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大国之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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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大国之困

2014-02-12 17:19:25     
来源：今日中国  作者：     

作为占人类1/5的人口大国，中国曾经是世界上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为了减轻人口过快增长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30多年来，中国计划生育累计少生了4亿多人，极大地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对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可持续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然而，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中国的人口形势也发生了新的变化，面临着诸多困难：人口快速老龄化、家庭抵御风险能力下降、劳动力短缺、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增大等等。

如何走出人口困境，如何让人口成为未来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助力，如何破解人口大国之难，成为当下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为此，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这个被学界视为具有前瞻性的政策，无疑备受各界瞩目。

“单独二孩”政策：时代的呼唤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单独生育二孩政策，是过去十几年以来对计划生育政策重大的、战略性的调整，更是时代发展使然，它既符合现阶段国情，又顺应了民意。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转型与社会管理协同创新中心教授翟振武，亲身经历和见证了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给中国带来的变化，并参与制定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有独到的见解。

翟振武说，“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可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缓解老龄化程度和推迟老龄化进程，为中国应对老龄化挑战赢得更多的时间和胜算；能够改善劳动力老化的结构，改善未来劳动力数量供给平衡；同时，改善家庭的结构，提高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

前不久，他接受了本刊记者 张 桦 的采访。

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已深入人心

政策出台的背景

今日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单独生育二孩政策，请您介绍该政策出台的背景，以及中国当前的人口形势。

翟振武：首先需要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进行历史的梳理。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死亡率快速下降，出生率始终维持在高水平上，中国平均每个妇女生育6-7个孩子，这使中国的人口增长率骤然提高。在6亿人口的基数上，60年代中国每年平均出生人数高达2700万人，每年净增长人数达到2300万人以上，人口增长率高达2.5%。这对资源环境和经济带来很大压力。

当时，不仅仅是中国，在全世界也都面临同样的情况，快速增长的人口对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引起了国际上广泛的重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74年联合国在布加勒斯特召开了第一次世界人口大会，主张推行计划生育，使过快的人口增长降下来。

世界范围内，包括印度、中国都开始提倡实行计划生育，中国台湾地区还成功地实行了“家庭计划”。

中国是从上世纪70年代初期和中期，由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倡议，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经过30多年的计划生育，中国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人口增长率已经降到0.5%以下。在13亿人的基数上，每年出生人口1600万，净增加人数650万左右，平均每个妇女生育的孩子数降到了1.5至1.6个。30多年来，计划生育累计少生了4亿多人，极大地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推动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及人口素质的提高。

但是，在长期人口增长率下降的同时，中国的人口结构问题越来越突出。目前，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已经接近15%，13亿人中老年人就占了2亿，而今后还将面临老龄化提速和老龄化规模迅速扩大的局面。到2040年左右，中国的老龄化会达到30%多，老龄人口将达到4亿，比美国全国人口还多一个亿。

不仅如此，中国劳动力供应也开始出现短缺。从2013年开始，中国劳动力总量开始逐渐萎缩。10年以后，则会出现较快速的下降，势必对中国经济增长和持续发展带来一定的伤害，毕竟中国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依赖程度很高。在这样的经济形态下，未来二三十年对劳动力的需求仍然很多。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家庭结构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目前中国平均家庭规模是3.1个人。“421”这样的家庭结构，对家庭功能和养老有着诸多不利影响。特别是近20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导致家庭养老和抵御风险能力降低。

凡此种种表明，今天的人口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为了适应已经变化了的人口形势，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需要对计划生育政策作出完善和调整。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单独生育二孩政策，是过去十几年以来对计划生育政策重大的、战略性的调整，更是时代发展使然，它既符合现阶段国情，又顺应了民意。

不会导致人口暴涨

今日中国：有人担心放开“单独二孩”会导致人口暴涨，您认为有这种可能吗？

翟振武：政策实施后全国出生人数和人口总量会有一定程度的增加，据测算，5年内每年新增出生人数约为一二百万，会出现生育堆积的释放，并在今后两三年，引发一个小的生育高峰，但都在可控可承受范围内，不会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共服务产生大的震荡和冲击。由于中国此前实施城乡有别的计划生育政策，农村的独生子女远少于城市。因此，此番“单独二孩”新政，影响的主要是城镇育龄夫妻。

