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美国不能实行“温情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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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B·埃兹尔

Rob Schoenbaum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这些瑞典人缺乏创新吗？

麻省理工学院(MIT)的著名经济学家达龙·阿塞莫格鲁(Daron Acemoglu)引发了极大争议，他声称当代的全球化浪潮妨碍了美国采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那种自由派的社会福利政策。

阿塞莫格鲁在2012年发表的论文《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选择你自己的资本主义》(Choosing Your Own Capitalism in a Globalized World)中宣称，“我们不可能像北欧人一样。”他与哈佛大学(Harvard)政府学教授詹姆斯·A·鲁滨逊(James A. Robinson)及巴黎经济学院(Paris School of Economics)科研主任蒂里埃·韦迪耶(Thierry Verdier)共同撰写了这篇论文。

作者们认为，如果“残酷的领导者”——美国——转而“实行温情资本主义，会降低全世界的经济增长率”，原因就是创新的步伐会有所减缓。

阿塞莫格鲁、鲁滨逊及韦迪耶从学术上提出了他们的论点，但其中蕴含的道理是非常清楚的。在与《纽约时报》的一系列邮件交流中，阿塞莫格鲁表示，他认为美国的社会保障计划是不够的。但如果他提出的论点是正确的，该计划扩张的空间非常有限。

“美国在世界科技领域享有领先地位的事实给顶尖人才的收入再分配带来约束和限制。全球的不对称均衡状态正是美国成为全球科技领先者的根源原因，而通过一个机制，这对创新和再分配产生巨大作用，这个机制也让美国在相关领域保持领先优势。”

阿塞莫格鲁详述了一个论点：“在我们的模型（这只是一个模型）里，如果美国转变为实行温情资本主义的国家，美国民众实际上会更加贫穷。为什么呢？鉴于美国对全球科技前沿领域做出了极大贡献，转为温情资本主义会降低世界经济的增长率。而瑞典从残酷资本主义转向温情资本主义（或者反过来）则不会对全球经济的长期增长率产生影响，因为美国的创新正在发挥最重要的作用。

如果这些发现获得证实，它们会让一些人感到失望——他们渴望瑞典模式，即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提供全民医保、带薪产假、儿童津贴、保障养老金，及其他让人眼馋的社会福利。

阿塞莫格鲁、鲁滨逊及韦迪耶发表了更为详尽的论文《我们不能像斯堪的纳维亚人一样吗？》(Can’t We All Be More Like Scandinavians)，详述他们的论点——世界依靠美国在科技及创新领域的领导地位维持全球经济增长。他们认为，为了维持在全球创新最前沿领域的地位，美国必须坚持给予成功的创新人员丰厚奖励的经济体制，“对一个鼓励创新的社会来说，这意味着更严重的不平等现象，更多的贫困（社会安全网也更薄弱）。”

在被问及美国的创新型企业占据主导地位的例子时，阿赛格鲁莫列出了以下行业及企业：“软件，如谷歌(Google)和亚马逊(Amazon)；硬件和设计，如苹果(Apple)；社交网络，如Facebook和Twitter；生物科技；制药；机器人技术；纳米技术；娱乐业；零售业，如沃尔玛(Wal-Mart)。”

根据这种思路，除非美国准备致使全球经济减速，否则美国将需要做出让步，只在社会福利制度方面做出相对较小的、无足轻重的改变。

“美国没有丹麦、芬兰、挪威和瑞典等许多欧洲国家建立的福利制度，尽管它最近开展了医疗保险改革，但很多美国人并不像上述这些国家的人民一样，可以享受那种高质量的医疗福利。他们的假期更短，产假天数更有限，而且他们也享受不到许多欧洲大陆国家所提供的更广泛的公共服务。或许更重要的是，在美国，贫困及不平等问题要为严重，而且在过去30年里一直在恶化，但在丹麦、芬兰、挪威以及瑞典，这两个问题基本上一直处于稳定状态。在美国，收入分配最顶端的不平等现象一直在急速加剧，1%的最富裕群体拥有25%的全国总收入，而在芬兰和瑞典，该比例约为5%。”

