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征：丁聪，希望有一天能在自由的国度生活

源济

原创 2016-01-06 袁征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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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左边，蒋介石点头哈腰，向美国人乞求金钱和武器。在右边，蒋介石凶神恶煞，捆绑农民去当兵。丁聪后来写道：“在该图中我画了两个蒋介石，以解我在国统区不能在漫画中画蒋介石之恨。”

▍一

一个人有与众不同的性格，才会有与众不同的成就。

别人都忌讳谈死，丁聪却满不在乎，甚至在中国美术馆为他祝寿的宴会上随便讲。

好多人去世要开追悼会。家属小心琢磨悼词的字句，准备跟领导争吵，一定要讨个最好的说法。丁聪最烦这一套。

他跟别人说，他死了，就把骨灰倒进马桶。亲朋好友围着三鞠躬，然后一摁开关，放水哗啦冲掉。那多痛快！

▍二

丁聪是大师级的漫画家，但他走过很曲折的路，才进了中国美术馆。

他在民国时期是有名的神童，四岁就在《世界画报》发了一张京剧人物速写。

▲ 儿时的丁聪与母亲

这自然跟家庭影响有关。他父亲丁悚是上海漫画界的重要人物。“中国漫画会”的招牌就挂在丁家门口，艺术家们常在他们的客厅聚集。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丁聪从小就喜欢画画。但父亲不赞成他继承自己的职业。

丁悚跟儿子说：“画画养不活家里人。画一张就两块钱稿费，你能登出多少？”

除了漫画，丁悚还画广告、日历和杂志封面。但他在办公室里干，家里没有画具和纸张，他也不给儿子买。油画和水彩画的颜料挺贵，小丁聪没有钱，只能抓个练习本搞漫画。这决定了他的一生。

父亲不肯教他。对丁聪影响最大的是经常来串门的张光宇和各种外国画报、画册。他学着前辈的样子，出门总是带着速写本，见到有趣的题材就画出来。丁聪的技巧不断长进，十五岁开始在各种报刊发表漫画。他后来回忆说：“第一次发表作品很开心。一两元的稿费，能用一个月呢。”

▲ 三十年代丁聪与父母

家里没有钱供他上大学。丁聪高中毕业就到《小晨报》做事，画插图，采访社会新闻，还在联华影业公司和新华影业公司的画报兼职，画过不少电影明星。他抽空到父亲工作过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画了半年人体和石膏素描。这段时间打下的基本功跟他后来的漫画风格有很大关系。

1936年，丁聪还不满二十岁，就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漫画展。他为影星王人美画的头像夸张简练，展览会开幕的第二天被外国观众买走。

▲ 丁聪画的王人美像

这幅画署名“小丁”。那是他刚开始用的笔名。因为繁体“聪”字笔画多，在漫画上写小了看不清。张光宇说：“你爸爸是老丁，你就叫小丁吧。”丁聪觉得挺好。这笔名一直用到他九十多岁去世。他自己还为这个笔名找了条理由：“小丁”的意思是小人物。“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小人物，从来没有自作多情过。我个子矮，长得丑，不喜欢罗曼蒂克。所以，就‘小丁、小丁’地叫了几十年。”

《小晨报》关门，丁聪转到有名的《良友》画报当编辑。抗日战争以前，他画过一些揭露社会问题的漫画。例如《发薪的日子》：老板把钱藏到抽屉里，却对工人说：“厂里实在一个钱也没有了。”

▲ 1936年，丁聪在《良友》画报编辑室

不过丁聪多数作品表现的是娱乐性的幽默。例如《测验》：老师叫学生讲出热胀冷缩的例子。学生站起来回答：“热天日长，冷天日短。”老师气得张嘴瞪眼。

▍三

1937年8月，日军攻打上海。

丁聪很气愤。漫画家成立了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出版《救亡漫画》，丁聪是编委。他画了一幅又一幅宣传抗战的漫画，艺术风格大变。丁聪后来回忆说：“在‘八一三’之前，我的漫画固然有爱国的积极主题，但总的来说，实在不乏小市民阶层趣味。”

因为鼓动抗日，在年底日本人全面占领上海之前，丁聪跟着张光宇坐船逃去香港。正好《良友》也转移到那里，丁聪继续为它当编辑。他还是不停地搞抗战的宣传画。

画家叶浅予从武汉带来一包照片，丁聪把它编成画册《日寇暴行录》。1939年，抗日战争宣传画展览在香港中环中央电影大厅举办。保卫中国同盟主席宋庆龄去参观，看中了丁聪的《逃亡》，买去作为同盟的宣传画，大量印发。

▲ 1938年在香港海滨，左起鲁少飞、丁聪、特伟、叶浅予、黄苗子

宋庆龄跟一些画家合影，丁聪站在她身边。他个头不高，但不像后来那样胖墩墩，穿西服，戴眼镜，只是头发有一点艺术家的凌乱，清瘦的脸上透出青春的朝气。

▲ 1939年香港抗日画展上，丁聪与宋庆龄合影

在香港，丁聪结识了廖承志和潘汉年等中共官员。年轻的画家对他们的主义没有多少认识，但觉得他们为人挺好，以后经常受共产党的影响。

他想更直接地为抗日出力，在1940年秋去了战时首都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剧团正在排练话剧《雾重庆》，讲一群北平青年在抗战时期的经历。导演叫丁聪搞舞台美术设计。他说不会，人家不松口。他一向好说话，于是拼命学，仔细想，搞出了很好的布景，还自己琢磨出一些新招。

第二年1月，皖南事变，国共冲突。丁聪不愿在重庆呆下去，经仰光、新加坡回到香港。在香港，他为《大地》画报当编辑，又被旅港剧人协会拉去为反法西斯话剧《马门教授》和其他演出搞舞台美术。

1941年底，日军愚蠢地偷袭珍珠港，美英对日宣战。中国已经被侵略多年，也跟着向日本宣战。日本不再给英国人面子，进攻香港。共产党帮助一批文化人撤走。丁聪跟音乐家盛家伦、画家特伟他们经宝安、桂林到达重庆。他和一些画家把日寇在香港的暴行画出来，举办展览。

跟共产党有关系的报人唐瑜盖了一座房子，叫“碧庐”，聚集了不少文化人。作家夏衍、吴祖光，演员金山、张瑞芳和画家张光宇、郁风他们要么住在那里，要么经常去串门。这帮艺术家是夜猫子，往往大白天还在睡觉。有人开玩笑，说他们是二流子，把碧庐叫做“二流堂”。丁聪也是“二流堂”的常客，但他没在那里住过。这段经历后来让他吃尽苦头。

▲ 1940年8月鲁迅诞辰纪念，左起郁风、张正宇、糜文焕、叶浅予、谢谢、丁聪、张光宇

▍四

他在中国艺术剧社做事。

因为他会画画，会编辑，会搞舞台美术，多才多艺，整天乐呵呵，特别好说话，是文艺圈里很受欢迎的人物，到处都拉他去帮忙。丁聪为宋之的的《祖国在召唤》和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正气歌》《牛郎织女》等话剧设计布景和服装。这些演出有的是中国艺术剧社的，有的是中国电影制片厂剧团的，还有的是怒吼剧社的。

