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小学“国语”与 现时“语文”新概念教材的争论(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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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小学“国语”与 现时“语文”新概念教材的争论

“语文”一词从何而来？叶圣陶是创始人
学者称民国小学国语课本堪为儿童作文模范

最早被冠名为“语文”的小学课本（1952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叶圣陶是“语文”一词的创始人

世界书局国语读本 商务国语科教书

“语文”一词从何而来？叶圣陶是创始人

　　

“语文”一词从何而来？

　

王本华

　　编研一体，学术立社，此则人民教育出版社作为具有出版资质的国家级课程教材研究单位坚守60多年之信念。2010年12月，人教社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终获批准(课题批准号：10＆ZD095)，数百名编辑人员与国内相关高校、科研院所的学者共预其事。廓清百年教科书发展之轨迹，探寻近代以来吾国中小学课程、教材演变之规律，功在当下，利泽久远。

　　所有受过初等教育以上的人对语文课本和语文课无疑都印象深刻。但要说清楚“语文”一词究为何意，恐怕就难有一致的答案，至于“语文”从何而来，恐怕除语文教育方家，他人未必知晓。

　　我们可能想当然地会以为“语文”一词历史上早就存在了，其实不然。我国传统上确实有“语文学”，但那是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偏重于从文献角度研究语言文字的学科。“语文”作为一个学科的名称，迟迟没有单独出现。大家熟知的权威性工具书——《辞源》《辞海》，先后编纂于1908年和 1915年，都未收“语文”这一词条，直到1999年《辞海》修订时，“语文”仍然无缘进入。

　　那么，“语文”一词究竟源于何时，取自何义呢？

　　与传统语文教育剥离

　　与其他学科相比，我国传统语文教学的历史最长。从公元前6世纪春秋末期(孔子是中国教学的第一人，教授的诗、书、礼等，与语文教学有密切关系，所谓“不学《诗》，无以言”)开始，直至19世纪末开办新学堂止，前后不下两千五百多年。在这悠久的历史中，没有“语文”这个概念，也没有专门的语文教材。《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基本上成了孩童的启蒙读物，然后就开始教学以“四书五经”为主的经学读本，进行一定程度的读写训练。张志公先生在其《传统语文教育初探·引言》将其概括为三个阶段：“开头是启蒙阶段，以识字教育为中心；其次是读写的基础训练；第三是阅读训练和作文训练。”

　　清朝末年西学东渐，废除科举，兴办新学堂，以读经讲经为要义的传统语文教学开始有了波澜。

　　先是民间学者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在第一次白话文运动的推动下，藉由逐渐传入中国的语法理论和课程理论，开始借鉴外国的经验，尝试编写新的蒙学语文教材。1897年，南洋公学外院师范生陈懋治、杜嗣程、沈叔逵等编著的《蒙学课本》堪称开山之作。

　　紧接着，戊戌变法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受到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的冲击，面对八国联军侵华的巨大创痛，清政府逐渐认识到“兴学育才，实为当今急务”，开始废科举，兴新学，重新厘定教育宗旨，改革教育。1902年制定的《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和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标准》(癸卯学制)，就是这次改革的产物，从中也可以看到语文教育的新发展。前者规定：蒙学堂设有字课、习字、读经；小学堂中的寻常小学堂设有读经、作文、习字，高等小学堂在此基础上加设读古文词；中学堂设有读经、词章。后者规定：初等小学堂设有读经讲经、中国文字(识字、读文、作文)；高等小学堂设有读经讲经、中国文学(包括读文、作文、写字、习官话)；中学设有读经讲经、中国文学(读文、作文、写字、中国古今文章流别及文风盛衰等)。我们从这两个学制的规定中可以看出：《钦定学堂章程》将字课、习字、作文、读古文词等与读经剥离开来，单独设课，赋予了语文教学与传统不同的新的现代意义；特别是《奏定学堂标准》分为读经讲经与中国文字或读经讲经与中国文学两大课程，既是精细化的剥离，更为语文教育的学科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初具科学化的“国文”课程

