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 “我没有假装爱国”——拍特殊时期，艺术家要寻找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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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 “我没有假装爱国”

                                                                                                                             ——拍特殊时期，艺术家要寻找新方法
来源：《时代周刊》 | 责任编辑:孙武
2014-05-21 17:18:41

三年没有电影上映的张艺谋，2014年5月的一场“归来”，在电影上映前的一周，又开始迎来舆论的暴风骤雨。仅仅在半个月之前，这部电影还被万众期待着“载誉归来”，“回归文艺片”、“重拾80年代情怀”。电影上映前舆论逆转，《电影世界》杂志5月刊的封面专题《张艺谋苍白•归来》以一组报道，将张艺谋称为“名为国师，实为顺民”。紧接着，连司马南都在看片后怒指“这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政治片，开启‘新伤痕文学’”。
“时代变了。”近日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张艺谋起码说了五次同样的话。“我们可以设想那样一个情景，中国没有审查制度，‘文革’的所有内容都可以拍，过去历史都可以拍。那么拍到2014年的时候，还会那么拍吗？会不会大家都看腻了？”

张艺谋 资料图

“大家都低估了我的心态和承受力”

时代周报：《归来》这个名字是谁定的？

张艺谋：来来回回，众说纷纭，最后我说还是算了，就直接一点。

时代周报：《归来》是不是你的精神指向？

张艺谋：我自己想回到那种纯粹的创作心态上，其他不多想了，受众、90后、历史，所有东西不多想了，潮流都不多想了，我们就回到自己的感受上。比如这个电影以内敛和克制的方法去讲述这段历史。不是从回避什么或者试探什么，而是我自己觉得，这个故事应该这么讲，这么讲可能是一个提升，美学的提升。这种纯粹的东西并不是要证明给谁看，也不是要做姿态，只是说，这么想去做一个电影，不受干扰。很难！有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我这边刚一开机，超生事件就出来了，然后无锡市计生委跟我连发十几封函，往三个地方发，广西、我的单位发，家里发—不知道谁把我的家里地址给他们了。很严厉，要我去报到，要我去说明情况，要我去陈述。他们越来越严厉，越来越急迫，有点像十二道金牌似的。接着就是铺天盖地的舆论，“寻找张艺谋”等各种各样的舆论。

当时我印象很深的就是，陈道明屡屡提醒我：导演，你一弄就开会去，一弄就开会去，你不能这样。陈道明那时候很担心，巩俐也很担心，了解我的人都很担心。我知道我一定要把这部电影拍完，做稳以后我再去无锡。所以，实际上那段时间对我来说很困难。我觉得放到一般人身上就会搞乱。我还好。还好，我觉得还好。

时代周报：听说你为了交罚款好像卖了一个房子。

张艺谋：其实我自己也没有估计到，大家也许都低估了我的心态和承受力，我自己还是承受下来了。所以，我还是排除了所有外在的东西，静下心来，回到我需要的返璞归真的创作心态上，回到那种内敛、节制的方向上去。

时代周报：我们看过原著会觉得，如果能够把劳改敞开了拍就特别牛，现在我知道有很多不得已，但是大家都抱着很大期望想去了解这段东西，看张艺谋有没有本事把这段东西的质感拍出来，结果完全没有，这有一个非常大的失落？

张艺谋：我觉得不会。我们可以设想那样一个情景，中国没有审查制度，“文革”的所有内容都可以拍，过去历史都可以拍。那么拍到2014年的时候，还会那么拍吗？会不会大家都看腻了？所以我自己说，一方面当然是现状，你必须做选择，大家其实能理解。另一方面，如果彻底放开了，人们看了第一个猛烈抨击旧时代的作品，会觉得勇敢、真猛，这是破冰之作，后头渐渐就没有人看了，年轻人更不看了。所以实际上，如果要拍某一段特殊时期，艺术家一定要寻找新的方法。

时代周报：其实我感觉你现在留了很多的白，不像你以前的作品全部是满的，很浓烈的。

张艺谋：对。所以，其实是有意这样做。我不觉得是回避和妥协。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种寻找，就是在这一类题材，我如何把严歌苓那么丰厚的、前面那么厚的背景放在这里，一点一滴，对我自己来讲，就是那一箱信，就是那一箱信的质感。还有各种很小的细节。

80年代文学养育和影响了第五代

时代周报：那回到80年代的那种纯粹的创作状态了吗？

张艺谋：我不敢说80年代有非常多的自由。但是，那个时候最大的好处是没有被金钱污染。还有全民的那种对知识和外部世界的那种渴求。另外就是全民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忧国忧民，操心的都是那种大事儿，(笑)意识形态和文化的事儿，群众基础特别可爱。现在没有了。

时代周报：为什么？

张艺谋：我觉得，是一个民族经历过大苦难之后的反思和自信，这个过程在中国身上迸发得很强烈。

时代周报：我记得那个时候你在拼命找书。

张艺谋：对。那时候文学非常丰厚。它是从寻根文学演变过来的一种多姿多彩的东西，是一种力量。所以，实际上我认为是那一时期的文学养育和影响了第五代。

时代周报：你的80年代是不是你一生当中最灿烂、最辉煌、人性最张扬的时候？

张艺谋：应该是最投入、最纯粹的一个时代。我1982年毕业，到1989年、1990年，拍《红高粱》这一段时期最纯粹，那个时候特别纯粹。什么都不想，哎呀，电影之至高无上，艺术至高无上，你可以去演一演《老井》，去一个村子里住两个月，你可以让自己饿好几天，你可以为电影做任何事情，就是所谓的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很可爱！我自己是这样，我看当时所有人都是这样子。

