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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脊梁] 母亲严幼韵与她的世纪人生(文/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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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7-5 11:03 A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母亲严幼韵与她的世纪人生(文/组图)

来源: 三联生活
于 2013-07-04 11:47:02

摘要:旧上海的富家大小姐,战乱时期的外交官夫人,“民国外交第一人”顾维钧的晚年伴侣,百岁老人严幼韵的一生,见证了一个世纪的沉浮与沧桑。杨雪兰曾担任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副总裁,通用在上海投资生产别克汽车,就是她从中促成。杨雪兰继承的不仅是母亲的相貌,更有一份自信、坚强与乐观。




s822.jpg 旧上海的富家大小姐,战乱时期的外交官夫人,“民国外交第一人”顾维钧的晚年伴侣,百岁老人严幼韵的一生,见证了一个世纪的沉浮与沧桑。

杨雪兰曾担任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副总裁,通用在上海投资生产别克汽车,就是她从中促成。杨雪兰继承的不仅是母亲的相貌,更有一份自信、坚强与乐观。

上海滩的“84”小姐

多年后,我才知道母亲当年在上海曾是怎样有名。1980年左右,我从美国回上海,舅舅带我去看一个朋友。老先生住在弄堂里,破破烂烂的三楼,灯光也很昏暗。天气很热,他穿着背心短裤,拼命扇扇子。舅舅介绍我说:“这是杨雪兰,严幼韵的女儿。”老人的脸一下子亮了起来说:“噢,你就是‘84’的女儿?!当年,我们可是天天站在沪江大学大门口,就为了看‘84’一眼!”

母亲的家世,应该从她的祖父严信厚说起。严信厚是近现代非常有名的实业家,他曾在杭州胡雪岩开设的信源银楼任文书,得到胡雪岩赏识,被胡推荐给李鸿章。后来他经营盐业,积累了大量家财,在绘画、书法上都很有造诣,以画芦雁著名,现在宁波还有人专门研究他的字画。

严信厚致力于民族工商业、金融业,1887年,他投资5万两金银在宁波湾头创办中国第一家机器轧花厂,后又在上海投资面粉厂、榨油厂等多家实业。1902年,他还出任上海第一个商界团体——上海商业会议公所首届总理。严家是个大家族,严家出的另一个著名人物,就是被张伯苓称为“南开之父”的严修,他曾资助青年周恩来旅欧,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

严信厚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严子均便是我的外祖父。严子均是一位开明商人,他将产业进一步扩大,母亲自小便生活在这样一个富有而宽松的家庭里。她与两个姐姐严彩韵、严莲韵都成为中国第一代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

1925年母亲考入沪江大学,那是中国最早男女同校的教会学校之一,颇多清规戒律,学生必须住校,每月只能回家一次。母亲不愿受约束,1927年她转入复旦大学商科,成为首批入该校的女生。去年是复旦大学百年校庆,校方专门挑了几位毕业于复旦的百岁老人,还出了书,其中一位就是母亲,校方把母亲当年入校时的照片送给我们作纪念,母亲收到后特别高兴。

那时能进入高等学校读书的女生凤毛麟角,而家境阔绰又新潮时尚的母亲更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因为家里在上海南京路上开着“老九章绸布庄”,绸布庄各种衣料随她挑,家里还有好几个裁缝,母亲几乎每天都换一件最时髦的新衣服,我小时候对母亲那些花花绿绿的衣服印象很深,也很羡慕。母亲注重装束的习惯保持了一生,即便她今年都101岁了,还经常让我帮她做衣服。有些她穿不了的衣服留给我,质地都特别好,朋友说拿出来可以做古董了。

母亲住在静安寺,离复旦比较远,那时候,她坐着自己的轿车到学校上课。家里给她配了个司机,她自己也会开车,常常是司机坐在旁边,她开车,很多男生每天就站在学校门口,等她的车路过。因为车牌号是“84”,一些男生就将英语Eighty Four念成上海话的“爱的花”。很多她在复旦上学时的同学回忆,如果母亲向哪位男生开口借笔记或作业,他们都感到“受宠若惊”。“爱的花”这个绰号后来不仅传出复旦校园,还出现在上海的报章杂志上,母亲成了当时最时尚人物的代表。

