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窃听风暴里的历史记忆与良心

源济

2012/12/21 07:50:21

袁莉

跟

德国人说，在中国最有名的德国电影可能要算《窃听风暴》(The Lives of Others, 又译《他人的生活》）。他们常常先是一怔，接着理解地笑了。不知道别人到柏林去找什么，可能是那里有名的夜生活，新旧相映的建筑或者收藏丰富的博物馆，我是循着《窃听风暴》去的。

Li Yuan/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图片：走进斯塔西的世界

我想知道，一个曾经被秘密警察严格控制、渗透的社会，在民主化之后，在所有的秘密档案被公开后，人们如何面对人性最丑陋的一面──背叛。为何德国要花费那么多纳税人的钱来整理、拯救、公开曾经的秘密警察报告？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与良心有什么关系？

对于游客来说，柏林表面上和很多西欧大城市没有太多差别。2011年版的孤星之旅《柏林城市指南》说，柏林人口343万，其中48万为非德国人，失业率14.2%，单身住户家庭占家庭总数的53%，有175座博物馆，10.88万只狗。

但柏林毕竟是经历过纳粹和东德两个专制政权的城市，稍稍留意，还是能看到很多痕迹。

我在柏林住的酒店位于二战前的犹太人聚居区，几条街外柏林最大的犹太教堂门前昼夜有警察巡逻。据导游说，并非因为真会有什么反犹活动，而是为了向犹太人表示欢迎他们回来定居的决心。酒店在柏林墙的东边，墙早被拆没影儿了，要坐地铁跑老远专门去看，但看到周围熟悉的苏式灰色水泥楼，就能肯定这里是以前的东柏林。那样的楼很多在中国城市里长大的人都住过，五六层高，每层两到三户，实用，但谈不上美观。在柏林，这种楼很多被整修一新，柔化了严厉的社会主义气息，一楼的设计店甚至为整栋楼抹上前卫的味道。

据说，这个地区的房租近几年来上涨迅猛。出门看看周围林立的咖啡馆、小众时装店和匆匆骑车而过的年轻人，便知道，前东德的幽灵在这里没有藏身之地。

我在前东德秘密警察总部七号楼里的那部古老的Paternoster电梯里找到了曾经笼罩着一千多万人口的幽灵。这种电梯曾经流行于20世纪上半叶，上下两个轮轴挂着多个仅能容纳两人的小电梯间在四层楼间循环往复，轮轴的一边永远向上转，一边永远向下，没有门，可以随时在每个楼层跳进跳出。在1989年底之前，无数东德秘密警察曾经在这部电梯里进进出出，高效率地工作着，力行他们的座右铭──做“党的剑与盾”，力争做到“无所不在”。

虽然这部古老的电梯依然在尽职尽责地运转着，这座灰色的苏式办公大楼和旁边的两座楼却已被改造为“斯塔西档案联邦管理局”（The agency of the Federal Commissioner for the Stasi records，简称BStU）的档案库，而隔壁的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斯塔西，Stasi）的行政总楼也已被改为“斯塔西博物馆”。

看过《窃听风暴》的人对这个院落和斯塔西秘密档案（Stasi files)应该并不陌生。影片里的不少场景都在那里取景拍摄，而负责窃听的那位秘密警察对体制和职责的背叛就是从伪造档案报告开始的，最后电影中被监听的作家也是在一摞非常高的关于自己的秘密档案中破解了人生的悲剧和转折之谜。

斯塔西于1950年按苏联克格勃的模式成立，目的在于“铲除东德境内的阶级敌人”。至1989年，斯塔西共雇佣了约28万人，除9.1万名全职秘密警察，斯塔西“与敌人斗争的主要武器”是非正式的合作者。这些人通过监视家人、同事、朋友和同学等向斯塔西报告社会的各个方面。到1989年，斯塔西有18.9万名非正式合作者，其中包括1500多位西德公民，为斯塔西提供西方的情报。斯塔西对东德社会的控制与渗透史无前例，东德1611万人口中有1.74%为斯塔西工作。而前苏联人口中只有0.17%为克格勃效力。

这些人与斯塔西合作有些是出于政治信仰，有些是为了个人经济和职业利益（我在档案馆看到一位前合作者的档案，其中一张是300马克的置装费报销单，相当于当时一位中等收入东德人约半个月的工资）,还有些是受到了胁迫（如《窃听风暴》里的女演员）。斯塔西人员把自己窃听或偷取到的信息落实为文字或图片等，汇成报告存档。从1989年底柏林墙倒塌至1990年初愤怒的群众涌入斯塔西总部期间，大量秘密档案被毁，但剩下来的依然有111公里书架长的文字报告，3900万张档案卡，140多万张照片等。