不过，对于不同地区不同城市，“单独”夫妇的生育意愿也并不相同。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二孩”生育意愿较低。例如，2011年年底，中国人民大学调查北京市“单独家庭”的生育意愿结果显示，已有一个孩子的“单独”家庭想生二孩的，城市家庭为59%，农村家庭为68%，平均64%左右。但在中小城市，符合条件的夫妇，很多都希望新政尽快实施，以合法生育第二个孩子。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12月28日在北京经表决通过了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决议

全面放开二孩生育的时机未到

今日中国：有人将“单独二孩”政策看作是即将全面放开二孩生育的信号，对此，您怎么看？

翟振武：从长期看，允许每一对夫妇都生育两个孩子，可以满足绝大多数群众的生育意愿，也能更大程度地缓解老龄化过程、改善人口结构。但是，政策的模拟和预测表明，如果立即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接近1.5亿独生子女家庭会被纳入政策范围，在现有的人口结构和生育意愿等条件下，未来人口总量会突破15亿，并且在政策施行后短期内会形成出生人数的高峰，年出生人数突破3000万，甚至超过3500万人。“单独二孩”只是释放了一部分。

综合全面地考量，立即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不利于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相对而言，“单独二孩”政策更加平稳、渐进、可控。但对“单独二孩”政策的影响也要有清醒认识。“单独二孩”政策能缓解老龄化程度和过程，但无法改变中国老龄化的趋势。应对老龄化根本之策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养老服务体系。同样道理，“单独二孩”政策能缓解未来劳动力供应短缺的局面，但未来劳动力数量的缩减是长期的趋势。应对劳动力数量下降的根本措施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不是再回到多生孩子的时代。

今日中国：“单独二孩”政策在获得掌声的同时，也有人担忧中国目前的资源环境能否承受得起？

翟振武：它对中国的公共服务和资源环境造成新的压力。随着中国城镇化的发展，有很多人将集中在城市里，这使得城市的资源更为紧张。

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与此同时，中国也大量地利用了国外的资源，比如石油、钢铁、化肥等物资的大量进口。人口的增多也使我们付出了代价，最为凸显的是食品安全问题等。

因此，未来中国人口在达到15亿峰值后，应该缓慢下降，以减轻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更为有利。因此，中央推动人口长期综合均衡地发展，意义深远。

有关政策的种种误解

今日中国：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社会上有诸多解读，例如“一孩政策”或称“独生子女政策”、“421家庭”、“中国人口素质逆淘汰”等等，对此您作何评价？

翟振武：我认为这些均是伪命题，是不了解计划生育政策所致。

中国并不是只有“一孩政策”。事实上，在中国的计划生育体系里有“一孩、“一孩半”、“二孩”、“三孩”等政策。

具体地说，在中国刚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时提倡“晚、稀、少”，晚是晚生，稀是拉开间隔，少是少生。1980年至1984年，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即“一孩政策”，1984年对该政策进行过调整，如有残疾或缺陷的家庭可生二孩，在农村实行了“一孩半政策”，即第一个孩子为女孩，可生育第二个孩子。后来又放开“双独二孩”，即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有一部分农村还实行了二孩政策，如少数民族自治区、边远的山区、边境地区等实行的是“二孩政策”；在牧区、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农村则实行“三孩政策”，西藏没有计划生育政策。

据原国家人口计生委的统计资料表明，2011年之前，独生子女政策覆盖率大概占到全国内地总人口的35.4%；“一孩半”政策覆盖53.6%的人口；“二孩政策”覆盖9.7%的人口(部分少数民族夫妇或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也可生育两个孩子)；三孩及以上的政策覆盖了1.3%的人口(主要是西藏、新疆少数民族游牧民)。中国目前的计划生育是包含多种政策的一个政策体系，独生子女政策仅是其中一个部分。

“独生子女政策导致421家庭”一说同样是伪命题。因为早在一二十年前，中国就出台了“双独政策”，即父母都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双独二孩政策的结果只能是“422家庭”。现在社会上的“421家庭”是这些家庭自己选择的结果，而不是政策限制的结果。

所谓“中国人口素质逆淘汰”一说，是指农村生的孩子多，城市生的孩子少，城市人口增长慢，农村人口增长快，加上农村人口的素质比较低，所以会导致中国人口整体素质下降。这是没有从历史的角度考虑问题，因为中国实行计划生育的重点是在农村，计划生育政策使农村人口大幅度下降，城市是一定程度下降。而在此之前农村人口增长比城市要快的多，所以准确地说，计划生育政策延迟了人口的逆淘汰。

我认为，农村人口素质低是教育资源、卫生资源在农村投入少使然。本来城市就集中了过多的教育和卫生资源，现在又因为资源分配不平等，反而提出农村人要少生，城市要多生，这是没有道理的。提高农村人口素质的途径是把更多的教育和卫生资源投入到农村，而不应该是让农村的人少生孩子。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功不可没

