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记

源济

回乡记 

2016-02-17 冰点周刊

编者按：

春节期间，我们的记者回到各自的故乡。他们带着观察和分析，审视自己的故乡。在热卖的净水器中，记者记录了故乡的污染和当地人对这一切的漠视；在碗中，故乡又呈现出另外一番景象……这些社会转型期间的点点滴滴，也是我们认识当下的一个视角。

没钱，就不回家过年

本报记者 杨海 《 中国青年报 》

（ 2016年02月17日 09 版）

▲2月5日，豫南某镇集市上，几名妇女正在挑选商品。视觉中国供图

回家之前，我对假期并没有太多期待。家乡所在的小镇几乎每至年关都会切换到同样的情景：集市上会一下挤满穿着时髦的年轻人；连成片的小贩在街道中央叫卖年货；过街的小轿车淹没在熙攘的人群里，焦急地按着喇叭……

只是今年，在家乡人“年味越来越淡”的感叹声中，热闹的集市也平静了下来。

赶集的大多仍是平时留守在家的老人，在这个位于豫南腹地的小镇，往年下午三四点才会“集罢”的年集，今年下午1点就只剩下稀稀落落的人们提着几捆蔬菜往家赶。

在大家的议论中，返乡人数的减少跟今年“钱不好赚了”有关。很多没有回家过年的人不得不在外地追债讨薪，也有人因为生意赔钱不知去哪里“跑路”了。

和回家过年的人一起减少的，还有轿车。年后从镇上到县城走亲戚时，已经习惯了堵在半途中的一个十字路口，今年却能顺利通过。昔日那些乡间小路上随处可见“川A”“浙B”等外省牌照的小轿车，今年明显少了很多。

不变的是，那些回乡的人还是会聚在一起“联络感情”。男人们流连在各种酒席前，围在一起攀谈着各自的生意，竖起大拇指相互称赞着对方“又赚了大钱”。酒过几巡后，他们摇摇晃晃地走出屋子，开始小声抱怨“今年生意不好做了”，他们当中，有在外卖兽药的，有“搞沥青的”，也有“捡破烂儿的”。

卖兽药的因为“上面查得严”不能再掺假，利润降低大半；“搞沥青的”也随着房地产的降温而“整月整月地找不到活儿”；“捡破烂儿的”则要面对纸比铁贵，塑料等废品价格大幅下跌的局面。

在家乡的小镇，这三种行业曾带动农村家庭经济腾飞，他们的房子越盖越高，家里的摩托车也逐渐换成了小汽车。每年春节，这些人也都会作为“排场人”频繁出现在各种酒席中。

如今，他们也会时不时谈到“GDP增速放缓”等与这个小镇看似扯不到边的话题。他们清楚“生意不好做”是今年的“大形势”。谈到明年的光景，他们大多摆手摇头，丝毫没有前几年的自信和豪迈。

表叔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常年奔波在河北、陕西等地，经营废品收购站。他那双捡过无数“破烂儿”的手，曾撑起一个5口之家，去年还为儿子盖了新房，娶了媳妇儿。可今年，他在农历11月就回到老家，一年下来他几乎没有挣到一分钱。

因为没有压岁钱给孙女，他向儿媳妇借了1000元再发给孙女。在闭塞的小镇，这件事得以飞快地传播，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笑谈。

在众多归乡者中，邻居家媳妇“小妞”的返乡颇显意外。去年她和丈夫一起去北京打工，不到3个月，她就扔下两个还在上小学的孩子，跟一个河北男人“跑了”。去年几次短暂的归乡，我都会看到她的两个孩子到我家院子里玩耍。不管是春夏秋冬，哥哥一直把小两岁的妹妹带在身边，很少见到他们跟同龄孩子一起打闹。

媳妇“跑掉”后，孩子的奶奶曾尝试找到媳妇娘家人，拿孩子当筹码等方法都用了，但仍无济于事。时间久了，邻居家已经认命。可今年过年，“小妞”突然回家，原因是她跟的那个男人的塑料加工厂被关闭了，兑现不了承诺给“小妞”的城市生活。

受影响的不只是在外地打工或者做生意的人们，就像连锁反应一样，前几年迅速发展起来的县城服务业也比往年冷清许多。

县城的几家大宾馆，往年不到小年就会爆满，今年的入住率却普遍只有70%左右。在县城，过年期间宾馆通常不是用来住宿的，开房一般用来赌博。房客包括从各地回来的大小老板、当地的机关干部，也有普通的外出务工者。

