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宁波，出了不少法学家。吴经熊、楼邦彦、龚祥瑞，都是宁波人。
这三位法学家当中，楼邦彦的名字，知道的相对较少。这也难怪，吴经熊与龚祥瑞都有自传传世。作为基督徒，吴经熊有《超越东西方：吴经熊自传》，他与美国法学家霍姆斯的通信至今为人津津乐道。此外，他还有《唐诗四季》传世。龚祥瑞也不遑多让，他的《盲人奥利翁——龚祥瑞自传》引起了广泛关注，而且他还培养了不少得意门生，晚年的忘年交则有袁岳。与他们比起来，楼邦彦留下的东西太少了，这与他遽然逝世息息相关。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刚刚开始，即将迎来春天的楼邦彦，却在1979年就逝去了，压抑许久的才华本该迎来火山一般的爆发，却最终迎来的是“千古文章未尽才”的叹息。
▲ 楼邦彦
其实，楼邦彦与龚祥瑞有很多相似的人生历程。他们都是宁波人，本科都在沪江大学念书，后来都是从沪江大学到了清华大学，念的都是政治系，师从的老师都是张奚若、钱端升等人。清华毕业后，两人都考上了留英庚子赔款，尔后都去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念书，师从的老师也是同一个人：拉斯基。抗战爆发后，两人又一同乘坐同一艘船回国，一起到西南联大任教。
这两位宁波老乡的求学经历，简直一模一样。不过，在当时，不论是钱端升，还是张奚若，似乎更青睐楼邦彦。张奚若很少轻易夸奖学生，却非常看重楼邦彦，钱端升希望将楼邦彦培养成下一个王世杰。1940年代末，以吴景超、潘光旦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编辑《新路》，原本由钱端升担任政治编辑，但此时的钱端升因为在美讲学，一时之间回不来，于是钱端升点名要求楼邦彦来代理。由此可见，钱端升对楼邦彦的器重。
钱端升、张奚若如此看重楼邦彦，想其必有过人之处，为何到了该出成绩的时候，楼邦彦没有展现出过人的才华呢？这或许与他在1949年之后过于紧跟政治形势有关。
1949年之后的楼邦彦，过于追随政治潮流，甘做驯服工具，逐渐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思考。他接受“有关部门的委派”去接触俞平伯的事情，很可以说明这一时期的楼邦彦的生活状态。据楼邦彦的儿子楼秉哲回忆：
1954年下半年，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批判活动开始后，有关部门委派他（按：楼邦彦）同俞先生经常保持接触，做好思想工作。这样的安排令人费解——据说理由是他们同是九三社员，但父亲没有涉足过红学研究，同俞先生也并不是过从甚密。我记得他常常骑着自行车去俞平伯家，但是我也想不明白，他一个政治学家，怎么去做红学家的思想工作？（《匆匆，太匆匆——楼秉哲口述：回忆父亲楼邦彦》，《浮云远志：口述老清华的政法学人》，谢喆平访问整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59页。）
让楼邦彦去做俞平伯的工作，其实就是私下探听俞平伯对这场批判运动的真实看法。“有关部门”之所以“委派”他去，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楼邦彦显得非常进步，对当时的政治号召言听计从；另外一方面，除了他们都是九三学社的社员之外，可能还与他们都曾在北大教书、曾是北大同事有关。
对这一任务，想必楼邦彦完成得不错。这可以从他当时的春风得意中窥知一二。据楼秉哲回忆：
1955年推行吸收民主人士参与政府行政管理工作的政策，他（楼邦彦）被提名，担任了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和翁独健等先生相比，他算是年轻一辈。在当时北京市法院和司法系统的负责干部中，他是唯一的党外人士。（同上，第159页。）
作为唯一的党外人士，楼邦彦参与了政府管理工作，成为了北京市法院的负责干部，这当然与新政权对他的信任息息相关。之所以对他如此信任，想必与他在1954年努力探听俞平伯的思想动态不无关系吧！
如此积极主动的楼邦彦，到了1957年，却也被打成了右派。为何如此呢？这与一个人对楼邦彦的“罗织罪名”有关。据其儿子楼秉哲回忆：
我父亲有一位宁波同乡，先后是沪江大学、清华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的同窗，他们一起在西南联大教书，抗战胜利后，又同在北大教书，相识甚久。……1957年以后发生了几桩令人极不愉快的事情，两人的关系也渐渐疏远。“反右”斗争开始后，他杜撰了“钱端升小集团”和“大法学院”方案，早已成为政法界的奇谈。在批判父亲的“右派”言行时，他把祖父20年前对他的帮助说成“拉拢贫下中农子弟”的企图。“文革”中，又编造出40年代父亲进入蒋介石侍从室任职的“故事”。（同上，第165页。）
读到这里，明眼人一眼就知道，这位给楼邦彦罗织罪名的就是其昔日的同窗好友龚祥瑞。龚祥瑞揭露楼邦彦在1940年代进入蒋介石侍从室，但据龚祥瑞在回忆录中的回忆，这份差事还是龚祥瑞给楼邦彦介绍的呢。不仅如此，当时的龚祥瑞还为蒋经国干了十个月的招生工作呢。当然，在1950年代的政治环境下，人会本能地趋利避害，龚祥瑞率先揭发楼邦彦的这些事情，当然也就争取到了主动权。
龚祥瑞如此批判楼邦彦、钱端升等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响应党的号召进行自我改造的自觉行为”，不过，他也说“但我不能不承认在这场斗争中我也有私心”。（龚祥瑞：《盲目人奥里翁：龚祥瑞自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第227-228页。）
这份私心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自保。然而，龚祥瑞的所作所为，却给楼邦彦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也给钱端升带来了巨大的精神伤害。据龚祥瑞自己回忆：有一天我到了钱端升老师家里，才坐下片刻，就来了一位不相识的客人。钱先生忙着向他介绍说：“这位就是反右大将×××先生。”（同上，第226页。）
这里的×××，就是龚祥瑞。钱端升当着龚祥瑞的面，向别人介绍他是反右大将，不无讽刺龚祥瑞的意思。讽刺背后，是对他背叛老师、陷害同学这一行为的不齿与愤怒。
1979年，行将就木的楼邦彦在医院里见到了来探望他的老师钱端升，两人相拥，继而痛哭。右派的岁月耽误了最好的年华，两位优秀的法学家独坐无语，唯剩叹息。这不仅让人想起了潘光旦与费孝通的故事。1967年，行将就木的潘光旦无医无药，在费孝通身边不断呻吟。束手无措的费孝通只好将自己的恩师拥入怀中，就这样，在费孝通的怀中，潘光旦逐渐停止了呼吸。20世纪最杰出的两位社会学家就是如此告别的。与之类似，20世纪两位杰出的法学家也是如此告别的。唯一不同的是，钱端升是来送别自己的学生，费孝通则是送别自己的恩师。
1954年，在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中，楼邦彦接触俞平伯，向“有关部门委派”报告俞的思想动态。到了1957年，楼邦彦又被龚祥瑞揭发、网罗罪名。卧底者被人卧底，告密者被人告密，这是楼邦彦的大悲剧。而当新时期到来，当政治环境发生改变的时候，楼邦彦却又遽然逝世。他看到了春天，却没有享受到姹紫嫣红，也没有享受到王铁崖、韩德培夕阳西下时的落日余晖，这是楼邦彦的另一层悲剧。双重悲剧之下，楼邦彦被人遗忘，也就不足为奇了。
【注】本文原标题：《楼邦彦的人生命运》。
狗仔卡
发表于 2016-1-29 08:4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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