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痴改”乔木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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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痴改”乔木诗

2013年03月22日 09:23:04
来源： 同舟共进
　　□　 杨建民

　　1982年7月1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在显著位置刊出了胡乔木的四首诗作《有所思》。人们大都知道，胡乔木是党内的大“笔杆子”，这主要是对其擅长文章而言。这里发表的是诗歌，且不是自由体新诗，而是中国传统中要求极为严整的七言律诗，这自然引发了读者的兴趣：

　　一

　　七十孜孜何所求，秋深深未解悲秋。

　　不将白发看黄落，贪伴青春事绿游。

　　旧辙常惭输折槛，横流敢谢促行舟？

　　江山是处勾魂梦，弦急琴摧志亦酬。

　　二

　　少年投笔依长剑，书剑无成众志成。

　　帐里檄传云外信，心头光映案前灯。

　　红墙有幸亲风雨，青史何迟辨爱憎！

　　往事如烟更如火，一川星影听潮生。

　　三

　　几番霜雪几番霖，一寸春光一寸心。

　　得意晴空羡飞燕，钟情幽木觅鸣禽。

　　长风直扫十年醉，大道遥通五彩云。

　　烘日菜花香万里，人间何事媚黄金！

　　四

　　先烈旌旗光宇宙，征人岁月快驱驰。

　　朝朝桑垄葱葱叶，代代蚕山粲粲丝。

　　铺路许输头作石，攀天甘献骨为梯。

　　风波莫问蓬莱远，不尽愚公到有期。

    据资料介绍，胡乔木在当年6月将诗稿寄给报社时曾附函说：这四首七律，是为自己70岁生日所作。这对解读这几首诗大有帮助。古人云：“人生七十古来稀”，此时回首往事，总是应该有许多感慨的。这样的感慨，对于饱读诗书之人，用语言凝炼，有较大包容量，既丰赡又含蓄的格律诗体来表达，是十分得当的选择。

　　胡乔木在写文章方面堪称“大手笔”，可写作诗词尤其是格律诗，却不十分自信。所以，这四首“七律”写成后，曾交给在中西文化方面有很深造诣的大学者钱钟书“指正”过。这里的“指正”本是一种富有弹性的说法，可钱钟书当时却“痴气”（杨绛曾说：“《围城》的作者，就是个‘痴气’旺盛的钟书。”）大发。他放开手脚，将胡乔木送来的《有所思》下功夫“指正”了一番。

　　胡乔木平素全是给别人写稿、改文字，这次自己的诗作却被人改得七零八落，一下子为难起来。后来不得不请人从中回旋，才恢复了诗作的大部分原貌。这其中过程在今天看来，还是颇有些意趣和兴味的。

　　【胡乔木与钱钟书的交情】

　　胡乔木一生与文字打交道，当然是行家里手。他的诗词，先前是常常直接向毛泽东、郭沫若等政治大家和诗词行家请教的，眼界自然甚高。这次写出总结过往、抒发情怀的四首律诗，交给钱钟书“指正”，自然可以看出这位学者在他心目中的分量。

    说起来，胡乔木与钱钟书的交往还颇有渊源。从远处说，两人谊属同学。进大学时，钱钟书高胡乔木一级。后来胡乔木曾对人说，在清华读书时，对老师辈最景仰陈寅恪，同学少年则最佩服钱钟书。但他们当时并没有什么接触，用杨绛的话说：“他（按：胡乔木）……和钟书虽是清华同学，同学没多久，也不相识，胡也许只听到钱钟书狂傲之名。”（《我们仨》）1949年后，钱钟书被吸纳进《毛泽东选集》的英译班子，胡乔木此时已是该翻译委员会的上层领导，虽没有直接接触，可相关消息却知道得更多。据杨绛回忆，在此期间，胡乔木曾有一次不点名地批评钱钟书“服装守旧”——当时社会上女士流行列宁装，男的多穿“中山制服”，可钱钟书仍一袭长袍。