父母的结识,也跟“84”有关。父亲第一次见母亲时,她正驾着那辆“爱的花”轿车。他很好奇,就一直跟在后面。很巧,他们两个是参加同一个Party的。父亲马上请朋友介绍认识,开始不断地给母亲送花、约会,终于在“激烈竞争”中,赢得了母亲的芳心。

以身殉国的父亲

1929年9月,父亲与母亲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婚礼,这里也是9个月前蒋介石与宋美龄举行婚礼的地方。婚礼由外交部长王正廷主持,出席婚礼的近千人。

我的父亲杨光出生于1900年,16岁时考入清华学堂高等科,20岁毕业后留美,获国际公法哲学博士学位。1927年回清华任政治学、国际公法教授,不久进入外交界,1930年出任中国驻伦敦总领事及驻欧洲特派员。抗战爆发后,父亲被派往菲律宾,任中国驻马尼拉领事馆总领事,我们全家一起跟随父亲到了马尼拉。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后,日本人开始轰炸菲律宾。父母带着我们姐妹3人,原本住在马尼拉一个条件很好的别墅里,战争一开始,在菲律宾的外交人员全都集中到了马尼拉宾馆,我们三姐妹和父母挤在一个房间里,我和妈妈睡在床上,爸爸带着姐姐和妹妹睡在地板上,那时妹妹刚出生不久,父母拉了一个抽屉,放上小枕头给她当床。那年我只有6岁,我记得从窗口看出去,整个大海仿佛都变成了一片火海。

1942年1月2日,马尼拉沦陷。1月4日,我记得那天早上,全家都在用早餐。进来了3个日本宪兵,那时我还小,看着日本人觉得很奇怪,因为他们的脚上都是包起来的。踢着正步,他们对父亲说:“你被捕了。”父亲好像早有准备,他很镇静地回到房间,带上早已收拾好的箱子,跟着他们走了。

战争开始时,麦克·阿瑟将军曾邀请父亲和我们全家一起撤到澳大利亚避难,但父亲说:“我不能离开,这里的华侨需要我。”身为总领事的父亲,带着使馆工作人员,在华侨中宣传抗日,为中国抗战募捐。另外,当时还有一批在美国印制的大量法币,在运回国内中途滞留在总领事馆,父亲担心它们被日本人侵占,于是下令烧毁,这些可能都激怒了日本人。他们于是不顾国际法,将父亲与使馆工作人员都抓了起来。

父亲他们起初被关在菲律宾大学美术学院里,那里什么设施都没有,我还记得有一次母亲带着我们去见生病的父亲,把药灌在白兰地的瓶子里。没多久,父亲他们又被投进圣地亚哥炮台地牢。这座西班牙人建的监狱就在河边,每天河水会涨起来漫到监狱里,其实就是个水牢。

很长一段时间,母亲都不知道父亲是死是活。日本人曾寄了一包东西给母亲,里面有父亲的眼镜、手表和剪下来的一绺头发,母亲收到后痛哭失声。但也有人说,日本人不会真的杀父亲,因为他毕竟是外交人员,我们于是又半含希望生活着。直到战争结束后我们才知道,父亲早在1942年4月就已经遇害了。根据后来的一些调查,当地目击此事的农民讲,有七个人被带到田里,叫他们自己去挖埋他们的坑,挖好后就站在里面。日本人还给他们蒙上眼睛,我父亲拒绝,一直睁眼直视着这些日本人。中枪后父亲没有死,他还用手指着自己的心脏让日本人再打……

跟父亲一同遇难的还有使馆的其他几位工作人员,其中最小的一位仅23岁,新婚不久派出来的。抗战结束后,1947年7月7日,国民政府派专机到菲律宾,专门将父亲等8位外交官的遗骸运回南京。在9月3日抗战胜利纪念日这天,父亲他们被一同安葬在南京菊花台,并将菊花台改名为“忠烈公园”;而在马尼拉,至今还有华侨集资筹建的“杨光总领事暨殉职馆员纪念碑”。

马尼拉的艰苦岁月

父亲被抓后不久,母亲带着我们从马尼拉宾馆搬回了原来的老房子里。这幢楼原来只有我们一家人住,现在变成了全体外交人员的住所;我们姐妹3人原来每人都有一间卧房,而现在每个房间都住满了一家人。当时母亲一个朋友从上海准备到美国看她的丈夫,转经菲律宾来看母亲时,正赶上战争爆发,只好滞留在马尼拉,她母子2人和我们母女4个挤在一个房间里,这样一住就是4年。