未来要从票房弄潮儿中产生大师

时代周报：后来为什么会变？

张艺谋：时代变了，节奏变了，信息多了，多元化了。多元化之后接着是商品化。时代变了。

时代周报：你后不后悔前面十年跟张伟平合作？

张艺谋：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时代周报：会不会有人说，张艺谋这么大名气了，比如吴天明他会引导一代电影往前走，但是张艺谋有一句话叫做“孩子没有像父亲一样负起责任”，是不是第五代的导演他们其实没有把自己当成父亲的角色，而是各奔了东西？

张艺谋：时代不同了，现在很难再有人当教父了。

时代周报：现在这个时代的中国电影市场呢？

张艺谋：我这么看中国电影。中国这么大的市场，我们没有商业电影的强大的创作力量、年轻导演。我们肯定这些东西、这些座位都是给好莱坞留的。到了00后的观众，会培养起一批好莱坞的年轻观众。这个口味就只吃好莱坞，别的不再吃了。在台湾和香港就是例子。所以，我自己不是年轻导演，但我也愿意跟上，去学习拍商业电影，而且要拍好，这个我觉得很重要。所以，未来一定要从票房的弄潮儿中产生大师级的人，否则这个市场就被好莱坞拿走了。第二就是回到价值观上。其实这么多年，我的价值观并没有改变，还有一些客观原因，我也没办法解释。只是因为我的作品没有拍好，有时候是在学习，也有自己迷失的地方。但我个人没有变过。

时代周报：我认为你是被某些人绑架了。

张艺谋：也许。所以，无法去解释。今天拍《归来》其实对我来说，根本就是过去的我拍了一个心仪的电影。不是我突然变了姿态，不是我突然浪子回头了。

“我没有假装爱国”

时代周报：大家都觉得你应该是那种事业型的男人。其实生活里，衣服你也会自己去挑，也会喜欢好看的表。

张艺谋：对。是这样的。以前是秘密，现在不是秘密了，可能跟我太太有关，因为她是80后，再加上有三个孩子。你看，这个秘密隐藏了很多年。其实大家都走入了误区，以为我是神坛上坐在那儿的不食人间烟火的，但你看，“哦，原来他有这么一套，他其实有一个家庭”。

时代周报：你有很丰富的后花园。

张艺谋：他实际上是一个家庭，实际上他什么东西都没有少。所以我不是一个打坐的人，我其实是挺接地气的。

时代周报：家庭生活给了你最大的营养？

张艺谋：最早是因为我父亲，1997年去世的时候我在他的床前，他最后有个遗愿，就是希望有一个男孩，我就答应了他。我记得我说得很轻松的。我父亲说希望我有一个男孩，因为他认为我有出息，我说没有问题。那时候跟我父亲说的话是有老天爷作证的，不能食言的。他说那你找谁生啊。我说，有的是，你放心。我就谈得很庸俗，我说，你看，我现在这个情况，也不缺钱，没问题，能找到。

后来我老爸觉得可行，他说，那你要生的是个女孩呢。我说再生啊。他说，那国家不允许啊，独生子女啊。我说我在外国生啊。我说完了，我爸就非常放心，他说我就可以瞑目了。我爸去世的时候是很清醒的，他是肺的问题，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做这个事情，所以立即就有了这样一个家庭。实际上，我自己觉得，对我们个人来说，不管是富裕还是贫穷，都没有大家想像的那种超凡脱俗的艺术家的情怀，我们不是那样的，生活不是那样的。

时代周报：你们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你是严父吗？

张艺谋：是普通家庭。我父亲是严父，所以我一直很惧怕他。你想，我都大学毕业多少年了，给家里打电话，跟我父亲，我们俩就没话。我不会，但我又不太善于跟孩子交流。现在孩子还是跟他妈妈照顾。但我从来不板脸。

时代周报：你怎么看待父亲的角色？

张艺谋：我觉得我不是个好父亲。所以，陈道明那句话说的是我的心里话，因为首先这是种东躲西藏的生活。

时代周报：你为什么要选择东躲西藏的生活？

张艺谋：我不想把孩子生在国外。这是我的心里话。

时代周报：大家都觉得你可以移民。

张艺谋：对，当然，那是易如反掌的事情，也可以去香港生。只是我不想这样做。当年没有其他想法，就是不想。我没有假装爱国，没有上升到那个高度。我就是不想那样。你看现在就出现这个问题。其实对小孩的影响已经很大了。这些问题孩子都知道，同学们都知道，所以全国人民声讨我超生的时候，他们同学也会说，老师也有，所以孩子回来会问。

时代周报：会问你吗？

张艺谋：不是，问他妈妈。比如现在，你出去以后，老百姓拿手机冲上来跟你拍，小孩都紧张，不知道为什么，会问他妈妈。他妈妈经常会解释，或者我经常给孩子解释一些轻描淡写的东西，但这也没办法，所以我觉得，尽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