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高教]“迁校热潮”，让人至今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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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图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冯友兰、汤用彤、朱谦之、黄子通等教师在讨论教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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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谭其骧从浙江大学到复旦大学后，开创了历史地理研究新学科，图为谭其骧在复旦大学与同事共同进行研究。



[回眸高教]“迁校热潮”，让人至今难忘

　　

回忆复旦大学农学院北迁沈阳——学农爱农北上无怨无悔
                  　　本报记者 樊丽萍

　　“1952年9月17日下午2点，我们参加了全校欢送大会，然后一起去上海北站，登上赴沈阳的火车。下午6点40分，火车动了，我们一起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王洪熹对那一刻至今记忆清晰。今年80多岁的王洪熹是复旦大学的老校友，但是她所就读的专业，在今天的复旦专业名录上已经消失。

　　1949年，王洪熹进入复旦大学农学院学习，临近大四，席卷全国四分之三院校的院系大调整开始了。根据调整方案，复旦农学院除了茶叶专业迁入合肥外，将全部迁往东北沈阳市，调入新创建的沈阳农学院。

　　之所以能清晰地记得1952年离沪这一天的情景，是因为王洪熹大半年前接到了一家杂志社的约稿电话。其时，同济大学出版社打算出版《民间影像》一书，通过图文记述1952年院系调整时期的大学校园。王洪熹翻箱倒柜，终于发现手头还留有一封珍贵书信。“我和我先生以前是同学，有写信的习惯。52年的这一天，恰好被我写在了信里。”

　　

全院北迁，仅用了一个月

　　对于一个年逾八旬的老人来说，一下子让记忆穿越60年是困难的。

　　一说到离沪北上那天，王洪熹首先记得是强烈的“感官变化”：9月，正是上海桂花飘香的时节。可那一年的9月，她看到的是无边的高粱地，山海关的雄伟，以及出现在山谷中的万里长城的壮丽……

　　列车开了整整36个小时，随王洪熹一起抵达沈阳的，是复旦农学院200多个学生，250名教工及家属，还有农学院所有的图书、仪器、标本等材料和设备。

　　这是一次整体搬迁，难度相当大，任务艰巨，但当时进展却很顺利。

　　1952年8月中旬，院系调整“一纸令下”，复旦农学院从发出返校通知、商量北迁事宜，到9月19日中午清校，前后只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这样的事情要是放在今天，简直不可想象，有人肯定会担心就业怎么办，离开家怎么办？但在我们那个时候，没有不愿意去的，也没有听到谁有半句怨言，一个不落下，全部走了。”在王洪熹看来，迁校工程浩大，在当时之所以能在极短的时间内顺利推进，和时代背景有莫大的关系。“理想教育、宗旨教育，包括抗美援朝给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实在太深了。”

　　王洪熹说，服从安排、甘愿北上，多数师生是基于对当时高等教育现状的认同：从全国范围看，农学院的布局不合理。东北地区有大粮仓，需要振兴建设，但很多农学院却扎堆在华东地区。院系调整前，浙大有农学院、南大有农学院，上海的复旦大学也有农学院。

　　学农就要爱农，哪里有需要就去哪里。这种对治学的朴实和纯粹的感情，在其时全国院系调整的大背景下，体现得尤为清晰。

　　已故的沈阳农业大学原党委书记周久钊，1952年时担任复旦教务处辅导员。在他撰写的《复旦农学院北迁沈阳回忆》一文中，记录了当时迁校中令人感动的场景：“我们有些老师的家属并不在复旦工作……她们本来已有一份称心而安定的工作，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把原有的工作辞去了，一同随迁校大队北上”。“有些青年教师决心扎根东北，但同时还必须尽到人子、父兄之责，把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都动员起来居家北上”。

　　让人难忘的还有学生家长，“家住上海的同学们的家长，在送别自己子女时把孩子们的行囊塞得鼓鼓的，有糖果点心，有日用必需品、甚至手纸都一大堆。这些家长充分估计到了北方生活艰苦，物资缺乏，但仍支持子女北上……”

　　

就业分配，都留在东北

　　可出现在王洪熹眼前的沈阳农学院的新校园，却让她震惊了。

　　新创建的这所农业专科学校，坐落在沈阳市郊东陵西边天柱山下，离市区有七八公里，不仅地处偏僻，而且荒芜——从上海来的学生和老师都齐刷刷地报到了，可校园并没有准备好。

　　“一辆汽车把我们从火车站直接拉到校门口，下车一看，教学楼和宿舍楼还没盖好，只有几间平房算是教室。”抵达沈阳的第一天，很多同学从行李里翻出了上海带去的棉袄、棉鞋穿上，却还是冻得瑟瑟发抖。上海带来的御寒衣服远不足以抵御东北的寒冷。

