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盃的中國秘密追尋社會公正後發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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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盃的中國秘密追尋社會公正後發制人

来源：亞洲週刊 鄒思聰、朱永瀟
2014年7月20日 第28卷 28期

世界盃的激烈競賽中，隱藏中國的秘密：中國足球具有強大的象徵作用，它承載了一個國家改革的重量，追尋場內場外公正的遊戲規則，期盼出現作家林語堂所說的「費厄潑賴」(Fairplay，公平競爭）的精神，認同國際標準，踢出了一個不斷追求專業與競爭力的氣場，克服昔日歲月中的弊端和挫折。世界盃就像一個觸媒，觸動中國社會向前邁進，尋求一個「後發制人」的可能性。

德國大勝巴西七比一（新華社）

中國球迷在巴西（新華社）

廣州恆大奪得亞冠盃（亞新社）

二零一四年巴西世界盃足球賽已經進行到半決賽，七月九日北京時間凌晨四點的德國與巴西之戰，德國戰車攻勢凌厲，桑巴軍團潰不成軍，七比一的比分讓世界盃主辦國巴西蒙羞，也讓世人見識到德國足球的威力。

與此同時，德國總理默克爾正在中國訪問，她在清華大學的演講中大膽預測，「中國的球迷可能有上億，我們德國全國也沒那麼多人」。

沒有人會低估中國球迷的能量。這個估計約一億人的群體，在網絡上非常活躍。德國總理默克爾在訪問中國時，和中國前總理溫家寶談到中國的球迷，溫家寶說可能中國看這場比賽的球迷比德國還多。

那是比賽的前一天，沒有人會知道德國會七比一「大屠殺」巴西。默克爾說：「我們當然希望德國取勝，但巴西是主場，所以可能更多人希望巴西主場奪冠，如果德國取勝，估計給我們鼓掌的當地人會有點少。」

但中國球迷的「擁德派」，可能比德國全國的球迷還要多。然而中國球迷不僅以量取勝；他們也是非常勤奮的一群，在網絡上敢於說出自己的愛恨，也將他們對中國隊「恨鐵不成鋼」的情結，投射到其他外國球隊的研究中，對於歐洲與拉美列強的勢力，都牢牢掌握，也反過來要「倒逼」中國足球的改革。如果西方和亞洲其他的俱樂部都可以，為什麼中國不可以？也就是在不斷的比較中，中國球迷擁有了最寬廣的國際視野。

這也註定中國足球不會陷入一種封閉的狀態。長期以來，中國的政治與社會發展，都要面對一種「雙關狀態」－－「關起門來打狗」和「關起門來做皇帝」。權力的傲慢，也來自於這樣的封閉性，可以為所欲為。但中國足球的發展，卻不斷要衝破這樣的局限性，因為廣大的球迷都有非常宏大的國際觀，他們知道別的國家是怎麼的玩法－－從教練到球員的薪水到比賽裁判的背景，都會與中國的比較，而不會自說自話，自己過癮。

事實上，國際的俱樂部和一些參與世界盃的國家，都非常重視中國球迷這個龐大的、喧嘩的群體，他們甚至開闢了中文的網站，來爭取這些消費者。中國一些專業的足球網站，如虎撲網等，由於用戶的飆升，開啟了密切的互動，創造了獨特的商業模式。

因而中國球迷與中國足球的論述，見證了中國足球的變革。民間資本的力量，從恆大的許家印到阿里巴巴的馬雲，都不斷投身到中國足球的升級換代。他們以資本的力量，呼喚更有競爭力的球會經營，也呼喚更專業的足球表現。

這也是世界盃的中國秘密：中國足球具有強大的象徵作用，它承載了一個國家改革的重量，追尋場內場外公正的遊戲規則，期盼一個林語堂所說的「費厄潑賴」(Fairplay，公平競爭）的精神，認同國際標準，踢出了一個不斷追求專業與競爭力的氣場。儘管它在過去的歲月中，歷經了不少的弊端和挫折。但世界盃就像一個觸媒，觸動中國社會向前邁進，希望尋求一個「後發制人」的可能性。