　　时间推移至民国时期，这是思想大发展、文化大变革的时代，语文教育开始逐渐脱离封建教育的樊笼，往科学化方向迈进。

　　1911年10月中华民国成立初期，政府在教育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将清政府的学部改为教育部，将小学堂改为小学校，禁止使用清学部颁行的教科书，在课程上废除了‘读经讲经’科，等等。在教育改革观念的推动下，语文学科也有了统一的称名，小学和中学统称为“国文”，但是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有别。1912年制订的《小学校教责及课程表》对国文科的规定是：

　　国文要旨，在使儿童学习普通语言文字，养成发表思想之能力，兼以启发其智德。

　　初等小学校，首宜正其发音，使知简单文字之读法、书法、作法，渐授以日用文章，并使练习语言。

　　高等小学校，首宜依前项教授渐及普通文之读法、书法、作法，并使练习语言。

　　1912年的《中学校令施行规则》则规定：

　　国文要旨在通解普通语言文字，能自由发表思想，并使略解高深文字，涵养文学之兴趣，兼以启发其智德。

　　国文宜首授以近世文，渐及于近古文，并文字源流、文法要略，及文学史之大概，使作实用简易之文，兼课习字。

　　这个时期，中小学虽未涉及“白话”“国语”一类的概念，但都提到“普通语言文字”，昭示着语文学科正在摆脱文言的桎梏，更加贴近生活、贴近语言使用的实际。

　　“国语”登场

　　在历史推演中，更大的改革浪潮在向语文袭来，这就是由新文化运动引领的白话文堂而皇之地成为语文教学的重要甚至主要内容。

　　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改革中小学的国文教学居功至伟。蔡元培、胡适、黎锦熙、叶圣陶等大家纷纷撰文，提出改革国文教学的主张，主要集中在：在语文形式方面，主张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提倡白话文，推行国语；在内容方面，主张科学和民主的教育思想，提倡个性解放。在改革浪潮的推动下，为了强化国语教育理念，1920年北洋政府训令，将小学一、二年级“国文”改为“国语”(后小学各年级均改为“国语”)，并通令自1922年以后，国民小学各种教材一律改为语体文。我们从1923年颁布的《中小学课程标准纲要》中规定的课程原则和课程内容中便可以看到这种改变带来的可喜变化：小学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实现了言文一致，融进了较多童话、笑话、儿歌、谜语、故事、演说、专辑、剧本等通俗易懂、便于学习的语文内容；初中文言、白话混合教学，逐步加大文言教学的比例，要求能读普通参考书报，欣赏浅近文学作品，作文教学则涵盖了作文与笔记、文法讨论、演说与辩论三方面内容；高中分公共必修(称国语)和文科必修(高三，称国文)——相当于现在意义的必修和选修，必修主要读一般古典文学作品和文言文，培养欣赏中国文学名著的能力，并要求练习用文言写作，选修主要是文字学和文学概论的内容。这些变化，应该说是现代意义的语文教学的雏形。

　　之后的国民党统治时期和革命根据地时期，都沿用了小学“国语”、中学“国文”的称名。

　　叶圣陶创始“语文”新名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与上层建筑关系密切的语文教育也面临着创新发展的需要。恰逢此时，时任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的叶圣陶先生提出了“语文”这个新概念。

　　1949年8月，叶老主持草拟《小学语文课程标准》及《中学语文课程标准》时，第一次使用“语文”作为学科名称，用来取代当时在小学称为“国语”、在中学称为“国文”的课程。1950年，由国家出版总署编审局编写出版全国统一使用的中小学课本时，统一名为“语文”，并在初中语文教材的“编辑大意”里作了如下说明(小学教材中也有大致相同的陈述)：

　　说出来的是语言，写出来的是文章，文章依据语言，“语”和“文”是分不开的。语文教学应该包括听话、说话、阅读、写作四项。因此，这套课本不再用“国文”或“国语”的旧名称，改称“语文课本”。

　　1964年2月1日，叶老在给友人的信中进一步回忆了“语文”的由来：

　　“语文”一名，始用于一九四九年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选用中小学课本之时。前此中学称“国文”，小学称“国语”，至是乃统而一之。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亦见此学科“听”“说”“读”“写”宜并重，诵习课本，练习作文，固为读写之事，而苟忽于听说，不注意训练，则读写之成效亦将减损。原意如是，兹承询及，特以奉告。其后有人释为“语言”“文字”，有人释为“语言”“文学”，皆非立此名之原意。