春节过后，回乡的人们又要出发。尽管新的一年前景不够明了，但他们仍然要像候鸟一样，本能地飞向城市，寻找希望。

净水器兴盛的日子

本报记者 丁菲菲 《 中国青年报 》

（ 2016年02月17日 09 版）

每到过节，米米家的净水器生意总是最好，一天最少能卖出3台。在鲁南的这个小城镇，这已是不错的营业状况。

小镇的水质太差，即便泡着外出乡人带回来的雨前龙井、十年普洱，酸腥味也总能盖过茶的清香，扑面而来。甚至，有时水中还混杂着泥土，需要“澄一澄”才能用来洗衣服。就用这水，洗过城里人也穿的名牌衣服，女人的打底裤，以及男人的夹克衫。

于是，净水器就成了当地住户的必需品。然而，净水器敌不过水中混着的泥土， 一个月就要换一次滤芯，这意味着，每个月要多花80元，对精打细算，多少年来从未为水付过钱的乡人来说，这简直不可思议，儿女花2000元给买的净水器有时便成了摆设。他们一部分人，选择去镇上矿泉水站花两元买一桶矿泉水，用来喝水做饭，还是用旧水，“尝不出来味道就成”。

米米家的净水器生意是近3年才火起来。当然，这几年来，一批工厂在镇上建设起来，饲料厂、杀鸭杀鸡厂、塑胶厂……不少人不再外出打工，就在镇上干活儿，一个月赚个三五千元，不比外面赚得少。

镇公路上跑着的奥迪奔驰宝马，有心的乡人们能清楚地辨识出是哪位工厂老板的车，他们艳羡无比，如今儿子相亲，家里有车是吸引姑娘的大招。不过，乡人没注意到，这些住在镇上的大老板，3年前家里就开始用净水器了，那个时候米米家才刚开始销售净水器。

在镇上一户户的墙角处、锅台旁，总能看到一张大红色宣传单，那是当地镇政府的工作总结，在这个人口不足5万的镇上，“规模以上的企业21家，工业总产值 20个亿”，以黑体字标出。

有乡人为工厂今年少发了200元的过节费而怨愤，没人去在意也不会有人去在意，家门前的小河早已干涸，被垃圾占满，工厂的污水直接排入河道，甚至出现在地面上。以前，抬头可望见蓝天的院落，如今家家户户给罩上网纱，“这两年的苍蝇越来越凶”。

忍着一通数落，丁艳给父母家装上了净水器。在济南读完大学，她就回家乡县里工作。大学时她总是吐槽，号称“泉城”的济南见不到泉水，如今她早已习惯，“自己家门口连干净水都没得喝，还管得着人家”。

去年夏天，丁艳一位朋友所在的企业被关停整顿，“说是政府为了治霾”。朋友很愤慨，“上面一声令下”，早已说好的年底5万元的奖金没了。企业整顿到什么时候他和他的同事才能回去上班，谁心里都没谱。半年已去，他还赋闲在家，想着拉几个朋友“创业”。“都在提嘛，政策有优惠”。至于干什么，朋友还没想好。

朋友说的不假，虽然有人告诉他今年市里倒闭的企业有近600家，身边人最害怕的，就是“老板欠钱跑了”。可看到家门口春联上都有“互联网+”，“在家创业机会多”，朋友就觉得“创业还是个选择”。不过眼下，他得先给家里买台净水器，“水真他娘的难喝！”

跟丁艳的朋友不同，王超已经想到创业的路子，这个大专毕业的小伙子，看到姐姐在县里的化妆品店生意越来越差，想着让她把店关了，开个净水器专卖店，“有实体店，再上网弄个店，专卖附近县镇，现在污染这么严重，干净水没得喝，肯定需要净水器”。王超早把劝服姐姐的说辞想好了，“也不是说辞，是事实。现在都网上买化妆品，国外大品牌都能全球代购了，谁还来你这买这普通牌子，再说，你这也不便宜”。

王超很信自己的眼光，几年前，村里有人在家支起大锅熬油，一个月能挣两万多元，引得不少乡人眼红。他曾断定这个来钱快的好活长不了，果然没一年“整治地沟油”的命令就下来了。“得多上网，才能多了解。”他摇着手里大屏的iPhone手机说。

几百年来，生活在农村的乡人们从没想过还要为吃水而花钱。可如今，听说邻村有人因为吃水脸上长斑，手脚红肿，他们不再阻拦儿女花钱给安装净水器了，“多杀两只鸡，多熬几次油”。他们默默地计算着，要把买净水器的钱赚回来，当然，杀鸡、熬油的污水往哪排，他们从不关心，“用不着我们操这心呐”。