　　另一件令胡乔木印象深刻的事，是在翻译《毛选》时，钱钟书指出了一处原文的错误。原文大意为“孙悟空钻进了‘庞然大物’牛魔王的肚子里去了”。钱钟书的闲杂书籍读得多，记忆力又好，一眼看出了其中有误：孙猴儿从未钻进牛魔王的肚子里去。意见提出，委员会主任徐永煐也不能定夺，只能请示上级领导胡乔木。为弄清这个问题，胡从全国调来多个版本的《西游记》查看。果然，孙悟空是变成小虫子被铁扇公主吞进了肚子里，铁扇公主也不能说是“庞然大物”。这样一来，毛泽东就得修改原文了。（后来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这段文字改为：“若说：何以对付敌人的庞大机构呢？那就有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为例。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通过这件事，钱钟书给胡乔木留下印象：此人挺“狂”的。

　　尽管如此，钱钟书的学识和才华，还是很得胡乔木赏识的，他对钱钟书的情况便分外关注。1974年5月至1977年2月间，钱钟书夫妇因与强邻难处，被迫搬进科学院学部的一间办公室生活。此间，钱钟书曾因哮喘发作进医院抢救，胡乔木获悉后，两次寄来治哮喘的药方。到了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元月，钱、杨夫妇忽然被叫去看房子，紧接着就搬进北京三里河南沙沟一套四间的寓所。谁分配的这所房子，当时并不知道。夫妇俩先以为是自己的工作部门“文学研究所”，后来该所所长何其芳到他们家参观，却表示十分羡慕，希望也能有这样一套房，才知道与文学研究所没有关系。钱钟书在家里想来想去，还是没个头绪，用杨绛的话是：“钟书擅‘格物致知’，但是他对新居‘格’来‘格’去，也不能‘格致’，技穷了。我们猜了几个人，又觉得不可能。‘住办公室’已住了两年半，是谁让我们搬进这所高级宿舍来的呢？”1977年10月，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忽然”来到钱家，目的是想向钱钟书请教一个问题：马克思曾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他究竟是怎么说的？钱钟书立即搬出他刚修订完的《管锥编》手稿，翻到某册某页，指出答案。胡乔木见到这部手稿，大感兴趣，翻阅了一下后，见其中运用了多种外文，便说：这么多外文，不及早出版，将来谁能校对呀！钱钟书说：还没有誊清呢。胡乔木身居上层，知道新的科技手法，说可用“xerox”（影印）。这“xerox”为何意？钱钟书夫妇当时是“闻所未闻”。接着不久，《管锥编》的全部手稿在胡乔木的指示下，交由中华书局用繁体排版。这次胡乔木的走访，虽解决了《管锥编》出版的大问题，可对钱家住房安排一事却没有提及。后来胡乔木常乐意在工作之余到钱家坐坐，听钱钟书谈天说地。一次晚间来，见钱家的保姆床放在过道上，便问：房子够住吗？这话一出，钱、杨夫妇才知道自家房子是胡乔木所安排。杨绛的回答十分得体：始愿所不及。后来她在文章中说：这就算是向胡乔木道谢了！1978年，钱钟书与许涤新、夏鼐、丁伟志组成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赴意大利，参加欧洲研究中国协会第26次会议。这是十年浩劫后，中国学者在欧洲论坛首次亮相。人员的组成，当然由时任院长的胡乔木“拍板”。大会上，钱钟书以流利的英语回顾了中国、意大利文化交流的历史，展望中国和欧洲文化交流的前景。发言中，钱钟书呼吁“China no longer keeps aloof from Europe”（大意为：中国从此不再远离欧洲），格外打动各国学者。讲演完毕，钱钟书在回答各国学者提问时，应答坦诚幽默，机智深刻，对欧洲各国文学典故、谚语等随手拈来，引得与会代表一片赞叹。法国《世界报》发表文章认为：“听着这位才气横溢，充满感情的人的讲话，人们有这样的感觉，在整个文化被剥夺的十年后，思想的世界又开始复苏了。”在场的历史学家丁伟志激动地说：“真正感受到，钱先生确实是中国文化的光荣。”“由衷地庆幸我们国家在大劫之后，居然还会保存下来这样出类拔萃的大学问家。正是有赖于此，在经历了十年浩劫的折磨之后，我们国家的‘思想的世界’才能够‘又开始复苏’。”