　　自此，语文学科在中国开始有了确定的学科名称，而从上述的引用看，它在当时至少包含以下两层含义：“语”是指口头语言，“文”是指书面语言，因此语文教学应该重在语言的训练；语言训练不能偏废，应该是听、说、读、写四项并重，使之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当然，这样的认识并不是被广泛认可的，即以《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例，就可以看出人们的认识远远没有统一。

　　前边说过，《辞源》《辞海》都未收录该词，我们能查到的较早收录“语文”一词的是1965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试用本，解释为：“1.语言和文字：～程度(指阅读、写作等能力)。2.语言和文学。”此后1978年第1版、1983年第2版，义项1相同，义项2直接解释为“语言和文学的简称”；自1996年第3版起，义项2径释为“语言和文学”，并增例证“中学～课本”。“语言和文学”果真是“语文”这一课程的本质内涵或唯一内涵吗？辞典编纂者恐怕要三思。

　　其实，这一术语一经问世，就引起了旷日持久的争论：语言文字、语言文学、语言文章、语言文化，是对课程内涵的争论；思想性、工具性、思想性和工具性并重、工具性和人文性统一，是对课程性质的争论。凡此种种，既反映了人文学科本身的模糊性，也显示出对学科本身的研究还亟待加强。


来源： 中华读书报 2012年11月27日 09:36:43 　　(本文作者供职于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


学者称民国小学国语课本堪为儿童作文模范


读书


秋天早上好


　　编者按：

　　语文教育及其背后更深广的母语教育，是一个不会也不应过时的话题。近一百年前的国语老课本，既反映了辛亥革命后的共和气象，也开启了中国现代教育的先风。从臣民到国民、公民，如何在少年时期养成独立之人格，如何在共和社会中安身立命？年末的最后一期冰点特稿，我们刊发教育学者王丽的这篇文章，作为对辛亥革命一个小小的纪念，当然，也作为对当下教科书一番恳切的期许。

　　本世纪初，我曾参与过某个版本的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期间的经历可以用“痛苦”两个字来形容，幸而不多久就逃离了。

　　后来当我第一次见到重版的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和世界书局这3套民国小学国语老课本时，那种惊喜如逢离散多年的亲人，心里说：哦，这就是我亲爱的母语啊！如此优美、如此典雅、如此亲切。

　　透过那一帧帧工笔线描的插图、一行行竖排的繁体字、一篇篇隽永的课文，作为一名语文教材编写者，我仿佛重新发现了汉语的美，呼吸到来自那个年代的一股清新蓬勃的气息。并且，这3套老课本也解开了我长久以来的一个疑问：为什么民国时期不少人念完小学之后，便能在社会上自食其力，安身立命？

　　中国韵味，潜移默化审美观

　　老课本第一眼吸引我的与其说是内容，不如说是版式和装帧。

　　最具代表性的要数《世界书局国语读本》(小学初级学生用)。这套读本的字体选用颜体楷书，结体方正，笔力雄健，富于阳刚之美，即所谓“颜筋”。在印刷史上，颜体也是自宋以后的主要印刷体。可以想见，儿童日日面对这样的国语课本，天长日久，入之于眼得之于心，执笔写字自会受其熏染，其作用相当于书法字帖。

　　读本一页一课，每课均有插图，采用中国传统写意技法，凡山川人物、花鸟虫鱼、一草一木，均寥寥几笔勾出，活泼灵动，意趣盎然，与课文的颜体楷书相互映衬，教人一翻开课本，便觉一股扑面而来的中国气韵。

　　老课本在文字和插图的配合上也别具匠心。图与文的位置不拘一格，随课文内容而变化。有的文在上，图在下；有的反之；有的上下皆为图画，中间夹着课文；有的插图居于书页一角……因所选课文多为韵文，故排列不求上下对齐，而是一行行参差错落，配上优美方正的颜体楷书，犹似一串串珠子叮叮当当落在纸页上，产生节奏之美。

