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 以班固《古今人表》考察东周社会变动
社会变动在当时已是人所周知的现象，但通盘的研讨似对于全貌更可有所认识。研究春秋现象自非用《左传》资料不可，然而《左传》经纬万端，所包括的人名无虞数千，一一胪列，势在难能。因此本文选择标准将以班固《古今人表》作为依据。班氏表中列名者有一千九百九十八人，区为九等，自上上至焉下，按人品列等。其中六百四十八人在鲁隐之前，十三人在秦政统一之后。班氏自然并未尽列古人于表；事实上见于表内的人物大致有事迹可述，否则班氏也无法把他们区为九等。本文既然并不研究人物的道德行为，班氏的臧否褒贬因此并不致影响本文的选择。反之，班氏之之表列人物正好可作为研究道德问题以外的任意选样（Random Sample）。同时，由于这些人大都不是碌碌无成之辈，选样不免犯失之过高的偏差，在本文作为期间比较是可以的，与别的时期或别的社会比较，就不能不顾及偏差了。
班表中春秋及战国的人物共有一千三百十七人。为求资料来源单纯，易于比较计，只选了其中名字见于《左传》者五百十六人为春秋社会的研究对象，一百九十七人见于战国典籍而时间可考者为战国社会的研究对象。剔除在外的人物包括时间不可考者、妇女及国君。国君未计入社会研究的主要原因系为了国君的社会地位无升沉可言，纵然国君的政治权力及经济利益有得失之时，国君的地位始终是不变的。本文既系社会研究，尤系社会变动（Social Mobility）之研究，把这一群包括于选样之内似无必要。妇女未被计入，实系由于人数过少难于计算之故。
见于《左传》的五百十六人则列入九代，每代三十年，第一年始于隐公元年（西元前722年），最后终于穆公四年（西元前464年），起讫与《左传》相终始。分代标准不能不是硬性而人为的。若某人只见记传一次，其时代较易处理；若见过多次则以其第一次及最后一次之间取其蹭数以定其年代；若无确切年代可据为定点者则取其同时代人之年代为其年代。凡此必然引起若干困难，但为标准划一计，少数人物的参差，甚至错列，也难于顾及了。
本文假定凡列表内的人物大率有事迹可述；有事迹可述者，在历史上说来，应有某种程度的重要性。然而有些人物也可能碰巧阑入，例如偶然被带到一笔的人物，这些人物自然难说有历史重要性。但是，无论如何，列入研究范围的人数越多，这种阑入人物的数目越接近固定的比例数，其引致错误结论的可能性也可以因此减少。
本文的研究方式系以不同的社会群体相比较，由其历史性人物的多寡，及在诸群体总和中所占比例的增减，以觇见各该群体在社会上的相对地位。至于春秋的社会群体，以横切面言之，分为公子，卿大夫，士三层；另有庶人，卜史工商等等，因人数过少只占全部百分之十五，聊备一格而不予讨论。某人由某一阶层升入或降下至另一阶层时，其分类所属仍用原属阶层，借便讨论。
二五 东周时公子阶层的社会变化
公子之属，身隶玉籍，职任亲贵，入参密勿，出总师旅；君位之定，每须咨询贵公子；国际会盟，也通常由身为卿大夫的公子担任折冲樽俎的任务。在附录人名分期表中，第一类即是公子集团。由他们在春秋的作为看来，早期的公子们直接参预政治，有的襄助国政，有的凯觎君位；面貌一新后期则直接有政治活动的公子愈来愈少了。这种说法，由于活动的重要性难于以一定尺度衡量，当然显得太笼统。以比较确定的说，未再见公子担任正卿者。同期以下，公子列名于班表的也未见曾立卿族于母国者。
公子集团人数比例和卿大夫及士两个集团对比也显示下降的趋势。其比例数见附表一。自第七期（西元前542至513年）以后，公子集团的人数比每每在总人数百分之十以下。下降的曲线由第二期（西元前692至663年）即开始，由百分之五十三骤跌至百分之十九点五。由第三期到第六期，比率始终徘徊于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六间。在第四期时，比率跌落到百分之十，同时期也正好是卿大夫集团上升的时期。参见附表一。这下降的曲线似乎表示公子集团的重要性及活动性随时遽减。政治活动的重心由统治的公室转移入大夫集团。
家族与国家间密切联系终止；公子王子不复因其身分自动的获一部分统治权力，正以显示此点。在春秋末世，除楚国外，诸国公子不复是各国的执政者。大多数的公子可能仍得到封邑，衣食可以无虞。但他们处理国事的重要性已不能与春秋初期同日而语。公子集团权力与重要性递衰仅是秦始皇最后废除封建的张本而已。
二六 东周时士阶层的社会变动
士的身分为大夫的家臣和武士。士可能世代是士，也可能是大夫庶孽不能承宗而变为士。士可能在本宗本族服役，也可能被雇一起其他宗族。以人数论，士应该超过公子和大夫很多，但是位置卑下，不足称道，史家笔下很少带到。在班固《古今人表》中，第一第二两期不见士的踪迹；直到第三期（西元前662至633年）以后，士方见于经传。由第三期到第六期间，活动而见于记载的士都只是平平常常的家臣的武士。可是在第七期（西元前542至513年），士集团包括了一位志在张公室而叛季氏和南蒯。一个邑宰可以据邑称兵，其实力就可想而知了。专诸刺吴王也开了后世战国侠士的风气，第八期（西元前512至483年）有一位最了不起的人物崛起于士集团。孔子生于士的家庭，少时做过许多“贱事”，但是晚年显然已升入不能徒行的大夫之列。他的弟子替他扬声于天下，死时已成为鲁国的元老，但是他自己的社会地位似乎从未超过下层的大夫。孔门弟子中有为家宰的子路，有统率鲁国军队半数的冉有，和他的车右樊迟。他们的出身则都是士。家臣中最成话柄的自是阳虎。他以陪臣执国命，成为鲁国实际统治者达五年之久；鲁国的季氏在他掌握之中，孟氏和叔孙更不必提了。士集团中爬得最高的要算孔子和他。
士集团在每一期的人数都不多，但是增加的趋势则显而易见。自第三期开始有士而后，士在每期全人数的百分比由百分之一至百分之八，最后两期则达到百分之十六和百分之二十二。不仅士集团在最后二期有上升现象，同时大夫集团有显著的下降趋势。这一尖锐的对比暗示部分的权力由大夫转移到士的可能倾向。阳虎和董安于的个例正可补充说明这种一般性的结论。假使士集团和大夫集团重要性的相对地位继续以同一轨迹发展下去，这两条曲线大约可在第九期结束后不久相交。在这个交点应可看到春秋大夫访华团的崩溃和士集团的获得优势地位。可惜春秋战国间在《左传》结束之后有一片空白，史阙有间，只好付诸阙如。国史上这一决定阶段就不免成为难答的谜了。
战国史料可考时，国史上出现完全与春秋面目不同的时期。重要的改变趋于完成。班固的《古今人表》将用来讨论社会上的“新人”，或出身寒微者。
所谓“新人”的标准如次：第一，没有正面的证据提起他是任何贵族家庭的成员或亲属；第二，姓氏不是巨家大族的姓氏；第三，姓氏中不包含官衔或称号，因为很多“以官为氏”的人有贵族祖宗；然有一点必须记住，有贵族姓氏的人，或“以官为氏”的人，可能是没落王孙，早就沦为齐民，除了旧姓氏外已一无所有。本文设立第二和第三两条标准，目的只是更为矜慎，避免不小心把贵裔算在“新人”之列，全是史阙有间，其未被发觉者当仍不少。
附表四（略）是春秋战国两时代“新人”的对比。表中可以看出，在西元有四六四年以前，来历不明者的百分比平均数为总人数百分之二十六；彼时以后则平均数达百分之五十五。如果在总人数中剔除不可能来历不明者的公子，则春秋战国两时代来历不明分子百分比平均各为百分之三十二及百分之六十。这个对比显示战国时社会上的流动性倍于春秋时代。尤须注意者，这个趋向，再加上春秋期大夫集团的衰落，或可表示不特在战国初期社会有高度流动性，而且前一时代显赫的大夫集团已完全崩溃。那些旧家的消失可以是列国兼并的后果；小国被合并于大国之后，其卿大夫的家族也就无所附丽了。不过，假如原来的社会秩序依然当令，新的家族应当由新贵继续产生，以补故家留下的空缺。但是对战国宰相的背景作一调查后，本文发现这种新兴巨族的迹象实在微乎其微。简而言之，在战国似乎不仅是单纯的存在着阶级间更自由的流动性，而且尤须看作旧有社会分化层的消失和新分化层的形成。
