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收缩地缘政治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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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eral Reserve, 简称：美联储)主席贝南克(Ben Bernanke)宣布将缩减量化宽松规模，新兴市场股市和货币自那以来遭遇了沉重打击。为何谈到（到目前为止只是）温和削减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会对美国之外的市场产生如此巨大的反响，现在还不得而知。从经济角度最好的解释是，由于缩减量化宽松规模意味着未来美国利率会上升，这一预期导致资本撤出了新兴市场。这种解释虽然看似合理，但也并非完全如此。

美国目前收缩的不仅仅是货币政策，更为重要的是地缘政治上的收缩。我所指的是我们目前所看到的美国在国家安全策略上的根本性转变。正如美联储的“缩减量化宽松规模”，美国国家安全策略的调整也意味着将在全球引起强烈反响。这种地缘政治上的收缩是否在起作用，看看美国总统奥巴马(Obama)上周三就基辅血腥镇压抗议者发表的言论就知道了。奥巴马当时表示，如果人们跨过界限，就会产生种种后果。


AFP/Getty Images; Bloomberg (2); Getty Images (2)
奥巴马和他的外交政策团队。从左至右：哈格尔(Chuck Hagel)、赖斯(Susan Rice)、奥巴马和拜登(Joe Biden)。
没有人把奥巴马的这一警告当回事。乌克兰政府的狙击手继续在基辅独立广场射杀抗议者。世人还记得奥巴马就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划出的红线，不过当叙利亚真的跨过这道红线时，奥巴马却视而不见。乌克兰上周五达成的和解协议要求提前举行大选，并组建联合政府，但这是否意味着乌克兰危机的终结还不得而知。不管怎么说，各方在协商时可没有考虑到奥巴马的意见。

地缘政治收缩策略可追溯至奥巴马第一届任期内令人困惑的外交政策决定。政策决定中容易理解的部分是奥巴马希望撤出伊拉克，只维持最低规模的驻军。不太容易理解的是奥巴马的阿富汗政策。由于内部存在分歧，美国政府在2009年达成的是一项典型的官方妥协：先是向阿富汗“大幅”增兵，然后在最后一批派往阿富汗的部队还没到达之前又承诺开始撤军。

从2009年起，当伊朗民众起来反抗该国的神权统治者时，奥巴马只能被动观望，之后又被名不符实的“阿拉伯之春”打乱了阵脚。同年在开罗演讲时，奥巴马的措辞模糊而奉承，丝毫看不出他后来对于埃及2011年革命的反应。2011年，成千上万的示威者涌向开罗解放广场，要求埃及独裁者、美国的长期盟友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下台。

在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赢得2012年的大选后，奥巴马表示支持由穆尔西(Mohammed Morsi)领导的政府。但去年奥巴马又支持推翻穆尔西的军事政变。至于利比亚，奥巴马在2011年国际社会驱逐卡扎菲(Moammar Gadhafi)的行动中处于次要位置，但在2012年美国驻班加西领馆遭遇致命袭击时，奥巴马显然完全不在状态。

叙利亚是美国二战后外交政策的一大败笔。当奥巴马原本可以有效干预的时候，他犹豫了。当他真的干预时，却发现已经徒劳无益。反抗阿萨德(Bashar Assad)政权的自由叙利亚军(Bashar Assad)没有足够的援助来抵御，更别说是打败效忠于阿萨德的军队。奥巴马空泛地说（在美国国会同意的前提下）将对叙利亚发起空袭，将主动权拱手交给了俄罗斯。美国国务卿克里(John Kerry)上周也承认，去年在俄罗斯的协调下达成的让阿萨德政权交出化学武器的协议只是用来违背的。

美国的这种不作为是一场灾难。至少有13万叙利亚平民遇难，900万人被效忠阿萨德的部队赶出家园。至少有11,000人被迫害致死，还有数十万人被围困，他们的食品和药品供应在狂轰滥炸下被切断。

更糟糕的是，叙利亚内战已经升级为逊尼和什叶派穆斯林之间的派别战争，伊拉克伊斯兰酋长国、叙利亚以及努斯拉阵线等圣战团体与阿萨德对立，而什叶派真主党和伊朗圣城军则为阿萨德而战。与此同时，来自叙利亚的难民潮和武装人员的自由流动也影响了黎巴嫩、约旦和伊拉克等邻国的稳定。伊拉克的情况尤其可怕。该国暴力升级，特别是在安巴尔省。根据总部位于英国的非政府组织Body Count的统计，2013年伊拉克有9,475名平民遇难，2008年这一数字为10,130人。