今日中国：您如何评价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

翟振武：世界上并不是只有中国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印度是世界上第一个实行计划生育的国家，但是未获成功。中国在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后，大大减轻了人口过快增长对生产力的压迫，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提高了人口素质，为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提供了有利的环境。目前中国在经济和教育水平与欧洲相差甚远的情况下，生育水平与欧洲人平均水平相当，可以说，中国在人口转变方面创造了奇迹！

作为人口占人类五分之一的中国，在生育观念如此传统的情况下，能够取得如此高的成就，是中国社会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经济发展的结果，更是中国民众理解的结果。中国实现计划生育政策取得的成就改变了中国人口发展的轨迹，对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社会长期健康持续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功不可没。

二孩”，生还是不生？

2014-02-12 17:51:21   
来源：今日中国  作者： 王 南  

中国年轻人的工作压力大，在家时间少，周末陪孩子游玩、上辅导班的时间本来就紧，对于习惯“以自我为中心”生活的独生子女来说，二孩的确是个“坎儿”。

     

2013年末，“单独二孩”政策终于启动，很多年轻人准备从一家三口升级为一家四口。另外一些人则毫不犹豫地对二孩说不。生，与不生，这是一个问题。

不想让孩子童年孤单

2013年底，北京团结湖一家烤鸭店里，在为婆婆庆生的家宴上，31岁的郭倩郑重宣布，要为儿子添个妹妹。

儿子大丰今年5岁，上幼儿园之余，大部分时间喜欢宅在家里玩iPad，自从跟妈妈一起看了真人秀节目《爸爸去哪儿》，就喜欢上了那个给弟弟买奥特蛋的Cindy，一直央求妈妈再生个妹妹。

郭倩出生于1983年，那个年代正赶上中国限制生育。

2014年1月1日零点零分，北京，一名重3.2千克的男婴在北京妇产医院出生

新中国成立时，中国有5.4亿人口，1954年很快突破6亿，1969年达到8亿，对于当时并不富裕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为此，不得不采取措施控制人口增长。1982年9月，计划生育被确定为中国的基本国策，该政策使中国少生了4亿多人，这其中就包括郭倩可能的弟弟或妹妹。

在中国，郭倩这代人多半是独生子女，从小一个人长大，“自己在成长过程中已经很孤单了，不想让孩子重蹈覆辙。”郭倩说。

郭倩的想法与丈夫不谋而合。丈夫一直想要个女儿给儿子做伴，因为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这一愿望迟迟不能实现，如今，“单独二孩”政策把他们的家庭计划喜出望外地“打乱”了。

“独生子女没有享受过兄弟姐妹的亲情，这无疑是人生的一个缺憾。”郭倩还记得当年妈妈带她时的孤独，那时，父母经常加班，小郭倩一人面对一屋子玩具却丝毫没有兴趣，那时，她唯一的慰藉就是坐在板凳上看动画片，“靠着‘蓝精灵’和‘鼹鼠’，童年才算有了伴儿。”

如今，再生一个的愿望使郭倩一家重新计划起来。原本只存给儿子的钱，要拿出一部分来应对即将到来的“下一个”，新年等待续费的健身卡也临时取消，原因是“要及早打算，怕万一有了身孕措手不及。”

在郭倩看来，“二孩可打破独生子女从小就是小公主小皇帝的局面，因为不再是独苗，一家人就不会过分溺爱孩子。两个孩子做伴，也有利于他们成长。”

想要二孩的年轻人，很多都有郭倩这样的想法。2010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曾就生育问题做过网络调查，超过6000位的参与者中，有77.5%的人认为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一个家庭生两个孩子是最理想的状态。

国家卫计委生育意愿调研结果显示，将有1500万—2000万人受“单独二孩”政策影响。中国人民大学的网络数据表明，60.5%的人选择“会”生二孩，27.2%的人选择“不会”，12.2%的人表示“没想好”。也就是说，目前，60%-70%的“单独”夫妇有生育二孩的计划。

除了不希望孩子童年孤单，很多中国人，特别是农村人口中，潜移默化地有一种“养儿防老”的潜意识。因此，各省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制定人口与计划生育的地方法规时，都或多或少地对农民放开了二孩生育的口子。