母亲很了不起,虽然她以前是养尊处优的阔家小姐,但失去了父亲这个支撑后,她并没有垮下来。她感到自己有责任照料好其他7位外交官的妻儿,当时使馆家属有40多口人生活在一起,相当于一个大家庭,也会有各种矛盾,什么你偷了我的油,我拿了你的什么东西之类的。母亲就成了这个大家庭的总管,而且后来还带着这么多口人几次搬家、找房子,都是母亲张罗的。母亲以前没有任何一点这方面经验,但她很快适应这样的生活,也从来不去抱怨什么。

以前我们住的房子有花园,战争一来,花园变成了菜地,母亲带着我们种菜,养鸡、养鸭,还学会自己制酱油、肥皂。她自己也没有收入,依靠当地华侨送的东西维持生计,母亲自己还要不停地变卖东西,才能维持我们的生计。但母亲也从来不把情绪带给我们,也始终保持着乐观的心态,空闲时她还常坐到钢琴前弹上一曲。战前我们还有一个管家,很严格地管我们的起居、饮食,战争开始后母亲“接管”我们,我们反倒觉得完全自由了。所以虽然是战乱年代,但从我这个小孩子角度讲,好像也不觉得生活过得有多苦。

母亲有一句话:Prepare for the worst, hope for the best.(做最坏的准备,做最好的希望。)我们姐妹3人每人都有个自己做的布袋子,里面装着饼干、水和一些衣物,以便可以随时带着逃难。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女性特别容易受伤害,何况像我们这样一个有母女4人、失去了唯一男性的家庭,记得战争快结束时,有一天她带着我们连续3天躲在一个防空洞里,既怕被溃败的日本人发现,也躲避着刚刚占领菲律宾的美国兵,母亲在尽她自己最大的力量保护着我们。

战后我们一家人坐船到了美国,在海上漂了24天,一条只能乘几百人的军舰上装了3000多人。刚到美国时,母亲也没有工作。当时正在筹建联合国,母亲问一位朋友她是否有可能申请到联合国工作,这位朋友说,你怎么可能适应这种要早上上班、晚上下班的工作?但母亲还是努力争取进到了联合国礼宾司,礼宾司的工作从接待到任大使,安排他们递交国书,到接待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国家元首,涉及联合国所有官方礼仪事宜,不能出一点错。母亲一直工作了15年,直到1959年10月离职。我和姐姐有机会上好的学校,都是因为母亲工作扶持这个家。

母亲终生保持着这种乐观向上的精神,这可能也是她长寿的原因吧!母亲一直想保留自己的牙齿、不想戴假牙,前段时间每隔几个星期去修一次牙。结果最后一次去医院检查回来,出租车快到家时,一下子出了事故,她的牙也撞掉了。听了消息,我们都很沮丧,但母亲却安慰我们说:“我很幸运,因为出租车可能会出更糟的事故。”

与顾维钧的幸福晚年

1959年,母亲与顾维钧先生在纽约结婚,成为他的第三任妻子。母亲与顾先生一起生活了26年,一直到顾先生去世,这也是顾先生最幸福安定的晚年生活。

出生于1888年的顾维钧是上海嘉定人,16岁那年赴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国际法和外交。1908年,唐绍仪以清廷特使名义访美,在大使馆里接见了40位中国留学生,唐绍仪对代表留学生致辞的顾维钧印象十分深刻。中华民国成立、袁世凯执政后,唐绍仪出任袁世凯的内阁总理,他立即向袁世凯举荐了顾维钧。

当接到邀请回国担任总统府英文秘书的电报时,顾维钧正在准备博士论文,他的论文还只写了一个序。左右为难之际,曾担任过助理国务卿的导师对顾维钧说:你学习外交就是为了为国报效,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你应该抓住。他认为顾维钧单独的“序章”,就可以作为博士论文来答辩。就这样,顾维钧顺利拿到了博士学位,于1912年启程回国赴任。24岁的顾维钧便担任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兼翻译;27岁那年,顾维钧又被任命为驻美公使,那时的他还有着京城三大美男子之一的美称。他不仅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驻外使节,也是华盛顿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外国使节。