二七 东周时大夫阶层的社会变化
卿大夫集团（以后简称为大夫集团），包括贵族官吏的上层阶级。他们享有领地封邑；对统治者而言，他们是封建臣属，也是各种官吏。这一个集团虽然传统的分为卿和大夫两阶，事实上两者的分野微乎其微。大约大夫的执事较杂，常为卿的副介从属而已。在本文卿与大夫将不再加区分。
习惯上，贵族的职与位和封邑都从父亲传袭面临 是。父亲若不是公子，即是卿大夫。贵族的小兄弟不能得到同样崇高的位置，不得不接受次一级的社会地位，有时做大宗的家臣家宰，有时即转而服侍其他姓氏的强宗巨室。
大夫集团的人数当然超出公子集团多多。因此，班固列表的人物中大夫最多也就不足为奇了。
公子集团逐渐由政治舞台上消失。经过春秋一代，大夫集团一天比一天活跃。附表二即列数班表中重要而负有责任官员。附表二（略）所列的活动以下举诸项为准。
（一）曾为正卿或执政者；
（二）曾经出总师旅者；
（三）曾经参与国际会盟者；
（四）曾献替庙谟，国事时被咨询者；
（五）有重要官位者；
（六）参与有决定性的政治事件，例如易立，弑君等。
三百三十五位大夫占了总数五百十六人的百分之六十五。在第一期到第三期九十年间，大夫集团的百分比在百分之四十四到百分之六十三之间上下。第四期（西元前632至603年）时百分比即骤升，此后迄于西元前513年，百分比保持在百分之七十或更高于此数。最后两期的百分比又回跌至百分之六十六（西元前512至483年）和百分之五十五（西元前482至464年）。因此，大夫集团上升的曲线正好和公子集团下降的曲线同时发生。最后两期大夫集团进入低潮时，又正好是“士”集团开始抬头的时候。
三百三十五位大夫中，二百十八人是活跃分子。活跃分子占大夫总人数百分之六十五，占全部总人数百分之四十二。活跃大夫的百分比在第一期到第三期（西元前722至633年）都低于其平均百分比。其次两期（西元前632至573年）中，百分比骤升至大夫总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七点五和百分之七十八，和全部总人数百分之五十四和百分之五十五。第六，第七和第九期九十年间（西元前572至483年），全人数中的百分比下降至百分之四十六以下。春秋结束时，百分比下降至百分之四十一，稍低于平均数。可是活跃分子在大夫群本身的百分比于第六期（西元前572至543年）骤跌至百分之六十一后，在第七，第八，第九共三期（西元前542至464年）都重新上升，趋向百分之七十的标的。活跃分子在大夫群本身中百分比的上升曲线，和在总人数中的下降曲线对比，似乎表示在最后这七十九年中较不活跃的大夫越来越少进入历史舞台正面灯光机会。他们早期的前辈则常常还有被别人提到的可能。这是一个很可注意的现象，意味着大夫集团在社会机能和重要性上比前衰退。
另一点也值得讨论：即是大夫们集中于少数家族。大多数强宗巨室并不见于春秋初期。其逐渐出现似也遵循一定的格式。公子中特别得宠者，或特别为国君信任的大夫，可连续执政许多年。其子孙仍继续政府职位。一代复一代，声誉和权力都可到积重难返的地步。于是屡世赫奕的大族成矣。
个人的成功，或个别家族的成功都可归之于其能力或机缘。但是在同一短短时期内，有许多这种的例子，原因就不能单纯归之于个人了。这应该是一地区或一时期具有历史重要性的现象。
下列是诸国的强宗大族：
周：召，单，甘，刘；
鲁：季孙，孟孙，叔孙；
晋：赵，韩，魏，范（或士），中行，智（或荀），栾谷阝；
卫：石，宁，孙，孔；
郑：罕，驷，丰，羽，印，国，良；
齐：高，国，崔，庆，陈（或田）；
宋：华，乐，皇，鱼，鳞，荡，向；
楚：斗，蒍，屈；
陈：夏。
周之如、单，齐之国、高，据说都早已建立，但若于缺乏正面和反面的实证。上列诸大家族中的大多数则均在春秋始建立；九期之中，家族出现的数目少至二个，多至二十三个。骤然由七个的总数增加到十四个则系在第三期（西元前662年至633年）之间出现；同一时期也正是大夫集团和活动都达到高潮时。第四期和第五期出现的大家族包括晋之三家和鲁之三桓。第六期虽然拥有大家族二十三个之多，却也是下降趋势的开始。这时齐之庆、崔和晋之栾氏都在其他家族的联合压力下崩溃。大家族间的生存竞争使若干得势，若干覆灭，最终残存的家族寥寥无几，不足构成一个单独的社会阶层。到春秋末叶，即第九期时，仍有活动的大家已只剩七个了。
如前所述，大夫集团的成员高度集中于少数家族内。属于前列大家族名单中的大夫平均占全部大夫总人数的百分之四十一。分布的最高极峰在第五期、第六期、第八期和第九期诸期，仅第七期略低。曲线可以显示在春秋后半期大夫的势力增长，而公子集团则在中期即呈頽象。显然，势力已由公子集团转移入大夫集团。这种形势的转易以公族家庭关系与国家政治开始分离视之，似乎可说大夫闪得到权柄并不全仗其出生后的身分，由侪辈中脱颖而出仍多少须有一些才能。这些多少靠自己才能的大夫比之全凭身分得到地位的公子王孙自然要适于生存些。春秋末到末叶，大夫集团也已走上了下坡路。大夫闪的权力又将转移到另一个人数更多，因此人才也更多的“士”集团。
二八 知识分子在历史各时期起的作用
商代的受教育者，不外祝宗卜史，其教士祭师的特性，限制了社会功能，也限制了思想的范畴。由于宗教的信仰是神圣的，教士型的知识分子担任的功能承先多于启后，思想的方式保守多于开拓。西周代兴，殷商的知识分子有的服务新朝，有的失去了优势的社会地位。前者仍是教士型，后者则反而获得了广大的思想空间。《周易》与《诗经》中深邃的思想，不像教士们的贡献，大约即是失落的知识分子在摆脱束缚后，反而开拓了新的思想空间。这也许是中国知识分子精神领域扩大的第一步。
孔子开启了中国文化的重大突破，将承袭过去贵族礼制的内容，赋予全新而普世的意义。继踵而至的主诸子百家，不仅继续开拓新的思想主题及思维过程，而且在社会功能上也派衍为诸种不同的角色，有横议的游士，有参政的士大夫，有重语言文辞的文人学士，也有隐逸的处士。
秦汉之世，又在战国的诸型知识分子外，加上新的形态。其中有太学的博士，他们主要的工作是传诵经籍；有应察举入仕的文官，他们之中不先见之明真心想实现儒家理想的循吏；有驰骋于文字的文学家，渊博而又铺张。以了东汉，更增加阐释经义的儒者，及抗菌素议朝政针砭现实的太学生、藏身于市朝山林的隐士。凡此诸型，已不是正史文苑、儒林、德行、隐逸、党锢诸传可以囊括。
在思想方面，儒家在汉代号为定于一尊，但是诸子之学逐渐融入儒家，阴阳五行浸入儒家思想体系，政治是儒表法里，黄老之学，始而与儒家抗衡，终于与儒家互补而不相斥。同时，潜伏于民间的素朴宗教，也在汉代逐渐凝聚成长，蔚为未来的道教，也为外来的佛教，准备了可以生根的土壤。汉代知识界的演化，无论在功能与思想内容，又较之先秦更为多姿多彩，更为丰富。
东汉以下，中国又经历重大转变，不少地方士大夫以其大家族的组织力量，成为保障地方的中心。这一角色为古代封建崩溃后所未见，也奠定了后来士绅角色格局。士大夫，尤其北朝的大家族，也担负起保存中国学术文化传统的责任，使儒家的经学，在家族中延续不绝。这个任务，当然是承先与保守，多于启后与创新。在文化急剧转变的南北朝，释道二家的知识分子，则开创引进新的观念与思考方式。同时，儒生、道士、佛教僧侣，纷纷投身于各种崭新主题的辩论，终于充实了也丰富了三家思想。而从此以后，三家思想体系中也都包含了另外两家的成分。中古的知识分子群，不是继续分化为更多的类型，而毋宁是功能转化更为复杂。
