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都”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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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都”的衰落

来源：参考消息 编辑：吴翔、沈鹏、杨宁昱
摘于 2014-03-06 10:08

1949年后，中国将卖淫视为非法活动。但在30多年前中国开始实行里程碑式的经济改革之后，性产业卷土重来，并导致艾滋病和性病不断增加。

扫黄与衰败的双重打击

在中国官方媒体对东莞的地下性产业进行公开报道之后，中国当局正在罕见地对这个“罪恶都市”的性交易进行打击。(路透社)

广东东莞不但是中国工业重镇，还遭人谑称“性都”，估计单妓女便超过了30万人，如果连带“靠妓女为生”的，如淫媒、夜场服务员等等，以及周边的服务业，相信和妓女有关的人口超过100万人。(香港《新报》)

广东省东莞市当局日前开展大规模扫黄行动，对一名公安分局局长和一名派出所所长作出停职处理，并查封了12家涉嫌提供卖淫服务的娱乐场所。（香港《南华早报》）

数千名警察参与了这次在东莞——该城位于中国珠江三角洲工业区的核心地带——开展的抓捕行动。(路透社)

东莞是全国五星级酒店密度最高的城市，五星级酒店数量仅次于北京和上海，居内地第三，一个小小的镇就有多间五星级酒店。支撑这些酒店生存的，除了大量的商务客外，还有活跃的色情产业。（《澳门日报》）

作为港企集聚的珠三角城市，加上往返香港交通便利，吸引不少港人北上消遣。港人阿军（化名）坦言，东莞娱乐服务较香港“价廉物美”，一向受港人追捧。在10年前，东莞各类按星级标准建造的酒店便达1000余家，仅仅是五星级酒店就有几十家，数量仅次于北京、上海等国际大都市，而一些酒店基本都有桑拿中心提供地下色情服务。

但一位从事地下色情行业10多年的经理人透露，随着人民币持续升值，北上消费成本飙升，加上港企加工贸易生意波动，近几年来香港嫖客比例在下降，且平均消费金额也减少逾一半。（香港《文汇报》）

卖淫业已是东莞经济支柱之一，旅游、酒店、餐饮甚至港澳投资设厂都与其息息相关，当地人对“蛋糕”难舍，民众则担忧数十万人的生计。（香港《新报》）

“厂撤了，人少了，钱少了，二奶少了，小姐生意也少了”，这是今天东莞的真实写照。随着金融海啸来临，东莞“世界工厂”的招牌摇摇欲坠。迈入马年，又遭央视一马当先“全景式”直击其色情行业，无疑更是灭顶之灾，“性都”地位恐怕亦将不保。(香港《星岛日报》)

尽管中国政府定期对性产业进行打击，但人们很少见到国家媒体以如此公开的方式报道这个话题，或是看到高官对这一问题进行评论。此举凸显出中国政府对性交易大规模出现的担忧。(路透社)

腐败与失衡的双重土壤

香港《星岛日报》称，东莞色情涉政商交易，不排除是寻找反腐切入口的可能。

东莞色情业如果真像央视曝光的那样明码实价和明目张胆，那么荒淫和猖狂的背后，必然是盘根错节的权力庇护和腐败官员的参与。（香港《成报》）

面对庞大的经济收益，东莞一些地方对辖区内的色情活动一只眼开一只眼闭，一些官员甚至甘当色情业的“保护伞”，当地已形成了权、利、色相互勾结的利益链。（《澳门日报》）

央视在两档主要的新闻节目中指责当地警方对该市猖獗的卖淫嫖娼活动熟视无睹，纵容其恣意发展。

央视报道说，东莞市的卖淫嫖娼活动主要集中在若干家高档酒店和桑拿房，根据涉黄娱乐场所经营者的说法，在背后撑腰的是有势力的商人，警察都碰不得。(香港《南华早报》)

民众反感的其实并不是“扫黄”，而是一些参与“扫黄”的人员往往脱下裤子嫖娼，穿上裤子扫黄，成了“小姐”的熟客。（香港《新报》）

有评论人士认为，打击卖淫嫖娼就是打老鸨，老鸨后面是老板，老板后面有老虎。这又是一个得民心、给自己加分的行动，何乐而不为？从这一事件的态势发展看，应该不是一个央视所能操控的，而是有高层领导主导的又一个重大的统一行动。（香港《成报》）

在中国开始摆脱毛泽东时代严苛的道德观30年后的今天，性在这里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在中国各地，亮着粉红色灯光的“发廊”里，坐着衣着撩人的女子；按摩店招揽客人上门；收费陪客人过夜的小卡片则会塞进酒店房间的门缝。(美国《纽约时报》)