（文中丁艳、王超为化名）

舒适的房子，沉默的家

本报记者 程曼祺 《 中国青年报 》

（ 2016年02月17日 09 版）

▲地标性楼盘开卖时的火爆场景（图片来自网络)

自从上大学后，我过年回家的乐趣之一，就是透过车窗看路边的房子——每次回来，都能发现新的商场，新开卖的楼盘，新的院墙围住一片新的荒地，下次再归乡时，这些新的荒地又变成新的楼房。

就在我家一街之隔的地方，去年夏天，市里最大的一个地标性楼盘开建了。

据说第一天售房时，在售楼部前的花园广场上，这里、那里全是人，有人前一天就来排队。

令我意外的是，在全国楼市，特别是三四线城市去库存压力增大的情况下，夏天那会儿，这个位于长江中游某三线城市的工地居然夜里10点还在赶工，真不辜负那气派的、有专人演奏钢琴的售楼部。

也是因为这个项目，附近前一年刚翻新的小学，如今纳入了拆迁范畴，不出意外，等下一年春节，这个投入使用才一年的校园就会再次变成“新的废墟”。

今年过年回家时，工地上已经放假，不复夏日的热闹。据我妈的最新介绍，曾经夜里10点也在赶工的项目，现在逐渐放缓：放假前，每天开工是可以保证的，但原计划中，临江的两栋高层写字楼暂时不建了，预计在元旦达到某高度的我市在建最高地标也悄然无声，目前依然只矗立在售楼部的沙盘里，高达——大概50厘米吧。

虽然房价滑坡，消费疲软，但房子和商场仍在多起来，开发区和老市区之间，原先荒芜的大道两旁，如今已被一幢幢商品房连成了片。江边，千篇一律的高楼，取代了儿时记忆里，在不同年代中慢慢生长起来的风格各异的建筑。回家路上，稍一不留神，我就会拐错弯。

在这些一栋栋立起来的房子里，是一个个装修一新，越来越舒适的家。但过年的感觉是，人，却聚不齐了。或许反过来说更恰当，家族开枝散叶，人口向城市转移，大家庭逐渐分散成核心家庭，散落成一盏盏商品房里的灯火。

我爸的6个兄弟姐妹，都出生在农村，如今全已在城里买房安家，而我这一代的7个堂兄弟姐妹中，成家立业的也都各自买了新房。车也是家家都有了，回哪儿，去哪儿都方便。

对当年上学前要下地挣工分的父亲一代来说，用“翻天覆地”形容他们经历的变化并不为过。但另一方面，物质生活的提升，给“年味”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过年时，孩子们挤在一起“打地铺”是不需要了，一大家子上下十几口人，聚在老屋烤火、过夜的机会也少了，年关的那种“团聚感”便减弱了。

在房子和城市的迅速更迭换代背后，是一个个家族的结构变迁，由于中国的巨大变化和快速发展，三代人，有完全不同的生长和生活经历：爷爷一代是农民，一辈子没离开土地；父亲一代在农村出生，然后来到城市；而子女一代从小在城里长大。我家便是如此。

也许正是三代人之间的巨大差异，造成了我在春节假期感受到的那种无聊和无力：作为物理空间的家，更舒适了；而在作为心灵空间的家中，子女和父辈却少有实质性的交流，甚至缺乏交流的欲望。这既指我和父母之间，也指父母和他们的父母之间。

说说一年做了什么，生活和工作的变化都不难，但更深入的，关于世界的想法，关于内心深处的焦虑和困惑，似乎更容易向同龄的朋友倾诉。

爷爷坐得离电视很近，烤着火。如果父亲和叔叔伯伯们打起麻将来，他就一个人眼神放空，偶尔也看看牌局。吃饭的时候，他显得精神很好，有些自言自语地讲过去的事，这时候几个儿子都一起高兴地回忆起来。在这个年年举行的“忆苦思甜”环节，父亲和兄弟们喜欢回忆打猪草，捡谷子，给生产队修水库；爷爷钟情于他在70年代初带着生产队的劳动力去导弹基地修工程的故事——其实年年都大同小异。

在我和爸妈的小家里，这种无形的隔阂也存在着。我们当然也讲话，但在电视和手机的荧光之中，另一种沉默沿着柔软的沙发平地堆成重峦叠嶂，阻挡坐在两端的我们，真正走进彼此的处境。