　　如第15课《手拉手》：“好朋友，好朋友，手拉手，慢慢走”，书页上6个小朋友手拉着手，排着队向着斜上方做行走状。画面上方的文字也相应地排成4行，向斜上方成雁行铺展，整幅画面呈鲜明的动感。这样的设计，非常切合小学生的年龄特点。

　　在这一点上，《商务国语教科书》(小学初级学生用)亦有异曲同工之妙。课文字体也为颜体楷书，插图亦为工笔白描，十分简约素净。

　　而《开明国语课本》为丰子恺先生作图，质朴自然，充满童趣，一副大家气派，与叶圣陶先生编写的课文相得益彰。

　　相比于今天满纸卡通人物的彩色小学课本，老课本只有黑白两色，却别有一种平和、朴素之美，让人想起意境悠远的中国水墨画，想起中国乡村的白墙黑瓦。

　　老课本将中国文学之美、书法之美和绘画之美融于一体，在装帧设计上不照搬当时西方教科书，而是兼收并蓄，推陈出新，创造出极具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现代国语教科书的样式，比之传统私塾读物大大前进了一步。儿童使用这样的国语课本，得到的不仅仅是母语能力的提高，还有对中国书法、绘画的欣赏能力，进而潜移默化地影响其审美观——属于中国人的审美观。这样的课本，其内涵已经超出了简单的国语。

　　做人常识，启蒙教化价值观

　　民国老课本的另一特点是教给儿童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常识。

　　如初版于1917年的《商务国语教科书》，从课文目录便可看出编写者的意图：1.入学。2.敬师。3.爱同学。4.课室规则。5.操场规则。6.仪容。7.早起。8.清洁。9.应对。10.孝父母……透过这些条目，我们看到的是《弟子规》的影子，即中国上千年来传统启蒙教育的核心：童蒙养正，固本培元。

　　但老课本并不是枯燥的说教，而是采用大量儿童日常生活的小场景来达到教育目的。如“亲恩”一课，画面中是一只老燕子叼着虫子，正飞向树丫间一窝嗷嗷待哺的小燕子。“敬老”一课的插图是一个小学生捡起一位老人被风吹落在地上的帽子，双手奉还给老人。“好学”一课课文为：“李敬文，年六岁，时向其姐问字，渐通字义。”插图中有一几，几上摊一册书，姐弟二人一坐一立，姐正向弟弟讲解。“睦邻”一课课文为：“母在厨房，制糕已成，命儿捧糕，送往邻家。”画中母亲倚门而立，一儿手捧一盆糕走出家门，转头回望其母，母似做叮咛状。这些充满了生活气息的课文，配上生动朴素的插图，起到润物无声的作用。

　　对于一些儿童一时不易领悟的“大道理”，老课本往往能用浅近通俗的事例来说明。如“读书”一课，课文曰：“学生入校。先生曰：‘汝来何事？’学生曰：‘奉父母之命，来此读书。’先生曰：‘善。人不读书，不能成人。’”一问一答之间，点出了“读书”的要义，朴素而深蕴。儿童一旦记住，便终身难忘。

　　我不禁想起古时私塾的开笔礼：儿童入学第一天，须用毛笔描一个大大的“人”字，意含“读书成人”。由此可见，民国老课本与传统一脉相承。可惜今天的小学语文课本里却找不到这样的内容了。

　　老课本的编辑思想既传统又“超前”。在上世纪初，职业教育还完全是新事物——甚至今天的小学教育中似乎也还没有这样的内容。商务老课本中便已有“职业”一课，课文内容只有5句：“猫捕鼠，犬守门，各司其事，人无职业，不如猫犬”，将一个不无抽象的大道理说得如此深透明白，有趣有味。

　　而像“国家民族主权”这样的概念，儿童更不易理解。课本中有一课曰“御侮”——“鸠乘鹊出，占居巢中，鹊归不得入，招其群至，共逐鸠去。”我读着此篇，不禁会心一笑：真是由小见大，举重若轻！今天的小学课本中也有主旨相同的“二小放牛郎”一课，曾因其“带血腥”而引起争议。两者相比，教育效果孰优孰劣，不言而喻。