作為世界第一運動的足球，近年很難激起中國人的自豪感，「國足」在中國也早已成為罵人的詞彙。因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在網絡上，關於中國足球的種種話題再度興起，這一次，不止中國球迷，甚至連《時代》(Time)、福布斯新聞(Forbes)和外交家(The Diplomat)網站都有同樣的問題－－擁有眾多足球愛好者的中國，為什麼足球踢不好？

由「舉國體制」朝市場化改革的中國足球，是中國宏觀改革的同構縮影，因為其獨有的公開競技、國際比賽特徵，讓問題體制下的種種醜聞和惡果暴露無遺。在數十年的質疑聲中，中國足球正試圖釐清歷史脈絡，追溯失敗之謎，探索成功之道。

假球和黑哨

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三日的中國足球「紅山口會議」曾被樂觀的足球人士稱為中國足球的「遵義會議」。

正是這一次會議，國家體委召集全國七個城市在北京研究足球體制改革問題，成為中國足球由「舉國體制」轉變為職業足球的開端。

與歐洲市場化職業足球的悠久歷史不同，中國足球從全權體制中走來，雖然中共建政以來，在一九五七年成立足協，舉辦甲、乙足球全國聯賽，但這和現代職業足球聯賽相去甚遠。足球人才金字塔由「業餘體校－省隊－國家隊」的輸送體系構成。

「舉國體制」下的中國足球與歐洲足球的差距，是加法和次方的差距，是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差距，走市場化職業道路，成為提高中國足球水平的不二法門。

於是，這次足壇史上的「遵義會議」提出，「實行足球俱樂部制，學習歐洲經驗，打破單純的依靠行政手段管理足球的方式，積極開發和利用社會資源，走足球社會化、產業化發展路子」。自此以後，這場由體委主導的中國足球改革，開始了一段中國特色的市場化職業之路。

一九九四到一九九七年，最初四年的中國職業足球聯賽蓬勃發展。那是欣欣向榮的日子，市場化以後的球員紛紛賺錢，優秀的球員獲得很高的身價。前國足郝海東轉會至大連萬達，現中國首富王健林當時支付給他月薪高達三萬人民幣，在那個人均月收入只有幾百元的年代，這個身價極高。市場的激勵作用非常明顯，民間足球蓬勃發展，數千所民辦足球學校在中國開辦，家長不惜高價送孩子前來訓練，希望孩子日後成為職業足球運動員，一切似乎欣欣向榮。

可在不為人知的暗地，腐敗正在孳生，它構成了中國足球後來的代名詞－－假球和黑哨。

如果說前四年的中國職業足球聯賽只是打一些「人情球」，那麼一九九八年以後，中國職業足球聯賽就開始全面走向腐敗。這一年的標誌性事件，是在足協盃半決賽中大連萬達集團的退出。因為對主裁判俞元聰備受爭議的三個點球判罰不滿，前後為該俱樂部投入三億元的企業家王健林宣布，「萬達永遠退出中國足球」。

同在一九九八年，延邊敖東的球員高仲勳在親歷了裁判的「嚴格照顧」，導致球隊輸給了前衛寰島以後，絕望道「中國足球沒戲了」。然而，這句話讓高仲勳退役以後，找不到一份足球的工作。輾轉多年，這位天才中場球員不得不給韓國人打工。

一九九八年成為中國職業足球的腐敗元年，此後，一九九九年「渝瀋之戰」的假球黑幕，直到二零一零年的足壇反賭風暴，才被重新提起。

也不是沒有足壇反腐，二零零一年「甲B五鼠案」就是中國足壇第一次打假掃黑，中國足協對打假球的長春亞泰、四川綿陽、成都五牛等球隊做出了處罰，但牽涉出的許多案子又不了了之，這讓中國職業足球的腐敗不可收拾地蔓延。

中國足球在這一年開始真正滑落，後來中國職業足球由「甲A聯賽」變成了「中超聯賽」，但假球陰影從未離開。二零零三年「末代甲A」的冠軍之戰，對中國職業足球的腐敗做出了生動的註腳－－上海申花為了奪得聯賽冠軍，通過足協官員，動用了超過千萬的資金收買了競爭對手上海國際的球員。為了奪得末代甲A冠軍，申花花費了二億元。這一腐敗窩案的真相，直到二零一零年的足壇反賭風暴才真相大白，到二零一二至一三年，足協官員楊一民、張建強、南勇、謝亞龍才被判刑。

