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山会议派：昙花一现的右派元老集团，国民党高层权力斗争下的牺牲品 | 国历独家

源济

原创 2015-12-04 贺江枫 国家人文历史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宋庆龄（右）、孙中山长子孙科 （左）、孙科儿子（中）灵堂前。 灵堂两侧挂着挽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文 | 贺江枫

《国家人文历史》2015年12月上独家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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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失去了党的领导核心。1925年11月23日，林森、邹鲁、谢持等部分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召开会议，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冒称中国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公开打出清除联俄容共的旗号，以自认合乎“党统”的议会形式另立中央，意图与广州政府分庭抗礼。因会议在西山举行，史称“西山会议”，参加会议者被称为“西山会议派”。国民党一度出现了三个中央：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中央、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中央和西山会议派的上海中央。

西山会议派自始至终，一直被定性为与国民党中央分裂的“非法会议”。即便是西山会议派的重要成员，邹鲁在其回忆录中，也不避讳地谈道：“西山会议”这个名词，在民国十五六年，可说妇孺皆知，中外闻名，像凶煞神通广大，万恶可作，罪恶弥天的。然而随着时代的久远、资料的公开，今人能够对西山会议派的历史活动有更为客观与中立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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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上台引发右派元老不满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的召开，不仅标志着国共第一次合作的正式形成，亦标志着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的最终确立。然而“联共”政策从一开始就遇到了来自国民党内部的挑战。从孙中山考虑“联共”起，国民党内颇具影响力的保守分子与华侨老党员就对该政策表示出怀疑或反对；至苏联派出的国民党政治顾问鲍罗廷到广州后，这些先前对“联俄”政策持异议的排拒者又掀起了反对改组的潮流。由于此时国民党对苏俄援助需求极为迫切，孙中山“联俄联共”的决心又异常坚定，尤其是孙中山在国民党内具有的绝对权威，对于这些反共、反俄的呼声，在孙的强力压制之下，反对浪潮自然无疾而终。

然而随着孙中山的去世，政治强人遗留下的权力真空，便为国民党内部围绕联俄联共问题产生的矛盾与分歧提供了足够的发酵空间，国民党高层迅即掀起了此起彼伏的权力斗争。

决定这场空前变动的关键人物鲍罗廷十分清楚，没有孙中山这样一位权威领袖的信任和支持，国民党的联俄联共政策并非没有改变的可能。尽管鲍罗廷继续被聘为国民政府高等顾问，但他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和权威却会被动摇，尤其是他掌控的国共合作局面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所以，鲍罗廷急需将共产国际看中的汪精卫扶上广东国民政府领导人的位置，以继续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汪精卫此时也明白只有获取俄国人的支持，才能走进权力中心，故而表现出“左倾”的态度。于是，鲍、汪在这一“夺权”的前提下开始了政治上的紧密合作。

鲍罗廷

汪精卫在获得国民政府主席与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党政最高领导权后，国民党中央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却仍然是他难以逾越的夺权障碍。恰巧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被刺，为鲍罗廷提供了难得的机遇。鲍罗廷借口廖案的处理，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右翼势力清除殆尽。

首先是由汪精卫、蒋介石、许崇智三人成立特别委员会，聘鲍罗廷为政治顾问,将当时的党部、政治会议、国民政府各机关职权，一律交由特别委员会统制。特别委员会拥有党政军一切大权的同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全部职权即被解除。其次是肃清以胡汉民为首的右派分子，将反共的右派执监委员排除出广州中央。“廖案”发生第二天,鲍罗廷即要求特别委员会逮捕胡汉民、邓泽如、谢持、邹鲁等十余人。“当许崇智诘问鲍罗廷：事无佐证，何能擅捕？鲍答以：政治上只问政见同不同，不问证据有没有，有人被杀，即为证据。”特别委员会未按照鲍罗廷的旨意行事，鲍罗廷便借口胡汉民之堂弟胡毅生涉嫌，坚持派兵逮捕胡汉民，而后特别委员会做出决议派遣胡汉民赴莫斯科。与此同时,汪精卫获取了代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一职。

廖案的发生,改变了孙中山去世前留下的整个权力格局,也改变了中国国民革命的发展方向,鲍罗廷与汪精卫、蒋介石开始联合掌控国民革命的领导权。

随即1925年9月3日，鲍罗廷、汪精卫在政治委员会第53次会议上，又议定林森、孙科、邹鲁等5人为外交代表团政府派代表。其实,在“廖案”发生以前，国民政府已有组成北上外交代表团与北方政府建立联合战线的决议，期间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政治权术掺杂。但是“廖案”发生后,此决议则变为汪精卫对右派中央委员的调虎离山、遣送出境之计。对于此一人事安排，林森、邹鲁二人明知是借刀杀人之计，将欲以曹锟为黄祖，却无法推辞。其他如谢持、张继、戴季陶、邵元冲等亦被迫先后离粤。林、邹离粤后，其中央常务委员之职，则由汪精卫提名中共党员林祖涵、谭平山继任，林森的海外部长交于詹菊代理，邹鲁的青年部长由许崇清代理。这样，林、邹更为不满,坚定了“另起炉灶”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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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西山 料想孙中山灵前无人敢骚扰