1943年初，《华西晚报》请怒吼剧社去四川。吴祖光拉丁聪一起走，于是那个贪玩的画家去了成都。他为《牛郎织女》搞舞台美术和吹笛伴奏。丁聪是个鬼才，会摆弄胡琴和笛子。后来中国艺术剧社进川演出《桃花扇》，也是他在后台吹笛。女主角秦怡过了几十年还印象很深。

怒吼剧社一下挤满了《华西晚报》的房子。丁聪和吴祖光不约而同地看上了报社后院荷花池里的凉亭。他们叫工人用旧布景板给它装上墙壁和门窗，把亭子变成两个单身汉的浪漫雅舍。这座仙境里的小屋太吸引人了，大人、孩子都跑来看，经常把墙壁挤歪。丁聪在这里搞布景设计，还为鲁迅的《阿Q正传》画了二十四张组图。他早就对丰子恺画的阿Q不满，觉得丰先生太不认真。《华西晚报》跟他约稿，他就搞了这套漫画。丁聪的阿Q广受好评，许多人认为是经典。

▲ 丁聪的《阿Q正传》漫画

第二年春，丁聪进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教素描。1945年3月，金陵大学的外籍教授介绍他去昆明，为美军战略情报局心理作战处工作。在那里，丁聪负责搞谴责日本侵略的漫画。日本侵略者号称“皇军”，丁聪的一幅作品画了留仁丹胡子的大蝗虫，用日本军靴踩着骨瘦如柴的中国百姓。画面上写道：“蝗军吃完了我们的粮食。”

抗战八年，在生活方面，丁聪是快活的。他说：“我没有过过安定的租了房子住着、自己做饭的日子，从来没有。”“（我）在内地、香港到处流浪，身上一个子儿没有，走到哪儿吃到哪儿，朋友的家就是我的家，生活蛮愉快。”

中国文化的大敌是统治者专制，所以一再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动乱时期，知识分子生活困苦，但由于统治者的控制被削弱，文化活动却特别活跃。抗日战争也是如此。外敌入侵，政府离开首都，不能像原来那样进行控制。丁聪和吴祖光他们的创作有了较大的自由，心情相当好。

当然，他们对日本侵略军是仇恨的。丁聪的抗日漫画还是用夸张变形的手法，但主调是愤怒，而不是幽默。

▍五

1945年夏，日本投降。丁聪谢绝了去美国工作的邀请，从昆明飞回上海。

抗战结束，统治者严厉压制一切不同观点和反对分子。国民党早就非常腐败，官员在接收敌占区时大肆收刮。这使丁聪非常不满。于是，他的画笔转向对国民政府的批判。

刚到上海，他就画了《“良民”塑像》：一个石雕胸像，头盖被打开，思想警察盖了“检查讫”的印章。石像的双眼被不透明的眼镜挡住，耳朵让钞票堵上，嘴巴挂了一把大锁。

▲ 《“良民”塑像》

接着丁聪又画了《无所不在的“警管制”》：一男一女坐在沙发上，背后是一个警察巨大的阴影。当局的监视和威胁渗透了整个社会，那对男女紧闭双唇，一声不敢哼。

战后接收敌占区的过程暴露了国民党的极度腐败。丁聪画了《五子登科图》：一个肥硕的官员搂着女子，张开当官的委任状显示自己的面子，脚下是金子和车子，身后是房子。

▲ 《五子登科》

他还画了《公仆》。标题是国民党不断唱的高调，画面是瘦骨嶙峋的百姓驮着肥大的官员艰难地爬行。

▲ 《公仆》

丁聪为吴祖光的话剧《捉鬼记》《嫦娥奔月》和陈白尘的话剧《升官图》设计服装和布景。《升官图》借荒唐的梦境，嘲笑当时官场的腐烂和勾心斗角。丁聪发挥漫画家的想象，把舞台的框架做成一张大钞票，台上的柱子是金条，边上的小门是保险箱，当中的大门是铸着“太平通宝”的铜钱，穿着古怪服装的省长、知县、局长和秘书在钱眼里进进出出。这是世界舞台美术设计的杰作。话剧公演，立即轰动，连演二百场，观众还非常拥挤。当局大为光火。

▲ 1946年丁聪在上海《升官图》舞美设计现场

▍六

丁聪仍然三管齐下，除了搞漫画和舞台美术，还跟吴祖光一起编《清明》杂志。

《清明》表示争取政治清明。创刊号的编者题记说：“八年前抗战开始时，我们对国家的希望是殷切而热情的。意外在百战之后的胜利前夕，那热情却是比例地降低了。胜利后的今天，我们的心情更是濒于绝望的程度。……我们生于苦难，长于苦难，但从来没有人甘愿终于苦难。……希望有一天能够在自由光明的国度生活。那时我们歌颂、欢唱，多于过去的抗议同诅咒。”

▲ 《清明》创刊号

丁聪细心设计封面版式，认真编辑图片，把《清明》搞成当时上海最漂亮的文艺刊物。但出版杂志要得到国民党的宣传部和市政府的内政部批准。办刊物属于言论自由。经过国民党的宣传官员准许才能发表言论，那还算什么自由？《清明》出到第四期，收到“不准登记”的通知。

最后这期杂志的《致读者》写道：“第一期出版的时候，我们虽在题记里申述我们对这多难的祖国‘清明’之望，但如今则有的是血泪也洗不清的阴沉黑暗了。......这年月不是一个好人能活下去的年月，这地方也不是一个好人能活下去的地方。这样我们还苦苦维持这份刊物，原是属于不可能的事情。”

国民党把“民主”挂在嘴上，但不明白，民主是少数服从多数，前提是不同意见的共存。如果思想统一，没有争论，没有“少数”和“多数”，那就没有民主。丁聪上了当局的黑名单。1947年夏天，共产党的军队从防御转为进攻，准备夺取全国政权。为了将来成立新政府有一批支持者，中共把一些不喜欢国民党的文化名人转移到香港。

这一年中秋，丁聪参加组织以宋庆龄名义举行的游园，为转移筹款。不久，他跟茅盾一起坐船离开上海。

▍七

到了香港，丁聪在永华电影公司画海报。

那里是英国殖民地，没有民主，但有比较大的自由。丁聪画了漫画长卷《现实图》。这是他喜欢的一种画法：从左到右，展现好些不同的空间。众多人物在做不同的事情，但以各种方式互相连接，串成一个整体。画画实际上是言论表达。公民应该可以褒贬任何人，也可以画任何人。但抗战结束后，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用漫画批评蒋介石是绝对不行的。丁聪憋了一肚子气。《现实图》一面是西方，另一面是中国。在左边，蒋介石点头哈腰，向美国人乞求金钱和武器。在右边，蒋介石凶神恶煞，捆绑农民去当兵。丁聪后来写道：“在该图中我画了两个蒋介石，以解我在国统区不能在漫画中画蒋介石之恨。”

▲ 《现实图》

他仍然是很受欢迎的多面手，到处都叫他去帮忙。1948年5月，中共华南局在香港组织演出歌剧《白毛女》，丁聪在乐队里吹笛子。永华公司拍电影《清宫秘史》和《山河泪》，也是他吹笛。张光宇还拉他去编杂志《这是一个漫画时代》。

