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最大鞋廠罷工中國民工社保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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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大鞋廠罷工中國民工社保困局

亞洲週刊  劉項、朱永瀟、馬倩
2014年5月4日 第28卷 17期

世界最大的鞋廠、台資裕元集團在廣東東莞的廠房爆發工潮，總數逾四萬的員工不滿資方少繳社保費，影響他們退休後的生計，透過QQ、微信等途徑動員罷工。資方回應指將會補繳，但對於補繳額度和覆蓋的時間，需待政府出台新規定才能確定。事件暴露社保政策的漏洞，以及政府監管不周，折射農民工社保困局。隨著網絡及手機的普及，勞工維權意識增強。

東莞裕元廠的罷工員工

廣東東莞是台商的主要集中地，台資的世界最大鞋廠裕元的其中一家廠房就設在東莞，這間有大約四萬員工的鞋廠，四月份爆發大罷工，工人透過微信、QQ等方式號召維權，逼使資方出面應對，也暴露了政府相關政策及監管的漏洞。

下午五點鐘，已經是下班的時間，東莞裕元鞋廠主廠區周圍卻都是走向工廠的人群，他們從自己的宿舍或租住的房子走出來，拿著員工證，秩序井然的走進工廠大門、進入廠房、在考勤機上打卡，然後立刻離開，數萬人的人流在不到一個小時的時間裏，一來一去。他們是東莞裕元鞋廠罷工中的工人，每天上班時刻，他們前來打卡、然後離開，到了下班時刻，他們又來打卡，接著離開，從四月十四日大規模開始的罷工，至今還完全沒有停息的跡象。

引發罷工的，是企業社會保障金的「漏繳」問題，裕元鞋廠沒有為員工繳納足夠社會保障金的傳聞在四月初便在員工中傳開，在裕元鞋廠工作了十三年的楊薇（化名）像許多裕元員工一樣，親自去社保局打印了社保對賬單，上面一連串的數字零，使她終於「確信」了員工間的傳言。

楊薇之所以看重這社會保障金，是因為這筆錢關乎她的養老。按照法律規定，企業和僱員都要按照一定比例上繳社會保障金，十五年便期滿，這樣等員工達到退休年齡之後，便能獲得一定金額的退休金用於養老。根據東莞地方社保法規，養老金的金額將由上繳社保費用的多寡決定。從二零零零年開始實行的社保制度，現在到了第一批工人領取養老金的時候，相關問題也隨之而來。

四月初開始罷工的廣東東莞裕元鞋廠的員工，很多都和楊薇有著類似的打算，擔心自己的未來，因此出來抗議。

而裕元管理層則同樣感到無奈，雖然社保單上寫的企業繳納數字是零，但是廠方表示，廠方從來沒有偷逃社保金，社會保險明細單上顯示「零」是「誤會」，裕元工業行政中心副協理李路加說，「社保是雙方共同繳納的，工人交了社保，企業不可能沒有交」。

來自湖南的趙紅（化名）在裕元廠工作了十年，她向亞洲週刊記者展示了她的 「養老保險個人賬戶對賬單」，這張對賬單來自社會保險基金管理中心，詳細記錄了她近十年社保的繳納狀況，從零六年到一四年，「個人繳費」一欄一直有著數百至一千的金額，這些金額每月按比例從趙的賬戶裏扣除，但是在「單位劃入」這一欄，卻沒有相應金額，一排表格裏面，一個個金額都是「零」。

接著，趙紅又拿出了一張名為「參保人險種繳費明細表」的表格，同樣來自社保基金管理中心，但是在這張表格上，無論是「個人繳費」還是「單位繳費」欄上，都寫有繳費金額，同樣的項目，在此表格上有金額，在前表中卻沒有。

裕元鞋廠在公告稱企業漏繳社保是「誤會」，而東莞市社會保障局高埗分局對裕元的相關問詢做了書面回覆，回覆稱「對賬單」，也就是顯示企業繳社保金為零的單子，反映的只是「個人繳費部分明細」；而顯示企業個人均有繳費的 「明細表」 反映的才是「單位和個人的繳費明細」。

