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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台湾政坛很难留住一流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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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2-14 06:26 A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龙应台:台湾政坛很难留住一流人才

来源:凤凰网
2014-12-13 10:06:20

应台“文化部长”这把政坛“野火”,燃烧了一千个日子,终于熄灭了,她告别了台湾政坛的“大江大海”。国民党“九合一”大选惨败,“行政院长”江宜桦为败选请辞,被视为指标阁员的龙应台,选前已向江宜桦递交书面辞呈。龙应台重新回到了“文人安静的书桌”,并在一个阳光温暖的午后接受了香港《亚洲周刊》的专访。

龙应台觉得,江宜桦的辞职是台湾的损失,并感叹台湾当下的政治环境已经恶劣到很难留住一流人才为政府做事,并为台湾感到忧虑。卸任后她计划展开西伯利亚火车之旅,写自己的书,反思台湾和华文世界的文化政策。

以下是十二月六日,文化人龙应台接受《亚洲周刊》独家访谈的摘要。用她的话说,这是“你是第一个,我的自由日的第一个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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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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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与同事告别


这一年一再传出你提出请辞文化部长,究竟是哪些原因迫使妳要辞职?你说过“我踏进文化部第一天就准备离开了”,为什么有这想法?

我踏进文化部的第一天,比如说秘书处就会给部长手机以及手机号码,通常的做法是给你一个公务手机,一个公务号码,走的时候是要换号码,要交接的。我去的第一天就说不要给我公务号码,你现在就给我一个我随时可以带走离开的号码,以便于我走的时候不需要转号码。这只是一个小举动,以这种态度来说,进去的第一天就是准备要走的。第一天工作就设定一个目标日,开始倒推工作节奏。

你下属有的有三十年公务生涯,见过超过十个首长更替,多次听他们说,从来没有见过一个部长,像你那样对于法案本身,会如此逐条逐句和他们讨论,你为什么特别看重这一点?

在这三年时间里,我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在培养部里的主管们,每次做决策,我会和我的团队解释背后的思维、方法和逻辑以及目标。有一点像作战的时候我和我的将军们做共同的沙盘的推演,为何设这样的目标,取得共识,然后讨论路径图怎么走,这就是决策过程。有时候他们会挑战我。至于为甚么这样做,是因为我知道我要把我的打仗的部队全部都教会了独立思考,独立部署战略,独立做落实方案。有思想有谋略的文官部队培养好了,我就开心地离开。

你前两天说,你这次和行政院院长江宜桦一起离开,感到很光荣,为什么?

三年相处的过程中,我对他有些观察。第一,他做决策很明快;第二,他倾听的能力很强。这个能力听着容易做起来很难。第三,他有极强的协调耐心和协调能力。第四,他有非常坚定的信念。他是政治学博士,所以对于自己所相信的政治学理想,有坚定的实践决心。从一到四加起来,我始终认为,他是台湾非常难得的政治人才。我向来不轻易夸奖,但我高度赞美江宜桦。客观环境对他的评价,险峻的政治形势的突变,他的走其实是台湾的损失。台湾当下的政治环境已经恶劣到很难留住一流人才为政府做事,这是我真心为国家忧虑的。

记得你说过,在台湾,正常人都不太想进入政坛,为甚么你做了三年文化部长会有这般感慨?

你看看新任行政院院长毛治国,才刚刚宣布他要接内阁的时候,网络上媒体上一片骂声。他还没有开始,你连他要怎么做都不知道就开骂。我们这个社会从幼儿园就开始教育说待人接物,以礼相待,为甚么我们面对政治这样的国家大事,却用相反标准?很多人才,都有报效社会之心,但是只要想到必须进立法院,就心凉了。其实在立法院有很多可爱的政治人物,很多很认真的人,但是把这些可爱认真的人放到那个结构里头去的时候,我们面对的就是蛮横、无理、侮辱、粗暴,在这样以“伤害”为首要目标的环境里,一流人才还愿意献身台湾吗?

“第一里路”是打地基

你做了一千天文化部长,你觉得没有一件事你敢于说是完全做完了的。有一种舆论,你做了三年文化部长不如当年文化局长有那么多看得到的政绩,你自己如何反思?