▲ 1949年香港萧红墓前，左起丁聪、张俊祥、吴祖光、夏衍、张瑞芳、白杨、曹禺、沈宁、叶以群、周而复、阳翰笙

到年底，共产党得胜已成定局，党中央着手建立全国政权。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恩来开了一个名单，打电报给香港的党组织，叫他们把那些名人送回大陆。1949年3月，丁聪上了共产党包租的宝通号货轮。同船的有作家阳翰笙、导演于伶、编剧史东山、画家陆志庠等人。现在我们还能看到丁聪和影星张瑞芳在甲板上的合照：两人迎着清晨的太阳，微笑地盼望新中国。

这样一个被请回来的画家几年后却倒了大霉。

作者：袁征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源济

袁征：漫画大师丁聪之二丨从批判别人到自己挨整

原创 2016-01-08 袁征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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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好斗的社会里，谁都可能倒大霉。

▍一

1985年，《北京晚报》编辑李辉带一个同学去采访丁聪。

他把同学介绍给丁先生，然后告辞，说胡风刚去世，要去看看胡太太。

丁聪马上问胡风病逝的情况，又讲起五十年代全国批判胡风的事。

他说：“开始我和胡风还一起在怀仁堂开会。没过几天，他就成了‘反革命’。我相信了，画了不少幅他的漫画，后来才知道......”他不知道该怎么讲下去。

停了一下，丁聪内疚地说：“这真不好。”

▍二

1949年春，他从香港回到大陆。

一群人在天津塘沽上岸，然后坐火车去北平。他们刚进旅馆住下，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恩来就去看望，聊了整整一个下午。

周恩来问丁聪，新首都设在哪里好。

丁聪是上海人，回答说：“如果建都南京，倒是离我家近。可是北平气魄大，建都在北平好。”

他对共产党官员一直印象不错。

接着是一次又一次支持新政权的代表大会。5月，丁聪参加全国青年代表大会，成了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委兼副秘书长。7月，他参加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会还没有开完，就进了中国青年代表团，经苏联去匈牙利参加世界青年代表大会和世界青年学生节。

▲1949年，丁聪在布达佩斯世界青联大会

当时共和国还没有成立，丁聪拿的是“中华民国护照”，发出时间为“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七月十五日”。但这不是过去留下的。新政权称为“人民政府”。丁聪的护照上清楚地印着：“北平市人民政府为发给护照事”。签发的是共产党的北平市长叶剑英。

丁聪从匈牙利回来，共和国已经成立。新政府要搞一份对外国宣传的画报，但共产党里没有人编过这种刊物。政务院官员廖承志跟丁聪是老熟人，叫他去弄。丁聪那时政治热情很高，二话没说就去了，头衔是《人民画报》副总编辑兼编辑部主任。他白手起家，先到上海买机器，接着招聘编辑和工人。丁聪想办法约稿，自己动手设计版面，印出来之后看清样，忙得不亦乐乎，吃在办公室，睡在办公室。

好在他单身一人，自己吃饭，全家都饱。

▍三

国民党当局在抗战结束后干得实在糟糕。共产党赶走了国民党，丁聪很兴奋，觉得中国大陆到处阳光灿烂。

有人说：“画漫画，不要讽刺，只能歌颂。”丁聪很赞成，但他对共产党讨厌的家伙绝不手软。1950年，他画了一幅漫画：一个美国军官被打得焦头烂额，脑袋绑着绷带，左手拄着拐杖，右手指着作战目标图，命令手下的飞行员轰炸中国的医院、渔船和正在嬉戏的妇女儿童。

第二年，丁聪配合全国“三反五反”运动，画了《打老虎》：“检举”的大手揪着一个胖子的尾巴，“揭发”的大手点着胖子的脑袋，胖子右手捏着“行贿”的钞票，左手拎着“贪污”的提包，一副可怜相。

1952年，丁聪在《新观察》发表漫画：美国在朝鲜受了伤的大兵哭丧着脸，举起一封信，上面写着“要回家！”而打扮成圣诞老人的美国政府官员却伸出大手，硬是把他挡在国门之外。

1954年，丁聪又发表漫画，说美国和在台湾的国民党想进攻中国大陆，但新中国无懈可击：干瘦的蒋介石站在海水里，艰难地伸着脖子。美军上将范佛里特踩着他的秃头，举起望远镜朝岸上看。蒋介石问：“将军，快告诉我，你瞅见了什么？” 范佛里特回答：“啊呀，伙计，那大陆上净是哨兵和旗帜，这，这，这怎么下得了手啊！”

丁聪是一个积极的宣传官员。

朝鲜战争时期，他听说政府派代表团慰问志愿军，就打电话给廖承志，说他也要去。廖承志说：“你要去？那就跟我吧。”于是丁聪到了朝鲜战争前线，那是有生命危险的。

后来记者问他：“这个时候是政治热情，还是就是想去看一下？”

丁聪很干脆地回答：“完全是政治热情！”

他还跟记者说：“上世纪50年代初，（我）差一点就入了党。”

当时丁聪特别希望能参加共产党。党支部讨论通过了他的申请。

领导跟丁聪说：“祝贺你！但是，有些历史上的问题上级组织还要继续查清楚。你写给支部的材料，我们都相信。但是以后如果真出了问题，你自己可要负责。”

“还要继续查清楚”的是1945年丁聪为美军工作的经历。共和国成立以后，新政府把美国当作头号敌人。在美军工作过，那可是不得了的事。丁聪讲抗战时中美是盟国，他在美军的工作是搞抗日漫画。但中美已经断交，原来的美国同事早就撤走，没有人能证明丁聪的话。

他不愿不清不楚地参加共产党，对领导说：“那就等问题搞清楚以后再入吧。”

丁聪没能入党，但他很听党的话。1955年，上头指责胡风组织“反党集团”，丁聪马上搞了丑化胡风的漫画，还跟华君武比赛，看谁画得多。

▍四

丁聪兴冲冲地日夜苦干，不知不觉到了四十岁。

朋友熟人都催他赶快结婚。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当众宣布：“小丁如果今年结婚，一切由我包了。我请客！”

其实丁聪有很多机会。他在上海，家里就是艺术界聚会的地方，好些女演员进进出出。他自己又长期在电影公司和剧团做事。现在我们还看到许多他跟演艺明星的合影。但丁聪不想娶演员为妻。他觉得不少演员表面上风光，实际上文化修养很糟。大概在20岁那一年，他就发表过这样的讽刺画。

更重要的是，他觉得演员的感情靠不住。

有一次谈到他很晚还没结婚的事，记者问：“是不是感到演艺圈里的女人太不稳定？”

丁聪回答：“太不稳定了！”

他知道一个女明星跟某导演住在一起，碰到她，就问那个导演来了没有。谁知明星已经跟了另一个导演。双方都很尴尬。

丁聪说：“她们常常换，我吃不消。我认真得很。”“我较多时间在影剧圈里工作。我胆小, 看见有些女人把男人甩了, 有些怕。我受不了被甩。”

抗战的时候，他跟一个女学生谈过恋爱，已经好到要死要活的地步。后来他去昆明做事。那女孩没有毕业，不能一块走。两人失去联系，到1949年以后见面，人家已经结了婚。

丁聪挺羡慕好夫妻的甜蜜。他看到吴祖光穿着妻子缝的丝棉袄，特别合身，情不自禁地说：“祖光，有个老婆真好！”

吴祖光的太太是评剧名角新凤霞。她笑着说：“小丁，等你一成家，就有人疼了！”