　　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些课文均从儿童身边熟悉的事物出发，摈斥空洞说教，注重趣味性与潜移默化，背后则处处看到“教化”的影子，即在小学阶段便树立中国传统价值观——仁、义、礼、智、信，为将来的立身处世奠定基础，难怪当初有的国文课本便称之为“修身国文”。

　　商务这套课本问世后，10年间风行全国，印数达七八千万份，可见对一代中国人的影响。我的父亲与母亲，还有母亲的兄、姊，均出生于上世纪20年代，由于家境之故都只念到小学毕业。他们后来均能在社会上谋得一份职业，自食其力，安身立命，其“秘密”也许在于这样的小学课本。而当年跟他们情形相似的那一辈人里，一些经过刻苦自学，后来成为文化大家，如三联书店原总经理范用、新民晚报原副总编辑冯英子等。

　　力求精密，堪为儿童说话、作文的模范

　　诚然，小学语文课不等于常识课，更不等于今天的“思想品德课”。《开明国语课本》的编者叶圣陶说：“给孩子们编写语文课本，当然要着眼于培养他们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因而教材必须符合语文训练的规律和程序。”开明老课本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如第一册第一课《新学期》：

　　暑假过去了。早上到校，想起又要和几位先生、许多同学在一起了，心里异常高兴。街上和暑假以前每天早上一样，来来往往的差不多一半是小朋友，他们有的是我的同学，有的是别校的学生。我想，他们今天到校，心里也一样高兴吧。

　　暑假中不常遇见的同学都见面了，他们告诉我各种事情。有几个跟同父母到别处去旅行，得了不少的新知识，有几个练习游泳成功了，能做多种的姿势，有几个看了几部童话、几部小说，哪一部最有趣，有趣在什么地方，滔滔不绝地说个不休。有几个采集昆虫制成标本；其中有一个单只蝴蝶一类就采集了三十七只，形态各不相同。我也告诉他们，暑假中做了一架飞机模型给妹妹玩，连翅膀在内，横阔一尺八寸。

　　一个同学忽然问道：“假期作业做完了没有？”

　　“做完了！”大家差不多齐声回答，脸上露出欢喜的神情。一件事情能够准期做完，的确是值得欢喜的。

　　这一学期我们的级任先生改教三年级，不教我们了，这使我有点儿难过，然而他还是在校里，如果有什么事情请教他，难道他不教我吗？如果同他谈话，在一块儿玩，难道他拒绝我吗？那是决不会的。那么又有什么难过呢？这位新的级任先生上学期教六年级的，本来和我们相熟，也是个和蔼不过的人。现在他要来教我们了，我止不住心头的快活。

　　行礼的时候，校长有几句话道：“新学期开头了。从今天起，一切的事要比以前做得更好，更多进步。不然，就对不起这个新学期。”我记住这几句话，我万不肯对不起这个新学期。

　　一共580字，通篇模仿儿童的口气，真切生动，平实自然，将一个孩子暑假后返校的心情和见闻描摹得曲折有致，体贴入微。字里行间散发着一股清新向上的气息，流动着编者的温情与暖意。而从写作的角度，“写什么”和“怎么写”尽在其中。这样的课文，儿童反复诵读，关于写作的要领，自然心领神会。

　　课文中安排的实用文体练习也十分有趣。如第七课《学校新闻的一页》：

　　赏月会

　　秋季的满月——特别光明！

　　大家来参加赏月会！

　　时期：本星期四下午八时

　　地点：本校运动场(大家坐在地上，围成圆形)

　　节目：1.月的故事(各人把知道的依次讲出来)

　　2.赏月的趣味(各人把当时感觉到的依次讲出来)

　　3.月儿诗朗诵(胡宜群，这首诗是他的新作品)

　　4.月夜——笛、胡琴合奏(张先生、任知义)

　　附告：如有望远镜必须带来。此外文稿、画稿簿也要带以便随时取用，否则把文思、画意轻易放过，到时想不起来的时候，懊悔也来不及了。

　　校园收获的报告

　　上星期六收采校园里的毛豆，共得七十八斤。除留下四斤做种子外，其余由各同学家买去，当天卖完。大家说今年的豆粒比去年大，煮熟了酥烂可口。这是下种时特别注意选种的缘故。