母亲很早就认识顾维钧,顾先生是父亲以前的上司,那时的位置也很高。父亲以前还向他写信请教过一些问题,我们全家到美国来,也是顾先生的帮助。顾先生很年轻时就从事外交工作,其实“家”的概念对他来说很淡薄,没有什么个人生活,也很少有私人朋友。跟母亲结婚以前,顾先生在海牙国际法庭工作,那时他没有家,住在旅馆里。可能是长期没人照顾吧,我们见到他时,他非常瘦,在家里吃饭也像参加宴会一样正式,有个人专门站在他身后,随时递上一块餐布服侍他,起初我们都觉得怪怪的,因为我们家是非常随意的。

顾先生本来是很严肃的一个人,跟我们在一起时间长了,顾先生也被我们“改造”过来。他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人,他会像孩子一样喜欢过生日Party。每年他过生日的时候,我们都要动脑筋想,怎么庆祝。他的生日是1月29日,后来成了我们家除了圣诞节、春节以外,每年最重要的一个日子。有一年我们全家去滑雪,他和母亲年纪大了,就计划在附近散步。有一天我们回来时,看到他带着新买的滑雪服,原来他忍不住“童心大发”,要跟我们一起滑雪去,后来《时代》周刊还登了一篇文章,说72岁的顾维钧开始学滑雪。

母亲知道顾先生有晚睡晚起的习惯,担心他的健康,每天凌晨3点一定起床,为他煮好牛奶放在保温杯中,还附上一张“不要忘记喝牛奶”的纸条放在床边。顾先生晚年在谈到长寿秘诀时,总结了三条:“散步,少吃零食,太太照顾。”

虽然二十几岁就身居高位,但顾先生从不倨傲,即便对司机、服务生,也都很和蔼。他在我们面前也极少提及自己的经历,只是偶尔会讲一下以前的故事,比如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参加了联合国派出的“李顿调查团”,当时日本人对他防范很严,阻止他进入东北,甚至以要在他坐的火车上放炸弹相威胁,情形十分危险。他还是顶着这些危险,向联合国递交了一份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长篇备忘录。

所以晚年他和母亲的结合后很幸福。顾维钧先生后来用17年完成了他的口述回忆录,这与母亲的精心照顾是分不开的。唐德刚先生为他做口述史时,他正出任海牙国际法庭大法官,唐德刚利用他每年回纽约度假3个月时间,每天来访问4小时。而顾先生在做外交官时,每天写日记,也保存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他们共同完成了这套共13卷、600万字《顾维钧回忆录》,为中国近代史留下了一笔特别珍贵的历史资料。

顾先生和我们在一起,有了很多朋友。去世那天晚上22点左右,他还问母亲:“这周有什么活动?”之后去洗澡时,最终以98岁的高龄无疾而终。虽然离开大陆数十载,顾维钧却未加入美国籍,保持着“一生都是中国人”的信念,一直到离开。

顾先生去世后,母亲将他的155件遗物捐给上海嘉定博物馆,并捐了10万美元,资助建立顾维钧生平陈列室。今年9月2日,顾维钧的雕像在上海落成,也算是终于魂归故里,为他、也为母亲,圆了一个多年的心愿吧。



严幼韵:百年的美丽人生(图)

  
s823.png 101岁的严幼韵

s824.png 丰姿绰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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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幼韵和两个女儿近照(左为次女杨雪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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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出生,严幼韵次女杨雪兰,生父杨光泩曾任中国政府驻菲律宾总领事,后被日寇杀害,继父是被誉为“民国外交第一人”的顾维钧。

1989年,杨雪兰出任通用汽车历史上第一位华裔副总裁,
1989年,杨雪兰与贝聿明、马友友等著名华人一起创办了美籍华人组织“百人委员会”,
近年来,一直奔波在世界各地,致力于中外文化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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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是被誉为“民国外交第一人”的顾维钧,与结婚30多年的黄蕙兰离婚后,晚年,相伴顾维钧的是顾夫人严幼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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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幼韵:百年的美丽人生

如今,101岁的严幼韵已是四世同堂,而她曾是富家千金、复旦校花,她的两任丈夫都是著名外交官。她的女儿杨雪兰说:“我们觉得她就是一个明星一样的人物。”她的佣人说:“她比我们还厉害,现在?走路还穿高跟鞋。”无论顺境逆境,她一直如此美丽地笑看人生,她说:“我总是想,本来事情可能变得更坏……”


