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理论匮乏致政治乱伦 毛苏情结迫习左转(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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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理论匮乏致政治乱伦 毛苏情结迫习左转

文章来源: 多维
于 2013-05-26 21:01:19

   
近日，在中国学术界和媒体舆论中，有关“宪政”、“信仰”、“崇毛”等意识形态方面的讨论出现一个很突兀的“爆发期”。包括《解放军报》、《红旗文稿》、《环球时报》在内的一些党媒，在几乎没有任何新闻源的情况下纷纷发文就这些议题展开讨论，而主要论调则一致“左倾”。对此有观点认为这种情况并非事出无因，而是如此前外界所传“七不讲”、“新三反”一样，均来源于所谓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中办发【2013】9号）的通知。也被认为是本届中共领导层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全面左转”的信号。多维亦曾在《观察站：习近平的治国方略 毛体邓用》、《观察站：政左经右下的舆论收紧和改革共识》有过解读。

但是从目前出现的初步舆情来看，中共党媒这次“左转”显然并没有得到过多的支持，“二次文革”、“新反右”的猜测再次在民间出现，而中国社会现实中所出现的种种矛盾激化现象似乎也正在让这些媒体和文章撰写者成为“众矢之的”，引发舆论界中的非议，尤其是自由派学者的强烈质疑。而习近平对于毛泽东和苏联解体的表述更被认为是他的两大“心结”，也是为什么导致其“全面左转”的重要原因。而中共目前更陷入一种“政治理论乱伦的困境”， 只能不断地用马列证明毛泽东，用毛泽东证明邓小平，用邓小平证明习近平，然后再用习近平的所作所为反证马列，在一个类似于红色家族的封闭圈子中来回打转，执政理论进入了“死循环”。


中共七常委

初步归纳近期这一系列文章可以看出，目前问题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宪政，如5月21日《红旗文稿》所刊人民大学教授杨晓青所写《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和《环球时报》5月22日“社评”《“宪政”是兜圈子否定中国发展之路》。二是对毛泽东的态度。还是《红旗文稿》，在5月13日发表李慎明《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称“毛泽东时期一无是处不是煳涂就是别有用心”。5月15日，大陆学者刘小枫在一场读书会活动中，称毛泽东是开国“国父”，并称文化大革命是“人民民主”、美国的平等是在中国的刺激下发生。三是信仰问题，5月22日刘亚洲在《人民日报》上所发表的《坚守神圣的“党性”》一文，即被大肆炒作的“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对于左右双方的学者，无论观点怎么对立冲突，目前唯一达成的一个共识就是无论宪政、信仰还是崇毛问题，双方讨论的都不是一个简单意义上的学术问题，而是背后所隐含的政治矛盾——即今天中共是否还有足够的理论依据支撑自己执政的合法性？一党执政是否在今天中国还有存在的土壤？究竟什么主义才能继续领导中国前进？党和法究竟谁大？中共是否还应该背负着“如何评价毛泽东”这一类的历史包袱前行？在今天，也许是更值得深辩的症结。

中共的“政治理论乱伦化”

这次党媒“异口同声”地发力批“宪政”，显然出乎很多自由派人士和法学家意料。因为在过去十年，宪法作为中国根本大法的观念愈来愈深入人心，“依法治国”也成为中共高层频谈的内容。2004年曾被视为中国宪政之起点，人权入宪，建设法治政府，民主法治也被认为是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与当年的胡温新政紧紧捆绑在一起。虽然在2007年十七大前后经历过反复，但在党内与社会上已无太多异议。而在2012年12月4日，习近平甫一接过总书记之位，就在北京参加“首都各界纪念中国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并作讲话，强调“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发出明显的政治信号，这被解读为习的“宪政梦”，也由此引起了随后的“南周新年贺词”事件。

也正是因为如此，当此次党媒一齐“讨伐”宪政，所有的猜测指向最高层之时，外界才对这种“左右反复”感到不解。事实上从目前情况来看，较为准确的解读是包括习近平在内的整个中共领导层从未对“依法治国”产生摇摆，他们所担忧的是自由派借“宪政”之名动摇中共一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这一点也在这批党媒文章中有所袒露，“坚持共产党领导是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共产党没有经多党竞选而上台执政有不容置疑的合法性。但以宪政理念为标准，就无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共虽然以理论型政党自居，自1921年7月建党、1949年建政之后，中共就一直试图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中寻找源泉和基石，为自己一党执政寻找合法性所在，从最初的“人民民主专政”到后来的“三个代表”，皆是如此。当封建社会“父传子、家天下”的执政基础逐渐散去之后，中共首先通过宪法和党章规定，试图在民众之间树立这样一种观念——作为领导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政党，中共也应该继续领导中国人民实现共产主义。在江泽民时代，由王沪宁一手起草的“三个代表”将这种统治的合法性继续加以阐述，其表达的核心含义在于“中国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而中共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所以应该由中共来执政”。但是不得不承认，中共骨子里实际上一直是个“实用主义”、“实践主义”政党，从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到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直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共执政恰恰源于和他们将理论与中国实践的结合。

时至今日，当随着社会矛盾的不断增加，对于中共一党执政合法性质疑不断的时候，今天这批执政者回头在中共的“理论武器库”中再次寻找时才发现，他们的理论武器最后的资源几乎被挖掘殆尽，理论道路越来越狭隘，甚至出现了“理论家只能是总书记，总书记必须需要理论才能正名”的怪相。同时也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色幽默”——一个以理论丰富自居的执政党，竟然只能不断地用马列证明毛泽东，用毛泽东证明邓小平，用邓小平证明习近平，然后再用习近平的所作所为反证马列，执政理论进入了“死循环”，甚至可以略显粗暴地称之为“政治理论乱伦”。