　　【钱、李同改乔木诗】

    大约由于有这样的表现，胡乔木对钱钟书的学识和分量更为看重。所以，才有了他后来请钱钟书出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举动。据一位当时与胡乔木一起写作文件的学者回忆：1982年5月的一天晚上，他（胡乔木）忽然告诉我“明天要去找钱钟书”，“我要请他看在我的面子上，给社科院撑撑场面，给社科院当个副院长”。这位学者后来写文章道：“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当时笑眯眯的表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3年了，我从来只知道‘官能荣人’，现在才第一次看到了原来‘人也能荣官’。”（《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

　　那段时间中国社科院正在搞人事变动，文学研究所更换了所长，聘钱钟书为顾问。钱钟书“力辞得免”，回家特别高兴，对杨绛说：“无官一身轻，顾问虽小，也是个官。”可第二天社科院就有车来接。钱钟书得知后，急忙推托“没有时间”，胡乔木则开出宽松条件：一不要你坐班；二不要你画圈；三不要你开会……钱钟书还觉得文学研究所那边不好回应：“我昨天刚辞了文学所的顾问，人家会笑话我‘辞小就大’。”胡乔木说：我担保给你辟谣。这下，钱钟书无从推托了。

就在这前后的6月初，恰逢胡乔木70岁生日。回顾风雨平生，文人气颇浓的他写出了前面所引的这四首七律。钱钟书接到这四首请“指正”的诗时，大约心情高兴，又感觉胡乔木以老同学身份求教，便兴致大发。他按照自己的思路和对旧体诗的要求，将几首诗大加修改，并加附评注。在交回涂改诗稿时，还附上一函表达自己的想法：

　　昨日奉尊命，不敢固辞，耽误大计。然终有鸡皮鹤发老妪忽作新嫁娘之愧。尊诗情挚意深，且有警句；惟意有未达，字有未稳。君于修辞最讲究，故即〔以〕君之道律君之作。原则是：尽可能遵守而利用旧诗格律；求能达尊意而仍涵蕴，用比兴，不浅露，不乖“风人”之旨；无闲字闲句（此点原作已做到，现只加以推敲）。原稿即由我宝藏，现呈上抄录稿，每句上附僭改，逐句说明。聊供参考，并求指正。贵事忙不劳复示。

　　专此即致敬礼！


    由信函看来，钱钟书认为胡乔木诗作存在“意有未达，字有未稳”的问题，所以代为修改。从背后透露的意思看，胡乔木作品有出“格”（格律）的地方；有较直白不够“涵蕴”之处；有用“比兴”（诗词之基本手法）有限，韵味不足的问题……这样的看法，叫最讲究“修辞语法”的胡乔木如何接受？时任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正与胡乔木一块儿在玉泉山起草文件的李慎之，目睹了胡乔木接到修改稿后的尴尬情态：“当时在玉泉山五号楼，我住的房间与他只隔着两个房间。6月上旬的一天，我看到他在走廊里往复徘徊，又屡屡在我的房门口停留，似有垂询之意，不免奇怪，便请他进屋。他拿出两张纸，上面写的就是后来在‘七一’发表的《有所思》。然而涂改批注很多，一望而知是钱钟书的笔迹。”胡乔木似乎很为难。他一边让李慎之看诗的修改稿，一面说我作旧体诗总是没有把握，因此要请钟书给我看一看，改一改，不料他给我改得这么多，你看怎么办好？李慎之答：这是钱先生书生气发作了。还是我来给你办一点外交吧。李慎之对胡乔木心情的理解是：“四首《有所思》实际上是他70岁时的人生总结，是他的平生自序。”当然极为看重。从两人的生活道路看：一位（胡）是投身革命，历尽艰险，然后久赞枢机、管领意识形态，“几十年来基本上是烈火烹油的事业”；另一位（钱）是矢志学问，自甘寂寞，“始终视声名如敝屣，如果不是‘四人帮’倒台，著作印不出来、也不惜没世而不见称，可谓今之高士”。他认为两人之间的差别，钱钟书本来十分了然，“也不知为什么，那一次却似乎完全忘却了，就像改自己的诗那样，只顾一东二冬、平平仄仄，由兴改去”，由此便出现了这样的局面：我诚心请你改诗，你也费心改了；我期期以为不可，但怎么好意思请你再改回去呢？