德国于1991年底通过了《前东德国安部档案法》（Stasi Records Act，也称斯塔西档案法），决定成立一个联邦委员会来保存这些档案，帮助个人获取斯塔西存储的关于他们的信息，以便确定斯塔西对他们个人命运的影响。这个法案也旨在确保能够对斯塔西活动造成的历史、政治和司法影响进行重估。

1990年代中期，这个委员会最多雇佣了约3000人，现在已下降至不到1600人。20余年来，共有290万人次要求查看档案，今年每个月还有约8000人要求查看自己的档案。

委员会工作人员对这些档案的整理和维护可能堪与当年斯塔西秘密警察的敬业态度相比。每个人的档案都会被认真捋过，以确保其中涉及到的其他受害者的隐私受到保护（其他受害者的名字会被用黑墨盖住，但为斯塔西工作的人员名字不会被遮盖）。在柏林的申请人，在档案准备好后会被通知前往委员会位于市中心总部的一个专门房间看自己的材料。进去之前，会有经过训练的工作人员帮助他们做思想准备，因为他们可能会发现自己信任的朋友或亲人曾经向斯塔西告密。

其中一些工作人员还致力于复原在斯塔西垂死年月被毁的1.5万袋材料。他们曾经用人工复原，但效率低花费高。委员会最近准备启用一个电脑软件，更快捷地复原被毁档案。

为什么一个民主国家，在前专制政权消亡20多年后，依然愿意花这么大力气来挖掘自己那段黑暗的历史？用现任斯塔西档案联邦专员罗兰•扬(Roland Jahn)的话说：如果我们能更好地了解专制，就能更好地建造民主。

这位前东德记者、持不同政见者，自己就是斯塔西的受害者。他在读大学时就因为同情持不同政见者而被开除，在第二次被捕后，受斯塔西头子 Erich Mielke的指令，扬被塞上一辆驶往西柏林的火车，被驱逐出境。他后来在自己的档案中发现，一些朋友曾经为斯塔西监视他。

关于“来来往往”

“来来往往”专栏尝试用西方人熟悉的语言与语境写中国商业文化。专栏每两周在《华尔街日报》报纸及网络版以中英文双语同步发表。专栏作者袁莉2004年在纽约加入《华尔街日报》，先后担任记者和专栏作者。她2008年回到北京担任《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主编。袁莉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并曾在新华社担任编辑以及驻泰国和阿富汗记者。欢迎读者发送邮件至li.yuan@wsj.com或在评论栏中发表评论和建议，也可以在新浪微博上追踪她。

下面是我和扬的对话。对话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解答我对于中国的困惑。如果不能直面文革和大跃进，我们这个民族能进步吗？（编者注：因篇幅原因，对话文字略有删节）

问：20多年来有290万人次申请查阅过自己的档案。他们都是些什么人？人们决定查看或不看自己档案的原因是什么？看过档案后对他们的生活是否有影响？有何影响？

答：有不同的群体，有个人，也有记者、学术人士和研究人员。查阅斯塔西档案的个人想知道斯塔西如何控制或打乱了他们的生活，想知道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遭遇困难，比如在求学和工作期间。查阅这些档案的人有机会重新获得自己的经历记录。另外，数百万人也确实需要文件为自己平反。因政治原因入狱的人需要证据证明自己在监狱呆过。这对他们的平反和退休福利都很重要。

问：有些人并不想知道自己的档案中都写了些什么。谈论过去对他们来说是件痛苦的事情。这种情况很普遍吗？

答：人们看不看档案是他们的自由。但现在我们知道很多人年纪大了时会决定查阅档案，比如退休之后。他们需要时间为查看有关自己和所处环境的档案做好心理准备，比如他们可能会发现有些朋友甚至是亲戚曾与斯塔西一道反对他们。我们现在每月仍会接到8000份个人档案查阅申请。

问：当初要开放档案时，曾有人反对设立这样的一个联邦委员会。他们说，如果人们看到这些档案，可能会在社会中滋生仇恨心理。您看到过这样的例子吗？

答：没有出现仇恨和警惕心理。相反，过去20年的档案开放显示，我们走的路是正确的。我们的经验表明，所有这些不安想法都是错误的。情况的发展显示出德国对这些档案处理得有多好。可以说，根据《斯塔西档案法》开展的档案保管和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功，对德国和全世界都是如此。它可能成为其他国家的典范。比如，波兰有很长时间没有公开档案。人们无法查阅档案，因此对秘密记录的内容不得而知。这种状况会制造一种容易出现政治操纵的气氛。透明加上数据保护双管齐下是管理档案的正确方法。一个社会有必要面对自己的过去，帮助人们塑造民主制度，特别是让年轻一代了解独裁统治，了解独裁政权是如何运转的，避免未来重蹈覆辙。

