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的“边缘中国人”：从事“3D”，打工者“睡着就不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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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边缘中国人”：从事“3D”，打工者“睡着就不饿了”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网络版
2015-08-17 16: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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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在韩国的外籍劳工，无论身份是否合法，绝大多数都从事“3D”工作，即“脏（Dirty）、难（Difficult）、险（Dangerous）”的工作，通常包括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农畜业和渔业等。好一点的在工厂流水线，更辛苦的则是在建筑工地、农场或者上渔船出海打鱼。

国际先驱导报8月17日报道

从百年前至今，无数国人带着“淘金梦”踏上异国他乡，有人美梦成真衣锦还乡，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始终处于社会边缘，从事底层工作或无所事事，有人梦碎，有人梦醒，还有人依旧坚持梦想。

2013年，正在施工中的韩国首尔汉江傍华大桥坍塌，造成正在作业的中国籍工人2死1伤。而就在此次事件发生的十几天前，在首尔附近汉江南段水管铺设作业中，7名工人落水遇难，其中3名为中国人。在更早的2008年，位于韩国利川市郊的一家冷库发生爆炸，造成40人死亡，其中12人为中国公民。令人意外的是，这些发生在韩国的安全生产事故，死伤者中中国人却占相当的比例，这引起了当时舆论对在韩国从事底层工作的中国人命运的关注。如今，这些在韩国打工的中国人境况如何呢？

建筑工人算“高薪职业”

来自黑龙江的张先生在首尔做建筑工人，他告诉笔者：“以前在国内也是在工地上干活，韩国挣得更多，就来这里了。有不少老乡也在韩国，他们有的在工厂工作，有的像我这样在工地干活，也有人在餐厅打工。”

张先生说，他身边的工友大多都是中国人，还有一些来自东南亚国家，因为这些工作太辛苦，韩国人不愿意干。

在韩国的外籍劳工，无论身份是否合法，绝大多数都从事“3D”工作，即“脏（Dirty）、难（Difficult）、险（Dangerous）”的工作，通常包括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农畜业和渔业等。好一点的在工厂流水线，更辛苦的则是在建筑工地、农场或者上渔船出海打鱼。

对张先生来说，虽然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以上，工作强度也很大，但这也可以算是一个“高薪职业”了：公司包吃住，各种保险齐全，月薪合人民币约2万元，不仅够自己在韩国的生活，还能攒下不少寄回家。此外，每个月还有8天的假期。如果因工作而受伤，公司不仅会负担所有的医药费，还要保证病假和病假期间的基本工资，更重要的，不能在工人治疗和养伤期间予以解雇。

“我终于能回家了”

不过，这些都是一个具有合法身份的劳工所能享受的待遇，没有合法身份的“黑工”，境遇则完全不同。

据韩国法务部出入境外国人政策本部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12月31日，非法滞留韩国的外国人达到20.88万人，其中中国人占比最大，将近5万名。

吉林的金先生就曾是其中一员。7年前，金先生拿着旅游签证入境韩国，随后在韩国南部一个建筑工地找到了工作。非法滞留的日子里，金先生因经常要躲避韩国执法部门的检查和抓捕而担惊受怕，工作也没少换。

后来，金先生在一家泡菜工厂找到了工作，虽然挣得少了，但这个工作要比工地上轻松不少。怎料3年前的一天，金先生在工作时不小心把右手卷进了粉碎机，5根手指瞬间被卷掉。

遭此不幸的金先生，却不敢去医院治疗，因为去了医院，他的非法滞留者身份也可能暴露。最终，金先生还是被工友强制带到了医院，接上了两根手指，手术费用和后续的住院以及医疗费用共花去了将近10万元人民币，但因为没有保险，也没有用工保障，工厂老板只付了不到1/5的费用。而金先生不仅落下终身残疾，花费了几乎全部积蓄，还被遣返回国。

金先生的妻子和女儿都在国内，全家都靠他在韩国打工挣的钱养活。此前，他已经快5年没有回家看妻子和女儿了。“虽然失去了手指和工作，但我终于能回家了。”金先生感慨地说。如今，他在吉林老家经营着一家卖劳保用品的小卖店，生活虽不富裕，但至少再不用担惊受怕。

“睡着了就不饿了”

