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亮：苏联的革命可能只是想要牛仔裤和洗发香波

源济

方亮：苏联的革命可能只是想要牛仔裤和洗发香波 

原创 2016-02-27 方亮 大家

摘要ID：ipress  

苏联解体所遮掩的那场政治转型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民众的消费需求提供着动力。叶利钦口中的民主和自由，远不如当时另一句被广为流传的口号更能代表民意：“再也不能这么活！”

俄罗斯20世纪经历的两场变革——1917和1991，都直接与物质短缺相关。1917年导致沙皇政府倒台的二月革命虽在国家现代化背景下有着复杂的起因，其直接原因却是因为人们在一战背景下买不到面包。排队购买食品的队伍多次变成骚乱大军。到了1991年，苏联的崩塌首先因为上层官僚带有政变性质的操作，而同样作为决定性因素的民意则因消费权长期得不到满足而走向反抗轨道。

俄罗斯记者瓦列里·潘纽什金在《消费者起义》一书中猜测，如果戈尔巴乔夫的那场改革可以称为一场革命，那么它的革命目标很可能只是牛仔裤和洗发香波，而不是什么多元化和人民主权。

▲ 揣着苏联护照的牛仔裤，极具时代色彩

这种判断是有根据的。至少普京的实践提供了证明，在他前两个任期内，民主倒退，民众生活水平因油价暴涨而提高，民众将这位强人看做是英雄、救世主。俄罗斯人觉得，物质需求远比所谓的民主自由来得实惠。

而苏联匮乏时代的情况更可提供某种证明。1957年，世界青年和大学生大会让苏联人第一次开眼看世界，牛仔裤等事物作为流行文化涌进了这个国家，铁幕被打开了一个洞。苏联国内很快就出现了倒卖牛仔裤的小贩，而政府则将这种标新立异的裤子视为大逆不道，为其贴上“意识形态武器”的标签，将商贩们抓了起来。

1960年，三位商贩罗科托夫、法伊比申科和雅科夫列夫走上了法庭，他们因倒卖外国产品和外汇罪被三次审判，牛仔裤是他们最重要的倒卖商品。时任苏共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当时对国外友人大骂莫斯科的地下黑市，这似乎预示了三人后来的死刑命运。

一些资料记载，在最后的陈词中，三人称：“无论如何，牛仔裤是一种很好的衣服”。

▲ “牛仔裤是一种很好的衣服”

但杀鸡儆猴阻止不了人们追求实现自己的消费权，无法阻止人们对消费现实无法满足审美需求而表达不满。赫鲁晓夫痛恨的地下经济大行其道。那三位商贩虽被判了死刑，却是苏联民众追求消费权利事业的最早殉难者。年轻人们通过各种手段去给自己搞一条牛仔裤，穿着招摇过市。这连带着嬉皮士等文化一同在苏联大厦中凿出越来越大的洞。

这些紧俏商品不光是年轻人追求新潮的目标，还深入到普通人的人际交往中，成为一种精神上的必需品，比如在苏联后期极为流行的“月球漫步”靴。这种因美国登月而流行起来的靴子在苏联也是用钱买不到的东西，只有那些在贸易、外事部门有人脉的人才搞得着。这种商品所能带来的优越感可想而知。

▲ 苏联的时尚——“月球漫步”靴

当然，最根本的仍是基本生活需求。而这已经不光是新潮与否的问题，而是连商品数量都无法保证。这引发了苏联后期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每个人每天都需要排队购买生活必需品。如果是食品，排队时间需要以小时计。如是冰箱、汽车等大件商品，那就要以月、年计。

勃列日涅夫时代，商品短缺已经开始严重。接替勃氏的安德罗波夫只能祭出无望的“改革”——抓生产纪律，以期解决匮乏问题。那时，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份报告，上面写着：苏联公民耗费在排队上的时间约为每人每天3小时。

大批克格勃被派往苏联社会各个生产领域，监督纪律问题。当他们盯上排队的人们，矛盾就出来了。一则笑话集中体现了安德罗波夫这一招的荒谬。

克格勃：“你为什么在上班时间出来排队买东西？”

公民：“因为非上班时间商店不上班。”

在那个时代，普通人根本不怕克格勃。阿列克谢维奇的《二手时代》一书中有这样的记录：苏联人们在家中厨房进行小型聚会，酒至半酣，他们开玩笑地敲打墙壁，小声对着墙说：“克格勃同志，您听得清吗？”

