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文化:有钱,有名,但饥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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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文化:有钱,有名,但饥饿

2012年01月11日 14:44:42  
来源： 中国经济网  
   


“天空飘小雪的那天，我们到联合国找刘大任，他带我们参观了一遭联合国，出来时指着门口一方巨石，上面凿有一孔，叫作一眼望穿。”这是台湾作家朱天文的旧文《侯孝贤的选择》中的一段文字。巨石凿一孔，可解读为“一眼望穿”，但解释成“一孔之见”，也未尝不可。每年的年度文化总结，大家都有一眼望穿的雄心，但囿于文化的广袤性、连续性和延展性，这样的雄心总结往往成为一孔之见的又一有力证据。

按牟宗三的观点，每个文化的开端，不管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它一定是通过一“通孔”来表现。2011年1月11日，一座高7.9米的孔子塑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北门广场落成。这一新的塑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映射时代的最新“孔”。7天后，一部时长1分钟、涵盖59张中国面孔的国家形象宣传片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亮相，在欧美因为债务焦虑的时点，通过影像之“孔”展现“非凡的中国人民”。中国力图用30年经济发展积累的物质基础，装载上厚重的5000年文化，开始一场文化推广之旅。

随着建党90周年和辛亥革命100周年的相继到来，2011年的中国文化传播，以纪念的名义，让红色成为文化的主色调；通过众商家的激情演绎，平板电脑成为本年度文化传播的新媒介；书籍，无论是作为文化传播的载体，还是作为文化传播的内容，2011年仍落于下风，图书的落寞似乎成为定局。但是作家在2011年表现非凡，他们以斗士的形象，与盗版鏖战；至于影音娱乐，2011年，堪称管制年，无论是在节目的制作上，还是在广告播放的形式上，都受到了广电总局的严加看管；艺术领域，则继续上演着“钱多，货少，人傻”的戏码。当然，我们不该忘记时隔361年再重逢的《富春山居图》，不该忘记故宫里除了有180多万件文物，还有错别字和高档会所。

艺术篇

惟有与时间无代沟

艺术已成为生意。2011年的艺术品生意，钱更多，价更高，规模更大。顺带的，骗局也更多。

“艺术”越多，艺术越少

收藏家的全部所有，就是金钱。

――雅各布・考绍伊

从市场总量来看，根据英国艺术联合会发布的调查数据，中国2010年艺术品拍卖总额高达83亿美元，已超过英国，仅次于美国，成为全球第二大艺术品交易市场；从艺术家价值看，2010年胡润艺术榜显示，89岁的艺术家赵无极以2.4亿元的总成交额首次登上艺术榜首位。上榜的50位艺术家中，总成交额是17.6亿元，平均每位艺术家的价值高达3500万元。这个价码已经令人无法区分好艺术家和平庸的艺术家。

拍卖市场，行情继续高涨，齐白石最大尺幅作品《松柏高立图・篆书四言联》以4.255亿元引领春拍行情，而6年前，该画市场价还不足2000万元。其另一幅作品《山水册》以1.94亿元问鼎秋拍市场。

然而，兴奋的市场谍影重重。

2011年央视“3・15”晚会曝光了虚假鉴定文物的利益链条，所谓“专家”，实则商家卧底；新华社连出三篇报道，揭露了“没有最高、只有更高”的艺术品拍卖市场暗影重重，存在做局、洗钱、行贿等不法行为。面对质疑，中拍协挺身而出，于6月10日正式发布《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企业自律公约》，56家文物艺术品拍卖企业成首批成员，承诺遵守“自律公约”。

但是2011年9月，“金缕玉衣”骗贷一事曝光。原华尔森集团总裁谢根荣找人用零散的玉片穿成“金缕玉衣”，并找专家鉴定给出评估价24亿元，以此为担保向银行前后骗贷10亿余元。

乱象还在上演，2011年9月17日，“徐悲鸿油画伪作”一事曝光。2010年6月，北京九歌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以7280万元拍出的《人体――蒋碧薇女士》的“徐悲鸿油画”，实为中央美术学院首届研修班某位同学的习作。

时间越久，艺术越真


对艺术作品中人性内容的全神贯注，与审美判断大体无关。

――奥特加・加塞特

长分离，情何堪？时隔361年后，《富春山居图》2011年6月1日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合璧。

《富春山居图》，元代画家黄公望79岁高龄时开始创作，历时7年，“早晚得暇，当为着笔”，全画纵33厘米，横636．9厘米，被誉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360年前被烧成两段，前段《剩山图》上世纪50年代存于浙江省博物馆，后段《无用师卷》1948年底运抵台湾后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先不论画作本身的艺术价值，《富春山居图》带给我们的审美快感，是与中华民族分离的痛苦相承接的。当我们把画作作者与作品的分离、收藏者与作品的分离、画作本身的分离情感连载，融进两岸分离的现实情境，《富春山居图》的合璧，给当下悲离之实提供了欢合之想。