　　透过这样的课文，我们看到那个年代活泼多姿的校园生活，看到在这样的校园里成长起来的孩子，以及他们的心性和日后走上社会的能力。在这套课本“本书编辑宗旨”第三条中写道：“本书尽量容纳儿童文学及日常生活上需要的各种文体。用词力求正确，造句力求精密，务期与标准语相吻合，堪为儿童说话、作文的模范。”

　　天真可掬，童真童趣

　　开明老课本的编者叶圣陶先生又说：教材合于语文训练，“但是这还不够，小学生既是儿童，他们的语文课本必是儿童文学，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使他们乐于阅读，从而发展他们多方面的智慧。”

　　提到儿童文学，我们往往会想起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之类的外国童话。在中国文学源流中，似乎没有儿童文学这个类别，较为适合儿童阅读的除了成语故事之外，还有鲁迅在《阿长与〈三海经〉》一文中说的“我最为心爱的宝书”——《山海经》，因为里头有“看起来，确是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一脚的牛；袋子似的帝江”。这些资源用作国语教材固然有其重要价值，但作为现代儿童的精神食粮还远远不够，还需要更多由中国人自己创作的、有鲜明时代色彩的新的形式与内容。记得本世纪初参与编写小学课本时，我为了找到这样的选文，翻遍了各种儿童文学类书籍，所获仍十分有限。

　　而这一回，老课本却改变了我的看法，尤其是《世界书局国语读本》。此读本为魏冰心等编写，上世纪30年代出版，是受五四新文化影响最早用白话文编写的教科书之一。书中采用了大量带有童话色彩的想象丰富的小故事。如第一课《苍蝇给蚊子的信》：

　　蚊子弟弟：

　　昨天一阵雷雨，把我们分散了，很是想念。

　　我回想起昨天同你坐在窗前，欣赏那脏孩子的搔痒，我佩服你做的把戏，实在有趣。

　　后来，脏孩子的姊姊要捉住我，我就躲进厨房吃糕，并且移动我的脚，让脚上的微生虫下来散步，不久，脏孩子吃了那块糕，我也就飞开了。

　　晚上，脏孩子喊肚痛，接连泻了三回，弟弟，我做的把戏，你觉得怎样？

　　你的哥哥苍蝇

　　八月十日

　　苍蝇哥哥：

　　你的信收到了，你做的把戏真好，我很佩服。

　　我前天同你分别以后，也有人要捉我。我就躲在脏孩子坐的凳子底下，预备遇到机会，用力咬他几口，让微生虫钻进他的血管里去玩耍。

　　后来被我实行了。我料到过了几天，脏孩子一定会发疟疾，等他冷得发抖，热得发昏的时候，请你来参观好不好？再会。

　　你的弟弟蚊子

　　八月十一日

　　课文想象奇异，读来妙趣横生。从文体上看既像童话，又是实用文。儿童从中可以学到如何写信，还有卫生健康常识，堪称一举多得。

　　还有第71课《小猫要过河》：“小猫要过河，不会游水，他向鹅借船，鹅说，我没有船。小猫说，你的身体不像船吗？你的脚不像两把桨吗？鹅笑着说，请你就上船吧。”故事中小猫的聪明伶俐，鹅的雍容大度，跃然纸上。

　　像这样充满奇思异想的课文比比皆是。如第93课《蚂蚁上天》：“一只蜻蜓，睡在草地上，许多小蚂蚁看见了，爬在蜻蜓的身上，想把他搬进洞里去，蜻蜓醒来，飞到天空里，许多小蚂蚁，也带到天空里去了。”书页右下角画着一只大蜻蜓，身上爬着许多小蚂蚁；左上角是一方天空，一只大蜻蜓正飞在空中，两个翅膀上密密麻麻地驮着许多小蚂蚁。文与画，给人无限遐想。

　　还有的课文不仅想象丰富，且富于诗情画意。如《梧桐叶》一课：“梧桐叶落在池里，金鱼说：‘这是我的伞。’他就躲在叶子底下。梧桐叶落在河里，小虾说：‘这是我的船。’他就站在叶子上面。梧桐叶落在园里，燕子说：‘这是家里寄来的信，叫我回去啦。’”文中金鱼、小虾、燕子各个个性鲜明，特别是燕子最后说的话，一派天真可掬，令人忍俊不禁。