唐宋时代，中国又一次形成普世性的政治秩序及文化秩序，知识分子的主流也又一次纳入文官体系。但知识分子用进退藏，在朝为士大夫，在野为缙绅，这一双角色也从此成为中国社会的重要成分。唐宋经济发展，城市兴起，在印刷术普及之后，大城市中涌现一大批有草根性的基层知识分子，他们知书识字，是主流精英文化的消费者，也是大众文化的缔造者与推广者。有了这个人数庞大的基层，再加上科举制度的逐级筛选，知识分子群遂呈现金字塔式的巨大结构，精英与群众文化之间的分界不再是截断的，而成为渐变的。
宋代以后，这一知识扩散的过程继续进行，终于淡化了商贾与士大夫之间的界限。另一方面正统（儒家）与非正统（释道、民间宗教）之间，也随知识扩散与文化趋同，而逐渐界限淡化。唐宋以下的演变，大格局赓续于明清。明代后期知识分子获得市井社会的支持，也未始不是与这一扩散过程相关。
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其成分与功能，均有重大的改变。变化之巨，较之春秋战国之间，犹有过之。最主要的现象，则是知识分子中的主流，逐渐由以文化为志业的通识之士，转变为以追求知识为志业的学术人士，与以知识为工作资源的专业人士。一方面，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由此可以摆脱政教不分的特性；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与社会大众之间，又横亘了一条深广的鸿沟。于是，知识分子变得愈来愈重视自己的意愿；而近代知识的泉源又大部分来自域外的文化与学术传统。因为知识分子疏离于中国的社会（有些人也疏离于中国文化的根源），其行为及类型遂有第三世界知识边缘人（intelligentsia）的特性。
同时，上述唐宋以至明清的扩散过程不再继续发展，于是近代知识分子的人数也顿然减为总人口中极小的比例。固然有些近代知识分子有意识的为中国传统文化担负起承先启后的责任，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工作毋宁是引进外来思想，尝试将新的课题糅入原有的语言与符号系统，以求发展中国的近代文化与学术。他们的功能，传承者（carrier）的成分，远逊于开创者（innovator）。近代知识分子 之中，当然又可细分为许多次级类型，但是，无论是激烈反对中国文化传统，抑是力图寻求新旧的调和，几乎所有近代知识分子仍继承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他们无视于自身实际上已疏离于社会大众，仍以儒家淑世的精神，全心全意投入现实的世务，甚至卷入实际的政治。不少近代知识分子，更自觉或不自觉的，以为经由改造政治，始得整盘的改造文化。这种心态，可能来自过去士大夫政教不分的传统。若干近代知识分子，也承袭了中国“全体治”的观点，以为一切改变都必须从全盘更新着手。这一心态，遂使知识分子易于走极端，其贻祸之深，至“文革”而达到极点。
二九 中国士大夫的双重角色
文官制度一词，有人称为科层制度，有人称为官僚，其实都是一样的，英文是Bureauctacy。中国历史上文官制度早已十分发达，而西欧的历史则未见如此发达的文官制度，其登庸人才的管道长久以来没有制度化。近代国家组成以后，方有像样的文官制度。在近代以前，西欧的统治阶层经常依赖教会的协助，因为教干多半识字，而骑士多半是不识字的。中国的登庸选拔文官，早在战国时代已有理论性的讨论。在汉代，整套乡评里选，以及试用考核的察举制度，经过不断的改进，终于发展为中国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僵化以后，颇有可诟病之处；但如果运用得宜却不失为公平选取人材的制度。在世界历史上，中国的科举制毋宁有其特色。
汉代中国文官的选拔方式也经历各种变化。然而这一制度从未完全消失。文官的选拔毋宁与地方大族的存在有关。汉代的察举多多少少造成地方大族的气势。相对而言，地方大族也是培训人材的社会单位。在南北朝时代，"国家"的功能若断若续，而大家族负起教育与培训人材的任务。儒家的学问留在大家族的家学里面，在国家教育不克发挥时，家学是最后珍上可以培训高级人材的园地。外族入侵中国，建立新国家，为了登庸中国的人材就必须向大家族索取人材。因此，大家族组织与文官制度具有互相倚伏的共生关系。大家族渗透了外族入侵中国后所建立的不同国家政权。从胡化的国家，到胡化汉化兼有的国家，到相当程度汉化的国家，不管哪种形态都有中国士大夫经由文官制度登上胡族的统治阶层。最后外族不能不和中国的士大夫大族相结合，促成外族在中国的彻底同化。
中国士大夫借文官制度担任双重的角色。一方面担任政府官员；另一方面代表地方力量进入中央政府。这就是宾四先生所说，中国的科举等于民主制度。宾四先生在这一点上，可能用了不同的定义界定民主。我们对宾四先生的敬意不减，但仍无妨对他的民主定义持不同的意义。其实，宾四先生要提示的是地方的利益、地方的消息，与地方的意见都可以经察举由地方人材带入中央政府，从而构成中央与地方的消息与利益的流转管道。政府上层人物的互通声气是政府体制以外非正式的网络。这一网络与政府的行政网络是平行的，也是重叠的。在西欧出现近代代议制度以前，这样的沟通网络并不存在。
我们当然可以说西欧有教会，教士也参加政府体制；但是西欧的教士与中国士大夫有两大不同点：第一，教士不结婚，没有家族，因此也没有教会以外的地方关系，没有世代深植于地方的“根”。第二，主教与教皇的利益往往并不完全一致。地方主教关怀地方，但教皇则未必如此。参加国家统治机构的教士不一定来自全国各地区。因此，西欧基督教教会与中国大家族的作用不完全相同。西欧教会和政府之间更经常出现政教分离，甚至政教对立的紧张形势。反之，中国大家族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共存的。大一统的力量长期维系中国，一方面可能由于巨大的经济交换网维持了经济上的互转；另一方面，地方利益及地方意见经由察举保持了中央与各地的声气相通，也保持了政权对于儒家思想的密切关联。
三○ 中国知识分子不重科学的原因
李约瑟研究中国科学史，穷大半生之力重新发现中国人在工艺技术方面的成就。各位必须注意，他研究的是工艺与技术的成就，而不是今天我们所指的“科学”。对于中国人这么早就有那么多的成就，我偿不免自豪。但是，李约瑟从事这方面研究的目的，并不在于宣扬中国在这么早的时候就有如此多的成就。他胸臆中的大问题是：“为什么在15世纪以后，中国人在工艺技术上的发展停滞了？为什么15世纪以后西方世界有近代科学的发展，而中国人没有同样的发展？”这个大问题在他的假设中与文化本质有关，因此他的书名是《中国文明与技术史》。
在传统的中国，技术上的追寻是由两种人做的。一种是知识分子，一种是工匠。工匠创造的成绩远超过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是没有从事观察，也不是没有讨论与研究；只是他们有另一种在怀。中国的学问内涵合“尊德性”与“道问学”为一事；中国学者主要关怀自己的内心，而对心以外的世界却不十分关怀。我已经说过中国人的宇宙观是整体性的宇宙观；而在整体性的宇宙观中又放进与“人”相应的相对力量，中国人总以为人可以影响宇宙的整体运作。人的一举一动是好是坏，无不对整体的宇宙运作发出铜山洛钟的相对反应。在人力可以介入宇宙秩序的假定下，宇宙是很难独立于人心以外的客体，更难是客观研究的对象；是以观察者与参予者的立场不易明白划分。
