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康生档案——婚育之谜 二妻一子今何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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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康生档案——婚育之谜 二妻一子今何在？

文章来源: 史海钩沉
于 2013-11-16 21:19:12

中共元老康生在整风运动和文革中叱咤风云，诸多中共党内高层干部经他之手倒台，后世多有文章进行披露。然而对于康生的家庭，人们却知之甚少。一篇《解密康生档案——婚育之谜》，作者佚名，为读者揭秘康生隐秘的家庭生活。

一、首任妻子：陈宜

1914-1916年，康生在青岛礼贤中学上学。1915年，在父亲的安排下，康生（17岁）和近邻陈家庄（今属胶南市）的地主陈玉桢之女陈宜结婚。这是他的第一次婚姻。生一女一男，女儿张玉瑛（现无资料查考其概况），儿子张玉珉（张子石）。

1917年，因乡间闹土匪，康生举家迁往诸城城里阁街南端西侧居住（今诸城市实验中学高中部西邻）。大门东向，整个院落东西长30.7米，南北宽16.3米，总面积500.4平方米，北、南、东三面房屋，西面临墙。北房为堂屋共5间，南房3间，东房5间，砖、石、土、木结构，北房前门外西侧，有一株大石榴树（后移至博物馆新址，今尚存）。

康生旧居原为城里马姓专卖酱油杂货的小店铺，后因故停业。康生购得后，该房堂屋为其夫妇居住。当时他们还雇佣了一位帐房先生管理家务，住在东小耳房。

1917-1924年，康生主要在诸城生活和工作。1924年，康生在诸城由陈舜庭介绍加入国民党。同年夏，经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介绍，和孟超（共产党员，“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等人一起到上海，入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学习，改名张耘。但他的妻子陈宜与子女一直生活在诸诚直到1931年。1931年，康生全家迁到青岛，其故居另属他人。解放前夕康生父母都已去世，妻子陈宜和一儿一女相依为命，康生与他们联系较少，一方面上因为参加革命，脱离家庭有利于保护家人；另一方面则是他在1927年又娶了曹轶欧（其在上海大学的同学）。

二、第二任妻子：曹轶欧

曹轶欧，女，康生的第二任妻子，二人无子女。1903年1月生，中共七大代表。北京市大兴区人。原名曹蕙芬、曹淑英，曾用名林康、林娜。1926年入党并参加革命工作。大学文化。1927年在上海泸西区委做纱厂女工工作。1927年在江苏省委做文书兼内部交通工作。1928年在中央特科做警报工作。1933年在苏联莫斯科学习。1937年任中央党校干部科科长兼总支部书记。1940年任中央干部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干部教育科科长。1943年任延安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地委宣传部部长。1946年任中央组织部干部材料研究室主任。1947年任晋察冀中央局党校干部处处长兼教务处副主任。1948年任鲁中南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兼鲁中南区委党校副校长。1949年任山东分局组织部副部长。1950年9月任山东省府委员。后任中央高级党校语文教研室主任，短期训练班主任。1961年5月任中央理论小组办公室主任、康生办公室主任。4、5届全国人大常委委员。中共9－11届中央委员。1981年3月撤职。1989年在北京去世。她的资历远远地要超过江青和叶群这些人，她是仅次于周恩来的夫人邓颍超的女共产党人。要不是由于康生夫人的缘故，她可能会作为老革命家载入中共的历史上去的。

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是第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主要炮制者。她与曹轶欧是关系密切的朋友。1966年5月25日，这张充满火药味的大字报一贴出，就像平地惊雷，在北大师生中引起了爆炸性的反应。当晚，严密注视各方形势发展的周恩来总理即派人到北大严肃批评了聂元梓等人。曹轶欧却派人将大字报底稿抄录后，由康生密送给正在外地的毛泽东。6月1日，毛泽东称之为 “20世纪60年代北京公社宣言”，明确表示支持并同意将大字报向全国广播， 6月2日，康生又指使《人民日报》以《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这样耸人听闻的通栏标题，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同时登出了陈伯达、王力、关锋连夜赶制的评论员文章《欢呼第一张大字报》。就这样，一场将中国引向灾难和内乱的“文化大革命”揭开了帷幕。事后，康生将这第一张大字报作为资本来炫耀。1967年1月29日，康生同外宾会谈时说：“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受中央文革小组的促动和支持的。”可以看出，康生与曹轶欧对第一张大字报的出笼都是明确支持并起了积极推动作用的。

在师东兵采访她时，曹轶欧回忆说：“我和康生是1927年结婚的，我们是上海大学的同学，也都是共产党员。在蒋介石实行大镇压，中共处在地下活动的状态下，我们担负着中央机关的保密任务。为了工作方便，受中央的决定而结合，成为夫妻。且都对父母包办的婚姻采取了抵制，当然也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在上海搞地下党的时候，党中央就制定了一条铁的纪律，任何党的工作人员都不能嫖娼和乱搞女人。因为那时许多党的干部就是因为生活放荡而暴露了自己，被敌人逮捕的。顾顺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康生参与制定了这一纪律并且严格遵守，其私生活很严谨，一直到建国后，他都从不乱来。从来不干那些偷鸡摸狗的下流活动。毛泽东曾经当着周恩来和许多同志的面表扬他‘是一个革命的柳下慧，美女坐怀而不乱’。他生活上艰苦朴素，作风上正派无私。”