在中國職業化足球的體系中，足協是唯一的裁判員，而同時又是政策的制定者，在中國職業足球聯賽中，並不存在獨立於足協的監督體系，也不存在常態化的司法介入，這讓中國足球的腐敗，從球員、裁判到教練，從俱樂部老闆到足協官員，皆不能倖免。

足協是規章規則、制度和紀律懲罰機制的制定者，由於獨立監督制約機制的缺乏，又成為首當其衝的規則破壞者，這種「立法者帶頭破壞法律」的悖論，成為中國的惡性腫瘤。

這是對「Fair Play」價值的破壞，它鑿穿了足球比賽賴以存在的根基，摧毀了球迷對中國足球的基本信任。即便在歷經三年反賭風暴後的上賽季，中超聯賽依然逃不過球迷和足球記者「假球」、「人情球」的指責，仍然在艱難地重塑公信。

本質上，足協對中國職業聯賽改革的變質負主要責任。按照國際足聯（FIFA）的要求，中國足協應當是非政府行業性組織，它獨立於政府之外，只對足球運動的發展本身負責。但在中國，並不存在真正的獨立行業性組織。

政治足球弊病叢生

中國足協和足球管理中心實為「兩塊牌子，一套班子」，而足管中心則受國家體育總局管轄，在任領導由其任命。這是典型的中國特色，一九九二年的足球改革，把「舉國體制」下的足球一腳踢給了市場，但足協仍然主導著市場化足球的規則、監督和收益，而國家主義思維則讓它隨時在各個俱樂部調兵遣將。

作為政府機構，足協官員把足球作為自己的政治籌碼，追求足球政績的衝動壓倒了尊重足球發展規律、幫助足球良性發展、維護和監督職業聯賽公平競爭、長期規劃國家足球的使命。於是，一幕幕鬧劇頻頻爆發。

二零零零年，中國足協「別出心裁」地要取消聯賽升降級制度，而這被公認為是競技足球職業「競爭性」、「激勵性」的核心內容。此外，足協提出「中超和中甲合併打分區賽」的方案，這種匪夷所思的提議被普遍地批評為「外行管內行」。蓋其原因，則是足協主席由上級任命行政幹部擔任，由於中國政治的科層制安排，他只需要對上級負責，而無需對俱樂部老闆負責。並且，由於上任者憑領導喜好所定，上任者並不需要懂足球。

如今被判刑的前足協主席謝亞龍是典型案例。他曾為了實現向國家體育總局做出的政績承諾，隨意侵犯俱樂部的利益，強行壓制各俱樂部的不滿聲音，冷凍中超老總峰會，人為地製造「和諧」狀況。在足協訴訟委員會無法獨立的情況下，足協主席足以一手遮天。

作為國家體育總局下設的半官方機構，足協自行決定了聯賽中的絕大多數問題，聯賽產權由官方背景的中國足協完全擁有，聯賽投資人和俱樂部沒有任何產權，俱樂部對中超聯賽有限公司沒有經營權，俱樂部只能拿到門票和被足協挑剩下的廣告牌經營開發權。

這導致了足協和足球俱樂部之間不曾間斷的矛盾，通過職業足球市場化賺取的利益沒能轉化為職業足球擴大的生產力，而讓足協自肥。大連實德俱樂部副董事長元萬中曾說：「最近足協和投資人也不溝通了，我們被撇在一旁成了旁觀者，中國足球的改革與投資人好像一點關係都沒有了。沒辦法，話語權在中國足協手裏，中國足球如果被他們改回到一百年前也沒辦法！」

同時，由於足協主席任命來自於上級，它同時承擔了市場化職業聯賽和國家隊的管理功能。為了中國足球的國家隊政績，「一切為了奧運會、世界盃」做準備，足協作出入選國家隊的職業球員不得參加中超聯賽的命令，而培養和為該球員支付薪水的俱樂部，不能作出任何回應，只得遵從。