同时，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没有以研究与追求知识为目的的学者。读书人读圣贤书是要“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中国知识分子不以求知识为做学问的目标。西欧的知识分子则是另一类型。教士求学问的目的是尊德性与道问学不分。教士之外，还且批专业教书的“教书匠”，他们与木匠、石匠一样构成专业团体。一大群教书匠联合为一家大学，以传授知识为职业。知识是会增长的，于是教书匠也必须兼办研究专业。教书匠的工作是追寻、累积与传授知识。
中国士大夫将治学目标放在“治国、平天下”上面，读书人追求一个“理”字。不过，这个“理”字主要的内容为道德的“理”、人性的“理”、社会的“理”；如果将“理”放在宇宙论与本体论的讨论中，则由德性的关怀延伸为整体宇宙运行的通性。西欧科学的发展原是以神学讨论的“神律”为根本。不过，神律之中没有人力参予；而中国学问的“理”，则是贯穿天人的理。
总之，中国的知识分子本来就不致力于寻求西欧科学家所寻求的知识，科学怎能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出现呢？
三一 士大夫对政权的依附与独立
现在讨论文化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中国文化在于士大夫。文化力量民社会力量的结合也是于士大夫。宋明以后，中国士大夫文化阶层的性质有了改变。唐代行科举制以后，士大夫为国家揽于彀中；但是，具体的变化在宋代以后始逐渐发生。南北朝时，天子可以命官，却汉有封士大夫。士大夫的资格决定于大族的力量。士大夫的身分、社会地位是继承而来的；然而宋明以后，士大夫的身分却由科举功名而生。场屋不利，不得意的秀才多得很；即使得意的也需耗上十年寒窗才能脱下青衫换紫袍。士大夫透过文官制度变成政治力量的附庸。士原是中国最有独立自主力量的社会群，现在却附丽在政治力量上面。正如萨孟武先生指出，近代知识分子已没有独立谋生、求得一粥一饭之饱的本钱；知识分子仰人鼻息，自然不能在任何自主性了。
诚然，自宋以后，中国的士大夫依附国家、依附政治；相对来说，士大夫也还有一些特殊的力量可以制衡君权。国家虽有凌驾社会力量的优势，但是国家的力量是建立在地方权与文官权双重结构之上的。中国的官与儒家意念有不可分割的关联，他们是有“信仰”、有思想立场的社会精英，不是为生活而奔波的雇员群。这些文官固然是谋求禄位权势的现实分子，却也秉持用进退藏的原则，为实现儒家理想而出仕，并时时以儒家理想为尺度，绳墨实际的政治。这些文官有集体的实力可以制衡君权；又有自主的科举不断补充新血。从科举制度衍笺文官制度既是政治力量，也是社会力量的一部分。换句话说，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分野有一段是重叠的，有一段则是对抗的。
中国的读书人可以进，也可以退。在朝，他可以抗争，但是抗争的力量不大。真正有力量的抗争是在辞官归故里，不再为五斗米折腰的时候。这种情况，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读书人不依靠政治力量，全凭学问与良知针砭纠弹实际的政治。在明代，读书人多多少少有些不靠政府的自立性；于是，在明代政治腐败、国家机器衰败的时候，民间的社会力量可以昂然抬头。东林、复社便是这种力量的代表。这种机会在中国历史上不多见，常见的是社会力量与国家政治力量之间的分合。在微妙的平衡下，政治与社会可以合，也可以分。更微妙的是，在君权过分干涉文官制度时，文官制度的运作随之失灵，甚至瘫痪；国家权力遂为之不张，社会力量却站起来了。可以假定中国政治力量与社会力量的对抗不是两极的平衡，而是三方面的平衡。在政治力量与社会力量中间有一层文化力量。知识分子的影响在于文化力量透过社会力量发挥制衡政治力量中的君权。反之，如果文化力量有单独发挥的机会，则又是思想内向转化的时候。思想一旦脱离社会，像宋明思想减少对社会的关怀，强调个人内心的反省，强调个人的道德，则文化力量制衡政治力量的机缘随之而减少了。与汉代知识分子社会参与性很强的情况对比，样明以后知识分子强调内省导致他们对社会的关怀相对减弱。明清以来社会力量有可以发挥的机会，士大夫反而不能配合城市经济的发展以平衡政治力量。这两者之间的升降消长，颇为明显。
三二 知识的用途在于解释
凡是以技艺与才能向统治者提供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可称之为专业性的知识分子，其技艺与才能实际上是一种商品，统治者以利禄为商品的代价。中国俗语，“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正是很恰切的比喻。凡是商品交易，都将受市场供应律的决定。战国时列国均须有人服务，“买主”多，则士贵。汉初有诸侯王作为中央政权以外的竞争者，士犹有可以抉择处。到大一统的局面逐步形成，天下只有珍上服务的对象，“买主”只有一个了，“士”的地位就低落了。因此，东方朔遂有一段著名的牢骚：“夫苏秦张仪之时，周室大坏，诸侯不朝，力政争权，相禽以兵。并为十二国，未有雌雄。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故谈说行焉。身处尊位，珍宝充内，外有廪仓，泽及后世，子孙长享。今则不然，圣帝流德，天下震慑，诸侯宾服，连四海之外以为带，安于覆盂，动犹运之掌，贤不肖何以异哉？遵天之道，顺地之理，物无不得所；故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虽欲尽节效情，安知前后？夫天地之大，士民之众，竭精谈说，并进辐凑者，不可胜数，悉力募之，困于衣食，或失门户。使苏秦张仪与仆并生于今之世，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总之，士若只以知识为商品，其不受大一统的统治者钳制，几乎不可能。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自己争取另一条安身立命的途径。
真正的知识分子，只是社会的良知，为社会提供对于世间事物的解释。知识不是商品，而是追寻解释与贯穿组织散乱的解释。没有这处系统性的解释，整个宇宙将在零乱之中，失去意义。人生价值也将因宇宙缺乏意义而无所附丽。先秦的知识分子，据司马谈以学问重点分类，有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汉书·艺文志》据刘歆《七略》又加上纵横、农家、杂家及小说家。司马谈的六家，选择甚为有道理，都为了建立某种秩序，以统摄包容散乱的现象：阴阳家为了自然的秩序，儒家为了人伦的秩序，墨家了为宗教的秩序，名家为了逻辑的秩序，法家为了统治的秩序，道家反秩序，却也有一种反秩序的秩序。相形之下，刘歆加添的四家。至少三家是实用的技艺或琐碎的知识（至于杂家另作别论），换句话说，太史公《六家要旨》包括的几派知识分子，原已有一定的规模与气象，足当前述知识分子为社会提供解释的任务。
三三 汉代察举制度起连接上下的作用
中央与地方间的桥梁中最要紧的一道是孝廉和博士弟子员的察举。汉代贤良方正和其他特科的察举在武帝以前及以后都有过许多次。劳贞一师已有丰长研究，兹不赘述。武帝还曾在有名的元朔元年诏书中规定，每郡必须举荐一人，“不举孝”及“不察廉”的二千石都须受罚。然而，武帝以前的贤良方正一类选出来的人物，虽也委任为常侍郎中，却未必都担任实际的职务，如《汉书·贾山传》：
今陛下念思祖考，术追厥功，图所以昭光洪业休德，使天下举贤良方正之士。天下皆欣欣焉。……今方正之士皆在朝矣，又选其贤者使为常侍诸吏，与之驰驱射猎，一日再三出。……今从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与之日日猎射，击兔伐狐，以伤大业，绝天下之望。