曹轶欧还回忆说：“我和康生在政治上是一致的，这不假，但我们都是严格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中央5月16日的通知下达以后，聂元梓等人根据通知的精神，对北京大学陆平和北京市委彭佩云等人传达的以彭真为首的市委关于文化革命的指示产生怀疑和抵制，贴出一张大字报，也就是被毛泽东后来称之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大字报刚贴出来，受到了北大学生和教师的围攻。在这种情况下，康生让我亲自去看了大字报，我们认为它符合中央的精神和毛主席的指示，应该给予支持。但是，新改组的北京市委和中央一些领导人表示要坚决反对。在这种情况下，我让人把大字报抄了回来，由康生把它作为密件送到正在外地视察的毛泽东手里，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评价，说它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毫不讳言，我是坚决地支持这张大字报的，但是它并不是我们事先策划的。当然，毛泽东支持了大字报，支持大字报的康生和我都感觉到解放了，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嘛。现在，有些人不敢公开反对毛泽东，却把矛头指向康生。这叫公平吗？我们宣传中央的通知精神没有错。”

1980年10月，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向全党公布康生的罪行，决定开除其党籍并撤销原《悼词》。曹轶欧也一下子从受人尊重的顶峰跌落到横眉冷对的沟底。王光美等人带头贴大字报要把她赶出高干楼（木樨地22楼），最后彭真出面作了工作，才把风波平息下来。从此，曹轶欧基本上过的是隐居生活直到1989年去世。彭真和曹轶欧谈话时也说过：“我并不是全盘否定康生，只是现在大家对他有气，等人们普遍地冷静下来的时候，康生会有比较准确的结论的。”

三、康生之子：张子石

张子石，原名张玉珉，是康生前妻陈宜之子。张子石毕业于山东大学化学系，解放前是国民党救济总署青岛分署的职员，一直同其母相依为命。直到解放前，张子石一直是国民党救济总署青岛分署的职员。1948年9月，康生任鲁中南第一书记时，才经地下党将其子引进解放区，参加工作，并加入了共产党。先后任青岛第三中学副校长兼教导主任，青岛第二中学校长、青岛市教育局长。

文革中，凭借康生的势力和支持，同青岛市副市长王效禹一起篡夺了山东省的大权，王任山东省革委会主任，张担任了常委。王效禹由于太过张狂，得罪了许多握有实权的上层人物，包括林彪，许世友等军界高层，而资历又太浅薄，1969年九大后不久，便成为文革开始后第一个被打倒的省级革委会主任。张子石却凭借他的雄厚政治资本安然无事，继续当他的常委，直至1975年7月调任浙江任杭州市委第一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同时兼任省委常委、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此时，他的父亲康生已濒临死亡边缘。

康生是1970年被确认身患癌症的，1975年初已是重病缠身，终于在当年12月16日撒手人寰。毛称之为“理论权威”、死后获“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战士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荣的反修战士”等称号。二十一日，康生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主持追悼会，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致悼词。天安门下了半旗，葬礼极其殊荣。《人民日报》在报道中说：“中央委员、康生夫人曹轶欧参加了追悼会。党和国家领导人向曹轶欧同志及子女张子石等表示了亲切慰问。”这是张子石第一次以康生儿子的名义登上《人民日报》的新闻，不过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四、张子石参与王效禹夺权经过

王效禹，山东青州人，1938年入党。解放战争中，康生在山东工作，王效禹任清河地委书记兼清河军分区政委。搞土改时，王效禹是康生手下的土改队员，同康生较熟悉。1954年王任山东检察院副检察长，在反右时，王的手下有几人被打成右派，王因为不同意而受牵连，成为右倾，降职到德州国棉一厂任副厂长，1965年到青岛市任挂名副市长。

王出名主要是在文革时期。文革动乱后，青岛在1966年8月25日发生“825”事件，职工和红卫兵发生冲突，职工保青岛市委，红卫兵反青岛市委。在青岛的市级领导中，只有王效禹一人公开支持红卫兵，这是王接受了反右时的教训，变成左派人物。王在表态支持红卫兵后，经谭启龙同意，青岛市委对他采取了一些措施。9月7日毛泽东就“青岛825事件”发出指示，支持青岛红卫兵，毛泽东在指示中直接点明：那位副市长的意见是正确的，那位副市长就是王效禹。从此王成为“革命干部”，也成为造反派。

当时康生的儿子张子石是青岛教育局局长，王效禹在造反时紧紧抓住张子石，同康生建立了关系。王效禹以前就认识康，毛泽东又于9月7日表扬了王，王在山东于是成了响当当的革命造反干部。

