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接棒胡锦涛 美国担心是个新毛泽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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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接棒胡锦涛 美国担心是个新毛泽东

习近平接棒胡锦涛 力攻言论治理难关
美国很担心 习近平会是一个新毛泽东吗？



习近平接棒胡锦涛 力攻言论治理难关

十八大之后，自由派人士随即在北京召开数场讨论会，呼吁深化改革。中共官媒亦对此有所报道。单纯从该迹象判断，这似乎是习近平时代言路有所放开的积极信号。事实上，中共对舆论的掌控，一直以来备受诟病，甚至一度被视为进行全方位改革的“试金石”。胡锦涛的十年执政期，言论生态并未见有明显起色，如今就看习近平将如何在言论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了。这既是习近平未来执政的一大挑战，也是公共评断其执政能力的一大“标尺”。


中共言论管制二三事


相对于西方国家竭力倡导并外宣的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中共自执政开始便因“一党专制”与此类形容相去甚远。延续至今，随着社会大转型期和大辩论时代的到来，一股倒逼之势时时拷问着中共治下的现有言论生态。那么，究竟哪些方面的切切实实的管控，使得中共直至现在还始终贴着“专制”的标签？


说到管控，政治信息的严加限制可谓首当其冲。这也是中共一贯的传统做派，即事关国家政治的人事信息都只是局限在一个小范围内，普通民众很少有机会获知。即便有消息发出，也是经过主流媒体权衡轻重、各方做出的选择性公开。


事实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也不同与往日。相应地，人们的政治觉悟和政治参与热情也在同步提升。但中共当局除了始终以一副低调且不可告人的姿态示人外，在很多敏感问题上的言论钳制，也与民众高涨的获知欲形成强烈反差。


将视角拉回到今时今日，习近平背部受伤、《纽约时报》揭秘温家宝家人巨额资产等事件中，也出现了同样的噤声和屏蔽。其实，在习近平突然淡出公众视野引起的多大数十个版本的猜疑来看，如果官方当局一开始未表现得遮遮掩掩，而是明确告知公众习却因背部受伤故而未能出席议程中的会面安排，此事或将不会被各方演绎得近乎传奇故事。而在《纽约时报》揭秘温家宝家人巨额资产中，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已经不得而知且很难考证，但其间大范围的禁言和言论管制无疑又成了公众质问中共钳制言论自由的一大把柄。


这一点，在盛嚣2012年的重庆事件上亦有鲜明体现。虽然事件爆发伊始至今，中共一直在以切割思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示人，而且不管是谷开来的审判，还是王立军的审判，中共官方通讯社都在审理接受后及时向外发布了案情始末，并对来龙去脉进行事无巨细的再现。这是值得称道的地方。但比较而言，互联网层面的管控却始终未能有所放松。比如与重庆事件相关的人或事，在论坛及微博平台上，都成了重点屏蔽对象。而且屏蔽之严苛、之细致令人咋舌。


以至于，对那些充满暴力想象的情节，只能任由民众去自由发挥。


此外，在重大灾难面前，中共的信息公布也是不尽如人意的。比如天灾人祸造成的人员伤亡，官方预报还休的姿态，长期积累后形成了“报多少老百姓都不相信”的格局。这一局面，虽然在2003年SARS肆虐事件中有所改观，但民众心头的阴云却并未彻底消散。民众不信任的“后遗症”，在2011年温州动车追尾、2012年北京暴雨的信息公开上，有直接体现。


言论自由的价值和限度


言论自由对中国民众来说，已然成了脱口而出的诉求。但其真正的价值何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曾作过一个简洁而集中的概括----“自由自在思考以及把你思考的自由地表达出来乃是发现及散布真实政治之不二法门”，“有了言论及集会之自由，公众讨论即能发挥其平常之功能，提供大众一适当的保护以对抗邪说之散布横行”。相反，“对人们自由思想、未来的希望及想象力的吓阻是危险的；因为恐惧会导致自由的压抑；长期之压抑将导致怨愤；而怨愤则将威胁政府的稳定。”最后，布兰代斯得出结论：欲求长治久安，必须给予人们机会以自由地讨论表达既存的委屈以及如何加以补救之道。



言论治理成习任期内“烫手山芋”

如果说毛、邓时代民众对言论自由的需求还处于萌芽阶段，那么到了江时代，尤其是胡锦涛执政的十年，民众的表达诉求以及对执政层的期望值无疑进入了快速成长阶段。尤其是随着网络高新技术的大发展大繁荣，以及中国社会转型期必然会随之而起的大辩论，使得民众日益增长的需求和期望值远远超过了政府基于客观规律取得的进步。这也就意味着，习近平未来执政期内面对的一大考验，便是如何实现某种程度上的平衡。也即，当局与时俱进的步伐能跟得上民众对言论自由的期望值。