工人與企業各執一詞的狀況，還不止社保繳費狀況一件事，員工身份是「臨時工」還是合同工是另一個爭論焦點。趙紅向記者展示了她從社保機構獲得的「參保情況記錄表」，表格上顯示她參加工作的時間是二零零四年，至今她已經在裕元鞋廠工作了十年，但在用工形式這一欄，寫的卻是「臨時工」，這張打印出來的表格下方，還印有「溫馨提示」，「以上是我局信息系統為您記錄的參保繳費信息，將直接影響您的基本養老金的核定結果，特別是工作日期、用工形式……」

「我們工作了這麼多年，怎麼還是臨時工，我們是簽過用工合同的」，趙紅展示了她那本已經略微泛黃的用工合同，合同上寫著她的職稱是「工人」，簽署的是「無固定期限合同」。

資方回應指屬誤解

社保「對賬單」上的一排「零」，讓「裕元廠從來沒有給我們交過社保」一說在員工間流傳，而「記錄表」中的「臨時工」身份則讓「裕元廠是按照臨時工標準給我們繳納社保」的指責聲四起。裕元鞋業對「臨時工」的回應則說，「『臨時工』純屬誤解」。東莞社保局高埗分局回應裕元的問詢指出，「用工形式只是參保記錄中的一項記錄，與繳費多少和社會保險待遇無關」。裕元工業行政中心副協理李路加對亞洲週刊表示，政府只將國企職工列為「一般職工」，而私企企業無論層級高低，都會在這裏被列為「臨時工」。

不過，即使裕元鞋廠已經繳納了社保金，它繳納社保金的基點並沒達到員工的實際工資水平（人民幣三千元左右，約四百八十美元），趙紅出示的文件顯示，在二零一三年七月至一四年九月的繳費基點是一千八百一十元，企業為員工繳納社保的比例是百分之十一，以此計算，裕元在這個時間段每月為員工繳納的社保金金額是一百九十九元，但是若按照工人實際收入的水平繳納社保金，裕元鞋廠每個月要為工人繳納的社保金則是三百三十元，相差一百三十元，而隨著繳費基點的提升、工人工資的上漲以及繳費比例的變化，這個差距還將越來越大。

李路加表示，社保繳費金額很難以工人實際收入作為繳費基點，這只能是一種「理想的狀況」，在進入東莞多年以來，裕元鞋廠繳納社保的基點都是自己設定的，在早期繳費基點是社會最低工資，近年來繳費的基點變為社會平均工資，政府並沒有明確的法規規定繳費基點，也沒有直接的命令指示。

在社保繳納問題上，政府與企業形成了某種「默契」，政府沒有給裕元硬性規定社保徵繳基點，看重的更多是社保的覆蓋率。裕元鞋廠在最新的通知中，決定同意對社會保障金進行補繳，但是對於補繳的額度、覆蓋的時長，卻語焉不詳，李路加和台灣寶成工業（裕元母公司）執行長辦公室副協理莊博貴向亞洲週刊表示，之所以語焉不詳，就是因為當地政府還沒有明確的指示，他們現在決定，會完全接受政府將來出台的新安排。

勞動關係學院教授王松江分析，「所有的資本都有利潤最大化的傾向，如果沒有受到強有力的法律、社會的約束，那（企業）就有可能不斷降低成本以提升利潤」，而在中國這個問題可能越發嚴重，「在中國，由於勞工組織力量弱；並且存在一個極其特殊的情況，就是地方政府為了招商引資，為了實現政績最大化，會以低人權的優勢來吸引外資。所以一旦爆發勞資衝突，基本上都會站在資方一邊」。

工人維權動員能力增強

這種狀況，在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可能比較容易存在，當時的工人年輕，對收入水平要求低，也沒有網絡、手機這些技術手段，可是到了如今的移動時代，觀念上、技術上的界限不斷被打破，工人的維權意識與動員能力日漸增強。

這份社保金，對於很多工人來說，仍是未來生活的保障。楊薇早就想離開東莞，回湖南老家了，二零零三年她的母親去世，讓她開始有了這個念頭，當時她剛剛開始繳納社保兩年，如果那時辭職離開東莞，已經繳交的社保金也不會退還，她的老公勸她還是留在東莞打工，夫妻倆由於計劃生育政策，只育有一個男孩，他們希望未來的社保收入能讓孩子減少養老負擔。可現在，她認為企業沒有繳納應繳的社保金，未來規劃恐成泡影。