空间越大，艺术越麻木

深感内疚、痛心和自责，通过媒体，衷心地、诚恳地向公众致歉。

――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

2011年的北京故宫博物院，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无限的想象：故宫里，除了文物，还会有什么？

2011年1月26日北京故宫博物院发布信息，经过7年清理，现有藏品180.7558万件，其中珍贵文物168.4490万件。

2011年是故宫的多事之秋，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各种“门”，从5月初香港某博物馆展品在故宫展出被盗之“失窃门”，随之而来的是清代屏风浸水之“屏风门”，紧跟其后的是“错字门”。随后的“会所门”、“哥窑门”、“瞒报门”、“封口门”、“拍卖门”、“古籍门”、“逃税门”，相继向大众“敞开”。自此，隐匿在红墙绿瓦下的僵硬官僚体制、傲慢的办事风格、脆弱的安防系统被公众尽收眼底。

严格地说，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系列事件与文化主题无关，但作为中国大陆现藏文物最多的个体，如此人浮于事的体系，很难令公众对其文物保护产生信任。

2011年12月21日上午，《咬文嚼字》编辑部公布了2011年度“十大语文差错”。其中，北京故宫送给北京市公安局的锦旗上“撼祖国强盛”的“撼”字错用，应为“憾”，入选社会影响重大的语文差错。

经过不到8个月时间，公众大悟：故宫里不但有文物，还有错别字和高档会馆。

文学篇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2011年的文坛，战斗声四起，且战线长，气氛浓，规模大。

名家为名利激斗

先把大的解决了，敲山震虎，一个一个来。路漫漫而修远。也许需要十年二十年，但必须去做。

――磨铁图书总裁沈浩波


规模最大的“战役”，非2011年3月15日50位作家联名抗议百度文库的侵权行为莫属。名为《三一五中国作家讨百度书》的声讨信称，“中国有个百度网，百度网有个百度文库，百度文库收录了我们几乎全部的作品，并对用户免费开放，任何人都可以下载阅读，但它却没有取得我们任何人的授权。”百度总裁李彦宏则公开表示，一定解决问题，否则将关闭百度文库。这场作家状告百度的战线拉得也很长。早在2011年1月13日湖南作家朱金泰就将百度告上法庭。而2011年11月3日，韩寒、慕容雪村等作家才正式向北京市海淀区法院提起诉讼，状告百度侵权。

气氛最浓的还属书商鏖战。2011年初，人民文学出版社与网易读书频道因为贾平凹的新书《古炉》的电子版权问题对簿公堂；2011年5月，以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为首的24家少儿出版社联合发表声明，对京东商城的“全部少儿图书四折封顶”表示强烈谴责。

最容易被人忽视的“战斗”要属词曲作家的维权行为。2011年1月，包括乔羽、赵季平、徐沛东、阎肃、三宝、李海鹰等在内的13位中国词曲作家联合发表声明，要求自2011年1月5日起，所有商业性演唱活动涉及以上作者作品的，必须征得相关作者的书面授权许可并支付相应报酬。13位词曲作者称，国内歌坛“只认歌手不尊重词曲作者”的情况已发展到了不能再忍的地步了，“对词曲作者不予理睬，不付分文报酬”。

一群负责将人的境界从物的层面拉升至精神层面的文字工作者，在商业巨浪的吞噬下，在消费逻辑的洗礼下，将文化反向为物化的文艺。在作家们“控”诉之时，自身也已被物所“控”。

作家与寂寞缠斗

那是在1929年的夏天。我当时在发电厂找到了一个活儿，是晚班，从下午六时到次日早晨六时，当的是运煤工。在这些晚上，十二时到四时，我用六个星期写成了《我弥留之际》。

――威廉・福克纳　　　

作家们也不是没有苦衷。沃尔特・惠特曼曾经说过，如果想要做伟大的诗人，那么也必须有伟大的读者。作家对读者的失望从来没有消失过。在物欲无限大，焦虑无限多，且影像技术横行的时代，这样的失望只会更多。2011年的矛盾文学大奖获得者有多少人明了，老舍文学大奖又有多少人知情？不知道也罢：2011年老舍文学奖优秀长篇奖金5万元、中篇2万元。这还是历届最高的。

这样的文学奖项知名度自然比不上《华西都市报》发布的《2011第六届中国作家富豪榜》。本年度，郭敬明、南派三叔、郑渊洁名列作家富豪榜前三甲。

2011年的文学，还是有值得铭记的点滴。

“我在85岁那年，离开办公室，回到家中一间小书室，看报、看书，写杂文。小书室只有九平方米，人家都说我的书室太小。我说，够了，心宽室自大，室小心乃宽。”这是106岁的“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先生3月份出版的《拾贝集》中的一段话。

2011年7月17日，杨绛先生迎来百岁寿辰，没有宴席，寥寥几句话，“每天自己下楼已经有点困难，就在房间里头锻炼身体什么的，往往到凌晨一点才睡觉，六点多起来，吃完午饭后再睡个午觉，每天都写字”。