　　幸好李慎之对双方都熟悉了解，他接过了这个难题。他认为解开这疙瘩并不难，只需要向钱钟书略略提一下就可以了——钱钟书何等聪明，根本不用多说。过了两天，李慎之带着钱钟书修改胡乔木的诗稿，来到钱家说：乔木同志一生是个革命家，有他必须守定的信条，譬如“红墙有幸亲风雨，青史何迟辨爱憎！”“铺路许输头作石，攀天甘献骨为梯。”……这样的诗句，就是他的精魂所系，一个字也动不得的。在诗稿中，这些句子全被钱钟书以“出格（格律）”或“意有未达，字有未稳”的理由大加修改。从写作者的角度出发，李慎之以为，你（钱钟书）不能像编《宋诗选注》那样，嫌文天祥《正气歌》太道学气，便不管其名气多大，也不收入……言外之意钱钟书全明白了，他说道：“是我没有做到以意逆志而以辞害志了。”（此话典出《孟子》：“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随后，钱钟书与李慎之一起开始为胡乔木诗作恢复原貌。大致恢复后，两人仍对其中个别认为不妥的地方改了几个字，譬如第一首最后一句，原作“弦断琴亡志亦酬”，他们认为“断弦”旧多指丧妻，与作者原意不符，便改为：“弦急琴摧志亦酬”。这样一来，便自然多了。另外，第一首的颔联：“不将白发看黄落，贪伴青春事绿游。”以“黄落”与“绿游”对仗，钱、李认为“绿游”二字生硬不典雅，亦希望作者能作修改。这一稿带回去后，胡乔木大为高兴。他将几处按照自己想法又改了一下后，抄出一份，再寄钱钟书，并附函一封，对其中字句进行解说，可以看出胡乔木处事的认真、周全以及自信：


　　钟书同志：

　　拙作承多费时日，备予指点，铭感无已。虽因人之心情不同，抒情之方亦有异，但所示其中弱点，则为客观存在。故经反复琢磨，已改易数处。因重抄存览，聊为纪念。

　　对其中句子，胡乔木表达了自己的见解：

　　一川星影听潮生，仍存听字，此因星影潮头，本在内心，非可外观。又看潮则潮已至，影已乱，听则尚未逼近，尚有时空之距离也。（听潮声之主语固为作者，亦可解为星影本身，此为有意之模糊；看潮生则主语显然有易，句中增一间隔。——原信眉批）

　　这里所说为第二首诗的末句。看来，胡乔木仍坚持自己的写法。

　　幽木亦未从命，则因幽树禽声，所在皆有，幽谷往觅固难，且原典只云出于幽谷，固亦已迁于乔木矣。鸣禽活动多有一定之高度，深谷非其所宜。下接长风两句，因此首本言政治之春天，若仅限于自然界之描写，在个人的情感上反不真实。至将凋、不尽，原属好对，但前者过嫌衰飒，后者用代代，则含子又生孙、孙又生子之意，与下文愚公相应，似较不尽为长。（将凋之叶必少而近枯，亦难成不尽之丝——原信眉批）　　