　　这些课文配上同样清新隽永的插图，在孩子们眼前打开了另一个世界。它开启儿童的灵性，滋养儿童的心灵，激发儿童的想象力，培育儿童对世间万物的大爱，背后蕴含着“博爱、平等”的民主思想。这是最富于中国特色的儿童文学，其价值一点不亚于安徒生童话和格林童话。

　　只是我不禁疑惑：这些满腹“之乎者也”的旧式读书人，何以能写出如此清新明丽又富于现代气息的童话？也许，传统本身并不等于“腐朽”和“僵死”，而恰恰相反，传统内部潜藏着无穷的自我更新的因子，但这些因子需要被“激活”——需要在与异质因子的碰撞中获得重生，一如经过嫁接之后的百年老树开出新花，结出新果。

　　冶文言白话于一炉

　　什么是纯粹、典范的汉语？对于中国人来说，回答这个问题似乎有些困难。语言是人的家园，也是一个民族的家园。汉语承载着数千年煌煌文明，是世界上最悠久、最富于生命力的语言。儿童时期是语言的敏感期，一个人对母语的感觉基本上是在此一时期建立起来的。因此，如何使儿童感受汉语的美，体会汉语的特点，进而培养儿童对母语的爱，是小学语文教科书的重要使命。

　　自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主张以白话取代文言开始，关于文言与白话之争延续了整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论争的结果是“白话派”占上风。当然，这个结果也反映在教育上。1920年，教育部下令将小学国文教科书改为“国语”。此后，在语文教科书中，白话文逐步取代了文言文，实现了“言文一致”。

　　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开明书店这3套小学国语课本编写于不同的年代，折射出上世纪前半叶汉语言演变的不同阶段，呈现给我们各不相同的语言风景。

　　《商务国语教科书》发行于新文化运动前夕，基本采用文言。如：

　　第一课《学堂》：学堂暑假，一月已满，今日早起，穿新衣，入学堂，先生授我新书，告我也，汝读此书，当比首册，更有味也。

　　第五课《晓日》：天初晓，鸟啼树间，披衣下床，推窗一望，东方已白，红日上升，流霞成彩，未几霞散，日光射入室中，鸟声渐少。

　　第六课《衣服》：人之衣服，所以护身。我国衣服，长而大，故舒泰。外国衣服，短而小，故轻便。今学堂体操，衣服短小，亦取其轻便也。

　　这些课文句子凝练，意思浅近明白，读来隽永有味，毫无佶屈聱牙之感。从笔法上看，有叙事，有写景，有状物。

　　韵文是汉语的重要特点。汉赋、唐诗、宋词等，从语言形式上均属于韵文，有三言、五言、七言等。旧时私塾读物便大量采用韵文，如“三百千”、《弟子规》、《幼学琼林》、《笠翁对韵》等。商务老课本也继承了这个特点：

　　《采菱歌》：青菱小，红菱老，不问红与青，只觉菱儿好。好哥哥，去采菱，菱塘浅，坐小盆。哥哥采盈盆，弟弟妹妹共欢欣。

　　《放假歌》：学堂乐，乐何如，请君听我放假歌，吾曹自到此，一岁忽将过，同学相亲爱，先生勤教科，读书已二册，识字一千多，学堂乐，乐如何，请君同唱放假歌。

　　课文清新活泼，跳动着欢悦、和谐的旋律。从《放假歌》中，能看出脱胎于《明日歌》的痕迹。

　　《世界书局国语读本》的出版年代晚于商务老课本，从语言风格上已显示了文言与白话融合的痕迹：

　　《秋天早上好》：秋天早上好：白云飞，红叶飘，月光淡淡星光小，只有早起的人，才能看得到。秋天早上好：墙角边，树枝梢，虫声唧唧鸟声闹，只有早起的人，才能听得到。

　　《长虹一道》：雷雨过后，夕阳返照。天空中，谁架起长虹一道。你瞧，多么美丽、光明、奇妙！像一面没有弦的弓，像一条没有柱的桥。一霎时，云散天晴，便不见了。他，原来是晴天的预告。