严幼韵 -- 百年的美丽人生

“爱的花”红遍校园


1905年,严幼韵出生于上海。祖父严信厚是晚清大臣李鸿章的幕僚,以盐业起家发了大财,并先后创办了纱厂、面粉厂、药房、茶庄等,此外还在全国各地设有13个银楼分号?堪称富甲一方。

严幼韵2岁时,祖父去世了,留下一笔丰厚的家产。1925年,严幼韵进沪江大学读书,那是中国最早男女同校的教会学校之一,清规戒律颇多,学生必须住校,每月只能回家一次。严幼韵不愿受约束,1927年她与好友萧子雄一同转入复旦大学商科,成为首批进入该校的女生。

严幼韵身段窈窕,喜欢穿高跟鞋。她父亲在南京路上开着“老九章绸布庄”,因此她每天都更换最时髦的服装。当时女生宿舍尚未建好,她就坐自备轿车来上课。轿车配有司机,她自己也会开车,车牌号是84号。一些男生就将“84”的英文“eighty four”念成沪语“爱的花”,严幼韵当时红遍了整个校园。

1929年毕业于复旦商科的章宗钰先生回忆道,无法形容她美在何处,至少她上下午服装不同。徐文台学长说,她就是一“衣服架子”。严幼韵做功课也大有一套,遇到要交习题或报告,她会电话某位同学,说要借习作一看。闻者无不欣然听命,甚至一位周同学正本报告被她拿去交卷,认为是“受宠若惊”……

坚强的外交官夫人

在校读书期间,严幼韵经常光顾大华饭店舞厅,是舞会上的“女王”,在周围的追求者中,包括沪江大学高材生、足球健将陆钟恩,但杨洸生这时出现了。杨洸生出生在一个丝商家庭,从清华毕业后赴美留学,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国际法博士学位。1927年,他谢绝了华盛顿美利坚大学的聘书回到祖国,在母校清华担任政治学和国际法教授。次年,受邀南下,加入国民政府。

杨洸生第一次看见严幼韵时,她正驾着那辆“爱的花”轿车。他马上请朋友介绍认识,开始不断地给严幼韵送花、约会。为了去拜见严的父母,他煞费苦心。在一个牌局上,杨洸生向严幼韵借了10元钱,第二天登门还钱,便拜见了她的母亲。

一年后,两人在上海举办了隆重的婚礼。结婚当天拍摄的照片在报纸刊登后,成为上海滩很多追逐时髦的青年男女向往的时尚。一直到80年后的今天,这些照片依然被许多研究上海历史的人引为旧上海时髦婚礼的佐证。

1930年,严幼韵随杨洸生出洋,开始了外交官夫人的生活。她成了丈夫工作上的好帮手:亲手设计并操办总领事官邸的装潢,陪同他出席各种外交活动,还以女主人的身份,招待菲律宾和美国官员及华侨领袖。

然而,幸福是短暂的。1942年初,日军攻占马尼拉。两天后,杨洸生与留守总领事馆的另7位外交官遭日军拘禁。其间他拒绝了为日军向华侨募款的要求。4月17日,杨洸生和7位外交官惨遭日军杀害。

此时,严幼韵已是3个女儿的母亲,但她并未被击垮。她感到有责任照料好其他7位外交官的妻儿,于是她们自己动手,在院子里养起了鸡和猪,还学会了做酱油、肥皂。严幼韵始终保持着乐观的心态,空闲时她常坐到钢琴前弹上一曲。如今,严幼韵谈到在马尼拉的这段日子时,感慨地说:“现在回过来看,当时我们确实非常勇敢。”

严幼韵的3个女儿杨蕾孟、杨雪兰和杨葸恩,均是与杨洸生所生,其中小女儿杨葸恩已于上世纪90年代过世。次女杨雪兰曾担任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副总裁,负责市场开发。经过她的牵线搭桥,促成了通用汽车公司在上海投资生产别克汽车。同时,杨雪兰出任美国百人会文化协会总裁,退休后更是全力投身于推进中西文化交流。

再嫁外交家安度晚年

1945年,严幼韵和3个女儿来到纽约。不久以后,她担任联合国礼宾官,这是她的第一份正式工作。礼宾官的工作从接待到任大使,安排他们递交国书,到接待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国家元首,涉及了联合国所有官方礼仪事宜,不能出一点错。严幼韵干得异常出色,直到1959年10月联合国大会结束后正式退休。