丁聪跟吴祖光比亲兄弟还亲。新凤霞给他也缝了一件。

▲吴祖光、新凤霞夫妇

他妹妹丁一薇复旦毕业，来到北京。丁聪认识了她的同学沈峻。沈峻原名沈崇，1946年在北大先修班学习，被美军强奸。共产党在全国各地发动反美示威。政府想平息事态，不让她继续上课。沈崇回到上海，后来改名沈峻，考进复旦学俄语，毕业到外文出版社当编辑。

丁聪对沈峻印象很好，沈峻觉得丁聪风趣可爱。1956年12月31日，两人结婚。那天只有翻译家冯亦代一个客人，沈峻下厨做了几个菜，就算是婚礼。这时沈峻二十九，比丁聪小十一岁。

成家以后，两人都拼命工作，自己很少开伙，常常去食堂打饭。

▲丁聪和沈峻于北京纱络胡同新婚照

▍五

这一年夏天，毛主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大家提出不同观点。接着，中央的文化官员提出文学杂志要多样化，不要都搞成“机关刊物”。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明确说：“同人刊物也可以办。”

丁聪和原来“二流堂”的朋友高兴了。他们习惯民国时期不同杂志各显特色的局面，觉得刊物清一色官办太过单调，于是申请搞一个自己的杂志。刊名想好了，叫《万象》。编辑人员有张光宇、丁聪、黄苗子和郁风等等。

1957年二三月，丁聪亲耳听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主席说，共产党要用和风细雨的办法进行整风，改掉自己的缺点，希望大家提意见。丁聪认真做了笔记，回报社向同事传达。

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鼓励使许多人讲出了多年来一直想讲的话。大家在会议上提了不少批评，有些人还贴了大字报。但丁聪没讲什么，他确实没有太多不满。领导直接动员他，说他在运动中不能落后，何况他还申请入党。

于是丁聪在会上批评《人民画报》由外行官员说了算，还批评向西方国家发行的版本政治宣传味道太浓。他不反对政治宣传，只是希望使用西方读者容易接受的方法。丁聪把政府当自己人，他的意见很温和。

谁知鼓动提不同观点和批评意见是“引蛇出洞”。上头突然宣布要反击“右派”的“猖狂进攻”。

吴祖光很快挨批。别人找丁聪，要他揭发吴祖光。丁聪却说吴祖光是好人。于是他也落了水，成为吴祖光的同伙。民主同盟是共产党之外影响最大的政党。毛主席说：“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丁聪是1944年加入的老盟员，这可能也是他倒霉的一个原因。

《人民画报》社和中国文联开了一场又一场批判会。丁聪提意见被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申请办同人刊物被说成是搞反党集团。过去批胡风，丁聪并不了解真实的胡风。这时批丁聪，人们也不了解真实的丁聪。上头叫怎么批就怎么批，大家都是整人的工具，大家都有可能挨整，斗来斗去，个个不得安生。

丁聪被定为“资产阶级右派”，丢了副社长和编辑部主任职务。工资降低四级，从每个月两百三十多元减到一百四。他结婚才几个月，就被赶出报社领导的住宅。妻子正怀孕，挺着大肚子。两人艰难地把家搬到大杂院里两个湿冷的房间。

在一个好斗的社会里，谁都可能倒大霉。

作者：袁征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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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征：漫画大师丁聪之三 | 文革中被打得鼻青脸肿

原创 2016-01-30 袁征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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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要丁聪揭发黄苗子的“反动历史”。丁聪被逼得没办法，说：“我现在才知道黄苗子这家伙坏透了。”

▍一

1958年3月，上头把中央政府直属机关的“右派”发配到国境边上最寒冷的北大荒。

正好他太太难产，连续折腾了三天三夜。丁聪只能到医院，隔着玻璃，看一眼可怜的妻子和刚生下来的男孩，一个人黯然上路。

他挨了那么多批判，觉得自己错了，但不知错在哪里。上了火车，见到老记者高汾，丁聪大吃一惊，问：“你怎么也来了？”多年之后，他跟高汾的女儿讲：“你妈那么好的一个人，怎么也成了右派？”高汾回忆丁聪的文章说：“其实成为右派的大多是‘那么好的人’，他不是也是一个大好人吗？”

北大荒的生活非常苦，干活特别累。丁聪参加修建五一水库和云山水库，挖土装筐，然后抬着死沉的筐子上大坝。这时他还是全国政协委员，理应跟政府协商治国方略。掌权的不知道是忘了，还是没把这当回事。有趣的是，丁聪竟然觉得自己在参加一个“伟大的工程”，要画一幅修水库的长卷。谁知有人报告领导，上头不准他继续画。

1959年初，丁聪调去《北大荒文艺》当美术编辑，又拿起画笔。编辑部在虎林。他在那里设计封面、画插图、搞版式和刊头，每个月把稿件送去密山，在农垦局印刷厂排版、校对和印刷，然后自己赶牛车把印好的杂志运到火车站，送回虎林。

把“右派”之类罪人发配边疆，赶到乡下，理由是“劳动改造”。如果说做苦工会改变人的思想，大概是严厉的惩罚有可能逼人改弦易辙。丁聪吃了很多苦，思想却没有多大变化。在北大荒，他自己画了不少画。在密山等杂志排印是他创作的最好时机。那些他自己选题的作品说明，丁聪还是揣着一颗宣传干部的心。

例如《听北京的声音》：晚上，几个农场职工在宿舍里关切地围着一部收音机，表明边远地区的工人跟党中央心连心。

当时农垦区不是七天休息一次，而是十天休息一次，叫“大礼拜”。丁聪画过一幅《大礼拜》：休息天，农场职工下棋，看书报，聊天和拉琴，轻松愉快。他把画拿给《北大荒文艺》的一个同事看。那同事后来说：“他过分美化当时的生活了。”实际上，农场的人往往十天也捞不着一次休息，要连续干几个月才停一天。“我在生产队时，碰到难得一次的大礼拜，连洗衣被、捉虱子都来不及，哪有空闲来看书报、下棋和拉琴！”

这是一种流行的症状。好些人眼睛看到了事实，但动手创作、写文章却有另一个固定的套路。

离开北京之前，领导说让丁聪在北大荒干一年。结果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丁聪还在那里。他不能回家看看妻子、儿子，家里人也不能来探望他。大概坐牢也不该如此。把人定为“右派”，本来就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怎么惩罚这些另类，一点规矩都没有，全看主事者的心情。

▍二

1961年初，上头突然命令丁聪他们全部撤回北京。

漫画家第一次跟自己的儿子在一起，那男孩已经三岁。所有机构都不肯接受丁聪。他只能耗在家里，加工在北大荒起草的画稿，画画妻子和儿子，画画邻居的小姑娘，画画家里住的大杂院。其中《母与子》画丁聪的太太和男孩，线条简练夸张，特别传神有趣。

丁太太忘了难产的剧痛，想要一个女儿。中国古代有株连亲属的野蛮风气，后来得到“阶级分析”的辩护，继续盛行。丁聪对太太说：“再生一个小右派，长大了能有好日子过吗？”两人不愿造孽，打消了多要一个孩子的念头。

一年之后，政府“摘掉”丁聪的“右派帽子”，让他去国际书店画推销材料，过了几个月，又把他调到中国美术馆。“摘帽右派”还是低人几等。丁聪到美术馆，不是搞创作，而是在展览部打杂：写标签、挂画、搬展品。