电影篇

小成本也有大力量

电影将使自己逐渐从视觉的专制下摆脱出来，从直接的具体的趣闻轶事的专制下解脱出来，成为一种像书面文字一样灵活而细腻的写作手段。

――亚历山大・阿斯特鲁克

2011年的电影贺岁档，有些冷清。张艺谋吓退众将，惟有香港才气早过巅峰的武侠导演的“炒冷饭”，想以偏门分一杯羹。话题虽多，但结果了然，不谈也罢。

至于之前的众多号称大投入的商业电影，大多以夸张的宣传、疏漏的剧情以及苍白的人物，在上映前赢关注，上映后得骂声，虽“骗”得一两亿票房，但终究搞坏了市场。

2011年，真正给观众期待和惊喜的，还是一干小众电影。之所以称为小，首先是资金投入小；其次是影片受众小；最令导演难受的，可能还是小众题材在创作空间上的小。对于小众电影的制作团队来说，盈利指标一定也是不小的压力，但是最重要的还是，通过镜头将个体对生命的体贴和感动，传达给那些能与之产生共鸣的人，这是电影作为文化符号，真正的生命力。

导演李玉的《观音山》充满了文艺片气息，获奖野心不小，手提拍摄以及虚焦的运用，大胆得令人不舒服，但很好地将人物的内心不安全感“透”出来，角色肥皂喊出的那句“迈克尔・杰克逊都死了，还买什么单啊！”点了影片的主题：信仰是否有时间长度。

影片在宣传上颇具商业片的力度，在其之后上映的电影《最爱》，严格地说，不能算小成本电影，男女主角皆一线影星，宣传手法完全商业化，影片将人物生活背景放在偏远穷困的乡村，讲述了男女主角在罹患艾滋病后，爱情的温度在死亡面前继续升温的故事。导演顾长卫试图塑造一个艾滋病群体像，但是没有完全成功，颇遗憾。

导演张猛的《钢的琴》是2011年7月份上映，制作精良，口碑甚佳，被冠以“2011年第一口碑电影”。一群钢铁厂下岗工人试图为前工友的女儿手工制作一架钢琴。废弃的老工业基地、生计的局促、亲情的温暖、技术的缺失、朋友的义气等诸多元素将故事的荒诞感与悲情交织在一起，通过镜头和台词，娓娓道来。

2011年11月，《失恋33天》一出场便赢满堂彩，紧随其后的《转山》，镜头干净，情节紧凑，线索虽单一但踏实。而《Hello！树先生》，讲述了一个卑微的小人物在环境面前的无力和憋屈，影片后半部的处理，更多是创作空间限制后的一种无奈处理，不影响整部影片的质量。

荧屏篇

制造快感的车间

在当今的文明中，我们确实并不感到舒适，但是，我们很难知道早期人类是否幸福，他们幸福的程度，以及他们的文化条件在幸福问题上起什么作用。

――弗洛伊德

当下，任何一档电视节目都可以通过网络视频点播。在内容上，视频网站已经将电视演化成网站内的一个“车间”。因此，请允许我将电视和视频网站统称为荧屏。

荧屏需要收视率或点击率，投资人需要利润率，广电总局要“道德”，而真正的节目受众，却无法判断自己需要什么。2011年的电视市场，就在这样的纠结情绪中，上演谁也“伤不起”的四方猜谜戏。

浏览2011年各大荧屏播出的娱乐节目，没有工作的可以通过职场秀实现就业，没有爱人的可以通过相亲秀找寻伴侣，没有激情的婚姻可以通过婚姻秀找回激情，如果你自觉怀才不遇的，可以选择成为“达人”。不难看出，人生各阶段的各类型的需求都能在娱乐节目中“实现”。更方便的是，一种人生需求，可以在不同的电视台的同类型的电视节目中，得到反复“实现”。

但是广电总局很“忧郁”。他觉得这些节目只是给观众带来了感官上的快感，不能带来心灵上的快乐，于是自2011年4月1日起至2011年11月25日，陆续出台5条措施，限制广告播放时间，限制娱乐节目的播出内容。

广电总局的判断是英明的。节目制作粗糙、包装痕迹重、同质化、低俗化等现象实在是当下电视节目的硬伤。问题是，限娱令能使这些硬伤得到彻底“治愈”吗？

遥控器在观众手里，如果观众需要心灵上的快乐，自然会锁定那些广电总局希望锁定的电视节目。但是，在权力、成功和财富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观众早已低估了生活的真正价值，在价值取向上，成为了扶不起的阿斗。

节目的素材取自社会中的人，是他们的气质和价值观决定了节目所“散发”的到底是快感，还是快乐。节目制作的技术可以短期改善，节目包装的商业手法可以学习，但是参与节目的人，是需要和这个社会一起成长的。给一些时间吧，一定会进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