虽然打“黑工”不合法，也没有保障，但是因为经济原因，仍然有不少中国人“黑”在或者准备“黑”在韩国。

傍晚时分，首尔东大门区外大站附近的一个小食堂里，人们排着长队等着打饭。小李是队伍中的一员，他手里拿着两个饭盒，排在队伍的后排。
20分钟后，队伍的前端突然出现一阵骚乱。

“没饭了！”

“打完了！”

“才打了十几个人的饭啊！”
……

听到前面的动静，小李叹了口气，走出食堂。这时，一个人抱着满满三个饭盒的米饭也走了出来，一脸得意与庆幸：“我是今天的最后一个！”

“每天吃饭像打仗一样，来得稍微晚一会儿，就没有饭吃了。”小李说，“每个人都会拿好几个饭盒，盛米饭的时候使劲按，可以多盛点儿。再盛点泡菜，加上两三个饭盒的米饭，就够一天吃的了。”

这家食堂是国内的一家留学中介在韩国开设的，专门给通过此中介来韩留学的学生提供免费晚餐。免费晚餐的“菜单”很简单，每天两大锅米饭和一塑料桶泡菜，下午5点开饭，盛完为止。

一个月前，来自东北的小李通过这家中介拿到了为期三个月的短期签证，来到韩国外国语大学语言学院学习韩语。说是学习，其实是为了合法入境，学一些简单的韩语，然后“黑”在这里打工。

“我们那儿以前好多人都在韩国打工，一个月能挣一两万呢！”18岁的小李一脸稚气，“我那时就是太小了，没有机会出来，现在出来了，但听说韩国抓黑工抓得很严，而且因为韩币贬值，挣得也没有以前多了。”

小李说，为了自己能出来，家里借了好多债。“再辛苦，我也得争取在一两年内还上这些钱。”

今天小李没打上饭，他也不愿意花钱在外面吃，哪怕花上3000块韩币（约合16元人民币）就可以吃上一顿饱饭。“回去睡觉去，睡着了就不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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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先驱导报8月17日报道

从百年前至今，无数国人带着“淘金梦”踏上异国他乡，有人美梦成真衣锦还乡，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始终处于社会边缘，从事底层工作或无所事事，有人梦碎，有人梦醒，还有人依旧坚持梦想。

俄罗斯将入境者统称为移民。在俄有多少中国人？据俄联邦移民局公布的最新数据，目前在俄境内的中国移民数量大概为27万。按在俄经商的中国人的话说，俄罗斯“有太阳升起的地方，就有中国人”。

“可吃了不少苦”

达吉斯坦共和国位于俄罗斯西南边陲，高加索山脉和里海之间，紧靠车臣共和国，受恐怖主义外溢效应影响，近年来这一弹丸之地被称为“俄罗斯最恐怖地带”。就是在这里，首府马哈奇卡拉也散居有数十名中国公民，从事维修、中医按摩、服装批发、加工等行业，普遍长期居留。其第二大城市哈萨维尤尔特是达吉斯坦主要的商品批发集散地，中国侨胞则集中在俄罗斯人经营的服装鞋帽批发市场上，总共有数十人到上百人。

66岁的吴女士在这个市场经营儿童服装，她和弟弟承包了市场上的两个摊位，合并在一起摆满了小孩穿戴的夹克、长裤等，满满当当。吴女士告诉记者，在哈萨维尤尔特的中国人多数都挣到了钱，只是多少而已，她体弱多病，一年也能挣下几万块钱（人民币）。她的独子在这里打拼几年后已经回国买了房子、轿车、娶了媳妇。吴女士说，如今她已经无后顾之忧，只想趁还能工作在这里再多挣些钱。

谈起十几年在俄罗斯的经历，吴大姐连连摇头，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我可见多了。”她年轻时曾在国内当俄语老师，三十多岁才出来打拼，辗转俄罗斯多个地方，包括一度被视为凶险之地的车臣，最终在这里落了脚。

“可吃了不少苦，”吴大姐说，早年由于没有合法的长期居留许可，四处躲避警察，要去外地不能坐飞机，只能在颠簸数天的长途大巴上缩在座位下方躲开警察，而从哈萨维尤尔特到莫斯科一路共有超过20个停车检查点。