　　这是说第二首颔联、颈联的情况。看来，胡乔木确实并非以文士，而是以“志士”自命。所以自然认为诗作应当替“志”服务。有时哪怕从辞采看去差一点，可只要意思明白显豁，对“志”的表达没有歧义，就宁可若是。这当然与注意讲求辞采之美的诗人明显不同。

    接到这封信及诗改稿，钱钟书感到自己的心绪应当向这位官员老同学说说。他立即回函一封，认可自己与胡乔木对待文字的区别。信的内容有味，句子别具特色，值得节录欣赏其表达：“……奉到来信，并最新改本，既感且喜。慎之口头向我解释了您的用意，我恍然大悟，僭改的好多不合适，现在读您来信，更明白了。我只能充个‘文士’，目光限于雕章琢句……”接下来引用英国诗人、诗论家蒲伯的话：“优秀的评论应该领会到作品中的智慧，体现出与作者一致的创作精神。”再引用中国古人之言：“孟子在《万章》里早把诗分为‘文’、‘辞’、‘志’三部分，近代西洋文论家也开始强调‘Sense’为‘intention’所决定，‘intention’就是孟子所谓‘志’，庄子所谓‘随’。我没有能‘逆’您的‘志’，于是，‘以辞害志’，那是我得请您海涵的。”

　　当然，对胡乔木的新改本，钱钟书仍有看法：“新改本都满意，只有‘风波莫问愚公老’一句，我还‘文字魔深’，觉得‘愚公’和‘风波’之间需要搭个桥梁，建议‘移山志在堪浮海’，包涵‘愚公’而使‘山’、‘海’呼应，比物此〔比〕志，请卓裁……”这一句，从发表稿看，仍没有顺应钱钟书的意见，可也在原诗句上作了修动：“风波莫问蓬莱远，不尽愚公到有期。”

　　据李慎之的回忆文章，他与钱钟书共同认为不妥的“贪伴青春事绿游”中“绿游”二字，胡乔木坚持要用。他谈的是与毛泽东论文改诗时的领悟：遣词造句，一定要有新意，“惟陈言之务去”，所以还是觉得“绿游”二字好。今天看来，胡乔木大约着眼于这个词“别致”、“尖新”吧？

　　【结　语】

       也许由于胡乔木所作有如此逾于常规的内容和词句，这几首诗中便有读者难以晓彻的地方。后来邓颖超见到胡乔木，谈及这四首诗，虽认为写得不错，可也说其中有不易看懂之处。7月25日，胡乔木在给邓颖超的一封信中将此四首诗一句句疏解了一遍。

　　尽管有这次删改诗作的经历，却并不影响胡乔木对钱钟书的态度。大约是文人心底的相通，他与钱钟书和杨绛，成了相熟的好友。对杨绛的文字，胡乔木同样赏识和关心。他不仅称赞杨绛文笔优美，还说自己是杨绛的忠实读者；认为读杨绛的作品是一种享受，甚至愿做她任何一部新作的“第一读者”。“文革”后杨绛第一本有影响的小册子《干校六记》，就是在胡乔木的关心下才得以在内地出版的；后来杨绛应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之邀，写出了回忆父亲杨荫杭及姑母杨荫榆两篇文章，题目直写“一份材料”。胡乔木读后立即打电话给杨绛：“这样情文并茂的文章，怎么称作资料？”他还自作主张，改其中一篇题目为《回忆我的父亲》，交刊物发表。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完稿后，并未马上发表，因为钱钟书怕人说：以妻写夫，有吹捧之嫌。也是胡乔木读到稿子后，称赞之余问为什么不发表？这样，钱钟书才同意发出。杨绛的长篇小说《洗澡》写出后，胡乔木很欣赏。他曾先后三次与杨绛谈及此作品，说：“你写的几对夫妻身份都很合适。你是简·奥斯丁派，不是哈代派。”看来，胡乔木的外国文学学养也很深厚。