公共卫生官员估计，中国有数以百万计的性工作者。深入调查一些貌似合法的场所可以发现，许多卡拉OK厅、按摩院和发廊要么是妓院的幌子，要么在正式营业项目之外也提供性服务。(美国《大西洋》月刊) [详细]

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是卖淫活动猖獗的主要原因之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城市化导致许多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一些女性外来务工者往往无法通过合法手段或合法职业挣到足够的钱来养活自己和家人，她们因此决定出卖自己的肉体，因为这比在工厂打工挣得多得多。因而，对这一课题的学术研究常常将卖淫与中国社会的结构性缺陷联系在一起，如贫困和性别不平等。(日本《外交学者》杂志)

由于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和重男轻女思想，中国的男性比女性多出几千万人。在这种情况下，大批男子找不到结婚对象。这不仅导致了贩卖妇女现象增加，也导致了卖淫嫖娼现象增加。根据一份调查，五分之一性活跃期的男性承认有过嫖娼经历。(美国《大西洋》月刊)

东莞的艰难“转型”之路

位于珠江三角洲东北部的东莞，被称为“世界工厂”。这里还是中国著名的“性都”。这座城市正在努力摆脱肮脏的形象，并改造其经济模式。（新加坡《星期日时报》）

东莞的色情业闻名境内外，但官方从来不承认。2011年东莞市官员更怒斥外界说“东莞是性都”是偏见。从2012年开始，东莞官方就四处投放城市形象宣传广告。巨额费用从来不曾公布。2013年12月，东莞更在央视《新闻30分》后、《新闻联播》前等几个黄金时段，投放约10秒的宣传广告，前后持续3个月，意图洗刷“性都”污名，不料尚未播完就被央视新闻频道曝光。(香港《信报》)

作为东莞民营资本投资最大的产业，目前，酒店业投资总额保守估计超过300亿元。“若没有了酒店业，外地人就业解决不了，都走的话，东莞会成为一座空城。”在东莞某酒店工作的陈伟（化名）说，目前，全市带色情服务的酒店都已停业，老板们要员工自谋出路。他同时表示，业内流传着官方的说法，“政府准备以后不搞桑拿行业了”。

有评论指出，东莞“性都”帽子久摘不掉，是地方经济发展模式出现了问题。在制造业及外贸行业不景气的情况下，东莞部分城镇对经济发展的内需，已经完全从传统产业转向娱乐产业，并陷入深深的“发展依赖症”。地方政府应调整思路，逐渐改变依靠娱乐服务业支撑地方经济的发展模式。（香港《星岛日报》）

自2007年以来，经济产出的增长一直在减缓，从2007年的18.1％降至2012年的6.1％。东莞当局将部分责任归咎于通信产品的需求下降。

高端宾馆行业遭受重创。据《羊城晚报》报道，平均客房使用率从2007到2008年的90％降至2013年的约60％。

当北京宣布禁止党政官员奢侈消费后，这些宾馆再次遭到重创。据《新快报》报道，东莞市五星级酒店的生意在2013年上半年减少了8％。

另一篇报道则称，商场、网吧和酒吧里的人流量明显减少，人们说，关键原因是由于外来劳务人员和中小型企业纷纷离开东莞。（香港《南华早报》）

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和全球需求萎缩，广东省正在寻求一种新的增长模式，改变其传统的出口大省形象，而东莞则成为这一过程中的突破口。这个总人口1000万的城市里有56万家公司，800万农民工。

随着一些贫穷的省份也出现爆炸性增长，廉价、好管理的农村女工，变得难找起来。最低工资一直在提高，2013年5月份，已经达到1310元。劳动力逐渐成为一种稀缺商品，当地政府说，出路就是推动工厂“创新”，并淘汰那些效率低的工厂。

同时，该市正在努力改变其色情形象，整顿娱乐场所，制作宣传视频，把该市宣传为一个融合了现代化基础设施与传统文化的地方。（新加坡《星期日时报》）

当地政府还打算与广州和深圳竞争，把东莞打造成中国一流的会展中心，希望吸引来此的参观者能够促进消费。（香港《南华早报》）

结语：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并没有衰落。目前，东莞如何从性都和血汗工厂，变为一个高科技乌托邦，仍将是一个未知的“双城记”故事。

（新加坡《星期日时报》）

各国如何治理嫖娼卖淫行为

美国：公布嫖客名单通知家人

对嫖客来说，身份被公开比罚款或坐牢更令他们感到羞辱和害怕。
　　
美国警方的作法包括：将嫖客的容貌、身份登报，或公布在电视、看板或互联网上，有时甚至会寄信通知嫌犯家人。