　　更艰苦的考验还在后头。抵达沈阳农学院的第一天晚上，同学们就睡在农具厂的厂房里，大家在地上铺上草，搭了大板铺，席地而卧。

　　“我们在复旦农学院的时候就做过田野调查，在山东农村时，每天嚼的就是黑馒头，下饭菜是大酱泡黄瓜。”王洪熹说，入校第二天起，师生们就开始自己动手，参加劳动，加快校园建设。学生们找来了木板，自己做衣架、晒被子；“早饭吃馒头和稀饭，饭后每人发两个苹果是园艺系试验场自己种的，品质很好，心里美滋滋的”。再后来，食堂里就开始冒出“炊烟”了，和上海地区使用煤气不同，沈阳那时做饭需要先烧煤炉，有时候，被生煤炉时的黑烟一熏，学生们眼泪直流。

　　而这些学农的学生到了沈阳后，最初的课堂是在农场里，上的第一课也并不是农业，而是如何保护自己的安全。在农场，晚上有狼出没。为了确保外出安全，老师首先教学生的是遇到野兽时的措施和避险方法……

　　1953年，随复旦农学院整体北迁而新生的沈阳农学院，迎来了第一批毕业生。王洪熹说到班级学生分配的情况，嗓门不禁大了一些，“我们班，几乎所有的人都留在东北，有的在沈阳，有的去了抚顺，为东北的农业建设做出了我们的贡献。”

　　王洪熹后来回到上海，曾出任上海市农业局局长。她那一届同学里，不少人成为学者、担任高校农学院院长，也有同学后来进入农业部担任要职。但她忘不了的还有很多“普通”的同学，“有人就默默地耕耘了一生，真正做到了学农、爱农、为农服务。”

　　

一位北大老教授回忆北京大学迁校——亲历全国哲学系师生大聚会

　　从1912年北京大学“哲学门”成立算起，今年恰是北大哲学系的百岁诞辰。1952年院系调整，当其他大学哲学系濒临调整、遭到撤并时，惟北大哲学系安然度过了平静甚至堪称辉煌的一年，大师云集。

　　直到今天，北大哲学系仍然是国内哲学界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

　　宋文坚 北京大学教授 时为北大哲学系二年级学生

　　1952年北大迁往西郊燕京大学，搬运物资和清理燕大校舍任务巨大。北大和燕大都动员了大批学生参加工作，我是报名者之一，是暑假提前返校的，时间是九月初。

　　我们最先的工作是腾空沙滩三院学生宿舍，把双人床、单人床、桌椅等搬到阁楼间空地上。学生的东西都按班级集中堆放，这是放暑假前就做了的。那时我们已经得通知，学校要迁往燕大。

　　燕京大学校园只有两校门，西门和东门，西门是燕大正门，是燕大兴建燕园新校舍时所建。东门，即博雅塔东的那个门，东门是为燕大教职工进出用的。出东门是成府一带。从东门往东直走不到400米就是燕大教授级的教师宿舍，别墅小楼，约30座。这成府地方多是民宅私房，但和燕大有关，有相当多的燕京大学教职工住在这里。

　　北京大学迁来燕园后，不断扩大面积，增加了约两倍，同时不断建盖新楼，还将原有建筑一律改名。仅保留“未名湖”、“燕园”、“博雅塔”及“临湖轩”。此外，蔚秀园、镜春园、朗润园名称依旧。

　　

宿舍不好利用，只能早早到图书馆占座

　　搬来燕园后，10月下旬才开始上课，许多同学只好闲逛。未名湖和北面的镜春、朗润诸园逛够了，便坐车去颐和园。要坐公交和买门票，钱并不多，两项相加不到三毛钱。以后就逛学校周边，最近处就是海淀。其他东南西北都是一片大田，要不就是荒野，枯草败柳。就人文环境说，这里远不如沙滩，有街景市容，熙熙攘攘，使你目不暇接。

　　我们班是陆陆续续住进10楼一层最西一间的。这是一个大间隔成三个小间。说白点，就是一个大间中间砌了两道一人多高、4米多长的墙。这房子宽有5米多，墙没够着的地方就是这屋中的过道。每小间放4张双人木床，中间摆八张两两相对的小桌。两个坐在隔邻相挨的上铺的人像是坐在一条板凳上。

