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斯鲍姆在《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开篇，虚构了一个场景：很多年之后，地球上发生了核战，人类最终灭绝。来自外星的生命，来到地球考察，他们从残存的资料中找到了地球灭绝的原因，那就两百年来“民族”及其所衍生出来的种种概念。我们可以在霍布斯鲍姆的假象上更进一步，如果外星人想拍一部电影，来表达民族及围绕民族的纷争，他们一定会选择犹太人和以色列的故事。
20世纪以来，再也没有哪个民族的命运能像犹太人这么曲折、复杂与悲情。以色列作家阿里·沙维特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认为，如果人类历史是一部史诗大片的话，以色列就是其中最衣衫褴褛的角色。他的《我的应许之地：以色列的荣耀与悲情》，在气质上就是史诗性的，其刻意渲染的文字，最初或许会让人稍感不适，但最终会牢牢抓住读者，给人以深深的震撼。
中国公众对犹太人的看法毫无疑问是正面的，认为他们聪明、刻苦、富有；中国人对犹太人又是好奇的，2015年的畅销书《耶路撒冷三千年》超过600页，但在一年中重印了四次，恐怕是出版方都没有想到的奇迹。和《耶路撒冷三千年》那种展示连续的长历史的思路不同，《我的应许之地》关注的是犹太人的现代史，从1897到2013，这是一部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或者说是现代犹太民族主义的历史。沙维特在这一个世纪中，选取了其中的若干节点进入，他关注的不是概念和宏大叙事，而是一个个具体人物的命运。“民族”的命运，最终体现在具体的人身上，作为一个犹太人，沙维特既热爱以色列，又对犹太复国主义进行了反思，这种内部视角，让这本书比《耶路撒冷三千年》更深刻。
沙维特是这个世界上最有资格书写以色列故事的人之一。他的曾祖父赫伯特·本特威奇在1897年4月15日的夜晚抵达雅法，这是英国中上层阶级的犹太人首次踏上以色列土地的开荒之旅。本特威奇的耶路撒冷朝圣之旅，让他成为一个行动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回到英国后，他就做出决定，举家前往以色列。1897年4月，还没有“巴勒斯坦人民”，那时的巴勒斯坦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觉醒，也没有民族运动的主张，在来自大英帝国的本特威奇心中，这是一块无主之地，犹太人当然可以过来开垦。这些最初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是在搞殖民主义吗？“我曾祖父日记里的记述摆脱不了嫌疑，开门见山，他的目标，以及他所在的伦敦圈子的目标，就是将巴勒斯坦开拓为殖民地。”最近这些年，沙维特每年都要带家人到英国去旅游，英国让他有“回到故乡”的感觉，但是也让他思索，如果没有曾祖父当初的朝圣之旅，一切又将如何？
这些最初来到这块土地上的犹太人，即使在当地原住民看来，形象也是正面的。他们热爱和平，开垦土地，进行各种乌托邦式的合作社实验，有一些（比如基布兹）取得了很大成功。他们种植柑橘，出口欧美，促进了当地的繁荣。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和谐相处，甚至一起摘柑橘。但是，从一战开始，欧洲就开始零星发生屠杀犹太人的事件，欧洲的反犹是整体上的，最终在希特勒的德国达到高潮。在欧洲的处境让犹太人认识到，必须为流浪的民族找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从这个角度看，犹太复国主义不仅是正义的，也是必需的。欧洲受迫害的犹太人，不断来到这块“应许之地”，他们要在这块地上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并且在1948年实现了这个梦想。
所谓“应许之地”，来自于《旧约·创世纪》的记载：以色列人祖先亚伯拉罕由于虔敬上帝，上帝与之立约，其后裔将拥有“流奶与蜜之地”，后来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漂流四十年。摩西死后，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于大约前1405-前1350进入应许之地——迦南（约旦河以西地区），成为后来的以色列王国。但他们后来背弃了神，所以神便让犹太人散居世界各地。犹太人可以用中国常见外交辞令，宣称这块土地自古就是以色列领土。但是，那些一直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并不这么看。沙维特的朋友，巴以混血律师穆罕默德·达哈拉在农村长大，在民族上，他属于巴勒斯坦人。沙维特与达哈拉一起去拜访巴勒斯坦极端主义运动领袖萨拉赫酋长，萨拉赫诘问道：“你们的故事——圣殿是3000年前所罗门国王在耶路撒冷建造起来的——完全是纯粹的小说，而穆斯林在这片土地上真实存在了1400年。”一战后，和世界上很多地方一样，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族意识觉醒了，他们反对英国的殖民，同时也开始敌视闯入这片土地的犹太人。最终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发生了冲突，那些纳粹屠杀的幸存者，对阿拉伯人进行了屠杀，这就是犹太人的双重悲剧。