法国：对嫖客处以1500欧元的罚款

法国议会2013年12月4日通过打击嫖娼卖淫法案。该法案规定，需要支付钱款的性行为是暴力犯罪的一种形式，应该受到惩处。根据新通过的法案，接受妓女招徕的嫖客将面临1500欧元的罚款。如若再犯，罚款将变为双倍。

韩国：严惩国人在海外卖淫嫖娼

韩国外交部制定了行政处分的标准，凡是被通报为从事海外性交易活动、损害国家形象的人员1到3年内将被取消获得护照的资格。

日本：有选择性“扫黄”重在“打非”

色情行业在日本是合法的，在日本因“扫黄”被抓，往往是因为“非法经营”。而日本警方“扫黄”打击的是那些逃避审批和监管的非法卖淫和音像制品等犯罪行为。

源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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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有选择性“扫黄”重在“打非”

色情行业在日本是合法的，在日本因“扫黄”被抓，往往是因为“非法经营”。而日本警方“扫黄”打击的是那些逃避审批和监管的非法卖淫和音像制品等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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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报：内地性交易行业“危险且丢脸”

2014-03-05 08:01
来源：参考消息网

核心提示： 中国的性行业完全在地下操作，工作环境恶劣。

参考消息网3月5日报道 在上海一家著名的高档娱乐场所，一些有钱的女人每天晚上都到这里纵情声色，与身材高大魁梧的男子寻欢作乐，并付钱给这些男子的公司。由一个中国“模特”作陪每晚需要至少800元，而一个外国“模特”则需要1200元，但是如果这些女人愿意再多出几千元的话，这种聚会也可以彻夜进行。

据香港《南华早报》网站3月4日报道，在广西，日落后在南宁的郊区，20多个农民工静静沿着一个建筑工地旁边的一条土路排队。在距离他们不远的一片高高的灌木丛里，一个年轻女人每10分钟为一名顾客“服务”一次，收费50元，其他人则排队等候。

上海自称性教练的阳春说：“没有人偷看。人们相互理解，就像排队上厕所一样。”阳春曾经在南宁的艾滋病病毒预防计划中充当志愿者，对草根阶层的性交易情况非常熟悉。

阳春说：“野地里没有淋浴。每个女孩一晚上要服务几十个男人，所以大多数人都感染了某种性病，虽然她们也使用我们发放的避孕套。”

报道称，由于人口众多，中国的性工作者是全世界最多的。但是中国的性行业完全在地下操作，专家说，这使得该行业的从业者工作环境恶劣。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教授潘绥铭估计，2010年，中国的性工作者的人数将近200万。世界卫生组织和人权观察组织2012年5月一份报告认为这一数字在400万至600万之间。

中国的地下性行业由各色人等构成，从发廊、桑拿房和夜总会里传统的妓女，到为女性服务的高端舞男，再到为同性恋服务的男妓和可为两性服务的性工作者，各式各样。

据阳春说，上海一名当红妓女两个小时的收费标准大约为2000元，可以满足各种需求。这个行业的另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网络交易。

阳春说：“日本的性行业可能更加发达，有各种各样的成人录像。中国的性行业同样多样化，虽然法律禁止制作成人录像，但并不意味着需要的人们就不知道去哪儿买到这些东西。”

29岁的肯是一名为男性服务的男妓，从事这个行业已经有5年时间。这名大学毕业生每次服务收费400元，过夜则为600元。

他说：“男妓通常在租来的公寓内接客，每套内有3至4个卧室，由一个男性老鸨管理。有些人在健康俱乐部里工作，提供按摩或者更多的服务。在上海有10个这样的俱乐部。”

肯说，还有许多人单干，通过在网上做广告招揽生意，与顾客在宾馆里见面。他说：“公寓经常会被便衣警察查抄。一旦被逮捕，刑讯逼供很常见。”

报道称，这一职业面临的另外一个风险就是被顾客抢劫。肯说：“有一次我在冲澡，我的客户就带进两个人来抢劫。我很了解这个行业，所以身上只带了一部很便宜的手机和足够打车回家的钱，但他们把我打了一顿。”
北京一家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郭子阳（音）说，自2007年以来，他的组织已为将近4000名同性恋和双性恋性工作者提供性健康咨询服务。

他说：“没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性工作者，因为他们经常很快从一个大城市转移到另一个大城市。市场巨大，所以互联网是他们寻找客户的一个热门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