此外，档案的保管和开放有助于树立人们对公共服务和政界的信心。根据《斯塔西档案法》的规定，在公共服务、政府或政界担任要职的人需要受到审查（以确保他们没有为斯塔西服务过）。到目前为止，我们接受过约175万份审查申请。

问：扬先生，您看过自己的档案吗？您愤怒吗？

答：我看过，我对自己看到的很多信息感到非常沮丧，特别是档案中说我的一些朋友曾为斯塔西工作并且反对我，背叛我。我不得不接受他们是“假朋友”这件事。这让我难以接受，但同时让我感到释然，因为我终于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曾试图与一些背叛了友谊的人交谈。一些人愿意和我谈，一些人不愿意。他们应该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承担责任，这对我来说很重要。我与那些谈过话的人现在找到了一种新的关系，如今我们可以交谈并且保持着联系。我与那些拒绝和我谈话的人没有联系。

问：您从前一些曾为斯塔西工作的朋友为什么不愿和您说话？

答：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们不诚实，一种是他们不想面对自己的过去。如果他们回顾过去，就必须面对自己曾经做过的事，就必须与自己和自己的过去对抗。

问：您所在的机构是欧洲记忆与良知平台(Platform of European Memory and Conscience)的创始成员。记忆与良知有什么关系？

答：首先，我们认为有必要就对极权主义政权的态度达成共识，有必要就如何塑造我们未来的社会达成共识。我们德国人感觉尤其有责任吸取历史教训，因为德国在20世纪先后经历了两个专制政权：纳粹政权和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民主德国。最重要的一个共同点是人权。不忘独裁统治有助于培养良知，有助于人们培养对民主社会价值的意识。

比如，在中国的政治发展问题上，中国政府忽视人权的做法应该受到批评。如何搞政治是可以商榷的，但毋庸置疑的一点是，政治不应损害人权。

问：由于对文革和1958年至1961年的大饥荒没有正式的历史记述，中国有些人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一些人否认那两个时期曾发生过任何悲剧。政府在国家记忆和良知方面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答：在德国和任何多元化社会，谁都不能就应该如何开展历史研究给出具体方向。所以，学者或记者可以自由地开展研究和学术工作。他们可以自由选择信息来源，就历史中的某些事件发展得出自己的结论。任何政府都不能规定你必须按着这种或那种方式描述历史事件。虽然我们的机构是联邦政府的一部分，但它的研究是独立的。

问：您所在机构的工作可以说是在挖掘历史记忆。为什么人们有必要保留对历史的记忆？为什么这样做对社会有好处？历史记忆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答：以这样的意识和理解回顾历史和经验，特别是教训和失误，我们就可以塑造未来的社会。我们对独裁统治的了解越多，就越是能够积极塑造民主制度，保护其不受负面力量的影响。

问：听说您对影片《窃听风暴》有一些批评或保留看法？

答：在这部影片中，一名前斯塔西官员转变态度，从一名积极监视反对派的秘密警察变成了质疑自己工作的人。影片中没有交代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他为什么改变？影片结尾也极其令人难以置信。对任何一个经历过如此苦难的人来说，影片中作家在书中感谢前斯塔西官员的一幕都是不可能的。一个人怎么会感谢导致自己女友死亡的人？为什么要感谢？他可以说出来或表示理解，但为什么要在书中表示感谢？

问：曾经效力于斯塔西的特工无人因这些档案而被提起刑事指控，这样说准确吗？为什么这些前特工很少被起诉？

答：可以这样说。只有个别前斯塔西官员被提起公诉。通常来讲，曾为斯塔西工作并不算犯罪。例如，按照私法，隐瞒这一经历可能会被解雇并带来严重政治后果。在某些情况下，这种经历可能是刑事犯罪的一个元素，比如当一位前斯塔西工作人员被控妨碍司法公正、非法拘禁、人身侵犯或间谍罪时。最重要的是我们是法治国家，即便是处理曾有司法不公行为的人也会依据法规走法定程序。

问：如果那些做过可怕事情的人没有因自己迫害他人而受到惩罚，今后人们会更容易效仿这些人吗？

答：需要坚持的是法治。如果法律不能进行惩罚，那么社会就必须介入，然后就需要在一场公开的讨论中进行道德辩论，对发生过的事情进行评估。受害者遭遇的不公正对待需要得到确认，相关负责人需要在这样的公开讨论中面对自己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