我在地方和中央政府都工作过了,所以大概有点资格比较。地方政府的特质是做地面上看得见的建设,譬如在台北市,我可以在一千天里把二十多个废弃老屋转化为文化的珍珠亮点。可是中央政府的本位是做地面下的工程,专门整地,打地基的。你要有眼光要建那一百层的高楼,可是你先要把那个凹凸不平的杂草丛生的地填平了,然后往下挖深做地基。这三年我就是那个做地基的人。不了解的人会问,怎么还没看到花园啊。要花园,先要有地基,然后有土,然后播种,然后阳光、水、空气。那是第二里路、第三里路,第一百里路。我是做第一里路的人。那些一般人看不懂也不在乎的法案,那些机构的建置--比如摄影中心、表演艺术中心、国家电影中心等等,也都有了,海外文化布局的策略也都拟定好了。中央政府绝不能急躁,我们需要的是安静的力量。现在政府缺的,不是现买现卖短线操作,是长远的眼光,是把几十年不做的基础工程补做。

那么你会不会担心你接任人对你的布局不以为然,他会更改或者把你的地基边缘化?

就民主政治而言,这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我要在这三年花那么多时间培养事务官,因为他们就是未来的中流砥柱,他们知道什么是该做的,他们的目标是什么,我就是希望他们在已经打好的地基上做得更好。新部长上任,特别是一旦政党轮换后,或许都会有调整,但成熟的政治社会里,一个好的东西,就会继承。不要说换了部长,如果说我打的那个基础没有我那个团队的认同,即没有司长们、处长们、局长们的认同,这基础是打不好的,正是他们支持这个理念,才会形成一个作战团队,这三年打好了基础,表示那是整个团队的共同信念,而不是我龙应台部长个人的东西,下一任部长还得跟这些文官团队沟通,因此,如此下去是持续稳健的。

香港、大陆、澳门的文化主管机构都有一个通病,就是你说的文化部内部的地下管线太复杂,连接起来很不容易,你做了三年,力图把文化部复杂的地下管线连接起来,你有什么感慨?

我说的地下管线,是看不见的工程。我们台湾文化部,是把以前分属的四个部合起来。这样,我第一个就是全盘检视你的法令法规到底还赶不赶得上现在的变化的时代。我们的业务有来自新闻局的电影电视领域的,有流行音乐产业的,所以我们不能不把文化方面的各种法规,拿出来全盘检讨,是否合乎现况,这是个非常庞大的工程。出版以前归属新闻局主管,可当时新闻局的切入角度主要是管制,现在文化部却是开放、扶植。这就是我说的地下管道,有的是要彻底地清洗,有的是根本要撤除,譬如说电影法已是一个几十年的法,我们从五十八条变成二十四条,把其中思想管制的都撤掉了,这些都是大工程。

最初是谁以“太后虎姑婆”称呼你的?

是我嘲笑自己的啦。太后这个词本来是台湾反对党某些立委故意散播的恶意称呼,因为也知道我对下属工作要求特别高。在文化部内部,我们就把它给颠覆了,拿来玩。至于“虎姑婆”,是每次我看到同仁特别辛苦、特别受我责难的时候,我就会说:“对不起,虎姑婆为难你了。”建立一个新的部,我对主管的要求确实是高的,比如说草拟博物馆法,初稿上呈时我会问,你有没有看英国对于博物馆的规范是什么?德国的、日本的规范有没有做过比较?请针对每一个版本的每一条做出对照表,交叉分析后,再呈,我们再来讨论。这种要求以前他们是没有的。我这样要求,他们非常辛苦,我也非常心疼,但没办法,就要这么做,所以我就会常说:“对不起啊,虎姑婆嘛。”

你重返自由身,短期内会做什么?

我要尽快把阳明山的家全盘作整理,赶快空出一张窗明几净的大书桌。要落实《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英文版,纽约经纪人已经等了我三年。

我代表香港书展邀请你明年七月来香港参与名作家讲座嘉宾。

那还用说,别忘了我是半个香港人。如果可以,一定来。

那天听你说,会抓紧在三个月内写一本书,关于文化政策的?

我还真不敢说。但我真是想写,反思台湾的、华文世界的文化政策,对华人社会应该是一个贡献。我希望有人能把我关进一个舒服的房间里,只开一个小洞送吃的,三个月就可以写出来,写完了才放我出关。我这人太过好奇,这三个月一过,我一定被其他事情给吸过去了,这本书就没了。

马来西亚苹果旅游集团的老板李桑,半年前就邀请你参加西伯利亚铁路之旅,行程十多天,当时你说很想去,等你不当官了就去。李总从媒体上看到你卸职文化部,就给我电话,说要实践自己诺言,邀请你坐西伯利亚的火车,写自己的书。

他还记得?请把我的电邮给他,我们马上策划西伯利亚之旅吧。

读你的《第一里路》(龙应台的辞职声明,题为“第一里路”-观察者网注),知道你下决心离去的,是不是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为了在你作品中多次出现的妈妈?

我每半个月都会南下屏东潮州探望妈妈,为了不抱憾,希望能多留一些时间给妈妈,陪妈妈走完“最后一里路”。这是私人理由,所以我选择这个时候离开。(实习生王雅静整理采访录音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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