　　我们班50年入学时是20人，男19女1。51年退学2人，参军2人，转系3人，剩下12个男的。51年辅仁大学哲学系并入北大，我们班来了6男3女。52年院系调整又并入9男1女。此外又插入两个上一年级转入的，共有男生29人。4个男生有肺病住在德斋的肺健会，有一人租住东门外北沟沿，所以这间大屋正好容纳了我们班余下的男生。

　　我们似乎又回到了1950年刚入学住北大三院礼堂那个情景。有人在屋里说什么别人都听得清清楚楚。谁咳嗽，呵欠，打喷嚏，放屁，大家都能声声入耳。尤其晚上睡觉，呼噜四起，夜夜演出鼾声大合奏。

　　这屋白天也不安静。谁在吵闹，谁在哼哼，谁在唱小调，大家都得听、得忍。中山大学来了两位广东佬爱说话。这两人只要凑一起，就粤语连篇。这不打紧，要命的是他俩都高调门，铁嗓子。我们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因为听不懂，就觉得他俩不像在说话。有同学就说这是两个广东驴在叫。大家传开，只要他俩一上嘴，有人就喊：“广东驴叫啦！”

　　我们宿舍白天实在不好利用，所以多数人都到图书馆去了。和后来北大的情况一样，图书馆座位有限，得早早去抢，还得帮别的同学占座位。图书馆在办公室南边那个楼，两层。两层上面还有个小三层，中间高两边低的一个通仓，两边还有一排小窗，那是藏书的书库。图书馆门朝东，进门是一大通间，摆满大长案大扶手椅，是北大搬来的，坐着很舒服。

　　

对“逻辑专门化”不感兴趣最终还是被调剂

　　1952年新学年，我们学生不用交伙食费了，国家供给。

　　我们来后，哲学楼还没修缮好。学校在外文楼给了哲学系一个办公室。我最早接触新北大哲学系的老师也是在这房里。新的哲学系设两个专业，哲学专业和心理专业。哲学专业分三个专门化，这也是从苏联学来的一套。有辩证唯物主义专门化、历史唯物主义专门化、逻辑专门化。三个专门化的学生有共同的课程，也有各专门化要学的一些课程。分专业化是从我们年级开始，我们班34个人要分为三个专门化组。逻辑专门化要动员10个学生。可能系里对分学生已有方案名单，就按这个名单来动员。我被划进逻辑专门化。执行动员的是清华来的朱伯崑老师。他把我们十个人一个一个叫到外文楼这间屋子谈话，动员我们学逻辑。我对逻辑不感兴趣，死活不愿去。朱老师也不松口，非让我去不可。到第三天就剩我一个人了，我也真的撑不住了，答应下来。

　　大约在10月底，院系调整其他大学哲学系的老师和学生都集齐了，52年所招新生也到了。系里的外文楼一楼西端阶梯教室开了一个哲学系全体师生会面会。我不记得那会叫什么名了，实际上就是全国哲学系的教师和在校学生聚在一起会会面。那会场是从中间的台阶过道分，所有老师坐在左边前几排，所有学生坐在右边和左边的最后几排。我记得还有几位较老的先生，有汤用彤先生、金岳霖先生、唐钺先生、黄子通先生，还有谁不记得，会是由原北大哲学系副系主任汪子嵩先生主持，记得他挨个介绍了哲学系的老师，还说，今天是哲学系的大盛会，是全国70多位哲学系的教授、教师和全国170多个学生的大聚会。

　　（本文摘自《民间影像》第二辑，同济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标题为编辑所加，有删节。）

　　

1952年浙江大学院地理系院系调整

　　虽然到了一所新的大学，可是我衣服上的浙大校徽久久不肯拿下，而华东师范大学的校徽久久不肯戴上……

　　陈吉余 中国工程院院士，1945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时任浙江大学地理系讲师；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1952年的春天，明媚的西子湖畔，浙江大学和往常一样弦歌不绝，但是教师们除了正常的教学以外，还增加了新的内容，接受思想教育，进行思想改造，批评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脱胎换骨，以工人阶级思想改造自己，差不多每天下午进行学习，先是自我分析，然后相互帮助批评旧思想，树立新的世界观。