而對於要走向世界的國家隊，政治足球也從未有起色。每一任足協領導擁有固定任期，擁有各自的足球理念，同時擁有各自的升遷壓力，但惟獨沒有的，便是一以貫之和長遠安排的目標。不同的領導更換了不同的「洋帥」和「土帥」，國足也從西班牙學到德國，從巴西學到阿根廷，中國評論員白岩松痛陳，「幾十年學習下來，即便是最笨的一種，只要堅持下來，恐怕也不是如今這樣」。

中國體育大老李元偉對比日本：「日本J聯賽的例子那裏放著，我們不知道去過多少人次批次考察，花了大把金錢，回來後一句中國國情就輕輕擱下，不能按照自身規律辦事，從轉變價值觀、完善聯賽機制、青少年基礎做起，又有什麼意義？」

而中國足協對於中超聯賽的粗暴干預，讓政協委員、恒大老闆許家印積鬱心中的不滿在二零一二年十一屆全國政協會議上完全發洩出來。他在提案中直言，中國足球是「偽職業」，「運營聯賽的中超公司表面上是獨立的公司法人，實際上隸屬於中國足協。體制上缺乏獨立性，業務上功能缺失，導致其商業運營能力極差，在聯賽版權、冠名權及衍生品等重要市場資源上非市場運作根本無法真正惠及投資人，也嚴重影響了中國足球的可持續發展」。

這份提案引來眾多足球關注者的熱議。許家印道出了中國足球、商業與政治的中國秘密－－政治不肯在社會領域完全退出，部分的退出是因為全權體制的不可持續，不可創造更多的紅利。而足協的權力並不來自於俱樂部董事會的授權，作為足協最高權力機構的「全國代表大會」則形同虛設，「訴訟委員會」無法獨立監督，足協主席在中超聯賽一手遮天。

恒大崛起，尊重規律

而正是許家印投資的廣州恒大，從一隻降級的球隊，短短幾年之內成為了「亞洲之王」，給中國足球帶來了重生的希望。

廣州恒大的崛起看上去不可思議，可同時又理所當然。

地產老闆許家印在二零一零年三月接手廣州足球，他豪言數年之內成為「亞洲之王」，被人譏諷為無知狂妄。但接下來的一切令人咋舌－－五百七十五天以後，廣州恒大稱霸中國足球，三年多以後，登上亞洲之巔。

二零一零年，恒大花費鉅資引進鄭智、郜林、孫祥和外援穆里奇衝超成功，隨後以四百五十萬歐元（約六百一十萬美元）的稅後年薪引入阿根廷球星孔卡，以一千萬歐元年薪引入世界名帥里皮……恒大的資本投入令人咋舌，屢屢成為體育新聞頭條。但這只是恒大成功秘密的第一步。

中國資深評論員李承鵬評價：「足球就這麼簡單，只要你按規律辦事，以市場原則而非政府指令為準繩，以球員為核心價值而非領導一拍腦門的衝動，以球員利益而非書記們打造城市名片為最終追求，尊重專業和潮流，終會得到善果和榮耀。」

這確實是恒大崛起的秘密。為了刺激球員努力踢球，恒大採取了著名的「五一三政策」－－贏一場球獎五百萬元人民幣（約八十萬美元），平局獎一百萬元，輸球則扣三百萬元，從每場聯賽獎金中，劃出三成作為當場拼搏獎。這些政策行之有效，且被北京、江蘇、長春等俱樂部效仿。

不止如此，恒大制定了最嚴厲隊規「五必須、五不准、五開除」的「三五政策」。隨著聯賽的進行，楊浩、穆里奇、雷納托、郜林等球星都不能例外地受到處罰，這種賞罰分明的管理體系也成為了行業標竿。

此外，如果說世界名帥里皮到來之前，許家印還要經常指手畫腳，那麼在里皮上任以後，許老闆便給與了這位名宿獨立的主導權，讓教練的專業度發揮到極致，防止了「外行管內行」的現象。

不止如此，這個通過砸錢購買球員的土豪，正在學習擁有國企背景的傳統豪強山東魯能，著力於培養自己的青訓體系，為恒大建立第二梯隊，培養自循環的造血功能。而在恒大異軍突起之後，山東魯能等國企背景的球隊也不得不向擁有現代企業管理體系的恒大學習，這種民企與國企正面激勵的例子，正在讓百廢待興的中國足球慢慢重生。