显然，这些由各方征来的贤良方正只成为宿卫之臣，也就是说与“保宫”中的质子差不多，事实上并没有成为政府构成分子的新血轮。两汉各科的察举似乎都不是定期的，往往每隔若干时候，政府下一次诏令，说明目前须察举的何种人才及命令某种官吏负责察举。若这些是定期举行的常例，就不必每次特地下诏了。只有元帝永光元年曾有诏书：
二月，诏丞相御史举质朴敦厚逊让有行者，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官。
劳贞一师引《汉官仪》的西汉旧例：
中兴甲寅诏书：方今选举，贤佞朱紫错用，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赐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悌、廉正之行。
劳氏据此以为“四科”即是孝廉的察举标准，纵与永光诏书所列四条不尽一致，却只为了前后衍变而有不同。劳氏虽未明说，显然认为永光诏书也是指明孝廉的察举科目。永光诏书规定丞相御史以此举士，光禄以此每年科第见在郎及从官。虽然丞相是否每年察举，不得而知；由同一诏令光禄须每年考校，可以推知丞相察举也当是每岁举行的。更主要者，自此以后，诏书只书举茂才、贤良、直言等项，未再见专以孝廉为对象者。也许，自永光以后孝廉成为常科了。孝廉之成为岁举恐怕还是由每年郡国上计的制度发展而来，如《汉书·儒林传》载武帝元朔五年诏书：
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敦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者。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诣太常，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课……其高第可以为郎中。
又如《汉书·黄霸传》，记宣帝时张敞奏：
“……宜令贵臣明饬长吏守丞，归告二千石，举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务得其人。……”天子嘉纳敞言，召上计吏，使侍中临饬，如敞指意。
计吏上京时，大约把察举的名单一并带去，于是孝廉就变成岁举了。
孝廉是可以即刻进入政府的，而与计吏相偕的那些博士弟子员，也可以算得上一条次要的人才登庸途径。正式的博士弟子员额更经过昭帝由五十人增为百人，宣帝由百人增为二百人，元帝增至千人，成帝增至三千人；郡国并置五经百石卒史。中央的太学，配合上武帝以后郡国仿文翁在蜀所设地方学校，使西汉人才之在郡国者不仅有了孝廉的登庸机构，又有了正式的训练机构。
自此以后，地方上智术之士可以期待经过正式的机构、确定的思想和定期的选拔方式，进入政治的权力结构中，参加这个权力的运行。纵然这时其他权力结构，如经济力量与社会力量，都已经服属在政治权力结构之下了；一条较狭，但却远为稳定的上升途径反使各外的俊杰循规蹈矩的循序求上进。于是汉初的豪杰逐渐变成中叶以后的士大夫。对于任何权力结构，老百姓能否接受是这一结构是否能成为稳定和佥的第一要件；而老百姓中俊杰分子能否有公开的途径被选参加这一机构，则是老百姓愿否加以接受的要件。
另一方面，昭宣以后严格实行回避本籍的规定，对地方政府结构上起了根本性的影响。廻避本籍在汉代不处薪水规定，但是武帝以前执行并不严格，韩信、李广、袁盎、朱买臣等等在本籍作长吏的颇不乏其例。据严耕望先生研究，自下帝中叶以后，限制日严，西汉二百八十余任郡国守相的籍贯，绝无例外，都是外郡人。县令县长六十四令，丞尉七任，不但非本县人，且非本郡人。刺史五十一任，其中四十五人籍贯可考，也都不是本州人。仅京畿部分长吏不在此限。地方掾史却照例须用本地人，严耕望先生也作了很彻底的研究，证实顾炎武《日知录》"掾属"条：
《古文苑》注王延寿“桐柏庙碑”人名，谓掾属皆郡人，可考汉世用人之法。今考之汉不独此庙，盖其时唯守相命于朝廷，而掾曹以下无非本郡之人，故能知一方之人情而为碑皆然，之兴利除害。
由于长吏不及掾史熟知“一方之人情”，长吏的依赖掾史是必然导致的后果，韩延寿治君子的方法，“所至必聘其贤士”及“接待下吏，恩施甚厚”，即是一个例证。《酷吏传》中的人物，也一样需要掾史的协助，王温舒为广平都尉，“择郡中豪敢往吏十八人为爪牙，皆把其阴重罪，而纵使督盗贼”。其中素行不检的掾史就难免借此聚敛，作威作福。哪王尊任安定太守，即曾教敕掾功曹，“各自底厉助太守为治”，而处罚其中贪暴的张辅，《汉书·王尊传》：
“……五官掾张辅，怀虎狼之心，贪污不轨，一郡之钱，尽入辅家。然适足以葬矣。今将辅送狱。……”辅系狱数日死，尽得其狡猾不道，百万奸臧。
又如《薛宣传》：
（栎阳令）贼取钱财数十万，给为非法，卖买听任富吏，贾数不可知。
掾史以其接近长吏，近水楼台先得月往往成为察举的对象。文翁在蜀，先从郡县小吏中选拔开敏者，遣诣京师，学成回郡仍为郡中右职，"用次察举"，最后有官至郡守刺史。文翁的设施的后半段，从右职中察举，可说是郡吏与察举两个制度的自然连结。严耕望先生曾列表统计两汉郎吏，其在西汉以孝廉除郎者只有十一人：王吉、王骏、盖宽饶、孟喜、京房、冯谭、冯逡、师丹、班况、杜邺及鲍宣。以下是他们的出身：
王吉：以郡吏举孝廉为郎。
王骏：以孝廉为郎。
（龚胜：为郡吏，三举孝廉，以王国人不得宿卫。）
鲍宣：为县乡啬夫，后为太守都尉攻曹，举孝廉为郎。
京房：以孝廉为郎。
盖宽饶：明经为郡文学，以孝廉为郎。
冯谭：奉世长子，太常举孝廉为郎。
冯逡：奉世子，通《易》，太常察孝廉为郎。
杜邺：以孝廉为郎。
师丹：治《诗》，事匡衡，举孝廉为郎。
孟喜：受《易》，举孝廉为郎。
班况：举孝廉为郎。
其中不可考者四人，以外戚举于太常者二人，以明经举者二人；此外三人都由君吏察举，比外戚和明经各多一人。不过总数太小，不能由此抽绎任何结论。此外，贤良方正、茂才；或公车特征中有六个人曾为郡吏；巂不疑、魏相、赵广汉、文翁、朱邑及楼护。早于武帝者只有文翁一人，在武帝世者只有巂不疑一人，其余均在武帝以后。
综合说来，西汉中叶以后的士大夫显然已与察举到中央的人士及地方掾史群，合成一个“三位一体”的特殊权力社群。也就是说，士大夫在中央与地方都以选择而参预其政治结构，构成汉代政权的社会基础。
三四 汉代知识分子的学术活动
知识分子的定义是受过教育的人士，因此知识分子必然有另一项社会功能，知识的追求及知识的传授。本文将由知识分子的学术活动分析其类型。
第一类是文学家，如司马相如一类人物，以辞藻之美为文学侍人，别无其他知性活动。不过在《后汉书·文苑传》中的文学家，则无复如西汉辞赋作者那样的专业性了。
第二类是经学家，其中当包括两《汉书·儒林传》的全部人物，并兼及马融、郑玄、贾逵诸人。自从五经立博士以后，每经各有立于学官的几家师说。经古文今文学派之争，事实上涉及意识观念少，涉及禄位利权者多。儒家典籍，因为相斥百家而取得了经典的地位（纬书是神圣传统的衍生物，故不另论）。一旦成为经典，必有其相应而生的权威性和神圣性。于是经不家最重师承，以保持其神圣传统。经学每多在一个家族中屡世继承。西汉如此，东汉也如此。欧阳氏传《尚书》，一家担任博士八世之久。经学传统也因此一方面具有保守的特征；另一方面，支派曼衍，越分越细，重训诂辞章，而失落了经学义理的本旨。《汉书·艺文志》有一段评论：“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传经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交，至于二三万言。”