1959年9月,54岁的严幼韵与71岁的顾维钧结婚,成为他的第三任夫人。顾维钧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著名的外交家。他曾担任过中国驻美、英、法使节,中国出席国际联盟和联合国大会的代表等职。事实上,两人相识已久。当年中国外交界的新人,包括杨洸生在内,都想找机会向顾维钧请教,因此严幼韵与他也经常见面。严幼韵初到美国时,二女儿患急性阑尾炎需动手术,此时顾维钧正率中国代表团出席旧金山会议,获悉后立即提供了帮助……

婚后,严幼韵无微不至地照顾顾维钧。每天凌晨丈夫醒来后,她已准备好一杯热牛奶,让他喝下后继续睡觉,惟恐他从晚餐到早餐间空腹时间过长,对身体不利。顾维钧健康长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严幼韵。顾维钧于1985年去世,享年97岁,两人一起生活了26年。

严幼韵晚年喜欢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喜欢结交新朋友,她的电话簿上常用的就有六七十个,依旧没变的是她仍穿高跟鞋、用香水,她说:“我活那么长岁数了,现在做什么只要开心就行,目前惟一的心愿是写一本书,记录下自己一百年的人生,但要从小时候回忆起,很困难……”

本文素材由央视《人物》栏目提供。
【宗禾】

顾维钧的退休生活(图)

顾维钧从国际法院退休后,结束了他所担任的一切公职,从荷兰回到美国,在纽约曼哈顿最繁华的地段公园大道买了一套公寓,这才真正开始了退休生活。这时,他已经过了78岁。

晚年,相伴顾维钧的是顾夫人严幼韵。

在这之前,顾维钧已经与结婚30多年的黄蕙兰离婚了。他们两人之间感情出现裂痕,是在顾维钧重返华盛顿担任驻美大使之后,按黄蕙兰的话说,这时候,“维钧似乎变得日益高大。他为所欲为,不与我商量。他对待我,就是忍让,供吃供住,人前客客气气,私下抛在一旁”,“维钧的所作所为令我不高兴,虽然这种感受外人很难猜晓”。而令黄蕙兰最不堪忍受的是,“维钧每个星期要到纽约去度周末,从星期五一直呆到下个星期二,与他那位在联合国工作的女相好相会。”

与顾维钧和黄蕙兰都熟识且自己有过外交官经历的袁同丰,在他们离婚后这样评说黄蕙兰:“顾大使得此良伴,周旋于外国政要与使团之间,也可以说天助自助。虽说他只管太太的账,但直接或间接的得到的便利大约不会少的。”“老实说,在我国驻外大使夫人如林的当中,最出色的中国大使太太要以黄蕙兰为首屈一指了。中外人士都对她表示尊敬,就是多年貌合神离的顾公维钧对她肆应外交的功绩也不能忘怀。”与顾维钧分手后,黄蕙兰仍住在纽约。1993年12月,她在百岁生日那一天无疾而终。

黄蕙兰提到的在联合国工作的那位女士就是严幼韵。严幼韵出身上海富商家庭,著名的老九章绸缎庄就是严家所开。她早年就读于复旦大学,第一任丈夫是杨光生。杨光生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国际法博士,有意思的是,留美期间也担任过《中国学生月刊》的主编,只是比顾维钧晚了10多年。回国后,不到30岁的杨光生担任过清华大学的教授,不久进入外交界。当时中国外交界的新手,只要有机会都想结识顾维钧并向他请教,杨光生也不例外,因此,严幼韵与顾维钧早在30年代就相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任驻马尼拉总领事的杨光生被日本军队杀害,为国殉职。

顾维钧与严幼韵是在1959年结婚的。严幼韵小顾维钧20岁,对他问寒嘘暖,照顾得无微不至。每日凌晨,顾维钧熟睡一段醒来后,她已为他准备好一杯热牛奶,让他喝下后继续睡觉,唯恐他从晚餐到早餐间空腹时间过长,于身体不利。顾维钧退休后生活安逸,健康长寿,得之于严幼韵者良多。

