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王韬,就读于康乃尔大学,研究经济和金融政策。以下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华尔街见闻立场。
央行研究局最近成了新闻关键词,先是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被传将出任央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又有消息称广州金融学院院长陆磊即将担任央行研究局局长。两位体制外经济学家若真被央行委以重任,向外界传递出一个信号,中国货币政策的决策体系,日渐向体制外的智力资源打开大门。
经济政策制定与学术研究向来不能分家。这一点在美联储尤为明显。整个联储系统内,学术研究与政策制定可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方面研究为决策提供支持,而另一方面,政策实践也激发新的理论成果。
虽然美联储与人民银行同为央行,但二者在组织的属性和运作方式上有很大的区别。美联储并非一个从中央延伸到地方的层级行政机构,而是相对较为松散的区域银行联盟体系。按照《联邦储备法案》的规定,美联储的决策独立于美国联邦政府,因此在制定货币政策方面有较大的独立性。通常所谓的美联储,是指联邦储备局,而联邦储备银行系统由12个区域性银行组成,这些区域性储备银行都是由商业银行作为股东,近似于一个地方性的非营利性组织。
地方储备银行和联邦储备局无直接隶属关系。但无论是地方储备银行还是联邦储备局,都有一大批从事研究工作的经济学家。以美联储储备局为例,其网上公开的研究和统计部门有130多名经济学家,算上分布在其他部门的经济学家,总人数达到300多人。
与美联储类似,12个区域性联储银行也都设有不同规模的研究团队。纽约联储最大,达到70人左右。波士顿储备行的研究团队则大约有21位经济学家,外加其他各个部门的研究人员,大约有40人左右。其他银行的研究团队规模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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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 | 21 | 芝加哥 | 36 |
纽约 | 72 | 圣路易斯 | 23 |
费城 | 24 | 明尼阿波利斯 | 13 |
克里夫兰 | 36 | 堪萨斯 | 28 |
里士满 | 27 | 达拉斯 | 32 |
亚特兰大 | 30 | 旧金山 | 30 |
作为货币政策的制定和金融体系监管机构,联邦储备局需要大批政策研究者是很好理解的,但区域性的储备银行为什么也要养这么多经济学家呢?既然有这么多经济学家,为什么不将他们都聚在华盛顿美联储总部呢?
其实,无论是区域联储银行在自身辖区内的工作需要,还是区域联盟主席参与美联储公开市场会议决策,都需要高效准确的研究工作提供支持。
决定美国货币政策的决策机构是联储总部的公开市场委员会(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FOMC由12名成员组成,除7名联邦储备理事会成员外,剩下5个席位留给各区域联储主席。纽约联储主席地位较高,在FOMC自动获得席位,任期与理事会成员一样,剩余的四个席位由其余纽约以外的11个区域联储主席则轮值担任,任期为一年。FOMC每年召开8次会议,基于经济决定实施货币政策。对采取什么样的货币政策,轮值的区域联储主席的态度至关重要。区域联储的经济学家们所从事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就是为本银行主席提供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和政策建议。
在这种机制下,各区域联储研究人员的规模也部分地反映出其在整个联储系统中的地位和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力。纽约联储地位高,其主席常驻FOMC,这当然是纽约联储具有庞大研究团队的原因之一。
美联储系统独特的货币政策形成机制,决定了研究机构在各个区域银行必不可少。这背后是通过信息多元化而分散决策失误风险的制度设计。FOMC的的成员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基于各自的分析,不同的学术背景,自然形成不同的政策意见。不同成员间的异议虽部分地牺牲了决策效率,却保证了政策的相对正确。
研究团队对区域的联储银行必不可缺的原因还有另外一点,那就是经济政策研究对区域联储自身的工作相关。如上文所说,联储区域银行带有社区性非营利组织的属性,在推动公共服务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更为重要的是,作为辖区内银行机构的行业协会,区域联储还承担着区域内的金融监管职能。有效的金融监管对于研究工作的要求,自然不必多说。
除此之外,地方联储在整合学术资源、促进经济学研究方面也积极有为。比如,大多区域联储银行与本地大学合作开展经济学教育,举办学术比赛、提供访问学者机会,扮演着学术机构的角色。 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圣特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圣特路易斯分行所主办的IDEAS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学文献和学者资料库。数据库对最新的经济学研究成果进行更新,还有所有经济学家的个人资料等等。IDEAS基于文献引用所发布的经济学研究者排名成为评价世界经济学家们最为权威的榜单。国内的邹衡甫教授之所以宣称自己是国内最好的经济学家,就是根据这份榜单。
综合上述种种分析不难看出,政策和学术研究在美联储整个决策体系中居于十分中心的地位。规模庞大的研究团队,不仅为联储系统的种种决策提供了扎实的支持,也将经济学理论研究和真实世界的经济运行实现有效的对接。此外,各个区域联储银行还成为带有社区公益性质的学术机构,与学术教育实现了良性的互动。所有这些方面,都值得国内的政策制定者借鉴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