金发等人,一边向袁世凯密报王金发“来杭意图叵测”。6月2日,朱瑞奉袁世凯命令,对33岁的王金发执行枪决。
关于王金发之死,上海《字林西报》评论说:王金发任绍兴军政分府都督期间“敲扑取盈”,“二次革命”期间又与陈其美“隐相勾结”,王金发正法,“莫不欢欣鼓舞”。
与王金发结下仇怨的《神州日报》评论说,王金发是“损益于政府者”,所以“死有余辜也”。
另据岑梦楼于1915年在上海华洋书局出版的《王金发》一书介绍,王金发身为“绿林强盗”,初以鸡鸣狗盗,“杀人越货,扰害社会,阻挠文明”。出任绍兴军政分府都督后,不谙吏治,倒行逆施。“二次革命”后又投诚袁世凯,“欺诈同志,则得罪于党友”。加上他“豪侈不可名状”,“好吃好杀人好赌好色好穿”,被执行枪决之后,绍兴各界莫不喜形于色,欢声雷动,专门在绍兴布业会馆召开“杀王庆死会”,还“欲于东关门外铸一铁像,并叙次其生平劣迹,俾遗臭于万年”。
1916年6月6日,帝制失败的袁世凯因尿毒症医治无效而离开人世。1917年3月30日,王金发的母亲徐珍梅在陈子明、俞丹屏、谢震等人协助下,把王金发、姚勇忱的遗骨安葬在杭州与徐锡麟墓和竺绍康墓相邻的西湖卧龙桥畔。谢震在《王季高君行述》中对王金发多有溢美之词,同时又不得不承认王金发“逞其智巧,以求一时之安,又未能审慎周详”,以至于不仅身死,“且名誉亦因之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