　　这些篇章，既是散文，又是诗歌，既有古典诗歌的意境美和韵律美，又有现代童谣的活泼、跳脱。

　　而30年代出版的《开明国语课本》(小学高级学生用)已完全采用白话。如《雁》一课：

　　秋天，有一群群的雁在天空飞过，发出清亮的叫声。雁的家乡在西伯利亚地方。那里秋天就飞雪，到了冬天，什么东西都给冰雪盖没了。太阳只露一下脸，立刻又落了下去。如果再往北去，便是北极，那里足有半个年头见不到太阳的面。在这样又寒冷又黑暗的地方，雁怎能够生活呢？所以一到秋天，它们就结队迁移，向南方飞来。

　　这是最纯粹、典范的白话：流畅自然，清新优美，堪称“言文一致”的样板。但仔细体会，背后分明有“文言”的影迹，句子简洁凝练，念起来和谐婉转、抑扬顿挫，富于音节之美。今天的语文教科书编者，恐怕很难写出这样的文字来。原因很简单：缺乏坚实的文言根底。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文言与白话，本来难舍难分，就像一条河里流淌的水。时下小学语文课本的语言如同白开水，缺乏母语特有的美感，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

　　从这3个版本的小学国语老课本中，我们看到上世纪前半叶汉语从文言到白话的嬗变，也看到母语自我更新和与时俱进的生命力。

　　上世纪30年代文言白话争论最炽的时候，林语堂在《与徐君论白话文言》一文中说：“一国的文字是国人的公物，谁也不能夺为己有，要望中国将来演出美丽又灵健的文字来，必不可有丝毫成见存心。我们必须冶文言白话于一炉，炼出一清新简洁富表现力的文字来，泥古泥今，皆做不得。”他又说：“现在许多人文章已经做到文白调和境地了。你可读了十行而不辨其为白话文言。将来文体总是趋这一途，得文言之简洁而去其陈腐，得白话之平易而去其冗长。”——信哉斯言！

　　养国民之人格，扩国民之德量

　　民国老课本的编者有一特点，多为当时的文化大家，如蔡元培、张元济、王云五、顾颉刚、叶圣陶、丰子恺、朱自清、夏丏尊、陈鹤琴、陆费逵、庄俞等。他们一方面有坚实的旧学根底，深谙传统之道；一方面又接受了西方现代自由、平等、民主的新思想，能开风气之先。他们之所以愿意俯下身来，不辞辛苦为孩子们编写国文、国语课本，其原因在于小学课本是一个民族的奠基工程。因此，老课本处处教人看到编写者“奠基”的用意：奠常识之基，奠审美之基，奠伦理之基，奠人格之基，奠传统之基，而最终奠民族精神之基，即梁启超当年提出的口号——新民。

　　民国时期相对宽松的教科书审批制度，使他们的梦想得以实现。据资料记载，自民国初年至抗日战争前期，国民政府对教材编写采用审定制，允许各民间出版机构自由编写中小学教科书，教育部根据统一制定的课程标准对其进行审查，通过后便可在全国发行。直到抗战后期才改为由国立编译馆独揽小学教科书的编辑权。这种审定制极大地激发了民间参与教科书编写的热情。

　　1912年至1949年，短短37年间，尽管战乱频仍、社会动荡，全国各书坊共计编印出版了100多套小学国文、国语教科书。这些教科书从内容上打破了传统私塾教育只读四书五经的局限，同时又继承传统，推陈出新，形成一派百花竞艳、百舸争流的格局，成为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教科书编写的黄金时代。

　　当时，全国各中小学校可以自由选择某个版本的教科书，甚至教师自编教科书。也正是在此背景下，一批一流的知识分子精英能够加入到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编写的行列中来。他们直接保证了教科书编写的质量，而他们的理想也通过这些教科书得以表达。

　　一套名为《启蒙国文》的民国老课本在编辑大意中说：“本书以养成国民之人格为目的。惟所有材料必力求合于儿童心理，不好高骛远。本书注重立身、居家、处世以及重人道爱生物等，以扩国民之德量。本书注重实业以养成独立自营之能力。”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宗旨也代表了当时多个版本教科书的立场，并鲜明地体现在每一篇课文中。

来源： 中国青年报2011年12月28日 08:5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