要想了解美国这种战略性不作为的范围，布什政府所谓“大中东”地区的总死亡人数统计是最好的参照。所谓“大中东”地区，从本质上说就是从摩洛哥一直延伸到巴基斯坦、主要为穆斯林国家的这个地带。根据国际战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trategic Studies, 简称：IISS)的数据，2013年该地区有超过75,000人死于暴力冲突或恐怖主义袭击，为IISS武装冲突数据库1998年建立以来的最高死亡人数。1998年时大中东地区因冲突导致的死亡者人数在全球占38%；而去年这一比例为78%。

奥巴马(Obama)的支持者最喜欢把他描画成和平主义者，而有别于布什(George W. Bush)的好战形象。但现在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若将奥巴马的这个任期与上个任期做个比较，大中东地区有更多人死于暴力冲突。

奥巴马1月份接受《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采访时表示，有些事情真的让人吃惊。他宣称，“我现在甚至真的不需要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了。”他所指的是已故的美国外交家和历史学家，他富有见地，担当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及后来历任总统的外交政策顾问。但奥巴马接下来就他自己规划的中东战略作出的说明却恰恰说明，乔治•凯南正是他需要的人：他谙熟中东地区情况，具有为美国制定可靠战略的经验，比如他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提出了对当时的苏联(Soviet Union)的遏制政策。

那么奥巴马的战略到底是什么呢？奥巴马在《纽约客》上解释说，“如果逊尼和什叶派不再互相仇杀，就完全符合该地区人民的利益了”。“虽然这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但如果我们可以让伊朗以负责任的方式采取行动，那么你会发现，伊朗与逊尼派或以逊尼派为主的海湾国家之间将形成一种平衡。”

他说，“另外，只要巴勒斯坦问题能得到化解，那么还会建立另一种新的平衡，以色列甚至可与逊尼派国家至少在正常化外交关系方面建立一种非正式的联盟。”奥巴马显然一直在研读有关国际关系的文章，而且了解“势力均衡”。奥巴马的分析存在的问题是，他并没有解释为何上述任何一个利益相关方会在他的“平衡法令”上签字。

正如尼克森(Nixon)时代的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50多年前在他的著作《重建的世界》(A World Restored)中所指出的那样，平衡并非一种自然发生的现象。基辛格写道，“力量均衡只能限制侵略的范围，却并不能阻止侵略。”“力量均衡是历史教训的这样一种经典表述：如果没有抵御侵略的实质性护卫，没有任何一种秩序是安全的。”

在19世纪英国扮演着“平衡者”的角色——即有权干预欧洲事务从而令局面保持平衡的超级大国。目前美国收缩地缘政治战线带来的问题是，奥巴马不愿在中东扮演“平衡者”的角色。去年9月份他层呼吁不对叙利亚采取行动，对于这不光彩的一幕他的解释是，美国不是世界警察。

但是只进行斡旋而不采取行动几乎也是不可想像的。伊朗仍是一股反叛的力量；该国并没有放弃核计划的明显意图；在维也纳举行会谈也只是一个幌子。在不断升级的地区教派冲突中，什叶派和逊尼派两方均有意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们都把目标瞄准了后美国时代的中东地区领导权。

收缩地缘政治战线是一种多面现象。从国内政治和财政角度看，本届政府对军事开支进行了大幅削减。五角大楼的预算在许多方面都超标了，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就像菲利普•泽利科(Philip Zelikow)近期所说，在削减支出的同时，政府并没有在美国未来军事需求的问题上达成任何清晰的共识。

迄今为止，本届美国政府最接近“大战略”的一个举动就是2012年宣布把重心由中东向亚太倾斜。但是如果离开中东时留下了局势不稳的火种，在亚太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则这种重心的转移没有任何意义。切实可行的做法是真正采取一些措施在远东和中东建立起一种联系。眼下更倚重中东石油的是中国人，而不是美国人。然而目前所有已经完成的重心转移活动只是引起了北京方面的猜忌，认为美国正在考虑某种“围堵”中国的政策。

经过再三思量，奥巴马需要的或许不是凯南，而是基辛格。基辛格曾表示，实现和平并不像想像的那么容易。在那些回顾起来似乎最为和平的岁月，人们寻找和平的意愿最低。而在人们似乎无休止地寻找和平的那些年代，又似乎最难获得安宁。当和平（其定义为避免战争）被作为首要目标时......国际体系就会处在某个最霸道成员的摆布之下。

在全球依旧存在着这么多霸道国家的时候，上面这些话值得奥巴马好好想想。

本文作者弗格森是哈佛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同时也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的高级研究员。他最新的著作是《The Great Degeneration》，由企鹅出版社(Penguin Press) 201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