实际上正如舆论所认为的那样，习近平骨子里是一个很务实的人，他在反腐、亲民等方面的所作所为今天已经为中国民众所接受。但中共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各种矛盾和执政理论的匮乏确使他无法面对海内外的质疑，不得不再次祭出中共以往惯用的那种死板、僵硬的宣传模式，也使他不得不提出“中国梦”这样一个感性、飘在空中的词来作为他的理论成果。可以预见，在未来十年，如果习和他的智囊团队不在意识形态上面有所突破，这将很有可能成为他执政生涯的“短板”。

毛泽东并非中共执政合法性所在

除了理论的匮乏导致中共无法直面“宪政”问题，从而导致他们只能生硬地把“宪政”与资本主义挂钩进行“文革式”的批判外，中共直至今天难以挺直腰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沉重的历史包袱，这包括对于历史上的延安整风、建政前借“宪政”之名批评国民党、建国后的反右、文革直至六四等种种问题，而其中最核心的一个议题就是对毛泽东的评价。

作为中共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领袖，毛泽东对于中华民族的重要意义自然不言而喻。但是中共也必须要直视，“东方红、太阳升，东方出了个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年代已经过去。1981年由邓小平一手推动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对于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有了明确的定位，而民间对于毛泽东“建国有功，执政有过，文革有罪”的评价也已深入人心。虽然对于毛泽东近乎“教主”一般的崇拜在大陆一直有市场，甚至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唱红打黑”亦被认为是高举毛泽东旗帜。但必须要承认，“毛泽东思想”不等同于“毛泽东”本人，毛泽东思想中“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三大法宝在今天依然有借鉴意义，可是毛泽东在建国后尤其是文革期间以“运动”、“权斗”、“阶级斗争”方式扰乱国本的事实毋庸置疑。毛泽东那种“马克思加秦始皇”的做法，那种“党在国上、人在党上”的被推上神坛的教训，值得中共今天的执政者们吸取教训，而非意图借此为自己正名“复辟”。

从更现实意义来说，在很大一部分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即使他们不是自由派）看来，毛泽东并非是一个英明的领袖，这个名字已经深深的烙上了“左”、“反右”、“斗争”的符号。这也是为什么当习近平提出了“两个不能否定”，以及《光明日报》爆出在2013年1月5日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习近平发表的重要讲话中称“如果当时全盘否定了毛泽东同志，那我们党还能站得住吗？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还能站得住吗？那就站不住了，站不住就会天下大乱”等新闻，即是在中国舆论引起了强烈反弹的原因。

这种将中共命运系于毛一身的思维更来源于中共将执政的合法性系于毛的身上，否定了毛，就否定了中共为什么能执掌中国。实际上，中共执政合法性最为直接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使中国走出了清末之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甚至有可能“亡国灭种”的局面，并在建国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使中国走上了富强道路。这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功绩，而是属于中共这个政党。即使对于理性的毛泽东支持者而言，客观评价毛泽东的功过并不会对中共执政合法性产生根本性动摇，而今天的执政者恰恰需要这种能够客观评价毛的政治勇气。

中共当有直面社会主义国际论战的勇气

同样是外界所传的习近平内部讲话，除了对毛的态度外，还有对苏联解体的态度。习认为苏联解体一个重要原因是理想信念动摇了，一夜之间“城头变换大王旗”，苏共“竟无一人是男儿”。鉴于与习近平关系密切的刘亚洲引用中共烈士方志敏“我们的信仰乃是宇宙真理”名言、强调中共党员信仰作用，以及中共在习近平上台后所展开的一系列“清党”、“整风”措施，可以看出，习近平在“毛泽东”和“苏共解体、和平演变”两个问题上有很重的心结，只是截至目前，他也许都没有一个特别完整的想法去解开这两个“结”，只能一步步尝试性地推动和试探。

理论的匮乏、历史包袱的沉重以及信仰的缺位，导致时至今日，中共已经几乎不再国际场合过分强调自己的社会主义属性了，只是一再表示自己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自于毛时代那种就“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孰优孰劣”引发国际论战的自信已然全无。这当然来源于国际交往间意识形态不再对立和交往的增加，但是对中共自身来说，如果都没有勇气和自信在国际间引发论战，重申自己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那在国内野蛮、枯燥的打压“宪政”、对几个“茅于轼”口诛笔伐就显得“小家子气”十足，毫无一个拥有八千万党员的大党的气度。

时至今天，距离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布已经过去32年，距离1945年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过去68年，中共是否已经到了再出台一个决议，对历史上邓小平、胡耀邦、六四等人物、事件给予重新定位的时候？以便在总结历史的同时扔掉包袱，为确立中国下一阶段的路线纲领提供历史和理论上的依据，也为重新分配国家和党内的权力再次提供历史和理论上的依据？从目前看来，出台一个新的《决议》是有一定必要的。而距离上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的大讨论，也已分别过去60年和30年，多维一直认为中国在“是否需要社会主义，需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社会主义”等问题上需要一场大辩论，左右、宪政等议题的讨论已经开始，虽然目前仍是一个酝酿过程，但极为明显的是，今天包括中共在内的各方都已在起跑线上就位，只等一声“枪响”，讨论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