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悄悄拿了蒋介石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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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悄悄拿了蒋介石的钱？

来源：腾讯网 短史记
2015-03-03 第311期

胡适身后遗产不多，南港住宅财物，经清理，仅得余款135美元。惟友人高宗武在美国替胡适经营些微股票，经清算尚有本利合现金共七千余美元。

胡适与蒋介石之间金钱往来始末

近日，有“旅澳学者”张鹤慈者，于媒体刊文，“爆料”称：“从台湾解密的档案，就蒋介石和俞国华的密电”，可以查实，1951-1955年期间，蒋介石先后秘密给了胡适9次钱，“每次是5000美金，共有4.5万美金。”作者并据此，结合其“分析”——“从蒋介石给胡适钱的时间看，蒋介石想要胡适为他做什么，和胡适为蒋介石做了什么”——得出结论，认为“胡适不只是蒋介石的御用文人，而且是蒋介石的雇佣打手”。①

这种指控，不可谓不严厉。其所涉关键问题有二：1、胡适究竟有没有拿蒋介石的钱？2、胡适究竟有没有丧失自己的独立人格，沦为蒋介石的“御用文人”、“雇佣打手”？

本期短史记，先谈第一个问题。

【台湾所藏档案显示，蒋介石确曾先后9次，命人秘密送钱给胡适】

据陈红民教授2011年披露， 台北“国史馆”所藏“蒋中正总统档案·文物” 中，确有一组1950年代蒋介石与俞国华之间的电报，涉及到对胡适的秘密资助，共九次，每次金额为五千美元。具体电报内容如下：

第一笔。1951年5月15日——“俞国华同志：代送于斌、于竣吉、胡适之、陈立夫各位美金各五千元。中正。十五日。”

第二笔。1951年12月11日——“俞国华同志：本月十七日为胡适之先生六十诞辰，请予[与]宏涛同志代往祝贺，并送其美金五千元为盼。中正。”

第三笔。1952年6月19日——“俞国华同志：请发陈立夫、胡适之二先生美金各五千元，代送为盼。中正。”

第四笔。1953年2月5日——“俞国华同志：即送胡适之先生美金五千元。中正。”

第五笔。1953年7月17日——“俞国华同志：代发陈立夫、胡适之二先生美金各五千元。又托谭伯羽先代汇德友鹰屋君叁千元为盼。中正。”

第六笔。1954年5月1日——“俞国华同志：请发胡适与于斌二先生美金各五千元。中正。”

第七笔。1954年9月3日——“俞国华同志：请即送胡适之先生美金五千元。中正。”

第八笔。1954年12月6日——“华盛顿。密。俞国华同志：本月中旬或须拨用美金叁拾万元，望先筹备，届时候电拨付即可也。又胡适之、陈立夫二位各五千元，顾大使一万元，吾弟三千元，待年终如数分送为盼。

中。”1954年12月14日——“华盛顿。密。俞国华同志：除前数之外，须另备贰拾叁万元，一并凭函于本月下旬候领可也。胡适之先生款仍照送为宜。中。”

第九笔。1955年5月11日——“俞国华同志：本月底发胡适之、陈立夫二君美金各五千元可也。中正。”1955年5月16日——“台北。密。总统鉴：真电敬悉。胡、陈二先生特别费，遵当于月底前照发。又，职拟于本月廿七日离美返国，行前钧座有无指示，乞电示。职俞国华叩。” ②

上述史料，能够证明，蒋介石方面，确曾多次向胡适馈赠美金。但胡适是否接受了这些馈赠，蒋介石、胡适、以及作为中间人的俞国华，均未留下明确材料，故只能进行推测。如陈红民教授的结论即是：“全部电报读毕，笔者断定胡适是肯定领受了的。因为蒋介石不会在一连碰壁后，还数年一如既往地奉送。而且在经办此事的俞国华回复蒋介石的电报中，有‘胡、陈二先生特别费，遵当于月底前照发’一句。‘照发’一词，应是‘照前例分发’之意。”③

台湾学者任育德，也依常理推断，认为：“胡适当时难以拒绝蒋介石的私谊往来及金钱馈赠。毕竟胡适夫妇年纪渐长，胡又有心脏病，不堪劳巨。他们靠有限储蓄与少许养老金维生，……（胡适）不轻易向外界告白财务，只在1956年对赵元任说出真心话：‘ 我有一点小积蓄，在美国只够坐吃两三年，在台北或台中可以够我坐吃十年而有余’。但生活所逼，对最高领导人蒋介石藉名目所予赠金也不得不收。” ④

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所长黄克武则认为，“我们不确定胡适是否全数接纳蒋的礼金”，并认为，1949年蒋介石下野前夕，曾聘请胡适出任“总统府资政”，去台后，“蒋介石可能以此名义在经济上资助胡适”。⑤…