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民族主义都不同，以色列的民族主义从一开始就是自觉的。最初是殖民者，然后是欧洲逃难过来的移民，还有他们带过来的儿童。他们“来到”这里，这是一种自我选择的结果（当然，对很多逃离纳粹魔爪的人来说，这几乎是唯一的选择），这就注定了在1948年建国前后的以色列，每一个人都是民族主义者，每个人都自觉承担民族所施加于自身的命运，以色列的国家精神是集体主义的、集权的。但是这个新生国家一旦稳定下来，就会慢慢产生觉醒和怀疑的一代。
沙维特出生于1957年，这已经不是一个为了建一个国家而努力的时代，而是一个要保住这个新国家的时代，对一个孩子来说，说来就来的战争不但让人恐惧，也会让人思考。尽管沙维特和大多数以色列人一样，18岁应征入伍，成为伞兵，但他却并不像先辈们那样喜欢战争。进大学后，他就投入和平运动，后来又参加人权运动。1987年12月，居住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起义反抗以色列的军事统治，成千上万的人涌上街道。以色列出动了警察和特工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反抗民众，在几个月内，就建立了若干个拘留营，用来监禁被军事法庭定罪的数千名巴勒斯坦人。1991年，作为预备役的一员，沙维特参加了年度集训，报到后他才知道，自己要在加沙拘留营担任看守。作为一个反占领主义的和平主义者，他不愿意违背自己所相信的一切，他考虑违反法律，准备坐牢，但是最终他决定尽好自己作为记者的责任，记录下他所看到的一切。后来，他把自己在拘留营所看到的，写了一篇文章《在加沙海滩》，这篇文章后来被《纽约书评》转载。
拘留营，毫无疑问让人想起集中营，当初纳粹残害犹太人的地方。拘留营建有12个瞭望塔，让一些犹太士兵震惊的是，这些瞭望塔与他们之前在教科书中看到的瞭望塔非常相似。不同的是，那些建于20世纪40年代的瞭望塔是用产自德国和波兰的重木材建造的，而加沙海滩拘留营的瞭望塔是以色列生产的薄金属制成。当下的现实，让人想起历史，受害者的后来，如今变成了加害者，自己要做的事，却是自己从被小教育要痛恨的，这是一种阴魂不散的、荒诞的感觉，这种感觉甚至不是体现在巴勒斯坦人受折磨后的惨叫上，而是体现在以色列士兵自己的语言上。“A起床去问询室站岗，他会说：‘我去审讯了’；R看到囚犯们在战友的M16枪口下前进，他会说：‘看，行动（Aktion，德语）已经开始了’；N抱怨，这地方简直就是一个‘集中营’；M带着浅浅的微笑说，自己积攒了太多天的服役期，‘很快被提为盖世太保的高级官员’……”（226页）这些句子，和曾经的纳粹语言多么像啊，这种下意识的语言，让人思考并恐慌，甚至动摇犹太人内心对以色列这个民族国家的认同，因为以色列的合法性，部分就是建立在纳粹曾经如此迫害犹太人的基础上的。
当然，这或许只是表面的相似而已。以色列学会了反思，这是这个国家的伟大之处。离耶路撒冷神圣的犹太人大屠杀历史纪念馆不远，有个叫卡法扫罗的精神疗养院，这儿曾是一个叫戴尔亚辛的村庄。1948年4月9日，犹太人士兵袭击了这个村庄，至少100名巴勒斯坦人被屠戮，弹痕累累的尸体被一个排的17岁左右的士兵所埋葬，这些娃娃兵被送来收拾残局，最小的一位，就是沙维特的父亲，在他的余生，他所见证的恐怖场景在心中萦绕不去。1951年，以色列把这个村庄的废墟遗迹建成了精神疗养院，收容那些会伤害自己和别人的病人，这个村庄成为巴勒斯坦大灾难的核心标志，“这儿的石头房子仍然在讲述着故事：这里曾经是什么，当犹太人发疯的时候，这里又发生了什么”。（398页）
或许正是这种严肃的态度，最终让以色列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个正常国家。这个国家仍然时时紧张着，它发展出对阿拉伯世界的巨大的军事与科技优势，在外交上也用尽手段，让一个反对以色列的阿拉伯联盟难以建立，但是这个国家的国民，却正在走向正常。个人主义代替盛行的民族主义。沙维特注意到，在2000年，一个新的千年开始的时候，特拉维夫的夜生活似乎一夜之间流行起来，酒吧、性与毒品，占领了年轻人的生活，而不再是民族大义和严肃思考。“突然之间，每个人都做出了决定：够了，一切都够了。每个人都厌烦了那些废话，那些政治主张，那些恐怖袭击、宗教狂热人士、占领区、军队的预备役以及这里一直以来把每个人的大脑搅得一团糟的所有压力。”（295页），这是21世纪的青年们对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强加在他们身上的要求、约束、法令的反抗。够了，他们说。让我们生活。让我们及时行乐。
▲ 资料图：特拉维夫夜景
“最终，你可以真的生活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开始自由自在，充满乐趣。这种气氛让人惊喜，以至于毒品似乎都变成了正面的事物。以色列人的年轻人开始卸掉历史的重担，卸掉民族这一概念加在自己身上的重担。在建国50年后，犹太复国主义完结了，这是一种失败，但也可能是最后的胜利。《我的应许之地》写了很多人的故事，但我们可以在总体上把它看作是一个“民族与民族主义的故事”，这个民族国家还在，但是民族主义终于不再是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了。尽管站在沙维特这样一个60多岁的专栏作家的角度看，以色列仍然充满着危机，它周围的阿拉伯世界问题多多，但是，在抛弃民族主义的时候，以色列成了一个新的国家。
【注】原标题：民族主义的衰落与国家的新生
狗仔卡
发表于 2016-4-5 10:3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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