以林森为首的代表团在1925年9月20日抵达上海后，便积极展开行动，与戴季陶、谢持、叶楚伧、邵元冲等人会商，交换意见，决定根据8月10日第103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在北京召集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筹议反共、反击鲍罗廷。所以先有谢持由津浦路入京准备，林、邹则依照原定计划，溯江西上，经九江、武汉，联络同志，于10月14日到达北京。在会议的酝酿中，右派委员的活动遭到了北京执行部中共党人于树德等人的阻止，便意欲转到张家口开会，但又遭到冯玉祥的拒绝，最终还是应叶楚伧等人的坚持，“西山碧云寺为孙中山灵柩暂厝之地,任何一方都不致骚扰”。接着，林森、覃振、居正、石青阳、邹鲁、戴季陶、邵元冲、叶楚伧、沈定一、张继、谢持、茅祖权、吴敬恒、傅汝霖等人便于10月16日联名发出铣电，通告“决定本月梗日在北京香山碧云寺总理灵前正式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

1928年12月下旬，林森（中）、吴铁城（右）、郑洪年（左）在北京香山碧云寺石塔，南京国民政府特派三人赴北京迎接孙中山灵榇南下

最终，被鲍所清除的这些“右翼分子”聚集到了北京，以遵循孙中山“俄至不能联，共至不能容，自当弃之”的明训为借口，公开打出了反对联俄联共的旗号，以自认合乎“党统”的议会形式另立中央，与广州政府分庭抗礼，西山会议派至此正式建立。

西山会议召开之后，西山会议派便开始采取各种措施，攻击广州国民政府的联俄联共政策，并另立国民党中央，意图与广州分庭抗礼、争夺党统。

首先，通过决议实行清党反共。西山会议通过了一系列的决议，主要有：《取消共产派在本党之党籍案》《顾问鲍罗廷解雇案》《决定本党此后对于俄国之态度案》《开除汪精卫党籍案》《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之共产派谭平山等案》《取消政治委员会案》《总理逝世后关于反对共产派被开除者应分别恢复党籍案》等。1925年12月16日,西山会议还发出第二号训令,提出各级党部都要进行清党,所属党员中有共产党员者,要开除国民党党籍,有职务者一律撤职,如多数为共产党员者,党部应予解散。据此,被西山会议派直接宣布开除党籍者有原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李大钊、谭平山、林祖涵、毛泽东等。然而西山会议派一无军队，二无实权，他们的清党反共活动，能量毕竟是有限的。

为了表明其分裂的合法性，西山会议派以《民国日报》《江南日报》等为阵地,在宣扬与构建所谓纯粹三民主义的同时，不断抛出“反共清党”言论，通过夸大三民主义的消极方面,强化其与共产主义的差别,从而推导出“信仰不同、革命目标不同的国共两党不宜合作”的分裂主张；并发出了《为取消共产派在本党的党籍告同志书》，此可谓近代中国首次出台的批判共产主义的文件。在他们看来,“孙中山的共产主义与马克思共产主义出发点不同,实现的方法尤其是不同”,并明确表示了反对阶级斗争的主张:“本党不容许党员有违背本党的主张,鼓吹阶级革命,更不联共产党利用本党的招牌来鼓吹阶级革命。”

西山会议派以国民党正统自居，另立中央,公开制造分裂，公开宣布广东国民党中央为非法，1925年12月14日又在上海环龙路44号成立了自己的中央党部。1926年3月29日至4月10日，西山会议派在上海法租界吕班路建国学校召开了“二大”，肯定了西山会议的各项决议，又通过了《接受总理遗嘱宣言》《关于纪律的决议案》《肃清共产分子案》等。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和多次补选，最后选出了中央执行、监察委员会，同时任命了各部部长，4月15日宣布正式办公,这样国民党内就出现了两个中央。