老报人龚之方三十年代跟丁聪一起编过画报，后来到北京参加办《新观察》，1957年也成了“右派”。这时他刚刚“摘掉帽子”，由文化部副部长夏衍介绍，为香港《文汇报》当驻京记者。龚先生找到丁聪，说要搞个专栏，叫《北京小事记》，每星期发些短文，请丁聪配图。

丁聪后来说：“当时在内地还不允许我发表作品，有此机会，我高兴地答应了。每幅画虽只给三元稿费，但对我这样一个‘摘帽右派’来说，也像是天上掉了馅饼。”

《北京小事记》1963年开始发表。丁聪配的漫画线条流畅，装饰性很强，是他一生最甜美的作品。比如《看“卖肉”》：画面上的大婶挎着装满食品的篮子，满心欢喜。卖猪肉的售货员笑脸相迎。他面前的桌上放满切开的肉，身后的架子挂着一扇扇猪。售货员先问顾客做什么菜，然后建议买哪个部位的肉。

又如《京师春蔬》：漂亮的少妇左手挎着大篮子，青菜满到外头，里面还有蛋和一只肥鸭子。她右手提着两条鱼。鱼太大了，为了不让鱼尾拖到地上，少妇不得不抬起胳膊。食品很重，但她心里的愉快明显写在眼角眉梢。

这时中国刚从极端严重的经济困难里挣扎出来，北京的食品供应还相当紧张。市场上没有那么多猪肉，居民不可能一下买到那么多塘鱼。事实上，因为百姓家里没有电冰箱，除非是抢购，不然也不会一次买一只鸭子和两条大鱼。丁聪的画严重溢美。

开设《北京小事》专栏，是因为香港《文汇报》、《大公报》和另外三家报纸按统一安排，“宣传内地社会主义新生活”。丁聪起的是宣传员的作用。但情况古怪到连这么甜蜜的颂歌都不能唱下去。退居二线的毛主席指责政府文化部门“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1964年，中国文艺界“整风”，和平成为罪过，极端主义横行。《北京小事记》也停了下来。

在接近两年的时间里，丁聪为香港《文汇报》搞了几百幅小甜品。

▍三

随便说人是敌对阶级，社会就变得很残酷。斗争的口号越喊越响，结果闹起“文化大革命”。

中国美术馆的红卫兵抄的丁聪的家，想砸什么就砸什么，想拿什么就拿什么，留下一片狼藉。不久，丁聪被关进美术馆，天天挨批、受审、写检查，其余时间洗厕所、扫楼道、烧锅炉。1967年12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整版文章，大字通栏标题是《粉碎中国的裴多菲俱乐部“二流堂”》。丁聪成了中央点名批判的反革命集团成员，处境更惨。

▲ 批判二流堂战报

红卫兵说他做了某种坏事，他说没有，马上挨揍。丁聪觉得没道理可讲，认罪未必从宽，辩解肯定从严。后来红卫兵说他有什么罪恶，他一概承认。但是，污蔑别人的事情，他绝对不干。

美术出版社的红卫兵过来审问，讲了一大通黄苗子的“罪行”，要丁聪揭发黄苗子的“反动历史”。

丁聪被逼得没办法，说：“我现在才知道黄苗子这家伙坏透了。”

红卫兵以为他会讲出什么事情，一下子来了精神。

丁聪接着说：“他干了那么多反革命的勾当，竟连一件也不告诉我！”

红卫兵竹篮打水，把他狠狠揍了一顿。

丁聪说，他因为别人挨打比因为自己挨打还要多。他跟记者描述，红卫兵逼他跪在地上，抽出挂窗帘的铁条使劲揍。丁聪一再被打到鼻青脸肿。

有人说那是报应。这样的讲法太苛刻。丁聪批过胡风，做过错事。但是，不知道错，却做了，那是傻。明知道错，还去做，那是坏。当时中国人走上一条从来没有走过的路。丁聪感情用事，没有独立思考，跟着别人瞎干，那很傻。倒是有了前辈留下的教训，知道对错，再做那样的事情，这就是坏了。

打倒刘少奇之后，掌权者想换掉原来党政机关和文教机构的人，把他们赶到农村“五七干部学校”。1969年，丁聪去了河北宝坻的“干校”，不久迁到团泊洼。这里是刑事犯服刑的农场，画家跟小偷强盗为伍。他先放羊，后来养猪。

“文化大革命”专整刘少奇主政时有地位的人。丁聪的父亲被说成是“反动学术权威”。有一次红卫兵抄家，老丁先生身体有病，又很生气，当晚去世。这时丁聪在“干校”，领导不准他到上海奔丧。

1971年，林彪在外蒙摔死。丁聪终于想通了。情况已经很明显：那么多年，斗来斗去，整倒刘少奇，把林彪立为最高领袖的接班人；没多久，又说林彪是坏蛋，肯定是最上头出了大问题。

那时丁聪还被特别隔离，林彪死了也不让他知道。当然，那么大的事，瞒不了任何人。丁聪成心装傻，见到监管“五七干校”的军官，就大声重复原来全国统一的口号：“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那些大兵也拿他没辙。

1972年，丁聪的太太生病，要做手术。他去请假，领导答应手术前让他回北京。太太住进医院，丁聪拿着电报去请假。头儿却变了卦。后来丁聪才知道，那时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丁聪抗日时在美军工作过，当局觉得他有美国特务嫌疑，所以不让他进首都。

▍四

1974年，团泊洼“干校”的人几乎全部撤回北京，丁聪却被发配到大兴黄村“干校”。

没有人跟他讲任何原因。大家估计，那是因为他三十年代在上海编过电影画报。当时江青是被人瞧不起的小演员，后来权倾天下。“文化大革命”中，知道她底细的人个个倒大霉。丁聪也不能例外。

黄村“干校”原来是个林场，丁聪来的时候已经没有几个人。他孤零零地管着一群猪。

这段历史留下了太多的教训。

作者：袁征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华南师范大学教授。

源济

袁征：讽刺作品可以测量执政者和人民的雅量 

原创 2016-02-08 袁征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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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不够，丁聪故意不吃药。医生复查，说血压还是高，又给了一个星期假。丁聪后来说：“没想到生病还有这么大好处，我终于把这套插图画完了。”

▍一

1976年9月下旬，丁聪从乡下回到中国美术馆，还是干跟过去差不多的事：扫楼道、洗厕所、给花木剪枝浇水。“文化大革命”闹完以后，又轮到上头派的工作组审查他。

不久，美术馆搞一个庆祝打倒“四人帮”的漫画展，叫丁聪去写标签和挂画。他看到有好多写错作废的标签卡片，手又痒痒了。他还顶着“美国特务”的嫌疑，不敢画时事漫画，就想搞点插图。中国以人划线，伟人的东西都是好的。丁聪觉得画鲁迅小说的插图最保险。

他还被关在美术馆，不能回家，就用早晚和午休时间弄草图。画稿出来了，碰上体检。大夫说丁聪血压高，给了一个星期假条。他高兴极了，回家把草图画成定稿。时间不够，丁聪故意不吃药。医生复查，说血压还是高，又给了一个星期假。丁聪后来说：“没想到生病还有这么大好处，我终于把这套插图画完了。”

1978年秋，领导宣布，丁聪不是美国特务，但“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不过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一律平等。既然属于人民内部，就是堂堂正正的公民，跟所有人平等，不该受任何歧视。但有些官员似乎不明白这个道理。