而郭倩父母那一辈，大多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每人几乎都有一个兄弟姐妹其乐融融的大家庭，她还记得爷爷生病时，自己的姑姑、叔叔围在床前的情形，“虽然爸爸在外地赶不回来，但是父母那一辈兄弟姐妹多，彼此间是很大的依靠。”

作为独生子女的郭倩对自己父母的晚年有一份很深的担忧，除了“怕一个人忙不过来”，最主要的是“精神上缺乏亲情的支撑。”

一般的独生子女对兄弟姐妹的理解，只停留在伙伴、玩伴这个层面。在网友老猫看来，手足之情，可没这么简单，“在漫长的一生中，兄弟姐妹之间，会存在一个互相支持和帮助的关系，一旦一方遇到困难，另一方往往会无私地援助。这会相当大地减轻生活压力。”

经济账加额外辛苦

陈文文和张凯是1985年出生的独生子女，结婚两年，两人年薪加起来有16万元人民币。

婚前，两人就约好，若条件允许，就生育两个孩子。可婚后，没过一年，两人就放弃了生养二孩的想法，原因是刚刚买下的新房有巨额贷款需要偿还。

“大城市生活成本高，工作压力大，尤其对我们独生子女来说，养老任务也更重，多生一个当然好，可理想还是得向现实低头。”张凯无奈地表示。

福建省三明泰宁居民带着小孩出门玩耍

33岁的王欣雨，育有一子，今年3岁。得知“单独二孩”政策后，她坦言：“不管是否符合政策，都不打算要二孩。”

在中国，经济压力是一些人不想生养二孩的重要原因，所谓“生得起，养不起”。很多人纠结半天，最后发现，生与不生不是自己说了算，而是钱说了算。让王欣雨放弃二孩念想的，就是一本厚厚的经济账。

她和丈夫每人每月工资5000元，还房贷2000元；6个月大的孩子，每个月1200元奶粉钱，尿不湿300元，玩具、衣服等开支每月500元左右。孩子上幼儿园后，每个月学费要700元左右，这样算下来，根本养不起第二个宝宝。这样一本账，让不少像王欣雨一样的年轻父母不堪重负。

“生二孩最大的问题，就是成本——不仅仅是钱的事，孩子的上学、恋爱、就业压力都会成倍增长。”除了眼下的花销，王欣雨想得更为长远：“一般的普通家庭承担四老一小压力已经很大，又如何保证小的生下来后能有很好的生活？”

中国年轻人的工作压力大，在家时间少，周末陪孩子游玩、上辅导班的时间本来就紧，对于习惯“以自我为中心”生活的独生子女来说，二孩的确是个“坎儿”。

要还是不要，纠结中

事实上，“要不要生二孩”，“生二孩好不好”，并不是简单的判断题，也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究竟是生还是不生，很多人还在“长考”中。套用王志文一首老歌的歌词，那就是“想生二孩，并不是很容易的事，那需要太多的勇气”。

李雅在一家大型汽贸公司上班，女儿今年6岁，她和老公工作忙，孩子放学都是老人去接，回来后不是看电视就是玩电脑，“很想让她多个伴。”

除了经济原因，孩子的上学、恋爱、就业压力都会成倍增长

“单独二孩”政策放开后，有几分“重男轻女”观念的公婆希望再添一个孙子，但33岁的她正处于事业上升期，如果生二孩，就意味着放弃晋升机会。

生与不生，这个问题已经在李雅心中盘旋了很久，“等过几年事业稳定了再要，又不知道还能不能生，即使现在牺牲工作把孩子生出来，带孩子及以后的教育等问题也很麻烦，所以这个问题要仔细考虑后再做决定。”

有机会，不生有点可惜；但生了，可能也会失去一些东西。这是很多爱二孩又怕二孩的年轻人的思路。对于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刘颖来说，要生二孩，还有一个更为现实的难题：年龄。刘颖今年已经38岁，女儿12岁，因为丈夫喜欢男孩，所以面对“单独二孩”政策，她也开始动心。但高龄产妇需要面对很多问题，又让她一直很纠结。

面对“单独二孩”政策，很多人都有各自的理由和想法，生育二孩不但增加抚养孩子的成本，牵扯父母更多的精力，也会让一个家庭的生活水平受到很大影响。到底生还是不生？是很多家庭悬而未决的事情。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残酷。对于“孩奴”、“房奴”一肩挑的夫妇来说，要养一个孩子4个老人，压力已然很大，再添一张嘴，一些人坦言“实在不敢想”。而对于另一些看得开的人来说，会不会再生一个孩子，他们回答得很轻松：“玩几年再说呗，要是父母喜欢带，再生一个也无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