1942年3月至5月，胡适作为驻美大使，在美国、加拿大等地巡游演讲

【笔者认为，胡适至少部分接受了蒋介石的赠款。笔者同时认为，这种接受是合理的】

笔者个人亦倾向于认为胡适至少接纳了部分蒋介石赠送的礼金。理由如下：

其一，1951-1955年期间，胡适在美国，就收入与支出而言，确实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且只有1950年7月-1952年6月，有正式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年薪5200美元，而据胡适自己的详细计算，每年生活费至少需要6600美元。胡适还患有心脏病，医疗费用也是个沉重负担。⑥且据曾在胡适身边工作的杨树人回忆，1949年赴美前夕，胡适曾对他感叹，“我在美国，两人（胡适与太太）要用×百元……我的一点小储蓄都用完了”。若无蒋的资助，胡适恐难弥补上述亏空。

其二，胡适赴美，乃是应蒋介石之要求。蒋、胡在大陆最后一次晤面时，蒋明确要胡适去美国，“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负什么使命，……我止要你出去看看。”胡适抵美后，蒋随即致电，希望其利用在野身份与个人声望，“协助少川大使（顾维钧）”，向美国争取“精神与道义之声援”。1952年8月，胡适的图书馆工作合约期满，英国牛津大学有意聘请其为东方哲学与宗教讲座教授。胡本已回信表示接受，但考虑到来美始末，又转请叶公超、王世杰等与蒋商量，蒋表示不妥，胡遂婉拒了牛津的邀约。此后直至1958年回台，胡适始终没有正式的工作。换言之，胡适在美流亡，其本质，乃是为国民政府充当不是大使的“大使”，其生活困境亦由此而来。于情于理，蒋介石都应该对其进行资助；于情于理，胡适也都可以坦然接受。惟此种内因，不可对外解释，进而损害“精神与道义之声援”的争取，故无论胡、蒋，生前皆对上述金钱往来，讳莫如深（其他如蒋资助钱穆建造住宅，则系公开性质）。⑦

1955年，俞国华自美返台任职，档案中即难寻针对胡适的赠款电报，但资助可能还在继续，只不过蒋介石已不必再通过电报指示俞国华办理。如1957年3月31日，蒋曾致电“驻美大使”董显光，询问“胡适之先生出院后体力已复元否？……其医院经费想已代付，其数几何？盼示。”⑧

赠款中断，应是在1958年胡适返回台湾，出任“中研院”院长之后。回台前，胡适曾致信史语所所长李济，希望由自己出钱，在南港借一块地，造一所小房子，以便就近利用史语所的藏书从事研究工作。李济接信后，向“中研院”做了报告，旋即被蒋介石获悉。蒋遂下令拨地盖房赠与胡适，经费从蒋的稿费中开支。胡适闻知后，再次致信李济，表示：“我为造房子的事，深感不安，现在更感不安。我盼望最切的有两点：（1）我要的是一个学人的私人住房，不是中研院长的住宅。（2）我仍坚持此房子由我自己出钱建筑。”同时汇寄2500美元作为建房款，并说：“如有不敷，乞即示知。”⑨

胡适返台且正式出任公职后，奉命赴美之事了结，再拿蒋的资助，已于理不合。故南港住宅，因胡适的坚持，终被划归“中研院”的“公家宿舍”。胡适在院长任上去世后，其夫人即自房子中搬出。稍后，“中研院”将该住宅改造成了“胡适纪念馆”。

胡适身后遗产不多，南港住宅财物，经清理，仅得余款135美元。惟友人高宗武在美国替胡适经营些微股票，经清算尚有本利合现金共七千余美元。⑩

综上，笔者认为，胡适在美期间，至少部分接受了蒋介石的资助；同时，笔者也认为，接受这种资助是合情合理的，且胡适能够遵循其内心的道德律，返台之后即不再接受赠款。至于第二个问题——接受蒋介石资助期间，胡适究竟有没有丧失自己的独立人格，沦为蒋介石的“御用文人”、“雇佣打手”——限于篇幅，且待《短史记》下回分解.

胡适晚年，摄于南港住宅前

注释：

①张鹤慈，《胡适是蒋介石的雇佣打手》，环球时报-犀客，2015年02月26日。②③转引自：陈红民，《台湾时期蒋介石与胡适关系补正》，《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5期。原件藏台北“国史馆”。④任育德， 《胡适晚年与蒋介石的互动（1948-1962）》， “国史馆”馆刊2011年12月，第三十期。⑤黄克武，《胡适、蒋介石与1950年代“反共抗俄论”的形成——1949年后蒋介石与胡适在思想上的一段交涉》，收录于《纪念胡适先生诞辰1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专辑》，2012。⑥⑦杨金荣，《角色与命运：晚年胡适的自由主义困境》，三联书店2003，P80。⑧转引自：陈红民，《胡适研究的新史料》。⑨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P2555-2556。⑩夏侯叙五，《胡适与高宗武往来书信》，《江淮文史》200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