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来有这样3位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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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年来有这样3位大学校长

2013年07月05日 15:48:58 　
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9版

　　 ▲1942年,钱伟长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获博士学位。这是他参加毕业典礼后留影。

　　(新华社资料片)

　　

民国时期中国现代大学体制的建立过程,适逢中国版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时代。其时,大学中新生的知识精英以道德学问影响社会,赢得各界尊重。作为这个精英群体的领袖,一批成就卓越、富有人格魅力的大学校长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化英雄,如蔡元培、胡适、蒋梦麟、梅贻琦、傅斯年、竺可桢等等。这些人成为中国人心目中大学校长的理想形象。

　　上世纪50年代后,高校的教学大纲、教材编审、财务、人事、招生等皆由国家行政部门统一监管。在这种大一统模式下,大学校长也成为统一任命、调配的行政官员,他们个性逐渐模糊,行为逐渐划一。

　　1980年代以后,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也迎来了改革时代。30余年间,高教改革一波三折,兜兜转转,时至今日,愈发成为社会关注、诟病的焦点。虽然如此,盘点这30年的历程,至少有3位大学校长以他们的人格、勇气与实践,推动了中国当代高教事业的发展,值得铭记。


    当年“最年轻的校长”刘道玉


　　刘道玉,无疑是3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绕不过去的名字。1981年,48岁的他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当时《人民日报》刊发消息称:“他是我国解放后自己培养的大学生中第一个担任校长的人,也是全国重点大学中最年轻的校长。”

　　这种任命本身就是破旧立新的创举。

　　刘道玉果然不负众望,主政8年间,他大刀阔斧地推行一系列改革:学分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插班生制、转专业制、导师制、第三学期制、贷学金制等等,使武汉大学成为1980年代“高教战线上的深圳”,人才济济,引领风气。他的这些改革创举,很多已成为当今中国高校普遍实行的制度。

　　在教学改革的同时,刘道玉还为武汉大学带来了一种清新开放的文化氛围。刘道玉经常讲的就是“尊重学生的志趣”。经过这些改革,武汉大学成为1980年代中国高校风气的引领者,加上当时武大实行自由转专业甚至转校的制度,一些清华、北大的学生都要求转到武大就读。

　　不过,几年后,刘道玉被免去武汉大学校长职务。不久之后,他的许多改革措施被废止,武汉大学回归主流。

　　退职之后,刘道玉投身民办教育实践,又遭遇挫折。近些年,年逾古稀的他再次实现转型,由教育改革的实践者变为批评者。他对大学合并、扩招、教育产业化、学术造假、大学城运动等提出批评与建议,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


  难以复制的钱伟长


　　与“最年轻的校长”刘道玉恰恰相反,钱伟长在过去的20多年里,大概一直是中国最年长的大学校长。他担任上海大学校长直到2010年以98岁的高龄辞世。

　　关于钱伟长,上海大学朱学勤教授回忆,2001年,朱学勤想调往上海交通大学,89岁的钱伟长校长出面挽留,告诉朱学勤:“一、要吸取我1957年的教训,不要重蹈覆辙；二、你到上海交大,他们现在欢迎你,但是将来如果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不会保护你,我还在上大,我说了算,我还能保护你。”

　　这里说的“1957年的教训”是指1957年,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钱伟长因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评苏联高教模式的弊病,呼吁尊重教授意见、重视基础学科教育、理工合校、培养通才,结果被打成“右派”,撤销职务,长期下放劳动直到“文革”结束。

　　1983年,71岁的钱伟长接到一纸调令,赴上海担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这个调令由邓小平签署,上面注明“此任命不受年龄限制”。当时的上海工业大学学生不足千人,被上海人称为“四等学校”。钱伟长上任后,大力推行他在50年代就坚持的通才教育理念,拆除“四堵墙”,即学校和社会之墙、校内各学科各专业各部门之墙、教学和科研之墙、教师与学校之墙。1992年,他又率先在上海高校中推行学分制。1993年又合并4所学校组建新的上海大学,并于1996年成为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

　　钱伟长1987年起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以这种政治地位及在中国科学界的元老之尊,来主持一所“四流学校”,具有特殊性。以其德高望重,他可以在上海大学推行系列改革,并保护朱学勤这样的学者的学术研究不受干扰。某种程度上,这样的作为,其他人很难复制。所以,钱伟长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值得铭记的一位大学校长,他本人立德立言立功,固然为时人与后人所敬重,却不具有多大的普遍性的意义。


    朱清时:“去行政化”尚在途中


　　刘道玉已卸任武汉大学校长20余年,钱伟长先生已经逝世。寄托无数当代中国人关于大学的“中国梦”的,是现年67岁的朱清时校长主持下的南方科技大学。人们希望,朱清时能为中国高等教育开出一条新路,建立起能够普遍化的、“去行政化”的新制度。近几年来,朱清时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中立于“风口浪尖”的头号人物。

　　1990年代以来,高等院校“行政化”愈演愈烈,从这里滋生出来的课题公关、学术造假、版面费、垃圾论文、猫腻无穷的评奖评优、职称评审、学位点申报、教学评估等等,对中国高校教学科研的危害,令人心忧。如今,教育行政系统利益集团盘根错节,积重难返,中央决议、国家纲要、三令五申,都难以撼动这个依旧在步步推进的庞大系统。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朱清时与南方科技大学,才被海内外各界寄予如此深切的期望,朱清时校长,也成为这个时代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真正的英雄,不论南科大的结局是成是败。

　　2009年,刚刚卸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朱清时应深圳市政府之聘,主持创办南方科技大学。创建一所如加州理工学院那样的世界一流大学,去行政化,让教授拥有对学校的自治权,回应“钱学森之问”,培养出顶尖级的人才,这是朱清时很久以来的理想。

　　朱清时信奉“一个改革的行动,胜过一打改革的纲领”,他不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更是一位敢于实践的行动者。这样的行动者,要有打破常规的魄力、勇气,善于抓住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要深谙体制规则,调动广泛的人脉关系,要有明星般的社会营销力,还要有自我牺牲精神。朱清时不容易。南科大3年,他瘦了10斤,每天要靠常人两倍的安眠药来维持睡眠。

　　千头万绪,朱清时坦言,“最困难的就是去行政化”。他曾用了一个比喻,说去行政化之难,就在于它是让各级官员、管理人员“用刀子割自己的肉”。

　　明年,南科大第一届学生将毕业,朱清时任期也将届满。而“教授治校”的理想还没有完全实现,“去行政化”尚在路上。关于他将退休的传闻已影响到南科大今年的招生。一些家长担心,如果朱清时不干了,这种教育改革还能继续下去吗?如果改革不成功,自己的孩子岂不成了牺牲品?

　　朱清时回应学生家长们:“南科大改革的方向不会变,这是教育部的希望,也是深圳市的希望,任何领导都希望这种改革能够成功。”他说,南科大所进行的高教改革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内在需要,无论谁做南科大的校长,都会抓住这样难得的机遇,推进改革。

　　果真如此吗?希望如此。

　　来源:《时代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