1931年，反蒋另立的广州国民政府部分委员，左起：伍朝枢、汪精卫、李文范、孙科、陈友仁、邹鲁

西山会议派亦积极试图夺取各地党部领导权。在上海，他们夺取了上海执行部和市党部的领导权，广州国民党中央不得不宣布结束上海执行部,由恽代英、沈雁冰等人另组上海市党部,同西山会议派相对抗。在北京,他们在南花园一号另组北京执行部,由林森、邹鲁、覃振三人为常务委员,另派傅汝霖组织北京市党部，张继组织直隶省党部。在江苏、浙江、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四川以及东京、巴黎等地，也均出现两个对立党部，两个中央、两个党部都在发号施令，使党员无所适从。凡两派对立的地区，都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和斗争，甚至互相动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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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汪联手 西山会议派出局

1925年10月当林森、邹鲁等国民党右派公开反对联俄联共政策，组织西山会议派之时，蒋介石思想正趋左倾，1925年11月7日在庆祝苏俄革命胜利八周年庆祝会上，大赞联苏政策的革命意义。“国民革命军克复潮汕，这种迅速的进步，可以说完全是从我们总理实行中俄联合的一点成效。”故而，12月25日，蒋介石特别发表《告同志书》，对西山会议派大加批判，并谓总理的民生主义即是共产主义，强调必能容纳共产党始为真正之国民党。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另组中央之后，蒋介石通电坚决反对，颇有势不两立的味道。

吴稚晖

然而时势的变化总是出人意料，随着蒋介石迅速走进国民党的权力中心，他与苏俄、中共的矛盾逐步显现，待至1927年蒋介石决定与中共决裂之时，西山会议派与蒋介石开始从对立转趋合作。1927年3月北伐军占领上海后，西山会议派就与蒋介石展开合作谈判，西山会议派首先提出恢复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职权等四项党务统一办法。邹鲁带着这个意见，访问了蒋介石的代表吴稚晖。吴向他表示：蒋介石已确具清党之决心与办法，但为顾及整个革命环境，尚不能断然表明废弃联俄容共政策，亦不宜取消打倒西山会议派口号，但与西山会议派之一致合作，不过时间问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后又成立中央党部，胡汉民、吴稚晖、邓泽如等一批右派人物均入主中枢，他们和蒋都认为，既然一致清党，宁沪党务有统一之必要。6月6日，南京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胡汉民正式宣布取消“打倒西山会议派”口号。但国民党内各派围绕党务统一问题，却长时间内难以达成一致意见。

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中央、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中央和西山会议派的上海中央，三派如何统一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西山会议派先由许崇智出面,派代表去武汉,经孙科介绍见到了汪精卫,进行了初步会谈。关于党务统一问题,汪精卫提出两条意见：(一)汉、沪同志开预备会,充分交换意见；(二)汉方开第四次中央全会,请西山会议派同志加入工作。西山会议派研究后认为,召开预备会议可以表示赞同,但对开四中全会则认为不妥，因为他们根本否认三中全会,何能开四中全会。他们不想公开表示意见,再拿出与南京商妥之办法,与汪精卫协商,汪表示只能接受西山会议派的个人,而不能接受西山会议派整个机关。整个谈判陷入僵局。而蒋介石此时因北伐失败，在党内各派压力之下，被迫辞职，东渡日本，南京国民政府党政大权遂即落入桂系与西山会议派主导的中央特委会之手。

1936年的谢持，西山会议派代表人物

此后，蒋介石为重新夺取权力，便采取政治手段，由陈果夫指使南京中央党务学校训育主任谷正纲制造事端，意欲将西山会议派搞臭。1927年11月19日，南京市党部召开党员大会，由国民政府常务委员蔡元培作报告，谈到拥护特委会时，中央党务学校学生黄杰等爬上讲台，高呼“打倒特委会”的口号，大闹会场，公安局当即将黄杰等拘留。11月21日，中央党务学校学生数百人，在市内游行示威，又开出汽车，贴满“打倒特委会”“打倒西山会议派”的标语。22日，南京各界召开庆祝讨伐唐生智胜利游行大会，当游行队伍行进到秀山公园时，突然有陌生男子向军警开枪，造成队伍大乱，因而引起军警开枪，打死3人，打伤数十人。惨案发生后，南京成立惨案后援会，并认定邹鲁、谢持、居正等人为惨案主使者。12月3日，蒋介石主导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在上海召开，决定将群众指定之4人即日停职，听候法庭审判。蒋介石控制的部分地方省市党部亦发表通电，斥责西山会议派“拿着猪仔的血孔，假老革命的牌子，自以为大功无伦，悍然不顾，窃取党权，反持政柄，利用名流学者的名誉，组织无根据的特别委员会”！

此次惨案发生后，西山会议派被搞得声名狼藉，再加上这些国民党元老们并无军事实力做后盾，只不过空喊一阵，无济于事，在一片打倒声中，西山会议派便在无形中趋于解散。

（本文对李云汉、尚红娟、王光远的著作多有参考，特别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