烦琐之极必有反正。汉世两次由皇帝召集经学会议，一次在宣帝甘露三年，“诏诸儒讲《五经》同异，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临制称决焉”。又一次在章帝建初四年，也为了“《五经》章句烦多，议欲减省”，“大夫博士议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最后皇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奏议》。”均是由皇帝以政治权威肯定经典的权威。
另一方面，又有若干不拘守家法的通儒如马融、郑玄诸人都兼通数经，担起综合的责任，贯通各家异文，甚至打破今古文的界限，使经文通读恢复本来面目。除郑、马二人以外，郑兴、郑众、范升、贾逵，也当属于这一类综合工作者之中。在经典因为信仰而居于神圣地位时，学者持守传统甚严，这种综合的工作殆不可能。但一旦经典因烦琐而必须乞灵政治权威肯定其地位时，这一番整理梳爬的工作反而有其必要了。
经学家的职业大抵为讲学教授。立于学官任博士的经学家讲学于太学。其支派弟子则为私家讲学。一位大师，弟子少则数百，多则逾千成万。尤以东汉为盛。据《汉书·儒林传》赞：“一经说至百万余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后汉书·儒林传》论：“其服儒衣称，先王，游痒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对比两书，西汉大师中只有《申生传》中有弟子千余，眭孟有弟子百余人。而在东汉《儒林传》中，几乎触处均有成千累百的弟子。由此也可见东汉知识分子的众多及活跃。
第三类为著作家，包括所有有创作的学者。其中当然又可大别为两个分类。一是博学多闻，整理已有的知识。如刘歆之整齐旧书，班固、蔡邕之史学著作，甚至桓宽之《盐铁论》，桓谭之《新论》，都当归入此类。另一类则是有创见的著作如：《淮南子》，董仲舒之《春秋繁露》，太史公之《史记》及扬雄之《太玄经》，甚至《京房传》，延寿之卦气理论，此类作者志在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立一家之言。两类相比，第一分类撰述为主，其方法是历史性的；第二分类则往往是形而上学的著作，方法是哲学的。即如《史记》，明明是史学作品，但太史公的抉择出于自己历史哲学的观点，组织也戛戛独造，前无古人。凡此著作家，道于创造性的学术活动。扬雄尤为其中最有创作能力者。《太玄经》虽说仿《易》，但以玄代道，以数字象征代表现象，组织一个以数字为语言的形上学以解释宇宙的本体与变化。
第四类则是方术之士，汉代的方术包括星象历算医药以至风角占卜，《汉书·艺文志》列有方术三十六家。其实还可加上农家如《氾胜之书》等。这些著作大抵可以相当于今日所谓科技类的作品（风角占卜在今日为迷信，在古代则也是原始科学的一部分）。其作者则只有张衡稍有事迹可考，他的天文理论及技术也足以称道。论方术之士的社会地位，除张衡本身别有功业外，大致都不甚高，或倡优畜之，或在市肆逐微末之利。
第五类则是批评家，如王充，而扬雄、桓谭也常有对学术的批评。《论衡》一书其论据未必服人，攻击精神则十分勇猛。王充不依傍学派，疾忌虚妄，重视知识。虽然其地位在中国学术史上不必如胡适之先生所强调的重要，仍不失为着重知性的知识分子。
今日知识分子大学术工作上的任务，以追求知识最为首要。知识的累积是由已知求未知，其中包括整理旧学探索新知两个阶段。但是在第一个阶段的工作，整理旧学（已知）只是为了由已知更迈进一步。另外一面，在任何神圣传统下，学问不是为了探索未知，而是在肯定神圣传统已经是圆足的前提下，重新组合神圣的内容，无目的在为先圣立言，搜寻未发挥的意义，以及引申神圣传统未解释经典未载的事物或现象。这种知性活动，当可称为求智慧。智慧与知识实在是不同的。智慧求圆足，知识则不以圆足为其特点。以此标准，汉代经学家一型的学术活动，当属求智慧，只有创作家的分型，虽然往往是形而上学的思想家，其知性活动有求知识的趋向。不过董仲舒、扬雄的创作也在求取一个圆足的系统，其目的仍是为了智慧。王充对于神圣系统的知性活动取怀疑的态度。是有所破；但是他的《论衡》中并未有所立，这也是受其时代的限制了。至于文学及方术二类人物，前者追寻的是文字的表现艺术，后者以实用为目的，求知识只是手段而已。
汉代知识分子的主流，由其知性活动的性质说，与今日的知识分子并不同科，在政治活动的角度来看，汉代知识分子逐渐肯定了一个理想的秩序，因此可以自己悬道德为个人修养的鹄的，也因此可以用理想世界来督责现实世界。知识分子与官僚组织的结合，则一方面赋予知识分子扩大影响力的机会，另一方面也使知识分子的视野永远被局限在政治活动的范畴内了。神圣传统与政治视野相重叠的结果，汉代的知识分子虽有空前的影响力，虽有十分优越的教育机会受知识分子扩大与延续，然而知性的活动势必表现为保守的与排他的，能"炒冷饭"而不能以大批受教育的知识分子，以开放与批判的精神，领导文化走向更高层次。汉代的知识分子因为浓重的政治趋向而获得社会上无可否认的领袖地位，但是这番胜利也限制了此后的发展。这也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两难之局，由汉代直到近代，中国的读书人始终受困于这个难题。
三五 汉代知识分子的六种类型
汉代知识分子是先秦的诸子百家继承人，以儒法二家尤为重要。儒家与法家都以改革政治为其使命，因此汉代知识分子对政治有无法割舍的兴趣。正是儒家的士（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有政治的特征，这是本文必须包括政治性角色的主要原因。
最早出现的政治性角色，是叔孙通一类人物，以其知识的实用价值为政治权威服务。此种人物可称为政治权威的依附者，包括叔孙通之流，明礼仪知掌故的诸生，也包括明律法政令的文吏在内。事实上，这一类型是官僚制度的主要成员。符合韦伯所谓具有专门技能的专家。专家们并不具有任何个人的理想，可以为任何掌握统治机器的权威服务。规章条例繁杂苛细，不是普通人所能了解，处理政府簿书，已非专才不可。因此汉代法律与经学一样均多世家，父子相继，家世传授，西汉的于氏，东汉的郭氏，均是以律法传家，甚至地方吏掾，也有世袭的情形。同理，礼学专家也多世袭，如普徐氏世为礼官大夫，也是由于礼仪复杂，非素习不能。这一类型的人物，以知识为换取禄位的工具，夏后胜每讲授，常告诉诸生：“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学经不明，不如归耕。”知识只是商品而已。
第二类是理想型，如董仲舒一类知识分子，努力建立一套理论，希望用知识多少约束节制政治的权威，此中第一流人物，如贾谊，辕固生等人，颇能因为有道德勇气而不轻易屈服者，是以贾谊曾说：“主人遇其大臣如遇犬马，彼将犬马自为也；如遇官徒，彼将官徒逢为也。”其中特出的极端人物，则是眭孟、夏贺良、京房诸人，持守理想，以至用理想要求皇帝退位。其次也可以儒家理想，纠弹现实政治，萧望之，鲍宣之类为数甚多。然而汉代的理论系统仍以维护君主政体为前提，因此儒家思想往往不免迁就专制政体。即使大儒如董仲舒，以及第一个拜相的儒生公孙弘都不免以儒术缘饰。西汉晚期的名相翟方进，以儒学起家，在朝方正，豪强畏服，然而仍不能自免于希旨以固位的毛病，所谓“知能有余，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缘饰法律，号为通明相。”是以班固在几位儒家丞相合传的传末感叹：“自孝武兴学，公孙弘以儒相。其后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宫及当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传先王语，其酝藉可也，然皆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彼以古人之迹见绳，乌能胜其任乎？”以上二类政治性知识分子，事实上均为官僚组织的一部分。汉代的知识分子中，这二类无疑是仍最主要的部分，只是眭孟诸人不多见耳。
