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共和国史无前例的印尼接侨壮举(南京：林木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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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11 年1月海地强震及时撤离48名中国公民以来，我国政府的接侨、撤侨行动

屡现报端，倍受瞩目。一年来，国际形势变化莫测，先有2010 年6 月吉尔吉斯斯坦

发生大规模骚乱，政府包机接回了1000 多名华商和留学生；再有今年1 月底，因埃及

局势持续动荡，先后派出8 架专机接载回近2000 国人。刚刚迎来兔年的春天，北非人

祸尚未平，邻国天灾又降临，仅在刚刚过去的三月份，中国政府就接连两次动用海陆

空各种交通工具，成功组织了跨越半个利比亚的国际大营救和日本重震地区灾后侨民

大撤离。值此多事之“春”，媒体上各种感人肺腑的亲历见闻纷至沓来，内心深处的

震撼，使我重拾对50 多年前所亲身经历的那场空前撤侨行动的难忘记忆。

       自幼生长在印尼苏门答腊岛北部亚齐地区的美崙镇 。那里民风淳朴、生机盎

然，婆娑椰林、如镜河流，伴我渡过美好的童年。当1949 年新中国成立的礼炮声传

来，希望的种子便在海外侨裔的心里扎下了根。随着年龄的增长，对祖国的好奇和向

往与日俱增。1959 年，十五岁的我刚上初中二年级，一心向往着能够跟哥哥姐姐、

小伙伴们一样，踏上归国求学之路，实现成为建筑师的梦想。也就在这一年，发生了

一件令数十万印尼华侨命运逆转的政治事件。苏加诺政府为了扶持原住民从事经营活

动，颁布第10 号总统令，禁止外侨在县级以下地区经商。当时，居住在各个乡镇从

事小商业经营的外侨，95% 以上是华侨，其他国家的侨民只占寥寥几个百分点。就

拿我出生和居住的小镇——美崙镇来说，商铺少说也有100 多家，其中只有一家印度

人和一家阿拉伯人的商铺，余下的均是华侨店铺。很显然，这个法令是冲着华侨来

的，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排华政令。

        1960 年1 月1 日，法令生效，付诸实施，广大华侨小商顿失生计。元旦过后不

久，该法令被印尼各地方政府恣意发展为不准华侨在县级以下地区居住，当局反华、

排华的暴行不断升级、愈演愈烈，有些地方甚至发展到了武装驱赶的地步。其结果造

成50 多万在印侨民被驱赶进城市，流离失所，无从生计，甚至家破人亡。记得在加

里曼丹的邦嘎 （PEMANGKA），还发生了八成以上华侨的店铺和住所被大火焚毁的

事件。显而易见大火是有人故意所为，是一起针对华侨的纵火案。无奈印尼当局不作

为，没有认真调查失火原因，或者根本就无意认真调查，最后居然不了了之，成为悬

案，失火原因至今仍然是个“谜”。就在这危难之际，中国政府毅然决定征集各方船

只到印尼接回难侨。

        印尼排华势力的产生甚至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荷兰殖民时期。在长达数百年间，

印度尼西亚曾先后沦为荷兰、法国、英国、日本的殖民地。各国殖民当局为了维护其

统治和利益，处心积虑的转移社会矛盾，一方面对华人华侨和印尼当地民族实行“分

而治之”的政策，另一方面在当地原住民中刻意宣传和塑造华人霸占社会财富，作威

作福的形象，将原本是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的矛盾，转化为族群的矛盾，即华人与原住

民的矛盾。然后又以改善原住民商人地位为名打压华商，蓄意煽动和挑拔原住民与华

侨之间的种族仇恨，使得两族之间敌意日深。1945 年印尼独立后，掌握了国家政权

的民族政治家视华侨经济力量为“殖民时代的残余”，以振兴民族经济为由，采取激

进立法的形式对华侨进行全面的限制和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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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苏门答腊（SUMATERA）：印尼的第二大岛，位于印尼西部，东北面对马六甲海峡