和外面的世界隔得很远

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自然气候条件优越，是俄罗斯重要的农业基地，名城索契就属于这一边疆区。边疆区首府克拉斯诺达尔市聚集了一批中国菜农。据了解，中国人在克拉斯诺达尔市拥有超过一千座温室蔬菜大棚，种植番茄、黄瓜，是当地蔬菜市场的重要供应商。

记者结识的克拉斯诺达尔五个菜农是拜把子兄弟，由老大带着从远东一路西行到达俄南部。其中一位姓于的菜农在俄经商十五年，极少回国，据他介绍，他们建的温室蔬菜大棚一个成本约七万人民币，一年七八万利润。他2013年在克拉斯诺达尔投资100万元人民币建了180个大棚，第一茬后收回七八十万，但当年的8月，警方开展打击非法移民行动，当地570名中国农民（非法移民）被抓捕，他的大棚有两百多人被抓，投资泡汤。他后来去五山城种菜，大棚又被扒。今年形势不那么紧，又回到克拉斯诺达尔。

在他们位于郊外村庄的菜地上，记者见到了十几个从国内来投奔他们的东北菜农，他们大多都已在俄生活数年，住在菜地边上离大棚不过几步路的简易房里，窗户用厚厚的塑料布遮挡，屋里生着炉火，烧着热炕，在寒冷的早春时节暖意融融，总让人错以为自己是在一个普通的东北人家做客。

小赵是把兄弟中“二哥”的远房亲戚，一年多前从大学毕业后就从东北跟着他来到俄罗斯帮忙，是这群人中的知识分子，帮着做一些和当地人联系、统筹管理的工作。他并不会俄语，但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自学了不少生活用语。他对记者说，出来开了很大的眼界，长了不少本事，但就是平常生活很单调，似乎和外面的世界隔得很远。

住地下室，不敢上街

在首都莫斯科，几个中国大市场赫赫有名。几年前，经历了俄罗斯执法管理者几次突击检查和关停整顿后，如今中国商户大都集中在莫斯科东南部的柳布利偌大市场。

老井在柳布利偌大市场一处卖生鲜蔬菜的二层小楼中租了一个摊位，摊上从老干妈辣酱、火锅底料到鲜豆腐、小油菜应有尽有，老井的妻子帮他料理摊位。老井还给人理发，因为相比当地人收费低廉，并且位于中国人、越南人集中的大市场，生意也还不错。

四十多岁的老井看起来比同龄的外国人显年轻，仍然操着一口南方口音，这在以东北人为主的在俄中国人里显得有些特别，理发时他喜欢和顾客聊天，还喜欢拿出自己的剪发作品照片给人看。

在莫斯科的大市场上，像老井这样的中国人有不少，他们也就是那些在从中国到莫斯科的航班上携带大量货物，在过海关时会被俄方重点检查的背包客们；是那些遭遇俄警方突击检查不由分说全部被拉进警察局，后或被遣返、或被释放的非法外来移民。他们在莫斯科住地下室、因为没有合法身份而不敢随便上街、干苦活累活、还要担惊受怕一旦市场被查封可能赔得血本无归、还可能遭遇当地人敲诈、勒索等等，但即便如此，他们也仍选择留在俄罗斯。

（本报记者发自莫斯科）
（2015-08-17 16:14:41）

【延伸阅读】加拿大的“边缘中国人”（三）：沦落为低档小时工

国际先驱导报8月17日报道

从百年前至今，无数国人带着“淘金梦”踏上异国他乡，有人美梦成真衣锦还乡，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始终处于社会边缘，从事底层工作或无所事事，有人梦碎，有人梦醒，还有人依旧坚持梦想。

加拿大早期的中国移民以技术移民为主，当年技术移民类别广泛、条件比较松，许多专业不对口、语言能力也不算强的人，在中介的帮忙“包装”下也能顺利移民成功。这些人多半人到中年，虽有些积蓄，但在加拿大并不算多。在国内也算事业有成，因此其中一些人自我定位不当，高不成低不就，耽搁上几年，语言既没多少长进，又拿不到当地找体面工作所必需的各种本地文凭、证书，就不可避免地坠入“低档累脖工”的行列。