过了一段时间，“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变为“有政治历史问题”；再过一段时间，又改成“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翻来覆去，丁聪一直得不到正常的公民身份。到1979年春，美术馆的领导通知丁聪：他1945年为美军工作不属于反共，所以没有政治历史问题。“二流堂”骨干有反革命言行的说法也不能成立。

这时他已经六十三岁。

▍二

也在这一年春，《读书》杂志创刊，请丁聪当编委。

这个杂志在第一期就打出“读书无禁区”的大旗。这在当时，实际上到后来，都是非常勇猛的口号。《读书》很快就成了中国影响最大的期刊。丁聪从一开始就为它设计封面和版式，还在每一期发表时事漫画。

上头没说“反右”搞错了，但决定给“不应划右派而错划了的”人改正。结果除了极少数例外，几十万“右派”都被认定为“错划”，错误率是99.99%。1980年2月，丁聪也得到“改正”。直到这时，他才摆脱了所有加在他头上的罪名。他知道，“反右”根本就没道理。被判为“右派”，也不是他的耻辱。丁聪对朋友说：“我是‘右派’，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右派’；1958年是‘戴帽右派’，1962年是‘摘帽右派’，现在是‘改正右派’，将来死了，是‘已故右派’。”

1984年，《瞭望》杂志编辑陈四益写了一些引人思考的短小寓言，请漫画家华君武配图。华先生觉得文章写得不错，但其中不少是古代故事，配漫画要查当时服装、房屋、家具和器皿之类资料，很费力。他觉得丁聪读书多，叫陈四益去找丁聪。

陈四益拿着华先生的推荐信拜访丁聪。他知道丁先生是三十年代就出名的画家，没想到丁家只有两个小房间，一间岳母住，另一间丁聪夫妇住。房里桌上、架子上、地上和窗台上都是书。丁太太睡的小床只能晚上打开，白天收起。

丁聪看了几篇陈四益带来的短文，抬头说：“有意思，我画。”

从此他们合作了二十多年。

陈四益原来打算搞一百篇，叫《新百喻》。但他们的作品很快就达到二百，于是改称《双百喻》。也在1984年，《北京晚报》编辑李辉请丁聪为《居京琐记》专栏配图。这个栏目每个星期发表老文化人在北京生活的感受，丁聪给文章作者画像。

1990年，《读书》主编沈昌文请陈四益和丁聪把作品发在他的杂志。从这时到2006年，每期《读书》的封二都是陈四益的短文和丁聪的漫画。有时封三也成了他们的地盘。陈丁的作品很受读者欢迎，是《读书》的明星栏目。

1996年夏，丁聪尿里带血。太太要他去检查。

丁聪抗议：“好好的身体，哪儿也不疼，看什么病？”

老伴硬把他拉到医院。

全身查了一遍，大夫说：“心、肝、脾、肺、血压都很好。”

丁聪一听，心花怒放，提起衣服，准备打道回府。

医生接着说：“按你现在的情况，应该尽快做手术。”

原来丁聪的肾有个囊肿，要切除。他立刻成了泄气的皮球。

回到家，丁聪不是着急休息补身子，而是给陈四益拨电话：“过几天要进医院了，有写好要画的这两天可以送来。”

对他来说，画画比性命还重要。

▍三

就在动刀子的时候，中国美术馆、中国艺术家协会艺术委员会和全国政协书画室举办《丁聪艺术回顾展》，庆祝他从艺六十五周年。陈四益参观完展览，去医院看丁聪。

丁聪对陈先生说：“肚子里的五脏六腑似乎都还没有归位。”

陈四益笑起来，跟老画家讲：“大病初愈，悠着点。”

丁聪似乎很赞成，回答说：“对！”

但一离开医院，他比原来干得更猛。陈四益说，光是他们两人一块搞的专栏，就有《读书》的“诗画话”、《文汇报》和《方法》的“唐诗别解”、《新民晚报》的“新竹枝”和《漫画世界》的“古呆逸事”。丁聪还跟汪曾祺、谭文瑞、何满子等先生的合作，另外他在《读书》上开了自己的专栏，许多报刊会临时约稿。丁聪又负责每期《读书》的全部版式设计。“这样大的工作量，年轻人也望而生畏，但丁聪却以八十高龄、大病初愈之躯，全力担承。”

第二年，丁聪跟人说：“现在是忙得够呛。本来该休息，可是考虑快死了，再挤一点时间。”

他觉得过去耽误了太多日子，所以拼命干。

2002年，丁聪对记者说：“今年我已八十六岁，每周固定要为《今晚报》画一张画，每月要为《读书》杂志画两张画。”不算临时约请，光是这些固定的任务，就是每个月六幅画。

又过几年，他告诉记者：“老伴笑我每月为杂志画画时，就像妇女难产一样，痛苦几天几夜，终于生出来，大舒一口气。即便这样，下月我仍想再生几个孩子。能出来就是我最大的快乐。到九十岁还能画漫画，你说能不快乐吗？”

▍四

丁聪把生命里最后的气力都用于创作。“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画的漫画比过去的总数还要多。这些新作品大致包括四类。

第一是图书封面和插画。丁聪为朱光潜的美学著作，为鲁迅、老舍、茅盾、王莹的小说和杨绛的散文集、新凤霞的回忆录搞了封面和插图。

第二是电影海报。丁聪为《阿Q正传》和《甜蜜的事业》等影片画过广告。

第三是人物肖像。《读书》杂志创刊，丁聪搞版式。文章作者的黑白照片用网纹制版，总是印得不大清楚。丁聪把照片改为线条勾勒的漫画，效果极好。他善于捕捉和夸大作者的性格和外貌特点，画得很传神。于是其他报刊纷纷约稿。《北京晚报》上《居京琐记》专栏每个星期的作者像，同样是丁聪的手笔。编辑把作者的照片寄给丁聪，往往是一幅正面、一幅侧面，丁聪几天内把漫画寄到报社。

丁聪画了巴金，画了老舍、沈从文、邵燕祥、端木蕻良、冰心、吴冠中和冯骥才，几乎画遍了当时最有名的文化人。后来他太太把这些肖像编为《我画你写》，加上像主本人和朋友的短言，结集出版，成了一部艺术化的中国现代文化史，相当轰动。其中画得最好的是几个性格突出的名家，例如萧乾、钱钟书、杨宪益和张光宇。丁聪寥寥几笔，就表现了他们的风趣和狡黠。

第四类是时事漫画。这是丁聪画得最多的。

他画一些官员对文艺的态度：一只刺猬瘪着嘴，垂头丧气地躺在手术台上。医生把它身上的刺一根一根拔下来。漫画的题目是《刺猬如果没有刺就可爱了》。那大夫显然是个粗人，肥头大耳，胡子拉碴。但铁钳在他手里。

另一幅漫画叫《监督》：一个文人在灯下写文章。背后有个巨大的身影，粗壮严厉，穿一身干部服。文人胆战心惊，一边写，一边转头往后看。还有一幅《危险的职业》：瘦弱的知识分子端着一支笔走在细细的钢丝上。一阵狂风怒吼：“左了！”又一阵狂风怒吼：“右了！”忽左忽右的大风吹得知识分子极度紧张，一头冷汗，摇摇晃晃，随时可能摔死。

丁聪批评当时法制不健全。1987年，他画了《<读书>百月生日气象记录》：《读书》杂志是个小女孩，双手紧紧握住伞，弯着腰，使劲顶住大雨。天上有乌云，也有太阳。画面上写道，“天气：以晴为主，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风力：二三级，间四五级，阵风六七级。”