同马来半岛隔海相望，西南临印度洋。亚齐(ACEH)：位于苏门答腊岛的北部的特别行政

区，2004年地震、海啸受害最深重的地区。美崙(BIREUEN)：亚齐特区东北部的一个小

镇，位置介于亚齐特区首府班达亚齐（BANDA ACEH）和北苏门答腊省省会棉兰(MEDAN)之

间，距棉兰约200多公里。

   02 笔者当时年幼，小镇的居民认为是他们阿拉伯人，现在回想起来也可能是犹太

人。

   03 加里曼丹（KALIMANTAN）：是世界第三大岛位于东南亚马来群岛中部，西为苏门

答腊岛和马来半岛，东为苏拉威西岛，南为爪哇岛，北为南中国海。邦嘎（PEMANGKA）：

加里曼丹岛西部的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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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刻，让我真正触摸到了祖国母亲伸出的手臂，从此铸就了无可憾动的爱国信 念；也正是这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决定了我此后50 年的漫漫人生路。        打从“亚库契亚”号接走了第一批难侨之后，整个印尼侨界有如注射了一剂强心 针，顿时欢腾了起来。老先生们见了面，话题就是一个“回唐山” ；年轻人也掩饰 不住内心的雀跃，时时讨论“归祖国”。难侨们都在盼望脱离苦海，早归故里。是 啊，新中国已经稳稳的矗立在欧亚大陆的东方，而我们的祖国妈妈从来没有忘记我们 这些漂泊在外的孩子，应该回去建设属于自己的新家园。         由于家境相对殷实些，不属贫侨之列，理应自费回国。一心盼归的我，随即向驻 棉兰领事馆递交了申领回国护照的申请表。可是等了许久都不见动静。眼看着一艘艘 接侨船到岸又离开，我的心儿早就跟着船儿一同驶向了祖国。于是一有空，便跑去领 事馆打听消息，累了就和许多等候办理回国手续的华侨们一起，坐在领事馆那飘扬着 五星红旗的旗杆下小憩，一同期盼着回家的日子。几经“打探”终于得知，是因为我 年龄不满15 岁，还差一个月，要等过了生日（3 月4 日）后才能办理。果然在生日过 后没几天，我领到了回国通行证。         别看印尼政府驱赶华侨积极的很，真要回国你还得办理申请离境的手续。到印尼 移民当局去办理离境申请，不仅手续繁多，而且处处刁难，我光是盖手印就盖了近 70个，跟祖国的领事馆整个没法儿比。（其实向驻棉兰领事馆申领回国护照或通行证 的手续很简便，只是因为去申请的华侨数量过于庞大，须要排长队而已。）印尼地方 当局甚至利用华侨申请回国的机会趁火打劫，故意设置障碍进行阻挠，借机敲诈勒 索。为了尽早取得离境许可证明，不得已只好花钱贿赂相关官员，否则根本无法取得 许可证离境回国。当时印尼的经济非常糟糕，通货膨胀的厉害，由于货币大幅贬值， 为数众多的华侨只能以实物进行贿赂。我的回国通行证是1960 年3 月上旬从中国驻棉 兰领事馆领到的，可印尼方面的离境许可却迟迟“搞不定”。其间反反复复，幸有赖 于父兄进行了大量的“幕后工作”，一直拖到六月下旬，才得以办妥。         1960 年7 月10 日，我终于登上了启程回国的客轮——“沙丹拿”号。满载对祖 国和未来的憧憬，驶向一段全新的人生历程。         中国政府从印度尼西亚撤侨的行动，自1960 年起至1967 年止，前后历经7  年， 撤侨超过9 万人。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跨越时间最长，撤离人数最多的一次国际 救援行动。其声势之浩大，影响之深远，不仅鼓舞了全球华人，而且震撼了整个世 界。         虽然，最终我未能搭乘祖国派遣的接侨船回国 ，但凭所见所闻，以及众多亲朋 乘坐接侨船的感慨，故有感同身受的体会：“在海外同胞受苦受难之际，我们亲爱的 祖国，永远是可以依赖的坚强后盾”。步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从所罗门群岛到汤 加，从黎巴嫩到泰国，一次又一次圆满的接侨、撤侨的行动，都在不断应证着那句 话：只有伟大的祖国才是华人最有力的靠山！无论是当年的“一穷二白”，还是现在 和将来的繁荣富强，祖国母亲都会用她那坚强的羽翼，为我们撑起一片希望的蓝天。          此时此刻，回响在耳边的，依旧是当年那曲“海外孤儿有了娘”，唱出了我们 的心声，是何等的贴切、何等的感人！至今铭刻于心，永远不敢忘怀！ 2011年2月起草 2011年4月修改 2012年3月再修改 2012年10月完稿    10 老一辈的华侨认为：唐代为中国最为强盛的朝代，因此很自豪地称中国为“唐 山”。    11 当时的情况由于盼归华侨太多，仅靠几条接侨船运送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规劝有 能力购买船票回国者，不要占用有限的接侨船资源，为更困难的同胞让路。 ******************** 以上两张图片为湖北黄石正本先生珍藏 以上图片为贵州贵阳林南生先生珍藏 本图片为香港董华兴先生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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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外交官回忆录