轻松活，新移民想都不要去想

“累脖工”是经历过当年这种辛苦的移民朋友对“小时工”的俗称。在加拿大“小时工”也有档次之分。高档小时工收入其实是不错的，有些还能享受一定的福利保障；而低档小时工则不同，没有额外医保，没有休假，没有买养老保险的资格，收入往往是当地当时最低收入标准。

笔者认识的一对夫妇，本来在国内都是研究所的技术员，移民后租住在半地下室。初来乍到时每月账单只出不进，“天天心里发毛”，就想着先打工，等多些积蓄，孩子大一些再去深造。

因为专业是社科性质，且外语也差，没有当地认可的资格证和文凭，只能干最低档的“累脖工”。那点收入只能勉强维持一家日常，几年下来始终没混出个所以然。想回国，孩子却哭着说“回去也跟不上国内中学进度”，也只得这么熬下去。

加拿大虽然讲究“多元文化”，强调族裔平等，但实际上往往还是会有些新旧亲疏之分。比如这对夫妇，丈夫当年在多伦多当盘货工，时薪只有7.25元加币（1加元约合4.8元人民币），每天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就在同一个地盘，有个举牌子疏导交通的轻松活，时薪居然高达25元加币，可按照当地不成文的“潜规则”，只有本社区土生土长的未婚妈妈们才能优先得到这份美差，他这个新移民想都不要去想。

妻子的英语更差，只得去华埠找工作。别以为华人老板会亲切一些，实际上他们中一些人可能更刻薄，有些人甚至无视加拿大的劳动法和最低工资标准。她的工作是收拾鸡爪，每天要工作12小时甚至更久，可时薪只有5.5块加币，比当时的最低工资线还低。老板总是直接给现金而非当地流行的支票，这样她想说理都找不到证据。

连“累脖工”都不方便打的“黑人”

如今加拿大移民政策变化巨大，加上国内发展迅速，符合条件的移民大多经济基础不错，语言和适应能力也较好，许多人虽然移民却仍可以“吃中国饭”，“落地”就打“累脖工”的少了，混迹底层的新移民，多数是身份有问题的“黑人”或偷渡客。

这些人要么是通过诸如探亲、打工、旅游等合法途径入境，然后撕掉护照“黑”起来，要么索性把自己“卖”给蛇头，让后者“弄”进来。由于身份是“黑”的，他们没有工卡，连像样的“累脖工”都不方便打，只能打一些季节工、现金工。

笔者认识一对来自国内的“黑人”夫妇，每年夏季他们都去鸡场、蘑菇场打又脏又累还有风险的季节工。据他们说，工友是清一色的各族裔“黑人”，尤以拉美裔最多。他们都曾被鸡粪熏得身体不适，却因“黑人”身份无法就医，只得去华埠中药店买点中药凑合。

“每年蘑菇场都会熏死人。”丈夫说，“好在我们打过工的几家都没出事，一旦出事惊动了警方，我们的‘黑工’就打不成了。”

“黑人”和偷渡客中某些人被“蛇头”控制“打工还债”，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还有些“黑人”听从蛇头或中介挑唆，寻求所谓“避难”，其理由和过程有时匪夷所思。

比如笔者就听一位福建同乡会华侨说，某“黑人”同乡夫妇被移民局查获后，先自称“宗教信徒”，然后在移民局对他们进行遣返风险评估时“突击怀孕”，等移民局得出“遣返无风险”评估结果，他们的孩子也出生了，又被“风险评估”了好几年。不过加拿大政府这些年见得多，这些曾经屡试不爽的“高招”渐渐也不那么灵了。（本报特约撰稿发自多伦多）

（2015-08-17 16:15:30）

【延伸阅读】美国的“边缘中国人”（四）：投亲靠友依然被边缘化

国际先驱导报8月17日报道

最近，155名因所谓“盗伐林木”而被缅甸法院判处重刑的中国伐木工人，在缅甸总统签署的特赦令下被释放。虽然中国工人是否“非法”伐木还有待商榷，但在海外打拼讨生活的普通中国人的命运再一次进入公众视野。

从百年前至今，无数国人带着“淘金梦”踏上异国他乡，有人美梦成真衣锦还乡，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始终处于社会边缘，从事底层工作或无所事事，有人梦碎，有人梦醒，还有人依旧坚持梦想。