向裕元鞋廠浩浩蕩蕩的上班人群看去，許多的工人都已經是中年人模樣， 早期打工的年輕農民工已到了考慮退休的年齡，關於社保的爭議於是也開始在現在這個時段引爆。

四月五日，已經有員工發現問題，在老三廠（另有一座新三廠）做流水線管理的雷鳴（化名）介紹，當天有員工給孩子辦理小學入學手續，政府小學回覆他說他是臨時工，不能辦理入學，這一消息讓工人們十分驚訝，並引發了抗議。

消息並沒有止於謠傳，不少工人立刻趕去社保局，調取檔案，得到的結果，印證了謠傳，「以前一直沒有查，都以為裕元這麼大的廠，是不會幹出這種事的」，一位女工說。

工人們「證據確鑿」，立刻就通過QQ、微信等組織抗議，四月五日便來到高埗鎮的清水公園進行抗議，參與者雷鳴表示，他們想聯繫記者前來採訪，但是卻沒有記者出現，抗議的橫幅也被警察沒收。

抗議兩三個小時後，有工友建議去找政府討說法，示威工人大軍開始向東莞市政府進發。高埗鎮緊挨東莞市中心，之間隔著東江，大橋是二者之間主要的通路，當工人們通過大橋的時候，警察已經嚴陣以待。最終，前去示威的工人被衝散，據在現場的工友雷鳴回憶，這次警察表現得比較克制，沒有發生任何暴力衝突。

裕元廠方沒有立刻作出回應，而是向員工們說，到了四月十四日才會給員工們一個滿意的答覆，工潮得以暫時緩解，楊薇當時覺得，「等半個月就再等半個月吧，反正已經等了這麼多年了，也不差這半個月」。

為何要等到四月十四號這一天再回應？在為耐克代工的老三廠工作的楊薇說，他們在四月初有一批需要空運的訂單，這批訂單若是不能完成，工廠將會支付高昂的違約金，而這批空運貨的交貨時間，正好就是四月十四日。

在工潮暫緩到四月十四日之後，廠方終於貼出了回應方案，但這個方案並沒有平息工人們的不滿，反而激起了新一輪的抗議。原因是這個方案並未提及過去的社保應該如何補繳，而且繳納社保金的基點最低仍不是員工的實際收入，與工人的普遍期待仍有差異，「如果從今年五月開始交，那之前都算白幹了麼？」楊薇質問。「臨時工」、「企業繳社保為零」的消息，讓工人們對工廠，乃至企業的信任瞬間瓦解，工人間流傳的不少謠傳，更加劇了這種不信任。

多名員工向亞洲週刊表示，裕元鞋廠的租約將在二零一五年年底到期，屆時整個裕元鞋廠將會遷出東莞，不過裕元鞋廠管理層則表示，廠方暫時沒有遷走的計劃，工廠的用地是裕元已經購買的，不存在租約問題。

員工中還流傳著一則未經證實的傳言：老三廠的台灣管理人員蕭姓協理曾在四月十四號下午一點多站在AB棟的寫字樓大門口，看著眼前一排一排走過的員工說道：你們滾吧滾吧，大陸人賤得很，要錢不要臉。這個事件迅速傳開，也引爆了員工積壓已久的對台籍老板的憎惡。「他居然講大陸人不要臉！」直到四月二十一日，事件發生兩個星期之後，進廠打卡的人群中依然有不少員工語帶憤怒談論這起事件。記者聯絡蕭姓協理求證歧視言論事件，他完全否認，只回應「謠言止於智者」。

這些傳言進一步加深了工人對工廠與政府的不信任，使得工人的行動逐漸升級，很多工人怕養老保險到退休之時無法兌現，要求企業用現金賠償漏繳的社保金，還有不少工人提出不用政府補繳社保，而是希望工廠買斷自己的工齡，從此離開裕元（買斷工齡指企業和員工解除勞動合同，企業按照工人工作的年份給予補償，工人工作了多少年，便補償多少個月的當下工資）。對於社會保障金之外的現金補償、買斷工齡等方面的要求，廠方則表示難以接受，莊博貴和李路加認為，社保的調整還算是有法可依的調整，而現金補償、買斷工齡的補償則沒有什麼依據。