如此调侃克格勃的监听行为，可想而知，苏联人们在面对克格勃下来抓纪律这事时，内心根本不怕，还会带着十足的抵触情绪。

每人每天排队3小时，这自然是巨大的浪费。但解决问题的命门却绝对不在“抓纪律”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法子中。但安德罗波夫想出这样的法子丝毫不让人奇怪，毕竟他曾是克格勃头子。克格勃在经济问题上往往找不到脉门，他的后辈普京也一样。

那个时代，正是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亚历山大·阿乌赞研究事业刚刚起步的阶段。当时这位正在寻找研究目标的青年学者敏锐地注意到，经济史上的一种典型现象就发生于自己的眼前——苏联人因为商品短缺而天天排队。他发现，从八十年代到苏联解体前后，排队的人们从最初的安静耐心发展到了抱怨连天的地步。人们愈发厌倦这种天天排队又日益匮乏的生活。

一位苏联公民曾从一个城市坐飞机到另外一个城市购买低价牛肉，因为本地牛肉只剩下高价的，低价的则需排上几个小时的队。而飞机票由于政府补贴价格极为低廉，坐飞机买牛肉成了既省时又划算的选择。

这种生活图景充满了荒诞色彩，对其感到厌倦是很正常的。

当然，就像十月革命前后的历史所显示的那样，民意不是决定性的因素。1917年，民众只是买不到面包，还没到遍地饿殍的地步，他们就已经揭竿而起将沙皇赶下了台。而1920-1921年的饥荒导致500多万人被饿死，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政策引发了乌克兰骇人的大饥荒，苏联人却未能撼动体制。原因很简单，政治上处于寒冬期时，不但反抗是罕见的，其效果更是难以乐观。图哈切夫斯基1921年镇压农民起义时敢于向整个森林里灌毒气。

而到了苏联末期，就像人们不再害怕克格勃这一事实一样，排队中的民众越来越敢于表达不满情绪。阿乌赞观察到，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前，排队的人们并非没有不满，但他们普遍认为，商品并非紧缺，只是被那些有门路的人们提前拿走了。而当改革开始，食品、日用品仍然紧缺，报纸、书籍却因为“公开性”改革而愈发丰富，言论也愈加大胆。排队的人们越来越喜欢用看报纸的方式打发时间，放下报纸就与周遭人交流心得，而报纸上则写满了对苏联体制的分析，告诉了人们商品短缺的真正原因。

人们这才知道，这是一个体制问题，不是那种“内部人攫取”的阴谋论所能解释的。

▲ 这如果是某种政治温床，当没有人奇怪

在阿乌赞看来，1991年的苏联已经到了由排队引发骚乱的边缘。从其他人给的信息看，这种判断是有根据的。1991年“819事件”前，时任苏联总理的巴甫洛夫向政变组织者、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提供了一份报告，称当时的苏联已经处于食品断供的边缘。“青年改革派”成员科赫和阿文回忆称，苏联解体前已经出现了有人挨饿的苗头。而当时任列宁格勒市长的索布恰克向莫斯科发急电，称列宁格勒只剩下三天的食品供应。苏联解体后，担任列宁格勒副市长的普京面临一项紧急任务，同德国方面进行“石油换食品”计划。

在政治宽松条件下，食品断供的前夕很难不发生某种运动或骚乱，就像1917年的样子。而排队的人群将是最合适的动员机制。

最终，民众的不满以“819事件”中对叶利钦的维护表现出来，三名年轻人在那次政变中丧生，成为苏联解体过程中几乎全部的牺牲者。而清楚了当时的背景，就可认清，由苏联解体所遮掩的那场政治转型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民众的消费需求提供着动力。至于叶利钦口中的民主和自由，远不如当时另一句被广为流传的口号更能代表民意：“再也不能这么活！”

所以，这场运动是以满足消费为导向的，这解释了普京时代的政治发展。深刻抓住了时代命脉的阿乌赞将“集体消费行为”作为自己的研究重点，并在苏联解体后投身到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运动中去。当盖达尔延揽他入政府入职，他拒绝了。理由是，不可以将全部的精英都集中到高层，社会层面的发展将更具决定意义。

按照阿乌赞的判断，人们的消费需求终将促成一种政治层面的共识，哪怕它将是一个极为缓慢且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这个判断是否过于乐观，不好说，但可以肯定的是，俄罗斯人在解体后对新的生活方式的适应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保证这个国家不会重蹈苏联的覆辙。

原标题：苏联人的消费革命

作者：方亮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俄罗斯时政问题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