　　「九卅」事變是印尼建國更上大轉捩點，在中、印尼兩國關係史上，可以形容為「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筆者不想把個人在這段期間的活動在這篇短文敘述過多，惟事實的經過，不能不簡略的說一說。自從「九卅政變」後，我們中華民國鑒於印尼政治環境的轉變，我們印尼的工作必須把握時機：加速進行，那時中央第三組馬主任利用他當年在印尼辦報時和印尼外長馬立克一段朋友關係（馬立克當年任印尼安打拉通訊社社長，我們僑報報人都認識他）。叫筆者到曼谷和印尼聯絡（印尼那時駐泰大使第亞，亦與筆者當年在印尼報業公會同過事）經過約半年的接觸，筆者終於獲得印尼外交部和印尼當時特別工作部（負責人為阿里慕多波將軍）的准許，和李劍民同志於一九六七年五月破天荒持中華民國護照入印尼。入境後，印尼特別工作部還給我們一個身份證（職員證）俾得前往指定的地方，鑒於當時的國際和印尼國內的環境，我們對印尼工作，不敢有過高的目標，如恢復正常邦交之類。因為那時印尼反共，但蘇卡諾未正式下台，而中共大使館依然還在椰加達活動。我們當時只想能辦到兩件事：一、與印尼恢復實質關係，設商務簽證機構，俾雙方恢復互訪、通商。二、准許我們恢復華校，至少能准許設立學校，教授華文。我在印尼做印尼特別工作部的「貴賓」，住了約半年，愧未能完全達成使命。關於前者，祇在以後繼續洽商成功，互設商會（即今在台北和椰加達互設的商會）。關於後者，印尼政府答應成立的所謂「民族特種學較」，不到幾年，結果亦不准教中文，至今連中文報刊入口仍受到限制，殊深遺憾。

　　惟筆者私心竊慰的一件事，是那年夏天，我們訓練的印尼反共青年團實行搗毀中共大使館，終於導致印尼和中共的邦交中止：筆者當時曾經過中共大使館前，目擊若干被毀傷的使館人員，手持抗議牌，站在門口街邊，表示抗議，私心深感痛快。

　　我自一九七五年夏由公職退休後，由於多半時間在北美洲，對印尼情形比較隔膜。據我抽象了解：從一九七○年代到現在，中（台）、印尼的實質關係，逐年增強，貿易額亦有增加，雙方團體人民互訪，亦日見頻繁，這些都是值得欣慰的事。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