当前舆论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胡锦涛上台后，言论空间被进一步收窄。做出这一论断的证据包括：对文革、“六四”相关人和事的禁言；通过敏感词的管控遏制信息正常的流通，致使民众的知情权被剥夺；媒体报道红线及批评官员的尺度变化莫测，如被视为海外敌对势力代表的刘晓波因言获罪入狱、新近发生的羊城报系的整顿等。事实上，这些问题的出现，其中不仅有胡锦涛个人经历和性格特征的影响，也与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以及中共在舆论管控上“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背景相关。此三方面的原因加在一起，决定了中共在舆论改革上很难迈开步子。

此种舆论氛围的形成非一朝一夕之功，所以要想破除或是改良，也不是短期内就能一蹴而就的。对即将上任的习近平来说，面对由言论不自由争论诱发的执政合法性问题，面对国内外对现有言论生态日渐固化了的偏颇认知，面对社会创新型管理的迫切需求以及随之而来的各项考验，势必需要进行彻底的反思。而彻底，即意味着打破原有框架和“一对一”模式，从更加长远和宏观的角度，将言论治理当做一项系统工程按部就班地推动、展开。

文章来源: 多维 于 2012-11-24


美国很担心 习近平会是一个新毛泽东吗？

　　习近平执政后，中国到底会走什么样的道路？海内外学者和大陆老百姓对此有几种截然不同的期待、推断和预测。美国学者说习近平是新毛泽东；中国学者认为习近平将会是年轻版的邓小平；一些学者、民众和网友称习近平是胡锦涛第二，而另一些学者、民众和网友则盼望习近平成为蒋经国。

　　无论那一种选择，都将影响中国的政治走向。

　　1．习近平是新毛泽东吗？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2011年9月底发表了波特兰州立大学（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政治系助教布鲁斯·吉利（Bruce Gilley）文章，题目是“见识新毛泽东”（Meet the New Mao）。文章认为，在意识形态方面，习近平是个新“毛泽东”。

　　文章说，习近平并非是个温和派。随着其主政日子的接近，有很多迹象表明，他在处理外交事务方面是个狭隘民族主义者，而在处理国内问题时，更倾向动用警察来解决国内摩擦。文章还说，习近平的“崛起”意味着，围绕改革开放而进行的毛派和改革派之间的长期斗争将告一段落，习有可能把中国带回中共建政初期，那时的中共被大陆一些左翼学者看作是中共的黄金时代。

　　为了证明习近平是新毛泽东，吉利举了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习近平2009年访问墨西哥时说的那番话：有些喫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飢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这话引起一些毛分子和民族主义者的大声叫好。

　　第二个例子是，习近平访问重庆，明确表示支持薄熙来的“唱红打黑”，薄在重庆重提毛泽东时代的一些口号，鼓动人们唱红歌，从而获得了支持。吉利认为，习近平显然看到了毛时代的口号和民心之间的联系。

　　第三个例子是，习近平今年7月中旬访问西藏，主持“西藏解放60週年”大会。和80年代中共首脑胡耀邦访问西藏的和解人道政策相反，习近平此行刻意彰显出中共是西藏统治者的姿态。习不仅自带饮用、做饭和洗澡的水，而且不和西藏普通百姓接触。他整日被大批保安人员和秘密警察包围，最后发表长达75分钟的强硬讲话，抨击达赖喇嘛，并强调在该地区保持大规模军事力量的重要性。

　　香港的中国问题观察家林和立(Willy Lam)也认为，习近平可能是个坚定的毛分子。林和立在《外交政策》杂志发表文章说，2011年8月习近平和美国副总统拜登到四川都江堰青城山中学参观，习近平对学生们念毛泽东语录，“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林说，没有证据显示习近平背诵毛泽东语录是想让拜登难堪。但很多方面都显示，这位第五代领导人是个坚定的毛分子。

　　这里的问题是，吉利和林和立举的例子，是否足以证明习近平在意识形态上就是新毛泽东？如果仔细研读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和其他公共场合的历次公开讲话，我们的确可以找出更多的证据证明吉利和林和立的论断。

　　这些公开讲话显示，首先，习近平推崇毛所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2008年9月，习近平在《学习时报》发表长文，题目为《改革开放30年党的建设回顾与思考》。文章在回顾总结了30年中共党建的历史背景和进程、取得的成绩和进步、理论创新成果和几点启示之后写到，“这里我要特别提到的是，改革开放30年来党的各方面建设，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开创的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基业上展开的”。