阿塞莫格鲁和他的同事不是右翼保守派，但他们的分析给一直在努力保存基本的进步制度的美国左派带来了又一个挑战。这些进步的制度包括劳工运动、雇员养老金计划，以及针对穷人的社会保障，而企业界已经形成共识：这些项目削弱了美国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三位作者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全球化的世界经济已达到他们口中的不对称平衡状态，其中，美国“采用的是‘残酷’奖励结构，以有力的激励回报成功，而其他国家则搭乘这个开拓性经济体的顺风车，选择了一个更为平等、‘温情’的回报结构。”

阿塞莫格鲁和他的同事写道，正是“较为'残酷'的美国社会，让具有更全面的社会保障、福利制度，且不平等率更低、更为‘温情’的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成为可能”。

在邮件中，阿塞莫格鲁给出了下面的类比：“美国也是世界的军事领导，它不能模仿芬兰，将其军备规模降到很小，而不考虑这么做会给全球带来何种后果。（而我是作为一个强烈反对美国在全世界的军事干预的人说出这样的话。）”

有些经济学家——主要都是左派人士——对阿塞莫格鲁和他的同事不满。

在回复《纽约时报》问题的邮件中，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达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作出以下表示。

“这是一次有趣的思想练习，但我猜即使作者自己也会警告，不要对文章中的想法进行过多延伸。当然，通过某种方式，全球的相互依存源于不同国家各自选择的制度安排。但是，我不认为，斯堪的纳维亚社会坚持实行‘温情’资本主义制度，是因为得益于美国的科技创新地位，使它们有幸能够搭乘便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斯堪的纳维亚和其他有着广泛福利制度的国家实际上一直都在朝着美国的方向发展；全球的相互依存削弱了温情资本主义，而不是强化了它。其次，斯堪的纳维亚及其他的资本主义模式深深植根于那些社会的历史演变之中，并早于当下的全球化时代。最后，说斯堪的纳维亚社会和美国相比，不知怎么就是缺乏创造性的观点，本身就存在争议。”

亚利桑那大学(University of Arizona)的雷恩·肯沃斯(Lane Kenworthy)在他的博客里论证道，北欧国家也像美国一样善于创新，尽管它们实行了更强的福利国家制度。肯沃斯问道，如果残酷的经济体更能促进创新，那么为什么在“其他收入不平等现象相对严重，政府开支处于中低水平的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爱尔兰、新西兰和英国”，创新却相对有限呢？

无论这两种相互竞争的经济模型孰优孰劣，毫无疑问的是，在美国，残酷资本主义处在主导地位。然而美国的残酷资本主义现在却受到了巨大的挑战。美国劳动阶层中越来越大的比例，正在承担社会安全网缩水、工资降低和中产阶级工作岗位消失的后果。这种负担转移的同时，人口结构的转变也正在向那些失去“市场份额”的人群赋予更大的政治力量。尽管社会上层在创新方面取得了成功，但一些人还是最容易在低工资的经济中受困于较低的层次，而这一部分人在选举中正在取得更大的影响力。

这样一来，美国的残酷资本主义制度，势必会与美国人口中相对弱势、地位较低的一半人口产生冲突。这些人目前在民主党支持者的阵营当中占多数。这一部分人群中躁动不安的选民，会越来越不愿意在全球创新的领先国度承受痛苦，却让绝大部分的收入和福利流向其他人。

在我们的电子邮件交流中，阿塞莫格鲁提出了通过制定双轨制的经济和福利政策，来应对这些矛盾的可能性：“一个有趣的问题是，能否在社会底层建立社会安全网，而同时在社会顶层提供很强的激励。我看不到任何不能这样做的理由，不过这个问题没有定论。”

这种安排等同于要求政府正式承认社会分为两个阶级，创新者以一套政策生活，这套政策允许他们依照残酷的规则行事，并划定其余美国人可以享受安全网相对有限的支撑。

尽管美国有着平等的传统，但这里可能已经形成了有着两个阶级的社会，其中精英阶级可以凭借逐代传递（可能是通过遗产继承或文化传承）的诸多优势而获益，包括背景、财富、技能，以及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如果事实的确如此（有一些证据表明的确如此），问题就变成，我们在语汇上对平等传统的顺从，会不会使我们无法公开承认美国已然存在的问题，进而削弱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