法律是稳定的规则。如果依法办事，管理长期不变。百姓知道怎么做不会犯规，所以有自由。政策多变，那是人治，不是法治。

▍五

1998年春，丁聪画了一幅彩色漫画，抱怨不讲道理的经济发展：爸爸、妈妈带着孩子在北京车公庄。背景是挤成一团的大小汽车。画面上写着：“空气污染指数：207。空气质量级别：IV。”爸爸和妈妈被污浊的空气呛得睁不开眼，眉毛皱成八字。一家大小都戴着防毒面具，背着氧气袋。漫画的标题是《全副武装》。

丁聪还画过这样一幅画：远处是一个个树桩和成片高楼。华南虎可怜巴巴地蹲在笼子里，歪着头，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一位先生隔着铁栏教训它：“山林梦就不要再做啦。深山开发啦，老林砍伐啦。放你回山，死路一条。能关在这里，算你有福气。你别不知好歹！”

陈四益当了《瞭望》副主编。有一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他约丁聪搞一幅漫画做杂志封面，主题是：“村骗乡，乡骗县。一级一级往上骗。”

陈先生后来对记者说：“那时候好多人说我太大胆。怎么人代会期间也敢用这样的封面，而且《瞭望》是进大会会场的杂志。我倒是觉得没关系，也发现代表们挺喜欢看，看了都笑。”

陈四益眨了眨眼，接着又说：“当然，我们还是省掉了最后一句：一骗骗到国务院。”

丁聪也讽刺自己的同行，嘲笑知识分子。他画了《不倒的抬轿子的人》：无耻文人专为当官的抬轿子，谁上台就说谁了不起。坐轿子的一个个下台倒掉，抬轿子的却安然无恙，好像过去吹捧后来挨批的大官没错，现在吹捧赶走原来坐轿子的也没错。

作家萧乾特别赞赏陈四益和丁聪合作的短文和漫画。他说：“社会是否健康，有无生命力，标志之一是有无讽刺文学。讽刺文学的兴衰，最能看出一个社会或国家有无向上的倾向，还可测量上至执政者、下至人民的雅量。”

他觉得“陈文丁画”可以列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最突出的艺术成就：“只差一年多二十世纪就成为历史了，倘若有人要我列举这最后十年间，我们在文化上有什么特殊贡献，在我所举的众多成就中，会把丁聪、陈四益合作的这些漫画诗文列举进去。”

作者：袁征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源济

袁征：丁聪，画了七十年漫画却依然买不起房 

原创 2016-03-21 袁征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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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聪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一些画家年纪轻轻就能买车、买房子。我是画了七十年，至今既买不起车，也买不起房。积数十年之稿费，我只能买几扇门、买几扇窗，看着别人住新房。”

▍一

丁聪名声很大，但他一再讲：“我不习惯于应酬画，也不会画应酬画。”

别人都不信。

有一次开笔会，人家请他画。丁聪说不会，人家以为他谦虚。丁聪没办法，只好拿起笔。结果他坐在那里连续画了四五个钟头，逼他画画的人都等得不耐烦，大为后悔。

丁聪画画认真到死板的地步。他的规矩是，别人画过的不能画，自己画过的也不能画。每幅作品都要画得新鲜。作画的时候，他总要先起小稿，然后用铅笔搞草图，最后用墨或颜料弄出正式作品，一步也不能少。

他跟记者说：“[全国] 政协我参加过五届，至少当过二十年委员。集体作画我不参加。大家跑过去噼里啪啦画，我去干什么啊。他们胸有成竹，把竹子拿出来就行了。我画漫画，画一张要想一张的意思，......怎么画啊！”

丁聪的名言是，“不费劲的画，我画不来。”

丁聪不倚老卖老，年过八十，还跟人说：“我现在很痛苦，自己的漫画在技巧上、思想上新的东西不多。总想变变样子，但总变不了，画着画着就是老样子。”

这样讲太苛刻。他一直在追求技巧的进步，即使被赶去修水库或者养猪，也没有停手。对比“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和1949年以前的作品，丁聪用笔的本事显然提高了。转折点是六十年代的《北京小事记》。他一生努力，让自己画得好些，再好些。

画漫画不赚钱。丁聪原来住得很窄，后来住得宽一点，都是美术馆分的房子。即使是最后的家，也不阔气。他的工作室只有七八平方米，对着一条很吵的高架桥。丁聪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一些画家年纪轻轻就能买车、买房子。我是画了七十年，至今既买不起车，也买不起房。积数十年之稿费，我只能买几扇门、买几扇窗，看着别人住新房。”

好多朋友和商人鼓动他画国画。丁聪当然有这能耐。他名气大，赚钱并不难。人家跟他讲：“你画我卖。你画一张，我卖一张。包你发财。”

但丁聪没动心，跟记者说：“我就不卖画。脑子里压根儿就没经济这根弦。愚就愚，迂就迂呗。”

▍二

他由着性子来。

丁聪写道：“我一生喜欢画漫画，但从几十年的经验看，画了也白画，白画也要画。作为一个正义的知识分子，看见不平或不合理的事就要说，但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

丁聪恢复了1949年以前自己动脑思考、不平则鸣的习惯。

他说：“漫画是什么? 它主要是做剔除工作的，就像外科医生主要是把有病的肌体拿掉一样。而剔除是为了社会更纯净、更美好；这就是说，剔除中有追求， 剔除中有理想。如果漫画家也要以歌颂为主，那就像外科医生不做手术，只跟病人传授如何增加营养一样。”

他不赞成说好话才是“主旋律”的讲法，主张批评也是主旋律：“歌颂真善美是主旋律，揭露假丑恶同样也是主旋律。把丑恶的东西揭露出来，让其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同样是维护真善美。”

丁聪个子矮，中年以后发福，整个人圆滚滚，年老又瘦下来。但他一直以“弥勒佛似的微笑”闻名，一年到头总是笑嘻嘻，本身就是一幅漫画。可是，美术馆的同事为他塑的铜像却完全不是弥勒佛的模样。

雕塑家裴建国解释说：“塑像的过程其实是作者对塑造对象的一个深入了解的过程。通过丁聪像的塑造，我和老先生的接触多了，交流多了，对他的认识深化了。不要总看他笑呵呵的，他的内心其实充满着苦闷。”

丁聪的老朋友也这么看。诗人邵燕祥写道：

“都道丁聪性格绵，常开笑口一年年。
岂知向晚潮来急，每对青冥怒问天。”

有一次，一个高官请丁聪和另外几位漫画家吃饭，鼓动他们拿起笔揭露腐败，说他要为画家们撑腰。可过了没多久，那高官自己就因为腐败倒了台。

丁聪把这事告诉裴建国，叹着气说：“这叫我怎么画！”

▍三

他觉得许多官员喜欢听好话，不愿听批评。做错事的气壮如牛，提批评的反而躲躲闪闪，如同做贼。丁聪对记者说：“现在画漫画仍然控制得很严。画讽刺漫画的，反倒像小偷一样，又想说，又不能让人抓住把柄，被人来个猪八戒倒打一耙。”

他一再讲：“现在没有气氛画漫画了。我不适应于今天的时代。今天应该是说‘好’的时代，是耳朵听不惯说‘不好’意见的时代。”“最近画不出来了，实在难画。你总归要画一点让某些人不舒服的。喊好，喊不出来，肉麻啊！”

九十岁那一年，丁聪跌倒两次。第一跤摔断了股骨。一个多月以后，他能拄着拐杖走路，还为自己和陈四益合作的两本书题了书名。

不久他又跌了一跤，碰伤了头。陈四益带着刚印出来的书去医院。

丁聪看了一会，认不出那是自己的作品，称赞说：“这个人画得真好。”

他们夫妻老是开玩笑。丁太太问：“那么你要不要向他学习?”