然而，作為政協委員的許家印直言：「二零一三年中國職業足球取得歷史性突破，但整體上仍很落後。」他在二零一三年兩會提案中，希望「教育部直接管理足球青訓，建立新型足球學校」。「新型足校」是文化教育和足球專業培養並舉的學校，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在原有傳統學校基礎上增加相應的專業球場。

這在中國足球的金字塔結構中至關重要，單憑職業聯賽的引入外援「輸血」只是國足重生路上的第一步，只有挽回失去的足球人口，才可能擁有足球運動源源不斷的基因。

足球的普世價值

「足球的成功，和足球人口的數量密不可分，一般而言，二十萬球員中，才會有一名偉大的球員，而中國只有七千到五萬名孩子在踢球，而在英國，這個數字是四百萬」，北京一家足球俱樂部的主席羅文．西蒙斯說。

足球人口的嚴重缺失，已經成為中國足球面臨的根本危機。虎撲足球網站主編陳中捷向亞洲週刊提出了自己的疑問：「現在的父母，有多少會讓自己的孩子去踢足球，走上職業道路？有多少球迷，會熱衷於足球運動？」

而陳中捷和他的團隊就正在致力於普及足球文化，不僅讓球迷能夠在網絡上交流世界足球，更能夠組織線下體育活動，真正地體會這項世界第一運動的魅力。然而，陳中捷坦言，文化的普及只是一方面，重要的是制度的轉軌和變革。

一九九零年代， 中國足球人口曾一度高達七十萬以上，這是市場化職業足球的初期，金錢的激勵、職業俱樂部的興起、足球學校的生長，越來越多的青少年以此為志業，讓人對中國足球充滿遐想。然而，後來發生的無數醜聞摧毀了所有願景，中國職業足球成為「黑哨」和「假球」的代名詞，中國國家足球隊成為「哀莫大於心死」的典例。

在中國，足球相比於其他問題更加凸顯，原因就在於它的公開競技和國際化的特徵，這使得中國足球擁有了難得的「透明度」，在中國網絡上，中國足球還擁有一群苛刻的監督者，他們是上億的中國球迷，而中國的球迷正在通過輿論的方式，影響著中國足球││讓足協，讓國足都認識到中國足球岌岌可危的狀態。

很顯然，數量如此眾多的球迷人口不能轉化為有效足球人口，其中的精英不能轉化為職業球員，原因無他，因為足球已經成為一項高風險、低收益的人生選擇。競技體育的核心精神－－「Fair Play」，在中國的權力市場經濟體系中，備受壓制，凋零殆盡。

沒有公平競爭，資本、人才、政策傾斜都是無根之木，這是足球的普世價值，也是市場的普世價值。政治力量的非正當干預，運用行政職務的權力尋租，與政治聯姻的紅頂商人，缺乏獨立的監督制約體系，「立法者帶頭破壞規定」的悖論，都在對「Fair Play」的普世價值進行毀滅性打擊。

球評家李承鵬直言：「中國足球原罪在於體制，政治足球永遠出不了線。」而這種規則意識，正在被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不排除許家印投資足球可能有的政治訴求，但其現代企業管理制度和對足球規律的尊重，正在構建這一行的規則，樹立激勵性的標竿。

有人質疑：「恒大奪得亞冠，靠的都是外援進球，這算什麼中國足球的重生？」當然算，足球分為大眾足球、職業足球和國家隊足球，而作為職業的足球聯賽則是其中的中流砥柱－－如果能夠建立獨立於政府的足球協會，構建公平競爭的足球聯賽，足協能夠還利於俱樂部和球員，良性運轉的體制將會讓中國足球後發制人。而這一切，依賴於作為政治權力的足協徹底地退出職業聯賽。

當然，百廢待興下的重生，註定漫長，中國球迷或許還有許多年才能看到國足重新站在世界盃的舞台上。而在此之前，足協的徹底改革，中超聯賽的公正運轉，中國足球人口的擴大，才是千里之行的第一步。■

当时惘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