但我们当然是为彼此着想的，父亲和叔叔伯伯把爷爷的衣食住行照顾得细致入微，而至于聊天的需求，他们双方大概都觉得是无所谓的。我习惯性地不愿意讲太多，觉得父母会放大我的悲喜，而年过半百的他们，身心疲乏了，一想到如何给子女攒钱，仍不时显得雄心勃勃。

在一段总感觉欠些什么的相聚过后，年又过去了。这不过是广厦千万中平常的一座，万家灯火中平常的一盏，万家故事中平常的一个。

猴年的新目标里，我又写了一个年年提，年年却做得不足的事：多给父母打电话。

故乡在体面中老去

本报记者 陈墨 《 中国青年报 》

（ 2016年02月17日 09 版）

▲吉林西北某市步行街。漂在白城/摄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觉得自己的家乡是不体面的。

这座位于吉林省西北角上的小城，春天风沙大，有“一天二两土，今天没饱明天还有”之称。当年骑车上学，到了学校，往往会灌了一耳朵沙土。

每到这时，我都在心中默念，考上好大学，就可以离开家了。记得每次考试结束，校长都会重复给大家打气：“X城人从这里走向海内外，包括在座的各位。”

在家乡，半天的时间能干很多很多事——所有的机构都在一起，出租车起步价走遍市区；半天的时间也可能无事可做，娱乐项目的选项确实不多。

记忆中的春节，每到赵本山小品的时候，窗外礼花爆竹震天响，根本听不见电视里在说什么。今年，一家老小坐在沙发上，人手一部手机，抢红包、聊天、点“咻咻”，偶尔吐槽下春晚。节目越来越无聊，我们也一个接一个地从奶奶家转移到对门的姑姑家，用无线网。

压岁钱支付宝转账，自家的“过年七天乐”群里，红包抢得不亦乐乎。我们像一个又一个瓶子里的人，坐在一起玩手机，家庭共同体也好像有从团圆饭向微信群转移的趋势。

过年期间，最火的地方是洗浴中心。一家人吃完饭出来洗澡、汗蒸，是比较标准的“一条龙”。家乡的娱乐项目并不多，最常见的是喝酒、打麻将，去洗个澡，十有八九还能遇见熟人。

正月初五，两家曾经看似高端的洗浴中心门口停满了车，服务生哑着嗓子招呼着一拨又一拨人，拖鞋扔得满地都是。大厅里竖着两块牌子，一块是“18元一位”，另一块“温馨提示”：“现在有的贵宾采用AA制付款，请您确认先出来的贵宾是否为您买单”。

这种突然的精打细算似乎与东北素来粗犷的风格不符。不止在小城，在奶奶家所在的省会城市，红极一时的刘老根大舞台没有了以往的风光，有名的高端商场里，导购小姐也一改往年爱买不买的高冷面孔，开始主动迎客。

这里曾有很多用购物卡消费的主顾，甚至有收卡的“黄牛”，在收银台附近盘桓，悄悄问刷卡的人要不要卖卡。春节期间要找一家高档饭店也不容易——不是像以前一样订不上桌，而是不开业。不受影响的是一家百姓商场，门口装饰着孔雀形的大花篮，人们来来往往，还和从前一样。

在家乡，没有了从前连片的鞭炮摊，商贩的喇叭声仿佛也降低了分贝。十几年前，城里修了第一条步行街，两边是一溜小商铺，开着些诸如真维斯、班尼路之类的品牌店。

还记得上学时放寒假，我和最好的朋友下了辅导班从这里经过，总要买上两串炸肉串，吸溜着鼻涕吃得香。现在，路上的地砖多已松动，垃圾少有人清，残雪和脏水结成一坨一坨的冰。当年吃肉串的朋友定居在广州结婚生子，已经多年没回家了，连说话口音都染上了一点点当地的调调。

家乡像一个老人，每次回去都衰老一些。不变的是坑坑洼洼的街道、只有在有监控的地方才被遵守的交通规则、以及穿着各色貂皮大衣的妇女们。

曾经采访过的一位社会学者，用“富饶的贫困”来形容东北的经济状况。这里有“插根筷子都发芽”的黑土地，有被誉为“共和国长子”的老工业基地。很少有人外出打工，甚至对做生意提不起多大兴致。

当年的同学，有的考去省外的大学，留在学校、银行、公检法系统，从事着令家乡人骄傲的稳定工作。有的留在省内，通过家里的关系，成了各个系统的公务员。

而父母一个惯常的路数是，在自家孩子所在的地方买上房子，等退休后搬过去帮孩子带孩子。在理发店，一个女人有意无意地说起自己去南方的女儿家，惯常的句式是“人家那……不像咱们这……”。