1967年1月，王效禹派张子石进京探听虚实。19日，康生在人民大会堂召见了他儿子张子石，王力和关锋也在座。康生对张子石说：“你们青岛有个王效禹，夺权的条件比上海更成熟。你回去就干，不但要夺青岛的权，而且要夺山东省委的权，搞好了，我给你们发贺电，发社论。你告诉王效禹，现在看来，上海的夺权，除了打个头阵以外，算不得什么。山东的夺权要出经验，要载入文化大革命的史册。你们有革命干部王效禹，对于那些老干部不能一锅端，也要拉过来几个，再争取部队派一两个代表参加，你们的夺权，就是革命造反派、革命领导干部、人民解放军的‘三结合。”

“济南部队司令员杨得志愿不愿支持我们，还很难说咧。”张子石不无担忧地说。

“他们不支持又怎么样？等你们夺权成功后，我再让王效禹兼任一个部队的政委之职，不一样是三结合？”康生显得胸有成竹。

“有人反对怎么办？”张子石仍顾虑重重。

“逆潮流而动就是反动，对反革命要有铁的手腕！”康生恶狠狠地道，他的目光如钢锥一般阴森森的，寒光刺人心脾。

次日，张子石即搭乘火车赶回青岛去了。

就这样，康生，王力，关锋通过张子石向王效禹打了招呼，让夺青岛市的权，王有了尚方宝剑，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干了。1月22日王效禹在青岛夺权，得到中央承认。1月30日<人民日报>就青岛夺权发表社论<关键在于大联合>，这是全国第三个得到中央承认的夺权（前两个是上海的张春桥与山西的刘格平），又是全国唯一得到中央承认的市级夺权。康生等人又授意王效禹到济南夺山东省的权，王带领青岛的一些造反派到济南后，受到省城一些造反派的抵制，省城的造反派认为，青岛的人有什么理由到省城来领导夺权？但有中央的支持，王还带着康生的儿子张子石，2月3日王又在山东夺权成功。

五、张子石的结局

在1978年底转向之前，文革虽然已经结束，四人帮也已经被粉碎，但康生还是属于位列祭坛上的神圣人物。因此，张子石的政治地位还是很稳固的。他于1977年中期出任杭州市革委会主任，并继续担任市委第一书记。但随后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让政治嗅觉异常敏锐的张子石隐约感到了一些异常。形势的发展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仅仅一年之后，党内元老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首度开腔炮轰康生，取得了在座众多与会人员的共鸣。对康生进行重新评价的问题摆在了中央领导层的面前。中国历史的前进方向此刻已经由邓小平开始掌舵，在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和拨乱反正的背景下，张子石已经预感到自己政治生涯即将结束。

1979年2月，经中央批准，省委任命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张敬堂[1]兼任杭州市委第一书记，张子石被撤职。1980年10月，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向全党公布康生的罪行，决定开除其党籍并撤销原《悼词》。随后的一天，张子石和他的继母曹轶欧来到八宝山，将康生的骨灰移出西一室领回了家。此后，张子石被隔离审查并被开除党籍。就像文革中的许多红人一样，张子石悄然回到了山东某地隐居，从此不问政事直至去世。

张敬堂的上任明显带有过渡性质。一方面，要急于清除张子石在杭州的影响力和势力范围。另一方面对以往各类政治运动进行甄别平反、拨乱反正，重新恢复一些文革前被摧毁或停止的组织或工作创造必要的条件和氛围。因此以省纪委书记身份兼任市委第一书记，有利于杭州市开展当前的主要任务。当时三中全会结束不久，解放思想的号角已经吹响。张敬堂另外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按照党中央的“经济上进一步调整、政治上进一步稳定”的方针部署，开始了对各级干部统一思想和认识，开始了对各项改革的初步摸索。从张敬堂这一任开始，杭州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不到两年任期，因张敬堂工作繁重，大规模的拨乱反正也告一段落，因此他不再兼任杭州市委工作。

张子石晚年口述中曾说到这样一件事，在1974年，江青派她的女儿向康生索取钥匙，康生大怒，说了不少难听的话。张子石所说的钥匙是保存一些专案材料的钥匙，江青为什么敢如此大胆的索取钥匙呢？不得而知。

张子石的这份材料因为没有公开披露，所以，不作为固定的出处加以引证，但是，已经公开出版的邓榕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和高振普《周恩来卫士回忆录》以及张佐良的《周恩来保健医生回忆录》中无一例外的都提到康生晚年大骂江青的事情，由此可见，康生、江青最后的决裂实际上是存在的，而他们之间相互利用的关系之所以走向完结，只能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权力之争。

注释：

[1] 张敬堂，山东泰安人。抗战期间参加革命，解放前一直在山东从事地方工作，担任过县委书记。建国后，南下浙江，先后担任杭县县委、丽水地委书记，浙江省农业厅厅长，浙江省委副秘书长，文革后担任嘉兴地委副书记、书记。1978年5月，张敬堂出任省委副书记兼省纪委书记。1979年2月接替张子石出任市委第一书记。张敬堂后来担任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现在杭州颐养天年。1981年6月，时任杭州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委会主任陈安羽出任市委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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