如果不算父亲定下的与张氏的婚事,顾维钧一生有过三位夫人。有人称之为顾维钧的婚事三部曲:一,主贵,与唐宝玥结婚,借以发展政治地位;二,主富,与黄蕙兰结婚,可以多财善舞;三,主爱,与严幼韵结婚,相亲相爱,白头偕老。能从婚姻中得到的,顾维钧都得到了。顾维钧自己说,三位夫人中,他最喜欢严幼韵,因为她是了解他照顾他。

顾维钧的退休生活过得非常有规律。他上午9时许起床,早餐时间约一小时,一面饮食,一面阅读。每天看的英文报纸是《纽约时报》,中文报纸是台湾出版的《中央日报》和美国出版的《世界日报》。

每天下午,顾维钧都要拄着拐杖,外出散步。这是他的健身之道。他虽住在纽约这个大都市的中心,但公园大道离著名的中央公园只有一箭之遥,那里森林繁茂,绿草如茵,是闹中取静放松身心的绝佳去处。只是六七十年代纽约的治安状况太差,他在散步时曾被抢劫三次。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不失固有的幽默感,每次散步总要带些钱,说是不能让抢劫者空手而归。不过,被抢劫几次后,出于安全的考虑,就只能到大街上散步了。除了散步外,他还喜欢游泳。90多岁时,他还能游泳,并站在跳板上跳水。

顾维钧晚年最经常的消遣是打麻将。严幼韵操心最多的也是为他作好安排。顾维钧打麻将,思路敏捷,出牌极快。有人问他牌运如何,他答曰:“十九必输。这不是我的技术不如人,实因这是一种‘统战’,花样繁多,有时我的精力不能顾到全局,因此牌运对我不甚客气。”对于输赢,他认为,“这原来是消遣,定率低而出入微,输赢可不在乎。

晚年的另一消遣是画画。60年代末,顾维钧专程赴香港拜师学习作国画,并认真研读画谱。他的画题材固定,大都是梅、兰、竹、菊,颇得传统文人画的神韵,也是他处世立身之道的一种写照。他也画过工笔牡丹,那是赠送给夫人严幼韵的。

顾维钧晚年的另一乐事,是看到儿女孙辈欢聚一堂。顾维钧共有三子一女。

长子顾德昌和女儿顾菊珍是唐宝玥所生。顾德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担任过中国驻美使馆空军武官司,从空军退役后经商,晚年定居美国。

顾菊珍虽不是学外交和政治学出身,但在联合国托管事务部任职,并凭自己的才干升至负责非洲事务的司长。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之后,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唐明照及中国代表团曾得到过她很大的帮助。

黄蕙兰生有二子。顾裕昌也在联合国任过职,写有一本关于联合国投票程序的书,后因不满联合国升迁太慢而辞职经商。最小的儿子顾福昌也经过商。裕昌与福昌都先于其父在70年代末去世。顾维钧为之伤感不已。

严幼韵与杨光生生有三个女儿,因此顾维钧还有三个继女。由于早年丧父,她们视顾维钧如同亲生父亲,相互间十分亲热。长女杨蕾孟是资深编辑,担任过美国著名的双日出版社总编,不少有影响的书籍包括基 辛格的著作就出自她的手下。次女杨雪兰是有成就的企业家,担任过多家大公司的高级职务,现任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副总载。近年通用公司在上海投资生产别克轿车,她穿梭往来于大洋两岸。三女杨葸恩相夫教子,治家有方,一度致力于房产开发,卓有成绩。

顾维钧的孙辈也是事业有成,其中有哈佛大学的博士,也有加州大学的教授。

有爱妻相伴,有儿孙绕膝,有健康的身体,有安逸的生活,顾维钧的晚年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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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百岁淑女严幼韵


在101岁这个年龄,她足登高跟鞋,项佩珍珠链,指染深红蔻丹,身上飘散出淡淡的香,一身锦绣,款款而来...在宋庆龄、宋美玲、赵一荻,董竹筠这些高寿而优雅的传奇女人之后,严幼韵走入视野,羡慕她们能永远的保持着美貌自尊自立自爱。她的传奇和不凡使我要记下这位老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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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上海只有100辆轿车,他的车号是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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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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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位严幼韵、宋子文夫人、赵四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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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最时尚的婚礼,新娘是严幼韵,新郎叫扬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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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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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洸生牺牲后,和三个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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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合国礼宾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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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岁时和中国近代著名外交家71岁的顾维钧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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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二严幼韵、右二顾维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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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代同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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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岁的她在自制拿手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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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岁在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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