去年，家乡入选全国16个“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城市之一，市区道路、小区也将趁此机会进行改造。不知来年再回家时，家乡又会是怎样的模样。

碗里故乡

本报记者 杨杰 《 中国青年报 》

（ 2016年02月17日 09 版）

▲家乡的咖啡馆

春节回家前的最后一顿饭，我在北京吃了烤全羊。一边看着蒙古大汉的“开羊仪式”，一边在心里感叹：让我们以吃烤全羊的方式告别羊年吧！

整整一个羊年，我没回过老家，再往前推几年也是如此。虽然老家在地理上，不过是个距离北京100多公里的地方，但这些年在心理上的概念却日益模糊。

卡尔•波普尔说：“人类历史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历史。”同理，一个小城的发展也可以浓缩在餐馆的变迁中，存在于那些为许多宏大叙事论者所不愿提及却又在真刀真枪地影响着我们的吃吃喝喝中。

老家不属于城市，也不属于农村。我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和大部分学生时代，熟悉每一条街道的宽度和每一家饭店的朝向。

这次再回来，街道和饭店都变了样。最繁华的一条街名叫商业街，两旁的建筑兀自长高了不少，马路看起来干干净净，不再有北方城市雪后常见的那种亲切的泥泞了。当初最早的一家星级饭店不知何时倒闭了，金色的大门外空空荡荡，甚至没有一副喜庆的红色对联。

门口盘着龙的金色柱子已经褪了色。过去，当地居民往往觉得这里的饭菜华而不实，却是达官贵人们最喜欢的聚会场所。曾经在财务部门工作的亲戚说，饭店最大的赊账单位就是当地政府。

翻了翻资料，在2012年，中国饭店业实现了50多亿元的行业利润，而紧随其后的2013年，全行业就出现了超过21亿元的亏损。有人做过研究，两年来损失最大的是以高端政务消费为主要客源结构的那部分饭店。

公款消费市场的骤然萎缩像是疾风暴雨，吹打着这个四线小城的饭店巨头。听说它在倒闭前踉踉跄跄地坚持了一段时间，终于重重地跌倒，不再挣扎。在那个普通人习惯在家吃饭的年代，缺乏竞争对手、半官方背景着实让它风光过。

英雄末路，美人迟暮。这些小城旧事以新时代之名扑面而来，商业道的另一头，新开的咖啡馆门前挤满了车。

据说，这间看上去半土不洋的咖啡馆，几乎成为小城相亲的唯一指定场所。老同学笑着告诉我，每次去相亲，一定要订个包间，不然坐在外面总能遇到熟人，这实在太尴尬了。

他们心甘情愿地被社会催婚的潮流推着走，生怕踏慢一个节拍，赶不上工作、结婚、生子的人生合奏。

这里的咖啡馆与大城市迥然不同，不会在杯盘与键盘的辗转起伏间，谈成一笔生意；也不会有小资青年抱着一本书慵懒地度过一整个下午。咖啡的香气只停留在相亲男女的唇齿间，丝毫没有飘进他们的脑子里。一个小城的变与不变在悄无声息的苦涩味觉里酝酿着。

我在老家没有停留多久，只和老同学们吃了一餐饭便匆忙走了。餐厅的位置在我的遥远印象里是从未涉足的一片田地，如今门前挂起夸张的装饰，用各种不同字体写了大大小小的“羊”字。

这间以吃羊肉为主打的餐厅与大城市的精品餐厅别无二致。我盯着包间墙上的现代画看了良久，它像这些年小城的快速发展一样让我生迷。在这里，烤全羊的价格是北京的一半，大堂里坐满了食客。

印象里的家乡父老是很少“下馆子”的。除了婚丧嫁娶，人们总是习惯在家里解决“温饱”。最现代的观念和思想吹到这个四线小城总要经过层层阻挡，要么削弱了风力，要么推迟了时间。正因为这种时差，我得以回看家乡缓慢又真切的变化。

18世纪，孟德斯鸠曾用“茶杯里的风暴”来形容圣马力诺的动乱。因为圣马力诺是欧洲最小的共和国，只有1万人口，他认为那里的动乱对整个欧洲局势来说无足轻重。但对于一个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来说，饭碗里的故乡可能是观念和行为的折射面。细心的人甚至能在咀嚼声里听到一个旧时代摧枯拉朽的声音。

本版编辑：郭建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