　　思想改造快要结束的时候，负责主持浙大地理系思想改造者宁奇生在地理系办公室宣布全国要进行院系调整，还宣布了几条纪律，不能私自联系工作，一切听从组织安排。

　　记不清是什么具体日期，在地理系教师思想改造会上，宁奇生宣布了院系调整的具体内容。浙大理学院大多调整到复旦，地理系的地质、气象老师调到南京大学，地理学的多数老师和全部图书设备都掉到华东师大，只留少数老师留在浙江师范学院；浙大的农学院，医学院单独成为专科学院。而一个全国著名的一所综合性大学，被誉为“东方剑桥”的浙江大学被调整为一个工科大学了！

　　宣布方案后，一天下午，华东师大派了人事处的张波和地理系的王文瀚到浙大地理系，我看到他们两人到办公室，没有和我们一一介绍，只是和李春芬先生，可能与宁奇生有谈话，谈什么不知道……但又听说学生不愿去师范学校。

　　某一天晚上，浙大在杭州饭店办了离别的酒宴为老师道别，大家虽然是相互敬酒，然而这是什么样的心情呢？真实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参加宴会时，我是由所住的吴衙巷宿舍单独一个人去的，记不起和谁一桌，是走得去的。参加宴会的学校领导是总务长严文兴教授，吃完了，自己一个人就回宿舍了。

　　到临离开的那一天，也就是10月8日，行李打好后，家具有些是借学校的，大床和一张竹床是自己的。这天上午，学校来人搬运空了，空空房内只有一张单人竹床。运到上海的行李和一张大床，学校派人去火车站托运了。

　　就这样离开浙大了吗？多年的培养之情，多年的师友，天堂杭州的山水草木，就这样离别了吗？说真的，就是我住的吴衙巷的宿舍，相处多年的老蛇都不愿我离开，物件搬运了，它一早上就吊在我的门楣上，中午又横躺在门坎上，我只能跳窗离开了一住数年的古老房子的宿舍。

　　1952年10月8日，我们上午离开了吴衙巷，到大学路，物理系，家属去了一个同事的家里。中午，我带了长子回吴衙巷，在我的空房竹床上睡了午觉，然后，就带着孩子，走到火车站（杭州的城站），家属与同事直接走到城站。

　　我们在火车站会合，李春芬、严钦尚和我三家从软席候车室进入软席车厢，是浙大职员送上去的，职员我不认识。

　　在软席车厢，人很少，也就是李、严、陈三家，我们泡了茶，聊聊天。下午2时开车，大概4点半到5点到上海西站，华东师大张波通知到西站来接。下车后，步行到华东师大现在的一村，我们被分别带到安排好的宿舍。严钦尚一家住东西大楼，我住在一排平房中的一间房子里，床铺都安排好了，打开行李就可休息了。房间对面有一间厨房，可以做饭。

　　10月的一天，严钦尚和我到学校拜会孙陶林副校长，严钦尚把浙大委托他接收我们的档案交给学校，我们算是报到了。

　　虽然到了一所新的大学，可是我衣服上的浙大校徽久久不肯拿下，而华东师范大学的校徽久久不肯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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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大是名师荟萃的学校，竺可桢校长延聘名师，每个系都有全国著名的学者，他们不仅是学术上，而且在学风上言传身教，学生们接受他们的熏陶，培养出浙大之风，浙大之人。就以我所在的史地系来讲，史学有张荫麟、谭其骧；地学，竺可桢校长就是地学泰斗，系主任张其昀学贯古今，地质有叶良辅，气象有涂长望等教授皆国内之大师，国际之闻人。

　　在院系调整时，浙江大学地理系，教师仅10人，地理学：李春芬、严得一、严钦尚、陈吉余、郑家祥；地质学：朱庭祜、孙鼐、李治孝；气象学：石延汉、么振生，另有教辅及工友五人：其中绘图员王心安、工友汤孝初调整到华东师大，绘图员吴贤祚和录事、文字抄写周丙潮调整到浙江师范学院，工友周雨伢留在浙大。这样一个地理系，在国内地理界熠熠生辉，十名教师三个专业方向。院系调整后，学生均进入南京大学地质系和气象系，以后他们中许多都在学术上很有成就。只是浙江大学史地系从1936年建系，13年分系，又经过3年，仅16年时间，却留下了光辉的史迹和深刻的回忆……

　　（本文摘自《民间影像》第二辑，同济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

来源：《民间影像》日期：2012-12-27 作者：陈吉余;宋文坚;樊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