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中國失去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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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中國失去香港？

来源：亞洲週刊 林沛理
2014年8月10日 第28卷 31期

北京對香港最嚴重的誤判，是以為保住大財團的利益，就可以確保香港穩定繁榮。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震撼人心的一刻，亦標誌著美國對華政策的徹底失敗。自此以後，美國的政治分析家、外交家、漢學家和社論作者一直在問：「我們是怎樣失去中國的」(How we lost China)？

自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至今，中國收回香港的主權已整整十七年。十七年來，北京基本上沒有違反「一國兩制」與「港人治港」的承諾，並且透過多種渠道對香港人進行源源不絕的利益輸送。可是一切似乎皆是徒然，今日大多數的香港人——至少是那些最踴躍表達意見的香港人——在理智上仍然無法接受北京在香港行使主權的合法性，在感情上也沒有當大陸是血濃於水的祖國。在這些被認為代表社會主流意見的香港人心目中，大陸與他們的關係不是國與民的關係，更非母與子的關係，甚至連施惠者(benefactor)與受惠者(beneficiary)的關係也談不上；而更像劫持者(captor)與俘虜(captive)的關係。他們千方百計要掙脫的，是他們看到的北京那隻無處不在、無孔不入的無形之手。

香港人當了一百五十五年的殖民地順民，回歸中國後隻字不提「去殖民化」，反而理直氣壯地高呼「去大陸化」，當中包含深刻的歷史反諷。對制定和執行香港政策的大陸領導人來說，經過二十三條立法與國民教育科的滑鐵盧，政改引發的管治危機一觸即發，反省「我們是怎樣失去香港的」(How we lost Hong Kong)，此其時也。

當然，北京沒有可能真正失去香港，香港是中國領土一部分是改變不了的政治現實，但只要北京不是鴕鳥，就不得不承認它的香港政策千瘡百孔，亟待修補。

北京對香港判斷最嚴重的失誤，是以為只要保住大財團的利益，消弭資本家對共產黨的恐懼，自然可以確保香港的穩定繁榮，也就無須擔心這個「經濟城市」的長治久安。

最能體現這套「富人有錢賺，香港有運行」的管治哲學的時刻，是中國領導人訪港，總不忘高調地與香港的首富握手拍照，彷彿要向全世界展示中國共產黨對資本家的親切、友善和沒有殺傷力(Capitalist-friendly)。

中國政府大大低估管治香港的挑戰。對於「六四」產生的政治後果，北京今日仍處於否認狀態(in denial)，這對香港的有效管治是莫大不幸。「六四」令很多香港人，尤其學生和年輕人，認為憎恨中國共產黨、與中共為敵，是道德上別無選擇、必須要做的事，英文所謂的「moral imperative」。反共勢力能夠成功抹黑二十三條立法和國民教育，因為中國共產黨早已被妖魔化，而中國共產黨被定性為妖魔的歷史源頭和「事實基礎」正是「六四」。如果在北京的眼中，香港人越來越難以管治；那是因為在為數不少的香港人的眼中，中國共產黨在道德上已經破產(morally bankrupt)，因此由它委任的特首也不可能具備任何令人信服的合法性。

地產商導致社會分化

香港社會走上激進之路，不能單單責怪大陸的共產主義，它自己實踐的一套資本主義也難辭其咎。在港府政策包庇、縱容甚至配合下，地產商把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變成一種捕食性的資本主義制度(Predatory Capitalism)，「賺到盡」的同時也把小市民剝削到極致。樓價無止境向上升，社會被分化為有樓階級(the propertied class)與無樓階級(the un-propertied class)。

2D人士的激進化

在政治上被剝奪選舉特首權利(disenfranchised)、在經濟上被剝奪擁有物業權利(dispossessed)的社會成員——可以稱為「2D人士」，自然成為社會運動活躍分子，以及反政府、反建制的激進派。

「2D人士」受建制逼迫，維持現狀對他們沒有好處。相反，衝擊現狀、有機會改變遊戲規則的事態，對他們是生機和曙光，利必多於弊，這正是「佔領中環」無可抗拒之處。百多年前，尼采有感現代文化面臨虛無主義危機，建議社會的有識之士進行一場「超越善惡」的「價值重估」(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在這個意義上，「佔領中環」要重估的就是香港人的所謂「中環價值」。當然，對佔中人士來說，更重要的，是這場運動可以是改變遊戲規則的一招殺著(game changer)，將香港的權力關係扭轉過來。

這是對大陸軟實力的考驗。《一國兩制白皮書》就算不是失策，也算不上是上策。莫非慣於用鐵腕治大國的北京棄用高壓手段，就管不了一個城市？

■林沛理，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英語教學出版副總編輯，最新的一本書是《私想Private Thoughts：性、愛、自由、幸福、痛苦、宗教、男人與女人的私密聯想》（二魚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