廠方方案得不到工人接納，四月十四日開始，大規模的抗議活動連日發生，不滿從廠區蔓延到街頭，當天下午，數千名工人聚集在裕元廠區外的振興南路上，進行抗議，工人與警察發生衝突，並有工人受傷。

罷工並沒有向著更極端的方向發展，罷工的激進程度逐漸降低，但是參與的工人卻越來越多，他們不再走上街道，而只是在廠區的門口聚集。「都被打怕了不敢上街了」，楊薇說。大規模罷工的第二週，工人們不再上街抗議，而是每天早上按時來到工廠，去考勤打卡一下便離開工廠，有的在廠外閒坐，大多數則直接回家。

而到了傍晚下班的時刻，大批工人們又陸續從各自家裏走出來，回到廠房打卡，接著便離開。「我們就是跟他耗時間，我打卡證明人在這裏，但是就不上班，告訴他們我們還沒有走，不是我們不願意上班，是沒有滿意的答覆」，在裕元工作了十八年、社保還差一年便交滿十五年的戴俊（化名）說，他會一直跟裕元鞋廠耗下去，「我們一天才吃多少（錢）啊」。

這些遊行沒有統一的組織，也沒有指揮帶頭的人，工人之間的關係是最主要的紐帶，工人間通婚的十分普遍，罷工的人群裏常有手牽手的夫妻，接受亞洲週刊採訪的楊薇、趙紅，都是在統一條生產線上工作十多年的同事，「我們已經跟親人一樣了」。

QQ群組迅速發布消息

QQ群組是工人間傳播信息的主要渠道，工人間大概有七八個群組，每個群組人數有數百至上千人，上面快速流動著消息、傳聞、照片，每到早上上班的時候，記者所在的「裕元維權總群」QQ群組裏，都有不少工人在號召罷工，類似「一廠的工友們來了麼？」或者「六廠的工友快下來」的言論不斷出現。台灣幹部李路加對QQ群組的號召力和傳播頗為震撼，他說，他也想在這些群組裏面觀察言論，但是只要他一發表號召工友冷靜、理性的言論，就會被憤怒的網友「踢出」群組，為此，他不得不多註冊幾個QQ賬號。

工人行動溫和化的轉變，一方面是工人在實踐中得到的結論，另一方面，非政府組織(NGO)的介入，也給工人們帶來一定的指導。深圳春風勞動爭議服務處在首次示威爆發後，便開始和工人取得聯繫，予以指導。工友雷鳴說，在遊行活動遭到警察暴力驅趕之後，春風服務部建議工人們不要上街堵路，要理性抗爭，還建議工人們，既然有理在先可以找政府談，不要給他們以維穩為藉口抓人打人。不過服務社的工作也受到了來自當地公安、國保方面的壓力，服務部人員第一次來東莞後，被公安扣留並遣送回深圳，第二次到達東莞不到兩天時間內便和外界失去聯繫。

由於第二週開始工人們不再上街，也不再進行遊行、示威等較為激進的活動，警察和工人的衝突逐漸減少，但是廠區仍然是「重兵把守」，若說是五步一崗、十步一哨並不誇張。裕元鞋廠面積佔地廣大，在高埗鎮西南、東南以及北部各有大片面積的廠區，這些廠區都是自成體系的小社會，超市、宿舍、食堂、操場甚至幼兒園等設施，都集中在這些龐大的區域之內。記者混入廠區，發現各式警車、防爆車，每隔十餘米便有一輛，在廠房門口、涼亭底下、草坪上，到處坐著原地待命的警察。但是這些警察在大多數時候只是等在那邊待命，並沒有行動。

記者隨著工友混入了工廠，在員工俗稱AB棟的裕元老三廠（耐克廠），數以萬計的員工攥著手裏的員工卡，伴隨著清脆的打卡提示聲挨個走入廠區。在裕元老三廠，服務工齡超過十五年的超過一千人，而超過十年的，佔到近乎一半以上，多數只要再繳納幾年的社保，就可以滿足退休後領取養老金的條件。也正因為此，事件爆發後，老三廠成為抗爭最激烈的廠區之一。