     当然，胡乔木与钱钟书后来在诗词方面的交往，仍然很多。1988年，胡乔木把自己一生所作诗词汇总出版。尽管认识那么多重要的政治领导人物，可书名题签他却请了学者钱钟书。这幅题字，似不如钱钟书平日的书迹流利潇洒，写得较为工稳，用笔也略粗重，显出作者在题签者心中的分量。再后来，胡乔木偶尔写诗，仍请钱钟书“指教”。1989年1月，胡乔木写出了一首歌行《乐山大佛歌》。钱钟书夫妇看了，还请胡乔木以毛笔抄给他们。随即胡还将当年10月所作一首《天安门》诗，寄给钱、杨夫妇。附信抬头用“学长”：“日前得白话诗一首，意殊平直，仍是一韵到底，并以草稿奉上，乞予指点。”1991年8月，胡乔木抱病为《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写下题记。钱钟书读到后，赞叹道：“思维缜密，词章考究。”1992年1月，钱钟书大约知道了胡乔木患病，他寄上自己的《管锥编》增订内容的第5册和一盒西洋参，表示心意。胡乔木勉力回信，在简单谈了一下自己的病后，随即对钱钟书之作大加赞赏：“终日无事，奉读新著，虽囫囵吞枣，意趣略可窥其一二。足下常自言衰朽，此书所表现的创作力、思维力、记忆力、想象力犹足震惊当世和后代，实可引为晚年之一大骄傲也。”不知道这是否为两位老“同学少年”的最后通信。几个月后，胡乔木辞世。他遗愿骨灰播撒在延安土地，这实在是通达之举。可惜友人如钱钟书夫妇等，却无从致意，只是在心中寄达哀思了。《听杨绛谈往事》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文革’前，胡乔木对钱钟书比较冷漠，而‘文革’后却十分亲厚，关心照顾，先后判若两人。钱钟书也不明白什么缘故。他猜想，一个人经过‘文化大革命’，受了委屈，吃了苦头，会心胸宽厚。”由此，我们也可看出，人，哪怕身居高位如胡乔木者，同样有正常人所说的精神多个层面的需要。杨绛曾这样认识胡乔木乐于到自己家的心态：“我觉得他（按：胡乔木）到我家来，是放下政治思想而休息一会儿。他是给自己放放假，所以非常愉快。他曾叫他女儿跟来照相。我这里留着一张他痴笑的照片，不记得钟书说了什么话，他笑得那么乐。”（《我们仨》）由钱钟书与胡乔木两人的交往过程看，可以见出人因为学养、地位等因素，有时会产生某种不由自主的错位。钱钟书“痴”改胡乔木诗作，可以算是著例。可反过来观照胡乔木，可看出其深心处对知识与智慧之士的相当敬重，或者可以说是向往。这从他自己一直十分严谨地对待文字，（笔者八十年代初期读大学时，一位现代汉语老师讲，胡乔木的文章，是极少能挑出语法毛病的。这给了当时并不大知晓的笔者以极深刻印象。）常常抽暇作诗填词，并请教如钱钟书这样的行家里手可以看出。李慎之先生在文章中表达了这样一个看法：“我当时已是社会科学院的工作人员，我自信深知乔木同志内心的一个秘密。他虽然身居高位，‘文革’以前已经因为是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而成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然而他心中最珍视的职位恰恰是世人不甚尊崇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他曾亲口对我讲过，‘社会科学院永远是我的恋爱对象’。”这对解读胡乔木是有帮助的。

　　认识人，认识一个人的多个精神层面，才会更深入理解人，甚至理解自己——虽然钱钟书大改胡乔木诗作，在今天看来只是一段有趣的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