　　其次，习近平推崇毛泽东思想。习近平自担任中央党校校长以来，每学期都会在该校开学典礼或结业典礼上讲话。这些讲话被认为体现了他的执政思路，因而格外受到关注。近两年来，他在这些场合屡屡重复毛泽东讲话，要求中共官员认真学习毛泽东原着，“抓住重点，掌握精髓”，确保政治立场坚定。2011年5月，习近平在中央党校举行的春季开学典礼上讲话时强调，领导干部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的重要着作。2012年5月，习近平又讲话要求全党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因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思想的灵魂和精髓。

　　再次，习近平推崇毛泽东。习曾于1966、1997和2011年三访韶山。第三次访问发生在2011年3月20-23日，两会结束不久，习近平赴湖南调研。习近平专门到韶山向毛泽东的铜像献了花篮，参观毛泽东故居，同时还去了刘少奇和彭德怀故居。他说，重温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辉业绩、崇高精神和道德风范，深受教育，还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是韶山的骄傲，湖南的骄傲，全国人民的骄傲，中华民族的骄傲。

　　习近平如此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捆绑在一起推崇，相当不智。聪明者邓小平还知道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分开，中共笔杆子胡乔木还主张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晚年的错误分开。但是习近平这些公开讲话表露的意识形态，是不是能真实地代表他个人的想法？

　　如果这些话发自习近平的内心，那就不能不让人产生这样的疑问：习近平对毛泽东在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和大饥荒、文革、反击右倾翻案风等他挑起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重大罪错，有没有反思？习近平对毛泽东理论和毛泽东实践中的巨大反差和南辕北辙有没有分析？

　　如果有基本反思，为何习近平还要如此推崇毛泽东？如果没有基本反思，习近平掌权后，会不会对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造成类似毛泽东造成的灾难？

　　对习近平的分析，如果仅仅到此为止，我们会无疑得出和吉利一样的结论：习近平就是新毛泽东。

　　但是如果仔细对比习近平成为胡锦涛接班人的头三年和近两年的讲话，笔者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习近平自相矛盾，前后不一致。头三年，习近平经常说一些有个性的话，做一些有个性的事，甚至出共产党的格；但是最近这两年，他刻意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个性语言消失了，公开讲话像胡锦涛一样八股，像胡锦涛一样谨小慎微。

文章来源: 明镜网 于 2012-11-24

haigez

纽约时报再揭温家宝平安洗钱路线图



newyork times

http://www.nytimes.com/2012/11/2 ... ders-family.html?hp





Lobbying, a Windfall and a Leader’s Family



Published: November 24, 2012 18 Com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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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instance, the rules barred party officials in charge of a state-owned company from using their parents, children — or even their children’s spouse’s relatives — to trade stocks of a listed state-owned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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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g An’s Hidden Shareholders: Friends and Family of Wen Jia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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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imes found no indication that Mr. Wen shared inside information with family members.

But there are many unanswered questions about the relatives’ holdings, analysts consulted by The Times said, like who might have known about the relatives’ purchases and whether anyone had a legal obligation to disclose that information.

Executives at Morgan Stanley and Goldman Sachs say they were unaware of the share purchases and were not involved in the transactions.

The companies also said that a typical I.P.O. process is unlikely to uncover the ultimate identity of shareholders who are hiding behind layers of investment vehicles using unrecognizable names.

According to regulations in Hong Kong and China, publicly listed companies and their professional partners who help sell shares to the public are legally obligated to disclose the identities of only those shareholders controlling a stake larger than 5 percent. The Times found that at its peak, Taihong, the investment vehicle tied to the Wen family, never held more than a 3.2 percent stake.

Another question that remains unanswered is how Taihong was able to buy shares of Ping An at a price that appears to have been highly discounted. By late 2002, Ping An had already become a hot I.P.O. prospect following a big investment by HSBC.

The answers to some of the questions, legal experts say, may turn on who was involved in brokering the deal that led to the relatives’ acquiring shares in Ping An in the period before the company’s public offering in 2004, and whether the deal-makers were seeking to gain favors from the regulators.

“The key questions are: why were these people chosen, and on what terms did they get the shares?” said Jerome A. Cohen, a professor at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School and an expert on China’s legal system. “Obviously, everyone would like to get in before a hot I.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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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ersion of this article appeared in print on November 25, 2012, on page A1 of the New York edition with the headline: Lobbying, a Windfall and a Leader’s Fami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