在知识分子获得极重大的社会影响力之后，有若干知识分子开始以理想的世界来绳墨现实世界，这是第三类的角色，可称之为批评性的角色。在西汉时，这种人物不算多，但《盐铁论》是儒生集体批评。在东汉则有好几位代表人物，如王符、仲长统、崔实，都能以在野的身份，论刺批评当世政治、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弊病。东汉由中期以后，社会危机，如土地集中，贫富悬殊，豪强显贵横行一时。王符、仲长统、崔实诸人的理论，确实是针对这些现象而发。然而若是知识分子没有针砭当世的使命感，没有一个衡量制度长短的尺度，没有一个好恶分际的理想，他们不可能具有批评的能力与决心。同时，若没有大批知识分子作为读者听众，没有别的知识分子为他们传布和保存这些议论，他们名位不显，批评了也不会传留。因此，必须在知识分子 群体已经成长到举足轻重的地位时，有群众，有影响，批评型的角色才会出现。
第四类的角色是反抗型的知识分子。东汉的党锢事件，即是这一类的角色。由李固、陈蕃、李膺、张俭、范滂以下的知识分子，他们为了维持理想中儒家中君主政治，不畏强御，与外戚宦官生死相搏。殉者视至如归，生者前仆后继，为中国历史知识分子立一勇敢不屈的典型。他们之敢于如此，一则京师又为人文荟萃，二则全国的知识分子经常接触，形成了舆论，可以评论时政，月旦人物。范晔在《党锢传》序谓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开展业务伍，于是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声名，互相题拂，品覆公卿，裁量执政。又谓太学诸生三万余人，郭林宗、贾伟节为其冠；并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自公卿以下畏惧他们的贬议。到发动时，加以援手者比比皆是，破家三族在所不顾。要言之，这批反抗型的知识分子有群众，也追捕党人时，天下骚有群体的不认同，而更要紧的，他们具有知识分子善善恶恶的自觉。
第五类可称之为隐逸型的知识分子，由汉初四皓不应高帝召命，汉代知识分子中已有了隐逸的典型。《史记》以伯夷、叔齐、鲁仲连为第一等人物多少象征了司马迁在专制压力下无所逃死的精神避世所。先秦诸家中，道家原以隐逸为重，儒家用进退藏，或任或清原有入世出世两条选择。东汉重名节，不应召辟也是时论所尊重。汉代《逸民传》中人物及终生不仕号为处士的学者，矫情沽誉的人不少，然而大多数知识分子若在目击时艰时摆着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无法妥协时，逃世自匿，也是诚实的作法。
第六类则是地方领袖型，这一类事实已兼跨上列各类中的若干人物，在其未仕前或退休后，大率都具有地方领袖的资格。第五伦是一个例证，他在王莽时组织宗族闾里以自卫。后为乡啬夫，得人欢心。中途退隐以贩盐自给，变姓名以自匿。及仕光武，职任修理，而纠弹贵戚，方正峭直为时所惮量身具有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及第五类诸种身份。《逸民传》中的逢萌曾任亭长，后来赴长安学《春秋经》，王莽时隐居劳山，吏来捕捉，当地人民居然集众捍御，俨然是当地的领袖。又如《独行传》中的刘翊，家世丰给，守志卧疾，不屈聘命，是第五型人物，及遇种拂守郡，为名公之子，则起为功曹。在任抗拒朝贵为民全利，行为同于第三型第四型人物。黄巾乱时，刘翊救注乡里孤寒乏绝，资食数百人，则是地方领袖。
综合这六个类型。后面四型都以东汉为盛，其原故为由于知识分子阶层已成气候。知识分子以理想世界来衡量现实世界，遂产生有淑世以救世及逃世以全节的矛盾。以个人言之，对于意念与理想，愈忠实愈认真，其以理想责备现实愈甚，则其对社会疏离的程度也愈深。反之，对于社会现实及正统观念愈深，则淑世之志愈切，于是投身政治直接参与。但因此一念之间，有太过迁就而损害其原有理想者，也有因抗拒而以身殉者。至于为乡里表率，为地方领袖，仍是知识分子的隽英地位所必致的角色。中国儒家治天下的任务原由乡党亲族开始；因此在无法治平时，为一方的福祉尽力，也是好的。再以知识分子群体意识言之，群体力量越强大，群体的自觉与使命感也越迫切。因此，上述六型中第三、第四及第五三个类型，只能广泛的出现于东汉而罕见于西汉。大致中国的知识分子，时时都在淑世与自好两端之间动荡，圣之任者与圣之清者都不能两全，而圣之时者是一个高悬而难以达到的鹄的。
三六 汉以后大族形态的变化
从社会方面，可以看见秦汉以来大家族形态的改变。南北朝的大家族由社会性转化为政治性，由地区领袖转而为中央官僚，终于在唐代成为中央统治层的一部分。但是唐代以后，演变方向逆转，一些全国性的大族分裂成许多地方性的大族。唐朝的大族往往已经分房分支，《唐书·宰相世系表》即指明了房与支。分房分支的现象实际上反映了全国性的大族已经名存实亡；而地方性的大族亦逐渐分裂。宋明以后，科举制度在社会变动方面有显著的作用，以致有地方性精英（即缙绅）出现。缙绅常在地方著姓中传承，但基本上以个人的方式出现。因此，明代以后，地方精英“富贵不过三代”，罕有长逾四五代而家声不坠的家族。最常见的情况是，一个家族的社会地位呈波状起伏。前三代起上去，后三代跌下来。这种大族延续的情况又与唐代宰相世系里面的大族不一样。明清时代的社会地位基本上是个人的，社会精英也是地方性的。精英持续的时期不过两三代，于是能够建立的关系网也因为持续的时间不够，而只有比较局限的影响力。整体说来，大族的影响在整个中古以后的演变，越来越趋向地方化、个人化。
三七 理想成为正统后常会发生僵化
回顾人类的历史，崇高的理想，都曾有过被曲解与僵化的时候。我以为，曲解与僵化理想的情况，竟往往正是在理想成为正统的时候发生的。当理想只是在圣哲的少数信徒中流传时，理想不会被曲解，因为他们往往不惜牺牲自己已有的一切为了理想而奋斗，他们也未必能由此中获得一己的私利。在这个阶段，理想也不会僵化，因为这些早期的领导人，仍会继续不断的修正其理想的内容，使其周延更开阔，内涵更丰富。
一旦理想成为正统，信徒成为当权派时，乌托邦固然有了付之实现的机会，理想却也就难免被曲解与僵化了。举历史的实例来说，儒家思想在汉代成为正统后，经学失去了活力，可以为了“曰若稽古”四个字，或是“春王正月”一句话，经生可以写上几十万字的解释，经、传、注、疏，一层一层的解释，虽白首穷经，仍只是在零零碎碎的地方钻牛角尖。基督教在中古欧洲是正统，于是也有繁琐神学专做钻牛角尖的工作。甚至有人研究针尖上可以站多少天使。汉代的儒生及欧洲中古的僧侣都变成了当权派。他们的心思，大约放在保持禄位的时候多，放在实现理想的时候少。繁琐经学及神学的出现，并不为了加深与扩大原有的乌托邦理想，却是为了加强正统思想不容冒犯的神圣地位。因此，理想成为正统的日子，也就是理想死亡的日子。