住在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州的小漫来自广东，她的祖母早年来美，通过子女移民把全家带到了美国加州。可是轮到她的时候，她已经超龄，必须重新轮候，所以到美国时已经快30岁了。

虽然小漫在中国也是大学毕业，但她的英语并不好，不过她似乎没有好好学习英文的打算，因为加州的亚裔多，倒也没有跟美国本地人交往的必要，中文就够用了。

英文不好，找工作自然局限大。好的工作找不着，拿最低时薪的服务行业如收银员、修甲师等她又不屑去做。好在她在中国时开了一个网店，销售还算能够维持她的日常开销，反正和父母住在一起，连房租都省了。

刚到美国时小漫出过一次车祸，索性她连开车也不学了，整天宅在家里，和国内的朋友网聊得不亦乐乎，却几乎没有当地的朋友。

像小漫这样的新移民，在美国不算少数。他们虽然到了美国，也有合法的身份，但是却完全不能融入当地社会，成为社会的“边缘人”。

投靠亲友但难以融入当地社会

在美的中国移民一般有三种，第一种是通过读书来到美国，通过在美工作进而申请到绿卡；第二种是投资移民，这些人富有，拿美国身份是为了家庭和生意考虑；最后一种则是投靠亲友而来，其中少数是通过非法途径、辗转多国才最后抵达了美国。

这三种移民中，富人最不在意是否融入主流社会，因为他们并不长期待在美国，而是全世界到处飞，交往的圈子也往往和普通中国移民没有交集。

读书留美的中国移民虽然因为文化差异而常常感觉到职场天花板，但是绝大多数人都能找到白领工作，晋升为美国中产阶级。许多人都在大学毕业几年后便结婚买房。不少人加入美国国籍，通过手中选票参政议政，把父母接到美国同住，享受天伦之乐。他们在美国这个种族大熔炉中，可谓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最为吃力的，恐怕是那些投靠亲友的中国移民。美国的亲友移民政策对于成年子女、非直系亲属比较严苛，需要等许多年才能来美，等终于拿到绿卡时，年纪已经过了最佳的学习美国文化的时机。这些移民中有些来了以后也会继续上学，但仍有不少因为没有美国学历而找工作处处碰壁。小漫便是后者。

家境普通试图当兵改变命运

和小漫的自得其乐、随心所欲相比，家住马里兰州的小勇对于自己的现状则是非常不满。小勇高中时随父母移民来美，在美国读完了高中和大学。

小勇的父母勤劳肯干，勤俭持家，靠着亲戚的帮助在美国站住了脚跟。但是由于孩子多，生活花销也大，加上父母完全不会英语，只能干体力工作，全家只能租住在廉价房里，还要经常拿政府救济的食品券。

尽管如此，小勇的父母觉得生活还是能维持的，因为孩子上学缴费很少，上大学也容易拿到低收入家庭的助学金。只要工作满10年，退休后就能拿到社会福利金。

可年轻气盛的小勇却羞于带朋友回家，贫困的家境也不可能为他创造机会去上顶级的美国大学，因此他总是琢磨着如何改变命运。

州立大学毕业后，不甘平凡的小勇先是去考警察，几轮体能考试下来，最终在最后一关没有通过。后来，小勇看到美国常见的征兵广告，不由得十分动心：当兵挺光荣的，能磨炼意志，薪酬高而且退役后能有丰厚的退休金，读大学甚至研究生也能得到资助，买房贷款也能利率从优。而且，各级政府对于退役军人都会优先录用——马里兰州靠近美国首府，联邦政府的工作机会很多，收入不错。

不过，小勇的母亲坚决反对，她考虑美国仍然在海外打仗，当兵就意味着每年都要去伊拉克或者阿富汗过上提心吊胆的几个月。母子二人为此争执不断，至今仍然没有结果。

第一代移民在美国扎根并非易事，吃苦都是为了下一代能有美好的未来，只要能生存下来，对于是否融入美国社会，他们并不太在意。可是这些移民的孩子们如小勇和小漫，仍然面临着挑战：他们与中国的联系无法割断，但又难以在美国社会打开一片天地，最终很容易被边缘化。（本报特约撰稿发自芝加哥）

（2015-08-17 16:16:13）

源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