丁聪知道老之已至，叹了口气，说：“唉，来不及了。”

过了几天，他的情况好转，认得那是自己的画，对陈四益说：“为啥那么多年前的画，跟现在的事还那么像？”

陈四益也觉得他们过去用文字、用漫画批评过的事情还在不断发生。

丁聪早就发过牢骚：“画漫画有个屁用！”

牢骚归牢骚，他还是不停地画，知其不可而为之。

当然，他不是完全无私。丁聪自己豁出去了，但他不愿让孩子再冒这个险。他的儿子学计算机。

记者问丁聪：“你是子承父业，但你的孩子没继承你，这是什么原因呢？”

丁聪觉得答案太明显：“我当然有意识不让孩子画画......漫画是最容易出问题的。我就一个儿子还叫他画漫画啊？这是性命攸关的啊！”

▍四

丁聪觉得自己的太太很了不起，说“她除了画画不会，别的没有不会的”。

实际情况是，丁聪结婚以后变蠢了，除了会画画，别的全不会。他太太爱管事，也能做事。丁家的客厅挂着黄永玉画的彩色鹦鹉，边上题款：“鸟是好鸟，就是话多——沈峻大婶指正”。客人看了都笑，丁太太不当一回事：“这是黄永玉寻我开心。”

丁聪懒惰，画画之外，万事不管，对太太言听计从，左一个“家长”，右一个“太君”，甚至把沈峻尊称为“政府”。他太太原来在外文出版社当编辑，一边工作，一边照顾丈夫，退休以后，全部时间都用在丁聪身上，自称“小丁同志的终身高级保姆”。

丁聪曾经跟记者说：“春节前老伴去单位聚餐。我一个人打不着煤气炉，几近煤气中毒，费了半天劲还煮不了一碗方便面。多少年来，我都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在‘家长’的监护下过来的。不要说现代文明——手机、电脑我不会，就是‘古代文明’——开电视、接传真，我也时常犯糊涂。老伴离开半步也不行。......她的大包大揽，使我赢得了很多的画画时间。”

2006年，丁聪一再摔倒，生活不能自理。从医院回到家，全靠太太照顾。沈峻已经年近八十，不断把丁聪从床上扶起来，给他换衣服、擦洗，把自己的颈椎也搞坏了。结果丁聪又能下地走路。

第二年3月，他在《读书》发表了《感谢》：

“我自去年连摔两跤，不但摔坏了腿，也摔坏了脑子，影响了手、腿的功能，因此从二〇〇六年三月份起，在《读书》连载了二十七年的画也中断了。本以为自己已九十高龄，不画也罢。我的画画风格也已老旧，对今天的读者来说可能已没有多少吸引力，正好就此打住。

“但令我十分惊讶的是，自从我生病以后，不断收到读者以各种方式转来的慰问与关怀，老到八十七岁，小到中学生，对我本人及我的画充满了热情，都希望我尽快恢复，继续画画。......

“生病期间，我被迫离开了我的读者，令我十分难过。是读者造就了今天的我；是《读书》提供了这块园地，使我得以和读者进行长期的沟通，让我这几十年的生活过得十分充实与快活。我要感谢《读书》与读者，我将永远记住你们。谢谢了。”

▍五

这时，丁聪和陈四益合作的图文结集出版，一套四本。在丛书座谈会上，陈四益说，这套书为他跟丁先生二十多年的合作画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风格也已老旧”的讲法只是自谦，丁聪希望活一天就画一天，不愿停手。他叫太太打电话转告陈四益：“没有句号，我还能画。”

于是，沈峻请写讽刺诗的高手池北偶作了《看病难》。

公立医院和学校之类机构，本来是用公共资金建立和维持，为居民服务的。但一些俗气的官员却不拨够钱，让它们自己去“创收”。结果这些机构用公款建立的设施挣钱给员工私分，败坏了社会风气，加重了百姓负担。

池北偶写道：

“看病太艰难，老百姓心烦，
医药费昂贵，让人难负担。
挂号分等级，检验没个完。

......

开药拿回扣，医生挣大钱。
要想疗效好，红包得奉献。
小病百把块，大病好几千，
住院动手术，数万是等闲。”

丁聪配图：患者病重，躺在担架送去医院。收费处的人伸手拦住，在小窗里喊：“先交押金二万元！”

这是丁聪发表的最后一幅画，当时他九十一岁。

2009年春节，陈四益和妻子去看丁聪。

丁聪的“家长”试试他认不认得人，问：“那位女士是谁？”

老画家脱口回答：“陈家长！”

4月，丁聪呕吐，进医院后发高烧。朋友要去看他。沈峻说：“探望一个昏迷的病人没有用”，叫他们都别来。她自己在病床前日夜照料。

5月26日上午，沈峻像往常一样，一边抚摸丁聪厚厚的黑发，一边痴痴地念叨：“我们会闯过去的，我们会闯过去的......”

但即使最深的爱也不能改变一切。丁聪的呼吸越来越微弱，到接近十一点的时候完全停了下来。

丁聪九十三岁。在1949年以前，他就是优秀的漫画家。从1949年到“文化革命”结束，中国大陆的文化人、官员，以至党政机构的大小职员，几乎个个都在政治上讲过错话或者做过错事。这是世界历史上少见的。丁聪未能免俗。在这二十多年里，他也吃尽苦头。“文化革命”过后，他已经大彻大悟，在生命最后的三十多年里，创作了自己最多最好的漫画。

▍六

丁聪夫妇把生死看得很透，结婚不给别人添麻烦，死去也不给别人添麻烦。两人约定，死后不留骨灰，不开追悼会，一切从简。

沈峻在丈夫的衣袋里放了一封信，留下一朵小花。

漫画家高莽曾经给他们画过一幅《返老还婴图》：丁聪欢天喜地地坐在小车里，右手举着笔，左手拿着纸。沈峻在后头推着，身上背着装满食品的大包。这是他们一生恩爱的写照。

沈峻写给丁聪最后的信说：

“我推了你一辈子，就像高莽画的那样，也算尽到我的职责了。现在我已不能再往前推你了，只能靠你自己了，希望你一路走好。

“我给你带上两个孙子给你画的画和一支毛笔，几张纸，我想你会喜欢的。

......

“这朵小花是我献给你的。有首流行歌曲叫《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朵小花则代表我的魂。

“你不会寂寞的，那边已有很多好朋友在等着你呢；我也不会寂寞的，因为这里也有很多你的好朋友和热爱你的读者在陪伴着我。

“再说，我们也会很快见面的，请一定等着我。”

一切安排妥当，沈峻把丁聪的遗体留给医院，对大夫说：“我走了，你们处理吧。谢谢！”

回到家，她把丈夫去世的消息告诉在美国定居的儿子，对他说：“不用再回来一趟了。”

注：本文原标题《画了也白画，白画也要画》

作者：袁征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