若要理想不致死亡，信徒中必须有人放弃当权派的地位，站在旁边时时砭缺失，拾遗补阙，提醒当权派不要买椟还珠，不要本末倒置，不要放弃了理想。这些真正的信徒更必须认清，理想永远要有提升的过程，理想方能常继续作为人群憧憬的目标。因此，这些真正的信徒中，必须人不不把理想当作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而经常不断的为理想汰旧换新，不断的灌注新的生命，添加新的成份，使理想不致僵化，使理想的内容经常与时代的需要相呼应。当然，理想中最主要的精神，如果真正有价值，真金不怕火来烧，应仍旧可以保持不失的。
由于当权派往往念兹在兹以保持地位为首要任务，他们必将上述那些信徒当作叛徒，他们也必将提升修正后的理想当作异端。耶稣自己就因此而上了十字架，朱子在世时，其学说当作伪学。因此，在当权派的力量是越稳固，当权的组织越严密时，敢于挑战的人越难以出现。
孙中山先生一生从事革命，即是对于那时当权派的挑战，要为古老的中国翻出一个美好的未来。他的理想，终其一生，继续在提升扩大，也不断的丰富其内容。由素朴的种族革命，添加社会革命，添加民主制度，一步一步继长增高，终于完成了三民主义的思想体系，也提出建国大纲建国方略为具体的方案。孙中山先生的乌托邦，包容了儒家、基督教、社会主民主政治及近代民族国家，各种来源的思想中因素。他的思想体系并不僵化，因为他经常不断的在修正与扩大。他的朋友与信徒之中，也颇有人为他的思想作修正与阐释的工作。
到孙中山先生的思想成为“遗教”，到三民主义成为正统时，我想，在生都还记得，当年在文武学校的三民主义课上，讲解与讨论的繁琐有多么严重！于是，三民主义僵化了，三民主义也失去了应有的说服力。
任何理想成为正统时，信徒变成当权派，或则囿于私心，或则为日常事务限制，忘了当权的意义是为了实现理想。于是，理想成为正统时，真正的信徒不见了，攀龙附凤的权力集团出现了，欧洲中古的僧侣，中国传统社会的缙绅，都是这种权力集权的实例。今天，我们也该问问，三民主义成为正统已有半个世纪以上，中国，甚至执政党中，还有多少位真正的三民主义信徒吗？信徒的人数多了？还是少了？
在历史上，正统思想也有起死回生复活重生的纪录。基督教的宗教改革，结束了中古时代僵化的局面，欧洲中古的文化中心在地中海区，而宗教改革的几个主要教派都在中心区以外的边陲出现。中国的儒家，有过宋代理学的一番大改革，而集大成的朱子，在中央政府只有过极短暂的经历，他的思想发展及传布，都在福建、江西与湖南，其他类似的例证还很多，此处也难以一一列举。
三八 实现理想的两类途径
在人类历史上，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明，都有过一些特出的人物，不满于当时当地的现状，提出若干理想，作为更美好的远景。这些人物，有的把希望放在天国，也有的把希望入在人间。有的人只是提出这一番希望；有的人则更提出了使希望实现的途径。他们悬为鹄的远景可称之为乌托有利于，因为在他们提出这番理想时，天地间还没有这样具体的一个社会存在。
我今天所说的乌托邦，其定义无比语源Thomas Moore的Utopia为广泛，乌托邦当是代表人类企求的完美境界。因此，柏拉图的“共和国”是一个乌托邦，孟子的井田制度是乌托邦，《礼记·礼运》的大同世界也是乌托邦，孔子的老怀少安，墨子的兼爱，耶稣的复活重生，也都是乌托邦的意念。说得更具体一点，人类任何求改善生活的理想，都当地乌托邦定义中有其一席地。
从人类由浑浑噩噩求生活的日子，一步一步的扩大了生活圈子，丰富了生活的内容，也不外是为了不甘心只是满足现状。大致说来，自古以来，人类求改善自身生活的途径不外两途，一是追求人的超度与解脱，一是寻索完美社会的实现。前者是自了汉的作法，大多数的宗教理想属于这一范畴。后者是淑世的作法，中国的儒家最能代表这种精神。自了汉及身而止，社会的改善，仍是淑世圣哲的贡献；人类历史的开展，在我看来，大半有赖于这些圣哲提出不朽的启示。
有些人类的理想，也会部分的实现。今天的世界，即使最落后的地区，也已文质彬彬，不再是赤裸裸强凌弱的局面，至于几个主要的文明，几乎已弥漫及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些主要的文明，可说都是人类努力使理想渐渐实现的实验工作。然，人类终究还离完美的理想境界十分遥远。
三九 比较诸葛亮与曾国藩的用人能力
诸葛亮是中国历史上几近于完美的政治人物，《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评诸葛亮“将略非其所长”，结果他自己被后世责骂了一千多年，诸葛亮是历史上我们几乎无法触及的完美人物。曾国藩则是近代史上优秀的人物之一，姑且不论他是否应该攻打太平天国，他挽回了濒临灭亡的清朝，在他的带领之下，几乎瘫痪的清朝军队制度、政治制度、地方制度、税收制度都开创了新的局面。而他的手下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都是中国接受现代化的科技、管理制度、政治制度最主要的领袖。
诸葛亮和曾国藩的不同点在于继承人的栽培，诸葛亮是了不起的政治人才，他还未出山前就看清了天下大势，其实他很明白蜀汉无法中兴，它所领导的根据地不够，荆州失陷之后，蜀汉就没有复兴的希望了。诸葛亮对于这些看得很清楚，但他“逆天行事”，硬打下了三国分立的局势。然而他在培养接班人的工作上则做得不尽理想，诸葛亮有人无地域偏见，与之同时掌权的人是由荆州、襄阳之间所谓“荆襄集团”延揽至四川，他将这些人与巴蜀人物并用，而其所培养的接班人，《前出师表》所提及者，一半以上后来确实担任了他所期望的职务，包括蒋琬、费祎、姜维，都相继接下领导蜀国的责任，然而衡量这三个人才，却无一真正足以担任栋梁之材。诸葛亮一生谨慎，这三人也正因其行事谨慎而受重视，但诸葛亮除谨慎细心之外，有敏锐的观察力与广博的眼光，而这些人却远逊于他。这是他观察错误之处，忽略了一旦环境改变时，他们没有独到的眼界，便无从发展。晚年所培养的姜维，确是有气魄、有热诚、有眼光，但缺乏谨慎细腻。诸葛亮布局错误，倘若能以有眼界、有气魄者为接班人，再以谨慎细心者辅佐，或能避免他死后令人棘手的难局。
曾国藩因告丧返乡，后来以湘军一旅之众开创出天下新局，湘军的将领均出身曾国藩的门下弟子，皆是儒生，武将出身者并不多。在这一过程中，湘军诸人就是靠彼此之间的归属感而结合为共同体。等到创出局面后，曾国藩便着手栽培接替人，左宗棠才大气足，但非常傲慢，而曾国藩愿意栽培他，给予兵饷，给予发展之机会，使他有机会从浙江、福建打出新的天下。曾国藩的幕僚之中人才济济，而李鸿章，除好吃懒做外，没有其他特长。但曾国藩却看出他眼光敏锐，对问题的判断能一针见血正中要害。所以曾国藩常责骂李鸿章，折他的骄气，一方面却训练他，与他计谋策略。曾国藩所栽培的人才，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领导者，甚至到今日仍有所影响，现今的财经人物，追溯其源流是自曾国藩一脉而下的技术官僚管理系统。整体而言，对中国贡献着实不小，这些人才，都是在栽培接替者的过程中相继被训练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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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8-8-6 02:37 PM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老师,你备课用了多少时间?
这要用很久时间才能记下来的,