雖然廠方一直發布公告，但是由於對補繳社保方案不夠明確，以及員工訴求的升級，始終沒有達成共識。廠方新貼出了兩份公告，指出會「依法辦理補繳」，並「為體恤工友辛勞」，自五月一日起每人每月發給生活津貼二百三十元。現場員工在告示前圍了幾圈，唾罵不斷，五分鐘後，貼在廠區行政樓外的告示被一個員工撕扯下來，扔到了地上。

老三廠內三面建樓，除了靠近廠區門口的辦公樓外，兩個車間大樓並立兩邊，各有六層，每層有三條生產線，共計有員工一萬四千多人。這兩棟龐大的建築裏，每天有超過兩萬雙耐克鞋被各個生產環節的員工製造出來，銷往世界。

即便因罷工潮而閒置多天，生產車間裏仍然撲面而來一股刺鼻的化學藥劑和膠水味。一位員工介紹，生產線長年有如此氣味，且溫度很高，因為鞋子要在最燙的時候放入機器加工鞋底，被風箱燙傷胳膊、被高溫的零部件燙出泡的勞動事件時有發生。

「（鞋）底加工」生產線的員工必須挨近坐在一個大風箱旁，風箱平均溫度達到攝氏五六十度。一個員工告訴記者，只要一天工作下來，「內褲都是濕的」。即便在最熱的夏天，這裏都沒有空調設備。記者在現場看到一個齊人高的老式風扇，似乎是生產間內唯一的降暑工具。「這裏環境真的太差了」，一個員工感慨。

打完卡的工人們並沒有做太多停留，不到半個小時的時間，熙熙攘攘的工廠又恢復了安靜，工人們紛紛離場回家。廠區設有宿舍，但大多結了婚的工人選擇在工廠周圍租房住，在裕元鞋廠一廠、三廠，所在的廠區外圍，已經形成面積同樣龐大的「農民工住宅區」。這些住宅樓多是本地人修建，大多有四五層高，密密麻麻的擠在一起，樓下要麼是骯髒的小巷，要麼是面向工人們的喧鬧的市集。

戴俊便和妻子一家住在其中的一個單位裏，這樣兩室兩廳的單位，月租五六百元，戴俊一家和另外一家合租於此。屋子裝修簡陋，牆面沒有粉刷，地面沒有地板，客廳與廚房合二為一，乍一看，他們彷彿把農村老家裏的家，原樣搬進了城市。

裕元鞋廠的工人月收入在三千元左右，一對夫妻的基本生活便會花去一個人的工資，兩夫妻每年存兩萬塊錢，將是一件十分難得的事情，而他們上有老，下有小，很多農村老家還要蓋樓，這一切靠的都是這兩三千元的收入。在老三廠工作七年的劉珍（化名）說，如果沒有這個社保的話，她寧願回去，在家鄉拿兩千塊錢，還可以照顧老人小孩。

抗議的這一代民工，不論是心態還是訴求，已經與老一代十分不同，在東莞開出租車的舒志強（化名）已經快五十歲，他是最早一批來東莞打工的民工，現在早已離開了生產線，「我們那時候哪裏像現在要求這麼高，當時為了一天八塊錢，我們全心全力的給老板幹活，不像現在的年輕人，又要條件好，又會經常換（廠子）」。

人口紅利削減影響外資

舒志強屬於中國「人口紅利」的一代人，但是在勞動成本上漲、維權意識增強的形勢下，中國的人口紅利已經不斷削減，王松江分析，這將導致外商資本流向成本更低的國家，可能造成大量的失業農民工滯留城市。莊博貴說，他們也意識到了東莞勞動成本的上升，公司本想將東莞各廠產業升級，專注高端鞋製造與研發，但是在發生工潮以及如此多的「誤解」之後，「我們不知道未來是什麼樣的情形」。（註：工人姓名皆為化名）■

裕元小檔案
　
台資鞋廠，為全球各大品牌運動鞋代工，母公司是台灣寶成集團，由蔡氏家族於1988年創辦，為香港上市公司。其廠房分布在中國廣東東莞、中山、珠海、江西吉安、印尼、越南等，員工總數逾四十萬，中國廠房員工約十六萬。裕元的客戶包括 Nike、Adidas、Reebok、Converse、New Balance、Timberland、Puma及Asics 等品牌。2013年度裕元營業額為75.8億美元，盈利為4.35億美元，總共生產了3.13億雙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